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蘇繼廎先生舊藏清抄本《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時下期刊網絡，述及藏書之家，每喜展示書房景象。房間格局或寬敞或狹促，書籍陳放或規整或雜亂，真正懂書愛書的觀摩者大多並不在意，目光所向，往往是書的名目，更想看看樓主有什麽珍稀的收藏，而不是存放書籍的書屋和書橱是否富麗堂皇，這正應了過去流行的一句老話：“有書真富貴。”不過所謂珍本秘籍，實際上可以分成兩大不同的類别：一類側重版刻形式和年代的藝術價值，另一類側重文字内容的史料價值，前者多爲達官貴人所重，後者多爲文人學士所藏。這兩種書房内的景色或品位，差别是很明顯的。

不過，時至今日，文人學士的書齋，大多已經略無藏書可言。我輩只能通過書目，依稀領略昔日的景致。最近承蒙友人相示，看到一份蘇繼廎先生在文革期間書寫的藏書目録復印件，自題“蘇繼廎的書籍清單”，正文首書“恭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萬壽無疆　萬壽無疆”，其下爲簡要説明，謂“本人四十多年前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因爲參考的便利和自求深造的需要，就好收買新舊書籍。以後也是如此，因此歷年所收，總計當在一千種左右。今特將本人現存各書開列清單於後，其中有舊刻本，稿本，新舊抄本，校本，以及現時很少見的排印本和影印本都有。政府如認爲其中有值得成爲善本的，自應檢出捐獻，俾可永久保存”。經歷過那個特殊年代的愛書人，讀到這段文字，恐怕都會感同身受，涌上一股深重的酸楚。

蘇繼廎先生在這份藏書清單前復寫有總體説明云：“此書單分爲四類：甲類大部分是綫裝書，惟亦有絶少數他種裝訂書；乙類是敦煌遺書；丙類是舊梵本佛道二經；丁類是日本人所寫所刻的佛經。”我所看到的復印本，只有上述甲、乙兩類書籍，展卷一讀，從宋刻元槧，到名人批校明清佳本，以至孤秘罕傳的寫本抄本，誠可謂琳琅滿目。即使按照當時較高的標準，大部分也都是名副其實的善本；現在看來，則有更多的書是在“應檢出捐獻”之列。

除了一般的珍本善本意義之外，由於長年關注古代中西交通等史地問題，蘇繼廎先生藏書的一大學術特色，是十分注重古代地理書籍，不僅數量豐富，而且一些特别重要的典籍，還已聚成比較完整的系列。例如《水經注》藏有明嘉靖黄省曾刻本、萬曆吴琯刻本、萬曆朱謀《水經注箋》校本、日本松崎氏過録王國維校朱謀《水經注箋》本、清康熙項絪群玉書堂刻本、乾隆年間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戴震校本，以及原刻本汪士鐸《水經注圖》等。又如《穆天子傳》藏有明范欽天一閣刻本、吴琯刻本、程榮刻本、“獨山莫氏録五硯樓影宋本校”本，以及成蓉鏡手批道光刻陳逢衡著《穆天子傳注補正》本。這樣的收藏，爲深入認識相關問題，會提供很大便利，而今即使財力雄豪，也已經很難備置於一室。

