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韩”

刘洪涛

《殷周金文集成》著录的5906号西周早期A尊铭文共8字，释文如下：

A乍（作）父癸旅宝尊彝。

释文中用A代表的字，原文作形，左旁从。右旁张亚初释为“”[1]，何琳仪、房振三释为“施”[2]。按，西周中期老簋铭文有下揭之字：

《古文字论集（三）》（《考古与文物》2005年增刊）65页

根据李家浩的考证，其左下旁为“也”字，象小儿啼号之形，是啼号之“啼”的本字。战国文字常见的“也”字，就是由这种写法的“也”省掉表示两臂的笔画变来的[3]。请看下列形体演变图（后两个字例出自郭店竹简《唐虞之道》1号简、《成之闻之》35号简）：

不过这种省写在西周时代还没有出现。因此，尽管A的右下旁跟《唐虞之道》1号简的“也”字写法完全相同，它也不大可能是“也”字，二者应该只是偶然同形而已。

古文字中确定无疑的“呈”字，一般作下引之形：

下部从土或从。只有“戜”字所从之“呈”跟A的右下旁形近：

不过这种写法的“呈”只出现在“戜”字里，很是奇怪。“戜”属定母质部，“呈”属定母耕部，二字声母虽然相同，但是韵部稍隔，所以有学者怀疑“戜”字所从之“呈”可能并不是呈现之“呈”字，作“呈”是偏旁同化的结果，这是有道理的[4]。“戜”字所从的所谓“呈”，“口”字形下部的竖画中间粗两头尖，跟A的右下旁“口”字形下部作均匀粗细的竖笔不同。因此，A的右下旁大概也不会是“呈”字或“戜”所从的“呈”。

那么A到底应该释为何字呢？我们先从古文字中的“倝”字谈起。《说文》说“倝”从声。1979年山东济阳出土一件倝鼎（《集成》2347），其中“倝”字原作形，报导者把此字释为“斿”[5]，张亚初释为“”[6]，冯时释为“倝”[7]。按，古文字中从倝之字或作下引之形：

这些字所从的“倝”，都与上揭倝鼎之字形近。第一字“雗”尤为相近，可见冯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集成》2757号曾子斿鼎铭有所谓“斿”字，作形，张亚初改释为“倝”[8]，当是。把倝鼎之“倝”误释为“斿”或“”，跟把此字误释为“斿”相似，二者可以互证。

春秋战国时期的“倝”字或作下引之形：

有学者把这种写法的“倝”字释写作“”，分析为从、旱声，“旱、倝”音近古通，因而可以用作“倝”或从倝声之字。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古文字中有一种裂笔现象，即把本来相连的笔画或偏旁写断开，变作两个以至多个笔画或偏旁。例如：

这种写法的“倝”字，显然是把下部所从的类似“子”字形（已变作近似“旱”字，或又误释为“早、旦”等）的笔画同上部所从的“”字形笔画写断开的结果，仍应释写作“倝”。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A。A的右旁与倝鼎的“倝”字形十分相近，二者的差别仅有两点：一是倝鼎“倝”字所从“口”字形下部的竖笔右侧有一横画，而A则没有。这一横画应该跟“”字形上的横画一样，都是“倝”字的附属笔画，往往可以省掉。本文所引的其他“倝”字或“倝”旁跟这一横画相对应的笔画或作一贯穿横画，或作V字形笔画，或作倒V字形笔画，有很多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二是A的“”字形笔画同下面的笔画是分开的，而倝鼎中则连在一起。比较上引两个或被误释为“”的“倝”字，可知倝鼎之“倝”是规范写法，A之右旁属于裂笔现象，也是把“”字形笔画同下面的笔画断开的结果。因此，A的右旁应该与倝鼎之“倝”同字，也应释为“倝”，而A则应释为“”。

我们把A释为“”，可以同《集成》著录的2679号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叔樊鼎铭的“”字——联系起来。此字左上从，右下旁商承祚释为“壶”[9]，容庚释为“”[10]。一般都从商说[11]。古文字“”与“倝”都象旌旗之形，二者字形差别仅在于表示旗杆时后者多出“口”字形笔画。“”属影母元部，“倝”属见母元部，二字韵部相同，声母喉牙音通转。《说文》认为“倝”从得声，虽分析有误，但可证“倝、”二字古音相近。因此，有学者认为“倝”与“”古本一字，二者是繁简关系[12]，这是非常正确的。古文字“壶”或作下引之形：

