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日本經學家平賀晉民《詩經原志》稿本探賾[1]
卞東波
一 平賀晉民的生平與學術淵源
日本江户幕府建立之後，致力於發展儒學，特别是朱子學，德川幕府也重用藤原惺窩（1561—1619）、林羅山（1583—1657）等朱子學者，朱子學在日本開始大規模地傳播。不過，日本儒學發展到江户時代中期之後，朱子學的統治地位受到了以伊藤仁齋（1627—1705）爲代表的古義學派，以及以荻生徂徠（1666—1728）爲代表的古文辭學派（又稱蘐園學派）的挑戰[2]。特别是荻生徂徠由於弟子眾多，他的學説幾乎風靡江户時代一百年，對日本學術史、思想史以及漢學史都産生無以倫比的影響。本文討論的對象平賀晉民（1722—1793）[3]，就是古文辭學派的一位經學家。
平賀晉民，初名晉人、叔明，字子亮、房父，號中南、果亭、南嶺、芭園（芭塾），通稱孫次郎、惣右衛門，安藝忠海（廣島縣豐田郡忠海町）人，日本江户時代中期的儒學家。日本現代漢學家高楠順次郎稱：“先生山陽之碩學，而天下之高士。”[4]即是從學與行兩方面對其的概括。
平賀晉民是江户時代中期一位比較有特色，也是很有思想的經學家。他一生的行事，也體現了江户時代知識份子的某種典型。平賀晉民出生於日本的安藝國，即今天的廣島縣（在日本被稱爲“中國”地區），一生以學問爲業，以著述爲事，後人稱其“中國醇儒持操堅”[5]，基本無差。晉民出生於享保七年（1722），此時正是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説在日本風行之時。晉民年十四，出爲沼田土生氏的養子。寶曆五六年（1755—1756）間，養父去世後，他又回復本姓平賀。晉民青年時期即有志於學問，但“僻鄉無師”[6]，他只能從故鄉的寺院裏借一些典籍來閲讀。他的弟子賴春水也説“寒驛無師獨自苦學，躬執賤業而翻閲十三經、廿一史”[7]。正是對學問的執著追求，他渴求名師的指導。寶曆十二年（1762），年已不惑的晉民到肥前（佐賀縣）蓮池龍澤寺從黄檗僧大潮元皓（1678—1768）學習。釋大潮，名元皓，號月枝、魯寮、西溟，肥前松浦（佐賀縣）人，江户中期著名的漢詩人，著有漢詩集《魯寮詩偈》、《松浦詩集》、《西溟餘稿》等。大潮在兩個方面對晉民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是大潮能説漢語，曾在京都宇治由來自中國福建的隱元大師建立的黄檗宗萬福寺做翻譯，晉民後來到長崎學習唐音，也緣於老師的鼓勵；二是大潮與荻生徂徠及其弟子服部南郭（1683—1759）皆有交往，這也奠定了晉民思想的基調。在長崎學習漢語時，他與清人沈綸溪、游撲庵、龔廷堅多有交往，他的文集《日新堂集》中有他與清人的唱和詩多首，留下了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話。明和元年（1764），在長崎學習三年後，他又回到故鄉附近的竹原、三原，以教授爲業。明和四年（1767），第三次遊歷關東地區。明和五年（1768），開始在京都十餘年的僑居生活。安永二年（1773）左右，出任京都青蓮院法親王宫文學。安永三年，出任京都御所大舍人通直郎。天明二三年間（1782—1783），移居大阪。天明八年（1788），掌管幕府政事的老中松平定信（1787—1793年任老中）、松平信明（1788—1803、1806—1817年任老中）爲了革除幕府弊病，援引了一些儒學者作幕僚，松平定信就汲引了朱子學派儒學家、“寬政三博士”之一的柴野栗山（1736—1807），而松平信明則延請了反朱子學派的平賀晉民[8]。晉民比較喜歡書齋中的學者生活，在江户居留一年後，寬政元年（1789），晉民西歸，回到大阪。寬政三年（1791），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八十一卷的《春秋稽古》。寬政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寬政四年，公曆爲1792年，但臘月已到公曆1793年），晉民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卒後葬於大阪天王寺内邦福寺，老中松平信明賜諡“好古先生”。晉民有名的弟子主要有賴春水、間大業二人。現根據《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一書，將晉民生平簡略排列如下：
享保七年（1722），出生於安藝國豐田郡忠海町。
享保二十年（1735），出爲沼田土生氏養子。
