序言一

本书的撰作，得益于多方的帮助。对于相关的机构，我要特别感谢洪堡基金。他们多次慷慨的资助，在许多方面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让我得以有几次机会与特别令本人感激的田浩（Hoyt Tillman）教授一道工作。第一次见到田浩教授是在2000年。当时，他获得洪堡研究奖，在慕尼黑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结识田浩教授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宋代学术，由此我们共同撰写了这本书，又进行其他一些项目。田浩教授不仅是我的指导者和同事，也是好朋友。2002到2004年，洪堡基金又继续资助本人，接受田浩教授的邀请，前往位于美国坦佩市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这两年的研究奠定了我对《中庸》进行分析的基础，相关的研究内容就是本书的前三章。非常感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诸位教师和管理人员，是他们使得我在该校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如果没有慕尼黑大学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叶翰（Hans van Ess）教授以及贺东劢（Thomas O. Höllmann）教授不断的帮助，我不会取得现在的进展。他们不仅积极推荐我经常出国从事研究，还总是在我需要生活或学术指导时充当我的良师益友。

林庆彰教授在现代社会推进经学研究的热情，值得全球学术共同体永久感激。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他邀请我参加2002年的宋代经学国际研讨会，并让我在2007到2008年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在文哲所与李明辉先生进行了大量关于宋代儒学史的讨论，此外，与杨晋龙、蔡长林、蒋秋华先生的讨论也大大丰富了我对12世纪儒学传统的理解。非常感谢“中研院”的博士后项目。

还要向王安国（Jeffrey Riegel）教授表达我的谢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他使我对他早期著名的《中庸》研究著作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让我得到了他尚未出版的学位论文的复印件。

汉堡大学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教授在如何进一步加强本论题的研究方面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此深表感激。

在海德堡和卢布尔雅那的会议论文发表过程中，成中英教授、闵道安（Achim Mittag）先生和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先生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评议。

我还要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致以谢忱。尤其是在2004年，他们邀请我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提供机会，让我参观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

就在本书的初稿即将完成之际，台北的政治大学陈逢源为我提供了他研究北宋道统思想的重要论文。他的慷慨之举，令人感激。

本书的撰作，大大得益于贝克定（Timothy Baker, Jr.）教授和林素芬教授的帮助。贝克定教授在书稿付梓之前对手稿进行了细致的审阅，林素芬教授与我在各种不同场合讨论道统问题，在我初稿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注释。

在研究过程中，众多的友人们在学术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因为人数太多，我不能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内心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我还是要对中国数百年来的前贤往哲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正是他们留下的大量珍贵的著作，启迪了我们的智慧。

当然，我要向我的妻子高琼铃女士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虽然我不时感到有点茫然，又经常外出开会或进行研究，但她总能找到机会，用她的微笑、超常的耐心和理解力让我振作起来。本书由我撰写的部分，就是献给她的。

谢谢大家！

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

2011年6月于慕尼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