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以前文獻所見《三國志》書名

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有人述及陳壽此書，當推西晉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在陳壽去世之後，上表請求司馬氏朝廷采録這部書稿。唐太宗時官修《晉書》之陳壽本傳，摘要録有范頵的表文，書作：“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艶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録。”^[2]看起來似乎與後世通行的書名相符，不存在什麽問題，故范文瀾乃謂：“據傳文，《三國志》之名當是壽自定。”^[3]

然而，稍後劉知幾在唐中宗景龍年間撰著《史通》，記述同一史事，卻是另外一種寫法：

至晉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國志》，凡六十五篇。……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采録。于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4]

所説惟徒舉“國志”兩字，與《晉書》的記述明顯不同。不僅如此，劉知幾在書中提及此書，還屢屢使用這一稱謂，如稱“陳壽《國志》”，或謂陳壽“撰《國志》”云云^[5]。

雖然在《史通》當中，偶爾也能看到“三國志”的提法，但仔細斟酌，卻不像是正式的書名。如該書《題目》篇評論魏收《魏書》的標目方式云：

必如（魏）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者也。^[6]

文中“《三國志》”與“《兩漢書》”恰好相對爲偶，很像是爲凑成駢偶而綴加“三”字于《國志》之上，或者是爲拼凑儷句而采用了這種俗稱，而若所謂“三《國志》”云者，即指書中魏、蜀（漢）、吴三大構成部分。又如其論補注史籍事云：

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絶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説》之類是也。^[7]

這裏同樣是以“三《國志》”與“兩《漢書》”對舉。與此等儷句稍有不同的是，劉知幾在《自叙》篇裏講述自己少年讀書的經歷時談到：

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于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録，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8]

顯而易見，與《史》、《漢》並稱的“《三國志》”，依然是一種隨意的表述，而不是莊重的稱謂，同樣會對書名有所變易^[9]。

《史通》的論述，是在專門討論史書的撰著方法，因而需要反復展讀引證原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元和長慶間人李肇曾著有《經史釋題》二卷，“起《九經》，下止唐氏實録，列篇帙之凡，概釋其題”^[10]，宋人王應麟謂李氏有自序云：“經以學令爲定，以《藝文志》爲編；史以《史通》爲準，各列其題，從而釋之。”^[11]由此可見，《史通》正式稱述的史籍名稱，應該比較準確，在社會上具有很高權威。基于上述情况，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斷，劉知幾所據陳壽之書，其正式的名稱，應是題作“國志”。《史通》另有句云：“《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12]僅用一“國”字來簡稱該書，尤其能够證明這一點，而這正與劉氏書中引述的范頵表文相對應，這也就意味着《晉書·陳壽傳》載録范頵上表時恐怕並没有完全照録原文，而是依從當時通行的俗稱對文字有所改動。蓋《晉書》本傳記述陳壽著書事便是書作“撰魏、蜀、吴《三國志》，凡六十五篇”^[13]，其引述范頵表文，書名正與之相同。

東晉時期留下更多記載，可以進一步證明上述推測。如袁宏撰《三國名臣序贊》曰：“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唐吕延濟注云：“《（國）志》謂《三國志》也。”^[14]又如裴啓《語林》有句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15]

同時人常璩，在《華陽國志》中更不止一次提及《國志》。如謂“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已）詳矣”^[16]。又書中載群臣奏請李雄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耻之。（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彌縫《國志》之耻，以繼宣公之美。”^[17]還有其《先賢士女總贊》稱“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18]；其《序志》稱“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19]，所説《國志》，都是指陳壽之書。

不過《華陽國志》中還有一條與此明顯抵牾的記述，這就是在《陳壽傳》裏記云：“壽乃鳩合三國史，著魏、吴、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20]就文獻譌變的一般規律而言，在《國志》與《三國志》二者之間，更有可能後人根據當時世俗通行的稱謂來把《國志》更改爲《三國志》，而不大容易出現相反的情况。

《華陽國志》流傳到南宋寧宗嘉泰年間，就已經“刓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假守臨邛”的李在校刊此書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于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决，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譌謬，大略十得五六矣”^[21]。簡而言之，李這次校刊《華陽國志》，既無善本可資勘比，就只能依賴所謂他校、理校。在這種情况下，舊本當中保持的一些作者原貌，就很可能因其與後來已經産生變易的流行説法不符而遭改换，劉琳在校勘此書時就指出過一些這樣的錯誤。如當時曾依據《史記》、《漢書》的記載，將原文楚頃襄王時莊蹻伐取夜郎事，改訂爲莊蹻在楚威王時伐滇，使得常璩原文面目全非^[22]。所以，今本《華陽國志》謂陳壽書“號《三國志》”云者，很有可能也是這樣被李一輩刻書之人由《國志》更改而來（書中其他《國志》沿襲不改，應是被其視作簡稱，不像這裏講述正式的書名，非予以“改正”不可）。