延享四年（1747），與櫻井順子結婚。
寶曆五六年間（1755—1756），養父病殁，服喪三年，後復姓平賀。
寶曆十二年（1762），到肥前蓮池龍澤寺從大潮元皓學習。後至長崎學習唐音。在長崎與高君秉等人結芙蓉詩社。
明和元年（1764），離開長崎。
明和二年（1765）左右，居竹原等地，東遊大阪等地。
明和四年（1767），遊歷關東。
明和五年（1768），僑居京都。
安永二年（1773）左右，出任京都青蓮院文學。
安永三年（1774），出任京都御所大舍人通直郎。
天明二三年間（1782—1783），移居大阪。
天明八年（1788），赴江户幕府。
寬政元年（1789），西歸。
寬政四年臘月（1793），去世，葬大阪，諡“好古先生”。
日本享保年間（1716—1736），荻生徂徠倡導的古文辭學派大行於世，加之徂徠眾多弟子的推波助瀾，古文辭學派聲勢非常浩大。晉民出生不久，引領江户一代風氣的荻生徂徠去世，但徂徠的影響並没有消歇，晉民成長的年代正是古文辭學派大行於世之時，木島茂《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序中説得很清楚：“（晉民）專修徂徠學風。”[9]賴春水的《師友録》也説：“其學不出蘐園。”[10]上文已經提到，晉民成爲徂徠的追隨者，主要是受到其師大潮元皓的影響。
荻生徂徠在《與藪震庵》中交代了其發起古文辭的原因：
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蘇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焉。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焉，則六經之旨，暸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11]
徂徠認爲，要領會“先王孔子之道”，不能依據宋儒的“近言”，而要通過秦漢以上的“古言”。不過，徂徠設計的“古文辭”，不是直接學習秦漢的“古言”，而是要通過學習明代的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文學來達致，他説：
李（攀龍）、王（世貞）崛起，以修辭振之，亦一以古昔爲則，是豈可不謂豪傑乎？……大抵韓柳以後，古今之間，成一大鴻溝，及王、李出而後渾然爲一，豈非一大快事耶。[12]
古文辭學派在學術上的表現就是反對朱子學，這在晉民所著的《詩經原志》（下簡稱《原志》）中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原志》對朱熹的《詩集傳》的觀點進行了近乎冷嘲熱諷的批判。這一點，下文將會展開論述。
東亞學界鮮見關於平賀晉民的研究[13]，關於平賀晉民生平與著作的輯録最權威的專著是澤井常四郎所著的《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一書。此書輯録了平賀晉民《學問捷徑》（三卷）、《大學發蒙》（一卷）兩部學術著作，以及其本人的文集《日新堂集》（十卷及續録）與筆記《蕉窗筆記》（一卷），他最著名的著作《春秋稽古》八十一卷、《世説新語補索解》二卷未收。晉民的著述，除上文列舉的以外，尚有《唐詩選夷考》五卷、《論語合考》（未完成）等等。而本文要討論的《詩經原志》亦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未收於《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一書中。所以對平賀晉民研究的展開，還有賴於平賀晉民著作的進一步整理。
二 《詩經原志》稿本的形態
《詩經原志》是一部重要的日本《詩經》學著作，目前研究日本《詩經》學的論著皆未提到該書[14]，可能與其庋藏於美國有關。關於《詩經原志》，晉民弟子間大業《中南平賀先生略傳》根據印象著録爲：
《詩經原志》 全九卷 未刻
《晰義》三卷，《國風》二卷，《小雅》二卷，《大雅》一卷，《頌》一卷。[15]
《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在承襲這段記載之後，又有一個具體的説明：
《詩經原志》 六卷 刊本 大阪圖書館所藏
卷一二 風
卷三四五 雅
卷六 頌
總紙數二百七十九枚，日新堂所藏，出版年月日及發行書肆未詳。[16]