學者書架上的善本書籍，除了像《水經注》和《穆天子傳》這樣的名著之外，往往會有一些看似平常而實際比較重要的稀見之本。在蘇繼廎收藏的地理類書籍當中，有一部書題作：“《蜀道紀逰》二卷，清李德淦著，嘉慶刻，二册。”嘉慶十二年，作者李德淦在安徽涇縣知縣任上，遠赴四川，押解兵餉，這部書就是李氏此役的行程記録，記述沿途山川物産習俗甚爲詳明，研治史地者頗足參證。印本刊刻於嘉慶十三年，内封面署曰“學修堂梓”。審其卷末印有涇縣學者趙紹祖跋語，而刻書所用紙張、版式、字體都與同一時期趙紹祖氏刊刻的《通鑒注商》、《新舊唐書互證》等古墨齋自著書籍相同，所以，應當同在涇縣當地刻印。這一年代的清代刻本，時下的公藏書目大多並不會定作善本，但與趙氏古墨齋諸書傳世稀少一樣，這部《蜀道紀逰》也十分罕見，《販書偶記》正、續編都没有著録，罕秘若此，似乎就值得珍重藏弆了。民國時鄧衍林編纂《中國邊疆圖籍録》，雖然載有此書，却把書名錯印成“蜀道記逰”^[1]。今人編制《四庫未收參考書目》，復有錯印成四卷本者。後來王紹曾等編纂《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因未能見到原書，轉據鄧衍林和其他人的記述，同樣誤記書名，並附列並不存在的“四卷”這個卷數^[2]。這些書目，都不如蘇繼廎這份清單著録得準確。自數家珍，當然不容易出錯。

蘇繼廎舊藏《蜀道紀逰》内文首頁與卷首陳柄德序

像《蜀道紀逰》這類流傳稀少的晚近刻本，由於名頭不够惹眼，獲利空間有限，書商通常不會着力搜求，學人購藏殊爲不易，往往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只能依賴豐富的文獻學知識，長年累月，勤訪細察。對那些一時未能遇見而又確實需要的重要典籍，則只好退而求其次，購買傳抄的本子。在蘇繼廎先生這份藏書清單中，有一部《使喀爾喀紀程（草）》抄本，就屬於這種情况。此書刊刻於道光元年，作者爲清朝滿族官員昇寅，本書是他在嘉慶十八年夏天出使喀爾喀之役的紀行詩集，不惟“途路所經山川風物詭偉魁殊託諸篇章，備其情狀”^[3]，而且在詩集後面還專門附有一部分題作“紀程”的内容，一一記述途中各站里至與沿途風物，是研究口外蒙古地區地理的重要文獻，印本雖寫刻精雅，堪稱善本，却行世鮮少，難得一見。蘇繼廎先生也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刻本，只好收下一部抄本，以敷檢讀之需。

我等展讀此等抄本，尤易體會前輩學者羅致典籍的精勤。大半生鍾情所得，而今不得不一一列出待繳，還要爲之三呼萬歲，是書厄，更是人厄世厄。我不瞭解蘇繼廎先生藏書後來的命運，不過若干年前，曾在京城購得上文所説《蜀道紀逰》一書，可見未能整體保存下來。在這部《蜀道紀逰》上面，除了先生的藏章“蘇錫昌印”之外（蘇繼廎先生本名錫昌），還鈐有“積學齋徐乃昌藏書”楷書朱文長方印記，知本屬積學齋中清刻佳品，蘇繼廎先生自然會愈加珍重。近日忽聞蘇氏舊藏尚有部分珍品即將拍賣出售，並蒙友人相邀，得以先行觀摩，我首先關注的書籍，就是這種學人特色最爲鮮明的普通抄本。

在這批劫後幸存的古籍當中，有一部明末人鄭鄤撰著的《考定蘇文忠公年譜》，内容看似平常，不過是爲前代著名文人排比生平經歷而已，溯其由來，却殊爲沉痛，涉及明末一大政治事件。

本書作者鄭鄤，是明末東林黨的重要成員，籍隸常州武進。天啓二年剛剛考中進士，即因直接指斥閹宦魏忠賢，被貶秩外遣，回鄉閑居^[4]。天啓五年，魏忠賢借熊廷弼案羅織楊漣、左光斗等人下詔獄致死，鄭鄤又撰寫一篇《黄芝歌》，公然譏刺魏忠賢殘害忠良，一時流傳都下，愈加招致閹党仇恨，鄭鄤爲此不得不改名换姓，隱遁山谷^[5]。魏忠賢垮臺後，鄭鄤重又入京，但尚未補官與政，便與閹党餘孽温體仁發生激烈衝突，温體仁則反手相擊，以其個人生活品行不端爲藉口，在崇禎八年仲冬，傾害鄭鄤入獄，並試圖由此發端，向鄭鄤的好友、同榜進士文震孟和黄道周等東林核心成員發難，伺機一網打盡^[6]。

