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说的是同人之器，本节则进一步限定在同人同铭金文内。通常来说，同人又同铭的金文，字形书体更为接近，是我们据以断代的基础。但是，也有少量同人同铭的金文，字形书体不一样甚至有较大差异，可能导致断代时出现歧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叔向父簋8件（《商周》04792—04799），其中7件有盖，器、盖同铭，有15张拓本，各16字：“叔向父作姒尊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关于此器年代，有陈梦家的孝王说，唐兰、白川静的夷王说，郭沫若、李学勤的厉王说[3]。而这15份拓本，字形书体并不一致。04792—04797的器铭以及04795的盖铭字形稍微方正，而其余铭文如“向、孙、宝”字的笔画转折处比较圆润。以“宝”字为例，04793和04796盖铭中“宝”字贝部的写法，下端开口处只有很短的两小竖，这种写法流行于穆、共时期，见于裘卫簋（《商周》05293），以后就很少见了。相比之下，04797器铭贝部的写法，虽然两小竖长了一点，但多半也是西周中期的写法，与晚期有别。陈梦家、唐兰、白川静等断叔向父簋为西周中期青铜器，不是没有道理。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应将“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即便贝部的写法有中期风格，但是宝盖头的写法已经非常对称了，与裘卫簋中的写法有别。字形书体的断代要结合器物的形制、纹饰来综合考察，从器形、纹饰来看，显然要放在晚期了，郭沫若、李学勤的看法是正确的。

关于中枏父器（鼎、鬲、簋、匕）的年代，学界争论颇多。唐兰、白川静认为是共王时器，陈梦家、刘启益放在懿王时，彭裕商置其于宣世。我认为定在共、懿则太早，放在宣世有点晚。中枏父鬲9件（《商周》03026—03034），编号03027的中枏父鬲，“宝”字的贝部有一些省笔，像个扁扁的“日”字，或以为这种写法年代较早，见于西周中期的走马休盘（《商周》14534），但是好几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上也出现这种写法，如函皇父簋（《商周》05144）、伊簋（《商周》05339），况且中枏父鬲的其他“宝”字的形态也具有西周晚期文字特征。诚然，中枏父鬲的有些铭文字形略显方正，有西周中期书写风格的韵味，但总体而言，西周晚期铭文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中枏父簋（《商周》05156—05157）的铭文字形要修长些，所以我认为不应将中枏父器放在共、懿时。当然前辈先生这样做有其道理，因为此器铭文显示中枏父是师汤父的属下，考虑到师汤父曾出现在共王标准器逪曹鼎铭中，所以中枏父有可能是共、懿时人。问题是无论铭文字形书体，还是鬲、簋的器形与纹饰，都显出较晚的风格，相比师汤父鼎来说，差别较大，不可能早到共、懿时。考虑到懿、孝、夷三位在位年数都很短，作为师汤父的属下，中枏父比师汤父年轻，完全有可能任职到夷、厉时，至于能否延续到宣王时则不能确定，所以我主张中枏父器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函皇父簋3件（《商周》05144—05146），函皇父鼎1件（《商周》02380），有6张拓片，文字有所差别。05144的簋盖铭字体比较粗，“宝”字的贝部上端像个“口”字，下端有两竖，这种写法见于西周中期，如伯山父壶盖（《商周》12260），但延续到西周晚期，如伯公父簠（《商周》05976）、仲殷父簋（《商周》04913）。簋器铭字体则比较细，“宝”字的贝部像个“日”字，缺少两竖，如前所言，这种写法出现在西周中期，但西周晚期也有。05145—05146簋铭和02380鼎铭接近，“宝”字的贝部则接近小篆写法，显现出西周晚期的特征来。关于函皇父器的年代，有陈梦家的孝王说，白川静的夷王说，郭沫若的厉王说，唐兰的宣王说。结合器形、纹饰来判断，放在厉王时比较合适。

铸子叔黑器，包括鼎1件（《商周》02128），鬲1件（《商周》02979），簋1件（《商周》04853），2件（《商周》05607—05608），簠2件（《商周》05881—05882），共7件，铭文相同，各17字：“铸子叔黑肇作宝簠，其万年眉寿永宝用。”既然铭文内容相同，应该是同一时间铸造的，但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关于鼎、鬲、、簠的年代，大家都认为是春秋早期器物。唯独簋的年代，《商周》定在西周晚期。譬如从“宝”字来看，写法确实有西周文字特点：宝盖头一侧高一侧低不对称，贝部呈圆饼状，下端开口，这都是典型的西周中期写法。但是看其他文字，无论是结构还是笔画的走向，都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包括簋在内的全部铸子叔黑器应该属于同一个时代，铸子叔黑簋也是春秋早期器，而不是西周晚期器。至于为什么铸子叔黑簋的铭文比较特殊，可能是由于作器者的复古情缘。相近例子还有杞伯每刃簋（《商周》04854—04860），其中04859簋的“宝”字也有西周金文遗风。

庚嬴鼎（《商周》02379）是一件年代很有争议的青铜器，以至于影响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王年研究。自从郭沫若将其定为康王时器，马承源、王世民以及断代工程的诸位先生均无异议。唐兰力排众议，认为是穆王时器。他将庚嬴鼎与另一件同人之器庚嬴卣（《商周》13337—13338）的铭文并列，相互比较，虽然两者铭文内容不同，字形书体也有差异，但是也有相近的地方，譬如两者行款比较整齐，字呈正方形，“宝”字的写法也很接近（由于庚嬴鼎铭文是木刻本，字形有点走样在意料之中），所以庚嬴鼎为穆王时器是没有问题的[4]。

对于无簋（《商周》05244—05247）的年代也是有很多不同看法：陈梦家的昭王说，后来又改为夷王说，白川静、刘启益的懿王说，郭沫若、唐兰、马承源的厉王说。这固然与对器形的年代判断有关，即这种小耳的兽首衔环簋确实多见于西周中期，但也与铭文字形书体的复杂性有关。此簋铭文字形偏宽，而且大小不大一致，行款不够整齐，有中期书体风格。尤其05246簋铭字体与其他器不同，略显草率，缺笔现象严重，“宝”字的写法接近西周中期的特征。当然综合判断，这一组簋的年代应在厉王时。

总结以上例子，可以启示我们：不要孤立地看某一个字，哪怕这个字具有典型意义；不要只看一份拓片，要看器身的铭文，还要看器盖的铭文；不要只看一件器物，凡是同人同铭之器，都要仔细审查，然后作综合判断。

注：

[1]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第225—235页，中华书局2004年；《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第7—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文中简称《商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本文所列铜器断代的诸家说法见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白川静《金文通释》，白鹤美术馆1963—1980年；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凡引用以上论著，本文不再一一列出。

[4]张懋镕《回顾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西周王年研究为例》，《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第169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