同一本書，間大業記載與《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的記載很不一致，間大業記載《原志》並未刊刻，且有九卷，在正文之前還有《晰義》三卷；《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則言《原志》有刻本，但所載正文卷帙與間大業所載不同，且没有《晰義》三卷。據筆者檢索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及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的藏書目録，皆未見有收藏《原志》一書，所以筆者懷疑《原志》並未被刊刻過；如果有刊本的話，斷不會僅大阪圖書館一家收藏。當時大阪圖書館的藏本，筆者推測，可能也是一部寫本。筆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見的《原志》與《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所載的卷帙内容完全一致，此書索書號爲TJ439/1416，1955年6月24日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原志》六卷，裝訂爲六册，其封面上明確標明此書爲平賀晉民的“自筆本”：“《詩經原始（志）》稿本 平賀晉民自筆 六。”（見書影一）《原志》卷一首頁，除有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印之外，尚有“瑞峰”、“嘯月”朱文印兩方（見書影二），可能爲原藏者之印，惜未能考出其人，且俟博雅君子。
書影一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詩經原志》封面
筆者比較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平賀晉民《春秋稽古》稿本與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原志》寫本，發現兩者字體完全一致（見書影二），故可以斷定此爲同一人書寫，皆爲平賀晉民的自筆，即手稿本。
《原志》稿本每册卷首書“詩經原志卷×”，次行書“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每半頁九行，單魚尾，四周雙邊。《原志》謄寫所用的稿紙爲《春秋集箋》用紙，故版心仍有“春秋集箋”四字。《詩經》正文用大字，注文用小字雙行夾注。這部稿本可能是平賀晉民的定稿後的謄抄本，故書寫整潔，一筆不苟。但可能定稿後，晉民又在不斷地修改，所以書中留下了很多修改的痕跡。這些改動之處，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作者親自完成的，所以這進一步證明了此書是平賀晉民的稿本，而非他人的轉抄本。
書影二 左爲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詩經原志》卷一，右爲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春秋稽古》卷九
書影三
我們從稿本可以看到，晉民對原稿修改之痕跡（見書影三），如卷一《王風·大車》“穀則異室”，晉民注云：“穀訓生之妄，不責而自敗。”後將“責”改爲“攻”。原作“責”完全是筆誤，改正後文意始通暢。卷二《唐風·無衣》的解題，晉民原作：“人貽衣於我，説而謝之也。”“説”後被改爲“喜”。卷五《大雅·緜》注云：“古父亶父，即太王，由何稱古公亶父，爲名爲字，何可知之。”“何可知之”後被圈掉，在本頁的天頭被改爲“皆未可知”。除了改動，還有一些删除的痕跡，如卷三《小雅·十月之交》“不憖遺一老”，原注有“憖，有心也”，後這句被删除。卷六《周頌·噫嘻》“既昭假爾”，注文原有“以祀事來，故曰昭假”，後被删除，並在天頭注明“衍アリ”，即有衍文之意。
在删除衍文之外，還補足了一些脱字（見書影四）。如《召南·草蟲》原注云“凡陟山謂瞻望，采物貪得也”，後一句明顯不通，脱一“謂”字，稿本上已補足。《邶風·泉水》原注“故云婦人無寧之事”，“寧”前脱“歸”字，後亦補完。《原志》的稿本上還有晉民粘貼的一些浮簽以覆蓋原來的内容，如卷一《檜風·羔裘》的解題就有一張浮簽云：“稱美人之詩也，不必大夫。”這可能是晉民後來修改時粘貼的。作爲稿本的《原志》，還一些地方顯示出稿本的特徵，即有的地方，明顯並未完成，如卷三《小雅·采薇》：“曰歸曰歸，心亦憂止。”下注云：“不得歸，故……”“故”下明顯有闕文。
書影四