温體仁一輩給鄭鄤安設的罪狀，主要是所謂違逆人倫，“迫父杖母”（後來爲鑄成死獄，又誣以“姦媳姦妹”）。關於“迫父杖母”這一事件，明末以來，衆説紛紜。其中較爲質實的説法，應屬黄宗羲所撰《鄭峚陽先生墓表》、清人盧文弨所見當時明廷審理的案卷以及計六奇《明季北略》、文秉《烈皇小識》兩書講述的情况，大意謂“鄭（鄤）爲孝廉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吴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乩仙以怵之。吴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即令此婢行杖。行次，鄤不禁失笑。吴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構此局，遍訴三黨。於是喧傳有杖母之事。”^[7]

按照當時的社會倫理，鄭鄤的某些行爲舉止，確實很容易惹人非議。儘管那些同情鄭鄤的人，做過種種對他有利的解釋，至今亦頗有一些人因爲無條件褒揚東林黨人的緣故，仍然極力爲鄭鄤辯白，但我們看鄭氏摯友黄道周不惜一切代價挺身施救，不僅爲此失去入閣爲相的機會，甚至由此引發，最終導致鋃鐺入獄，却從未正面爲鄭鄤“杖母”一事做過辯解，就説明連他也並不認爲此事純屬誣枉。東林黨人黄景昉和陳子龍對鄭鄤品行亦頗有微詞，陳氏竟謂其人“本公論所斥，諸君子誤收之”^[8]，而明亡後顧炎武作詩咏及彼人彼事，更有“宵人何意附東林”之句^[9]，直將鄭鄤視作宵小奸徒，諸君所作評判，自當事出有因。總之，雖然誰都看得出來，鄭鄤入獄受審，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但他也確有貽人口實的瑕疵。惟金無足赤，世無完人，鄭鄤立朝大節，正義凜然，足以彪炳千秋，與天地長存，與日月同輝。

温體仁等人思强以欲加之罪置鄭鄤於死地，實施起來，仍遇到很多障礙。鄭鄤繫獄受審，因之持續很長時間。直到崇禎十二年八月，始强行定讞，鄭鄤終慘遭淩遲虐殺^[10]。在殉難之前，從崇禎十年二月底起，因刑部尚書馮英等堅持鄭鄤罪不至死，温體仁便指示人將其羈押場所由刑部西庫轉至錦衣衛南獄，也就是移送所謂“詔獄”，以期如願鍛煉成案。這次“移獄”，意味着向鄭鄤宣告了必死的結局^[11]。

這一年，鄭鄤四十四歲。假如能够逍遥世外，讀書作學問，正是黄金年齡，可他却是在飽受酷刑之後，深囚死牢，待人宰割。在這段人生最後的時光裏，鄭鄤的心緒反而非常淡定，將入錦衣衛獄之際，即口占遺囑詩云：“怨尤俱泯知天近，憂患無方學《易》過。四十四年今勘破，朝聞猶不恨蹉跎。”^[12]在同一牢房裏，關押着一位叫雷應元的人，隨身携帶有一套蘇軾的集子。鄭鄤自述云：“時宰方謀亟殺余，無片紙出入，幸從雷生借觀，不减東坡海外借得陶柳詩也。”^[13]

鄭鄤的詩文詞藻，在當時頗具聲名。黄道周上言解救他時，甚至講過“文章意氣，轗柯拓落，臣猶不如錢謙益、鄭鄤”這樣的話，將其與錢謙益齊名并稱，希冀崇禎皇帝能够惜才憐物，放他一條生路^[14]。而鄭鄤論詩，又一向推崇蘇軾，入獄前就曾多次應和蘇詩原韻，並有句云“獨步東坡白鶴吟”^[15]。今於絶命前得此東坡全集，適可引以自勵自慰，因謂蘇軾夢中所得“惟有不貪寶，凜然照塵寰”這一絶筆詩句，“廉頑立懦，斯以爲百世之帥也”^[16]。