劉知幾《史通》在記述因范頵上言而詔命河南尹就陳壽家中寫録《國志》一事之後，又提到南朝宋文帝令裴松之注釋此書的事情：

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吴録》，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于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以裴注本焉。^[23]

這裏同樣稱裴松之所注書名爲《國志》。相互參證，愈加證實其上文引述范頵表文，應當準確無誤。

劉宋文帝詔命裴松之注釋《國志》事，其更爲原始的史料，見《三國志》附刊所謂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文曰：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24]

唐人許嵩在《建康實録》中摘録此表，文字相同^[25]；宋人王應麟在《玉海》中引述這篇表文，也同樣只是書作“國志”^[26]，可證並無奪落舛錯。惟近人陶元珍乃謂劉知幾《史通》等處稱此書爲“國志”，“蓋由行文之便，……非是書總名有異稱也”^[27]；後來繆鉞等人也以爲“所謂‘《國志》’者，亦即《三國志》之簡稱也”^[28]，或謂這是“爲了簡約其辭，或便稱舉，或駢偶其文而已”^[29]。今案裴松之這篇進書表是上達天聽的莊重文書，而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云云是在復述宋文帝劉義隆詔書的文辭，不容隨意簡省，這段話亦並非駢句，足見“國志”二字必屬陳壽之書的正式名稱。

不過需要説明的是，所謂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係以“三國志”稱謂陳壽此書，似乎與表文所説“國志”相矛盾。實則這一表題，應爲後人擬加。如同宋元版本《新唐書》亦多附刊有提舉監修官曾公亮的進書表，其中有些刻本題作“進《新唐書》表”，而書中所鐫書名卻都依據作者題署的實際名稱鐫作“唐書”，二者是一樣的道理（歐陽脩、宋祁所修《唐書》，直到清乾隆隆年間刊刻武英殿本，始綴加“新”字）^[30]。蓋宋人自已習稱歐陽脩、宋祁所修書爲“新唐書”，譬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即均將此書著録爲“新唐書”^[31]；吴縝所撰《新唐書糾謬》，也是爲訂正歐陽脩、宋祁書的錯誤。因此，宋人刊刻此書時，便根據自己的習慣，將此進書表的標題，書作“進《新唐書》表”^[32]。類似的情况，又如曹魏時人何晏等撰著《論語集解》，進書表中本自講明此書“名曰《論語集解》”，而從《經典釋文》到開成石經、敦煌所見唐代寫本以及後世很多刻本（如《古逸叢書》覆刊和刻正平本、《天禄琳琅叢書》影印元盱郡重刊宋廖瑩中世堂刻本以及日本所刻出自何氏《集解》的天文單經本、宋蜀刻大字注疏本、宋建陽劉氏天香書院刻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本，等等），卻將此表視作《論語》的序文，在卷端題寫“論語卷第一並序”，或徑行題作“論語序”^[33]，陸德明且特地説明“此是何晏上《集解》之序”^[34]，清人劉恭冕亦云“此必是何晏等原式”^[35]，這與何晏等人原表的内容和性質更有實質性出入。

《三國志·諸葛亮傳》附載陳壽進上所纂《諸葛亮集》的表文，起首開列“諸葛亮集目録”，繼之撮述概况，謂“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接下來就是進書表正文，謂“臣壽等言”云云，固無所謂表題在焉^[36]。蓋所謂“進書表”者，本來應當與所進呈書籍一同奏上，沈約撰著《宋書》，甚至乾脆將進書表寫進終篇的《自序傳》^[37]，故後世進書表的通用格式，是要在表文中寫明“所有某書若干卷册，謹隨表上進以聞”的字樣（例如北宋吴縝的《進〈新唐書糾謬〉表》就是如此，又如南宋蔡抗奏上乃父蔡沈《書集傳》的表文也是如此）^[38]。檢《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抄本《説苑》，卷首前有宋人所謂曾鞏序文，實爲曾氏重新校訂此書時奏上的公牘；次接目録，接下來就是西漢末年劉向的進書表狀，首書“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説苑》雜事”云云，末稱“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謹上”^[39]，並未載有表題。又海源閣舊藏南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刊本《山海經》，開篇爲“山海經總目”，“總目”後隨即亦爲漢哀帝時劉歆（後改名爲劉秀）的進書表文，首言“侍中奉車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云云，末云“臣秀昧死謹上”，也並没有另外題署名目^[40]。現在常見的影印《四庫全書》諸閣寫本在卷首開列“提要”的做法，便是承此舊規，同樣都没有冠加題目。裴松之注孫策傳記，曾針對孫盛《異同評》等書的駁難，維護陳壽的記載，謂“《國志》所云不爲謬也”^[41]，可證稱陳壽書爲《國志》，確實是裴松之本人的寫法。