《原志》自筆本上每頁都有數量頗多的眉批，其筆跡與晉民的筆跡略異，可能是收藏者或他人所施。由於《原志》本文僅有對文字的訓詁，未有對《詩經》中文字音韻的注解，故眉批主要是對文字音韻的説明（見書影五）。如卷四《小雅·大田》的天頭有眾多關於音韻的眉批。除了音韻之外，還有一些是對注文的補充。如對《大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一段，晉民就在眉批中補充注釋云：“鰥寡拾摭以爲食。”再如卷五《大雅·文王》“文王降陟，在帝左右”，眉批云：“《左傳》云：‘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因疑‘降’是‘恪’字之誤。恪，敬也。”眉批補充了所引《左傳》的出處是“左氏昭公七年”。又批云：“朱注引《傳》曰：‘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書影五
總之，雖然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原志》是一部謄清的稿本，但完成後，晉民又作了許多修改。如今哈佛所藏的《原志》上還保留著晉民的修改痕跡，從這些痕跡可以看出，晉民認真的治學態度，以及在學問上不斷精進的精神。
三 《詩經原志》對漢儒與宋儒（朱熹）《詩經》學的批判
在中國經學史上，從《毛傳》、《鄭箋》到《孔疏》及朱熹《詩集傳》一系的《詩經》學，由於其與科舉綰合在一起，成爲一種具有霸權地位的主流《詩經》學。特别是隨著朱子學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影響的擴大，朱熹的《詩傳集》更是研究《詩經》必須面對的存在。而作爲徂徠學後勁的晉民，學術批判的對象就是朱熹。作爲一部《詩經》學研究著作，《原志》必須對漢儒與宋儒創造的中國主流《詩經》學進行回應；而晉民對漢宋《詩經》學的回應方式主要是批評，甚至是厲聲批判。
《五經》當中，《詩經》在漢代是最早被尊爲“經”的。《詩經》在漢代的政治生活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漢儒即有以《詩經》爲“諫書”者。漢儒説《詩》的特色就是以“美刺”説《詩》[17]，甚至言美刺時，與詩歌原意偏離甚至相反[18]，即産生一種“言此意彼”的“諷寓”（allegory）效果[19]。特别是《鄭箋》一一坐實《詩經》物象後的“諷寓”意義，更使後世學者看來完全是牽强附會，背離原始詩意。卷四《小雅·賓之初筵》，晉民注云：
鄭玄欲一一合之於禮，故牽强穿鑿已甚矣。不知舉祭之大略，而爲説祭之詩也。
類似的意見，中國學者也早已發表過，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二“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條指出：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20]
除了“以禮説《詩》”之外，晉民還批評了漢儒認爲《詩經》與春秋之時的時事有關的看法，《原志》卷一《鄘風·柏舟》解題云：
舊爲衛僖公世子共伯妻共姜。夫諸侯之女，既歸於諸侯，何有此事。故季本云，共伯爲衛世子，共姜，齊女，其父母豈有越他國奪嫁之理哉？良是。至其以母爲姑，尤非也。此鄘土之節婦，何必衛哉？漢儒謂《詩》皆與於國事，而太史爲之，故爲是誕妄耳。
再如卷一《衛風·淇奥》，晉民解題云：
美君子之詩也。君子或諸公子，或卿大夫，或士庶人，未可知也。此詩極褒獎而不及人君之德度，是知非美衛侯也。漢儒以得失視詩，故指此爲美武公，又因“猗重較”之言云，卿士於周，或云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皆誕妄、傅會之説也。
在晉民看來，漢儒還有另一個毛病，就是以後代的情況來比附《詩經》時代的情況，犯了“以今例古”大忌，如卷二《齊風·盧令》，晉民解題云：
《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内之狡兔也。毛萇據之以盧爲犬。夫盧，犬名，而非盧即犬也。且以數百年後之事定數百年前之物，可乎？……凡以意爲杜撰，以欺後人，漢儒之常。
再如晉民解釋卷五《大雅·生民》“卬盛於豆，于豆于登。其得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諸句云：“此祭非祀祖宗，非郊祀，只是祭稷而祈年也。而云上帝者，凡神合之，則皆上帝也。後世以后稷爲稷，配天於郊，此是義也，分之則有别。禘嚳於廟，以文王配之是也。一乎，二乎，不可得而知，此神道之教也，聖人敬天敬鬼神之意也。漢儒以此祭爲郊天，稷不可郊，則云二王之後得祀天，此周之禮也。后稷臣於堯舜，何由知許用先代之禮樂，牽强傅會甚者也。”這也是相同的毛病。