在獄中重讀蘇詩這段短暫的日子裏，鄭鄤做了兩件與蘇軾及其詩作相關的事情。一是編録了一部蘇東坡詩選本，乃“簡鄤所時欲諷者，置枕案間”。鄭鄤附記識語云：“人間事何當之有？柴桑金馬，海外圜扉，是一是二，願從先生下一轉語。”^[17]這顯然是在借蘇詩來紓解悲憤。

鄭鄤在獄中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編纂這部《考定蘇文忠公年譜》。鄭鄤自序云：“舊有《東坡先生紀年録》，殊蕪漫。王五羊《年譜》刻於《坡仙集》後者，經李、焦二老所點定，較爽而少疏，其在《志林》、别集者不載見也。……長兒玨以余病癱，泣請金吾，同繫視疾，命日誦數章，日授而詮次之。乃覺坡公鬚眉朗然照人，千載上下，恍恍如對後之覽者，知《東坡先生考定年譜》，成於明後學鄭鄤繫錦衣獄之日也。鄤以崇禎丁丑二月廿八日移獄，閲四月之望而書成。”^[18]

鄭鄤提到的蘇軾舊譜，《東坡先生紀年録》的作者爲宋人傅藻，所謂王五羊者則是指宋人王宗稷。宗稷字伯言，五羊是他的籍貫，撰著的蘇軾年譜名爲《東坡先生年譜》。鄭鄤撰此《考定蘇文忠公年譜》，便是針對王宗稷舊譜的疏誤，加以訂正。

鄭鄤遇難時，一直在獄中照料起居的長子鄭玨僥幸免於同遭殺戮，從而得以將此年譜以及鄭鄤在獄中所删定詩集以及後來統名爲《峚陽草堂説書》的經學講義等著述帶回家中^[19]。鄭鄤著述在身後的刊行情况，記載不是十分清楚，惟崇禎十一年春鄭鄤在獄中所定十六卷詩集，明亡前曾刊行於世，但入清後版已不存。至康熙三年，少子鄭兢復擬重刻詩集，鄭玨又增益崇禎十一年春以後至罹難前新作詩篇，分爲兩卷，以及《國風賦》一卷、《楞嚴偈》一卷，成《峚陽草堂詩集》二十卷，謀付梓人，同時還一并刻有鄭鄤文集以及經學講義^[20]。檢崔建英著《明别集版本志》，著録有《峚陽草堂詩集》二十卷，清康熙刻本，鐫有鄭玨所書“弟兢謀付梓人”識語，應當就是這個合刻本中的詩集部分^[21]。民國時鄭鄤十九世裔孫鄭國棟謂“先太史《草堂集》三十六卷，康熙間魯庵公刊行”^[22]，似乎也是在講這個本子，即其《詩集》二十卷與《文集》十六卷。

鄭鄤這部《改定蘇文忠公年譜》，被編爲《峚陽草堂文集》第十五卷，理應隨之廣泛流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峚陽草堂文集》在當時流傳的範圍，實際十分有限。這一點，從邵長蘅和查慎行在康熙中期相繼考訂王宗稷舊譜的編年却都没有提及鄭鄤新譜的情况，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案邵長蘅有據王宗稷舊譜重訂的《東坡先生年譜》一卷，見所删補《施注蘇詩》卷首；查慎行有《補注東坡編年詩》五十卷，並撰《蘇詩補注年表》一卷，冠於《補注東坡編年詩》篇首，於王譜亦多有駁正）。緊接着，乾隆年間禁毁違礙書籍，“峚陽草堂集”又名列其間^[23]。觀詔修《四庫全書》之初，浙江巡撫尚采進有“《峚陽草堂集》三十六卷刊本”^[24]，可知在弘曆禁毁之前，還可以找到鄭鄤詩文集之康熙原刻全本，而厲禁之後，剩存的書籍，變得愈爲寡少。故王文誥在嘉慶年間撰著《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時，同樣也未能利用鄭鄤改定的年譜。