東漢人蔡邕所撰《獨斷》，記述朝廷行用各種公文的形式，謂“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42]，陳壽、裴松之進書表的形式，俱與之吻合。惟斟酌蔡邕所記，可以推測，這類表文，本來即未嘗加有標題，故傳世魏晉六朝法帖中的表文，均未見有題目^[43]，明此愈可知悉所謂“上《三國志》注表”云者，只能是由後人擬定。更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所謂“表”文的性質，本來只是臣下寫給君主的一些比較特别的書信，即蔡邕所説“群臣上書于天子者”，而書信往來固然毋需附加標題，漢制“凡章表皆啓封”^[44]，應當就是基于它這種書信屬性：敞開信封，以便有司在通報君主之前預先瀏覽裏面的内容。

另外，蕭梁時人沈約撰寫的《宋書》，在記述裴松之注書事時，亦云“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之”^[45]，同樣稱“三國志”爲陳壽書名，但這與裴松之進書表所稱《國志》相對比，顯然只能是一種非正式的俗稱。

不過，在另一方面，陳壽《國志》面世之後，很快就有了《三國志》這一别稱。《隋書·經籍志》著録有晉著作佐郎王濤撰《三國志序評》三卷，又何常侍撰《論三國志》九卷，徐衆撰《三國志評》三卷^[46]。何常侍名何琦，東晉簡文帝時徵爲散騎常侍，不就^[47]，而王濤爲兩晉間人^[48]，徐衆書則見于裴松之注引述，時代自在劉宋之前^[49]。其後如梁蕭子顯《齊書》載王僧虔于宋世嘗有誡子書，自言“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50]。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中也不止一次談到他“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和“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等書的情况^[51]。在北朝，齊人魏收所撰《魏書》，亦載崔浩與毛脩之相與論説，“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52]。至唐朝初年，除《隋書·經籍志》之外，其他一些經史典籍，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令狐德棻諸人所撰《周書》等，在叙事時也都采用同樣寫法^[53]，足見這久已成爲一種廣泛流行的名稱。

至于《隋書·經籍志》著録典籍不用本名而用俗稱，有些人或許覺得不大可能，但實際上有不少同類例證，譬如前面提到的何晏等人所著《論語集解》，《隋書·經籍志》便將書名記作“集解論語”^[54]；又如漢魏之際人所撰記述嬴秦前漢帝都宫室的《三輔黄圖》，曹魏時人如淳注釋《漢書》，引述時即多用此全稱，但時或亦省稱爲《黄圖》，《隋書·經籍志》則舍本名不取而從俗著録爲《黄圖》^[55]。

在《隋書·經籍志》中之所以會出現像這樣采用俗稱的著録形式，很可能與卷軸時代在書帙上題寫的書名往往不盡規範有關。《隋書·經籍志》編録于唐初，而成書于開元年間的《大唐六典》記載當時朝廷藏書，是在四庫書帙之上分别用紅、緑、碧、白四色牙籖來標示經、史、子、集各部書籍^[56]。關于這種牙籖的緣起及其性質，清末人俞樾曾有所論述：

竊謂“大題”即《唐六典》所謂“籖”也。經庫紅牙籖，史庫青（德勇案：“青”應“緑”）牙籖，皆所以標識其書名也。西漢以前，經師多專門之學，如毛公止傳《詩》，則其篇首但云“周南第一”足矣，不必標“詩”字也；伏生止傳《書》，則其篇首但云“堯典第一”足矣，不必標“書”字也。至于後儒經師輩出，日益宏通，往往一人而群經兼治，其時猶參用竹策縑帛，非如今裝釘書本之簡便，插架既富，檢閲難。于是，始有以標識之。其標識皆題本名于篇首之下，使人一望而得。唐時用籖亦如此，今人藏書者亦如此。後人傳寫，遂留此標識于卷篇名目之下，此所以小題在上而大題轉在下也。^[57]