書影六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延享三年（1746）刻本《朱氏詩傳膏肓》
同樣受到晉民批判的還有以朱熹爲代表的宋儒。據筆者統計，《原志》一書提到朱熹數十次，僅有兩處對朱熹的觀點表示贊同。其一見卷一《王風·大車》，朱熹將“死則同穴”解釋爲“合葬”，晉民認爲“朱熹氏爲得之”。其二見卷三《小雅·采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注云：“‘車三千’，朱熹云，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此説極是也。”除此之外，《原志》對朱熹及宋儒幾乎皆是批評，晉民還明確説“《集傳》不慊於人意也”（卷二《齊風·盧令》注）。他對朱熹的批評非常直接，卷一《邶風·新臺》：“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注云：“籧，篨，蓋竹器，未詳何物……朱熹‘竹席’之説，亦意料之言，縱令當世有其物，何知古必然。”所謂“意料之言”即臆想之言。卷六《周頌·噫嘻》注云：“朱熹云，成王始置田官而戒命之也。夫詩諷詠之物也，王之戒田官，何用詩之爲，既用之，何假前王之爲。又何本始置田官之爲？不甚迂乎！”又卷三《小雅·由儀》注云：“朱熹諸侯多忌兄弟之説，陋甚矣。”卷二《陳風·羔裘》解題云：“鄭玄以羔裘爲朝服，孤裘爲祭服。朱熹又以錦衣狐裘爲朝天子之服，皆以己意妄説者也，於禮經無據。”卷二《豳風·七月》解題云：“吕祖謙不知此義，徒見三正而云，三正通於民俗，至朱熹云，無純臣之義，及私有紀候之法則，謬之尤大者也。”這裏，晉民對朱熹的批判受到徂徠學派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比較荻生徂徠高弟太宰春臺（1680—1747）所著的《朱氏詩傳膏肓》（書影六）和《詩經原志》就會發現，兩者對朱熹的批評在思想上如出一轍，《朱氏詩傳膏肓》卷上云：
宋儒之説經則不然，專以臆解，不從傳説，好立新義。如晦庵之注詩，謂之注則可，安得謂之傳乎？晦庵本不知詩，其説詩也，不足道已。然其間有大紕繆者，貽學者害不少。
甚至在遣詞用句上，兩書都有驚人的相似，且看幾例《朱氏詩傳膏肓》卷上對朱熹《詩集傳》解詩的批判：
《静女》：若晦庵者，不可與言詩也。
《柏舟》：晦庵拘焉。
《載馳》：晦庵此言，徒爲詩人解説耳。宋儒不識禮義之辨，大抵以禮爲義。
《伯兮》：晦庵拘焉。
《黍離》：泥乎固哉，晦翁之爲詩也。
《君子於役》：晦庵此等解，使人捧腹。
《羔裘》：朱注至此，令人噴飯。
晉民認爲，朱熹等宋儒之所以在解《詩》上有如此多的錯誤，與宋儒喜歡以義理説《詩》有關，如：
卷一《邶風·式微》解題云：舊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按《左傳》載晉伯宗言，赤狄奪黎氏地，晉侯滅潞而立。黎侯傳言是而已，其詳不可考。後世不知詩教，緣傳傅會，欲强合己志。但《毛傳》猶未言之，序始言焉，而鄭玄依之。朱熹雖疑取而釋之，以義理視詩者，不得不然。
卷三《小雅·天保》解題云：後儒不知道，不知禮，不知樂，不知詩，唯義理之視，其陋如此。……理學者所求非道矣焉，得其説，其所謂責難之意寓焉。
卷三《小雅·南陔》解題云：後儒不唯詩以義理視也，欲樂亦以義理聽焉。董氏云，知義已失之，皆理學之弊也。
卷五《大雅·旱麓》注云：宋儒唯理之譚，甚疏於禮，而猶毁經。間有詳之者，亦一據漢説，益傅會耳。
這裏的“後儒”主要指宋儒。同樣，對以義理説《詩》的批判也是古文辭學派的基本觀點，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卷上對這一點再三批判：
所謂義理者，隨人之所見而無常度者也，故君子小人各有所以爲義理，我以吾義理正人，則人亦以其義理抗我，争之所由起也。且禮者，實事也；義理者，虚言也。古人不貴虚言，晦庵以禮爲義理故也。余嘗以爲宋儒義理之説作，而先王之道廢焉，不其然乎？
《朱氏詩傳膏肓》卷下解釋《大雅·柔桑》一詩亦云：“人者，實物也；義理者，虚名也。古人言必實，如宋儒好言義理，徒虚説耳。虚説者，佛氏之道也。”在太宰春臺看來，義理具有很大的主觀性，不同的主體相對應有不同的“義理”，並無一種普適的“義理”。同時，與在現實中被踐行的禮不同，“義理”則是“虚”的，缺乏操作性。義理，在中國文獻的語境中，經常被稱爲“心性”，從宋代起就廣受争議和批評。