（1）（2）两组字都是青铜器壶的自名。从表面上看，（2）组字应该是“”字，但是根据青铜器的形制是壶，可知它们确实应该是“壶”字。参照（1）组字，可知（2）组字大概是受到字形上部的倒V字形笔画的影响，才把字形下部的一横变作V字形笔画，以使字形对称。当然，也可能是受到“”字影响而产生的讹混现象。如果把叔樊鼎铭之字的右下旁释为“壶”，则它应该是介于（1）（2）两组字之间的字形，是二者演变的中间环节。“”字下部本作V字形笔画，但是由于书写不方便，有时变作U字形笔画。例如：

上引叔樊鼎铭之字右下部作U字形，同这种写法的“”字相似，则它也有可能是“”字。考虑到古文字“壶”下部没有作U字形笔画的，以及同A对应，我认为应该把叔樊鼎之字的右下旁释为“”。该字应分析为从从，是“”字的异体。

“”字从从倝，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从、倝声，一是从倝、声。如果采用前一种分析方法，则它可能是当姓氏讲的“韩”字异体。上引《集成》2205号的“雗”字也用作姓氏，二者记录的应该是同一个词。如果采用后一种分析方法，则它很可能用作“”。当姓氏讲的“”，见《集成》2830号“季易父”，一般认为用作“郭”。由从倝之字的“倝”大多用作声符来看，前一种分析方法可能是正确的。

附记：此文原为2010年所作《金文考释两篇》的第一篇，此次发表，只作了个别改动。李家浩师审阅时，指出文中关于“倝”的构形、“倝”与“”的关系等几个问题须要修改充实。其后我又发现了几个未被释出的从倝之字，如包山楚简90号有一个从心从倝之字，“倝”上旁变作“老”字形。于是就想改写成一篇《释古文字中几个从“倝”之字》的论文，但一直没能完成这一工作。

这篇文章虽未正式发表，但曾私下向好友请益。如苏建洲不但为我提供一些新的资料，还在他的《〈上博八〉考释十四则》中引用。苏先生的引用不是直接引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拙文隐括为一段话。

谢明文没有看过拙文，他大概以为苏先生的隐括文字就是拙作的原文，所以在其《释西周金文的“垣”字》中引用这段文字时注释为“刘洪涛：《金文考释两篇》。转引自苏建洲：《〈上博八〉考释十四则》之九，《楚文字论集》，543页，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中国文字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第156页，吉林大学2013年8月）。该文所释“垣”字即本文所释之“”字，他认为“”从、倝声，是“垣”的异体，读为姓氏之“韩”。除《集成》5906号之“”外，该文又释出《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著录的2426号伯丰鼎之“”字（原作）。该书出版于2012年，晚于拙文之写作，故没能讨论。

2015年4月，汉字国际学术会议暨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董珊在会上发表演讲“韩伯丰方鼎初论”，也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426号伯丰鼎之“”字为“韩”，并明确指出这个“韩”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国语·郑语》等所提到的武王之后的韩国或韩氏，其说甚是。可以证明拙文对“”字的第一种分析方法是正确的。

关于这个“”字，我现在认为它就是当地名或姓氏讲的“韩”字。因为古文字中的姓氏字像封国、采邑等地名一样，经常加“邑”旁。“”所从之“”与“邑”字意思相近。因此，用作地名或姓氏名之字应该也可以用“”作意符，“”是当地名或姓氏讲的“韩”字异体。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出土先秦古书与《礼记》形成研究”（13YJC770029）、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河南所出东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4YJC740054）、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古文字考释中的形体特点研究”（15FYY010）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

[1]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112、1035页，中华书局2001年。

[2]何琳仪、房振三《“也”“只”考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三辑第172—17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3]李家浩《释老簋铭文中的“”字——兼谈“只”字的来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第245—250页，中华书局2008年。

[4]参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第3357—3358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5]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第18页。

[6]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37页，中华书局2001年。

[7]冯时《二里头文化“常旜”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第十七集第17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8]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47页，中华书局2001年。

[9]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金文文献集成》第20册第290页，线装书局2005年。

[10]容庚《金文编》第471页，中华书局1985年。

[11]陈汉平《金文编订补》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1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第421页，中华书局2006年。

[12]陈梦家《中国文字学》第188页，中华书局2006年；冯时《二里头文化“常旜”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第十七集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