俞樾所説小題與大題標注形式的轉换過程，應大致不誤，惟大題加入正文的時間和形式，參差不一，而正文寫有大題之後，卷軸書籍仍然需要繫帶名籖，牙籖亦即書籖上標注的書名，亦未必都書寫正規的“本名”。雕版印刷通行之後的書函或夾板，性質和作用都與書帙相當，而通觀後世書函或夾板上粘貼的書籖，其藏書主人即常常隨意題寫習慣性稱呼，與該書的本名或不盡相同。准此反觀唐以前的卷軸寫本，應同于此理。所以，我推測唐代初年朝廷官藏陳壽此書的牙籖，便是按照其通俗名稱題作“三國志”，至編著《隋書·經籍志》時，因疏于開卷檢讀，也就依照牙籖上的題名加以著録。

談到唐代以前這種牙籖的形制和用途，還有一件相關的文物，需要稍事説明。民國時有一位名爲黄濬的古董商人，在所著《衡齋金石識小録》中曾影印過一件牙籖銘文的拓本，黄氏題作“王公逸象牙書籖”。這件象牙書籖正、反兩面相連續鐫有銘文曰：“初元（德勇案：張政烺訂正此“初元”應爲“元初”乙誤）中，王公逸爲校書郎，著《楚辭章句》及誄書、雜文二十一篇。又作《漢書》一百二十三篇。子延壽，有俊才，著《靈光殿賦》。”^[58]張政烺依據其内容和字體，以爲“當屬魏晉或北朝時物”，且謂“若牙籖者，則藏書之標幟，王逸父子文集同帙，而以此籖懸于外，用省翻檢舒卷之煩。其文乃自録中略出，亦猶《四庫提要》之于《簡明目録》矣”^[59]。假若當時藏書普遍行用此等牙籖，作爲書籍的標識，自應先編制書録，再鐫刻書籖，上文對《隋書·經籍志》著録俗稱之成因的推測，也就不能成立。今案張氏論此牙籖上的銘文係“自録中略出”，亦即摘録業已編成的書録，所説雖很有道理，但通常用作“藏書之標幟”的牙籖，與這一枚象牙書籖恐怕並非一事。蓋觀此牙籖銘文，並没有明確注記帙中所蓄究竟是哪一種書籍，這樣就無法起到“藏書之標幟”的作用。張政烺以王逸父子兩人的文集當之，亦殊失武斷。觀梁元帝蕭繹藏書，甚至同爲他自己本人的著述，即使卷次再少，包括單卷獨册在内，每一種書籍也還要分帙包裹，而不與他書混裝一帙^[60]，可知王逸父子兩人各自的文集若是盛放在同一個書帙裏面，也不符合當時的規制。以常理推測，這枚“王公逸象牙書籖”或許是常用“主籖”之外的一種“輔籖”，藉以略知作者概况，而所謂“主籖”理應首先顯著並且毫無歧義地標識書名、作者和卷數，每一部書籍在裝入書帙時就需要清楚記録在籖，只有這樣才能便利地查找書籍^[61]，而有了這幾項最基本的要素，也就足以爲大規模藏書編制諸如《隋書·經籍志》那樣的簡明簿録。

前述唐官修《晉書·陳壽傳》在載録范頵表文時將《國志》書作《三國志》，同樣是因應社會通行的稱謂形式。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直到唐代前期，劉知幾尚稱陳壽此書爲《國志》。較此稍早，貞觀二十年時唐太宗頒布的《修〈晉書〉詔》，亦有語云：“蕞爾當塗，陳壽敷陳《國志》；眇哉劉宋，沈約裁其帝籍”^[62]，似此聖旨綸音，自宜鄭重其事。在《晉書》當中，儘管《陳壽傳》所載范頵表文已被改成“陳壽作《三國志》”的字樣，陳壽本傳紀事，亦將書名寫作“三國志”^[63]，但書中其他地方提及此書，卻都是一如太宗皇帝詔書，記爲“國志”，如“《國志》書于吴”、“《國志》又書于吴”云云^[64]，這自然是用其本名，没有如此省略書名的道理。約略同時人李延壽，在上表于太宗皇帝，奏進所撰《南史》和《北史》時，也是用“陳壽《國志》”來正式稱道此書^[65]。可見迄至唐代前期，以《國志》來稱謂陳壽所撰魏、蜀、吴三國紀傳之史，仍然是比較通行的正規用法。甚至唐德宗時杜佑撰述《通典》，摘引陳壽之書，依舊見有“備録《國志》，以爲證據”這樣的用法^[66]。至于入宋以後，直至當代，由于相沿日久，《三國志》已經成爲通行的書名，卻仍然有人以《國志》稱之，恐怕就只是書生墨客爲使行文有所變化而自以爲雅致的一種别稱了，與其本名如何並没有什麽真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