蘇繼廎舊藏清抄本《考定蘇文忠公年譜》内文首頁

及至咸豐七年（丁巳），有邑人名張士浩者（號震齋），始設法尋覓抄録鄭鄤著述的詩文部分，於咸豐九年（己未）刻印《峚陽草堂集》三十六卷行世，其中包括《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孰知“未期年而有庚申之難”，亦即遭遇咸豐十年太平軍將領李秀成東征蘇常之役，戰火焚蕩之餘，印本所剩無幾，就連鄭氏族人也未能保有全書^[25]，世人依舊難以獲讀鄭鄤的著述，以至民國時人稱當地舊志竟將鄭鄤此集記爲“已佚”之書^[26]。

明白以上背景，我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蘇繼廎先生購藏這部清抄本《改定蘇文忠公年譜》的緣由，並得以真切體會其豐富的歷史學、文獻學知識。蘇繼廎先生當年鄭重收儲此書，自然是由於《峚陽草堂集》之康熙、咸豐兩個刻本都傳世極罕，特别是其《文集》部分是否尚有舊刻本存世，在世間藏書幾乎盡歸國有的今天，仍然不大容易認定，故舍此抄本無以獲讀《改定蘇文忠公年譜》。蘇氏此舉適凸顯這部清抄本的獨特文獻價值。

蘇繼廎舊藏清抄本《考定蘇文忠公年譜》内文

這部抄本字迹精美整飭，間有朱筆校字，亦端謹不苟。抄書紙張印有墨格，版心處鐫“宋大詔令卷”字樣，板框右下角外雕印“夢珠樓鈔”四字。據云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宋大詔令集》抄本，所用紙張與之相同^[27]，應是同一時期抄録。又審文中“寜”字已經諱改爲“甯”，似屬晚清抄本。書卷首頁鈐“古愚室黄季直藏書”朱文方印，以及“曾藏太平蘇氏補讀軒”朱文長方印章。單本孤帙，既便庋藏，又宜展讀。

直至民國二十一年，亦即公元1932年，常州鄭氏族人始借録當地名士錢振鍠偶然得到的一部咸豐刻本《峚陽草堂集》，在錢振鍠和其他一些社會人士的贊助下，以當地民間盛行的廉價木活字排印三百餘部，分贈親友^[28]，包括《考定蘇文忠公年譜》在内的鄭鄤詩文，重又稍稍流布。不過，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直至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一直動蕩不已，書籍之厄，尤甚於以往任何時期。這區區三百餘部印本，能够存留於世者也已經數量無多。近年坊間匯印《四庫禁毁書叢刊》，收録鄭鄤詩文集，即用此民國活字印本爲底本，而其《峚陽草堂詩集》部分尚有闕卷，足以説明這種民國活字印本已屬罕傳秘笈。再加上各地公共圖書館占山爲王，爲讀者查閲書籍設置重重障礙，致使專門研究蘇軾詩文的學者，仍然不大容易注意到收録在鄭鄤文集當中的這部年譜。例如中華書局近年出版的孔凡禮著《蘇軾年譜》，稿凡四易，前後歷時十幾年始撰著成書，堪稱蘇軾行事和詩文編年的集大成之作，却還是未能參考這部與其具有直接關係的《改定蘇文忠公年譜》，就不能不説是一個小小的遺憾。這也更加顯示出這部蘇繼廎先生舊藏抄本確是難得一見的珍品。

千古奇冤，一腔悲情所繫，三百多年來若隱若現，不絶如縷。不知誰人有此因緣，得以寶諸於室。

2012年4月18日記

刊《國學茶座》2013年第1期，山東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