晉民批判宋儒的另一個理由是“不知情”、“不知道”。“不知情”可以理解爲不懂人之常情，而“不知道”則可理解爲不懂事情的規律，其實兩者是相通的，且看幾則晉民的批評：
卷四《小雅·大田》解題云：朱熹輕視天物，而慢棄之言，可謂經生不解人間之事矣。
卷四《小雅·北山》解題云：怨役使不均也。宋儒有謂《北山》不當怨而怨者，又有謂《谷風》未免有施勞之意者，其不知人情宜乎？不知道也。
卷五《大雅·旱麓》“豈弟君子，干禄豈弟”，注云：豈弟，嘉樂也。干，求也。干禄、豈弟，言得禄而嘉樂也。後儒謂君子無求福之心，其不知道，職此之由。君子何不求福，其曰“天命靡常”，曰“峻命不易”，曰“爲君也難”。皆勸禄之言也。若無求福之心，則誰爲其難者，凡有血氣者，不能無欲，故以欲誘之，堯舜之欲，安斯民欲也。是以祀天地山川，祭社稷宗廟，雖孝敬爲主，而在己亦得福之道也，故嘏辭授福爲言。左氏每云，求福於敝邑社稷，古之道爲然。然欲有善有惡，故以天道福善禍淫戒之。宋儒欲絶欲，此所以其學流於虚無，而不能遂絶也。
也就是説，宋儒解《詩》時，戴上理學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没有考慮到《詩經》之産生是基於人情這一基本事實，從而遮蔽了對《詩》意的準確判斷。這一點也可能是受到太宰春臺的啟發，《朱氏詩傳膏肓》卷首所附太宰春臺《讀朱氏詩傳》云：“若仲晦者非徒不知詩，要之乃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又云：“夫詩者，人情之發也。豈可以心言哉？非徒不可以心言，亦不可以道言，必以心與道言。”從上可見，晉民對朱熹的批判應該受到了太宰春臺的影響[21]，但也可以視爲古文辭學派批判朱子學的一貫主張，甚至也是江户儒學的一個共通傾向，如江户另一位儒學家增島蘭園（1769—1839）也著有《詩序質朱》，批判朱子的《詩經》學。
四 《詩經原志》與近世中國《詩經》學
《詩經原志》以自出機杼爲主，並没有大量征引他人之説，這顯示了《原志》在學術上追求原創性的努力。不過，晉民在寫作《原志》的過程中，除了要回應在中國《詩經》學史上影響巨大的《毛傳》、《鄭箋》、《孔疏》和朱熹《詩集傳》外，也參考了中國近世以來的一些《詩經》學著作，包括宋元明清四代《詩經》學者的著作。從中也可尋繹出晉民的學術資源、學術取向以及學術理念。
據筆者統計，《原志》提到明代《詩經》學家季本（1485—1563）的《詩説解頤》最多[22]，不下幾十次。《原志》不但引用季本的觀點，而且時時與其辯論、商榷、反駁，可以説季本的《詩説解頤》是《詩經原志》對話的對象。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曾師事王陽明，受其思想影響很大。其所著《詩説解頤》四十卷，“比諸家舊説爲詳，然一以經文爲主，而於舊説多所破之”[23]，又“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竊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説，凡書中改定舊説者，必反復援據，明著其所以然也”[24]。晉民的《詩經》研究實際上也延續了季本的路子，致力於打破“舊説”。他在《原志》中對季本不拘於舊説之處，皆予以表出，如卷一《王風·黍離》，晉民解題云：“此周民傷己之詩也。舊皆謂周大夫行役閔宗周，獨季本以爲非。”《王風·大車》，晉民解題云：
《大車》：此詩甚難解。序云：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毛鄭以之詩，其有徒陳古而已，而刺今者乎？且詩無男女之訟事，故朱熹氏不從焉，而云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而解，多從《毛傳》。……故季本氏不從焉，而云，妻爲夫所棄，而誓死不嫁，其後夫服毳衣乘大車以出，而妻望見之，故作此詩。……此説最近是。
又解釋此詩中“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兩句中的“子”字云：“毛、鄭及朱共爲大夫，以是‘子’字故也。雖子，大夫之稱，而民間不可指大夫稱子也。季本爲棄婦亦以‘子’字故也，指前夫爲子甚允當。”又卷二《鄭風·將仲子》，晉民解題云：
季本云：舊説以仲爲祭仲，而謂其不當與莊公誅叔段之謀。詩人之閔叔段，未知其得正與否。然以詩意求之，則謂武姜爲母，可也，而武公已死，安得併言父邪？且曰“可懷”，則非所以語祭仲也。此蓋女子私其所私者之言耳。《集傳》獨取夾漈鄭氏淫奔之説，得之矣。季説甚辨，無可議者。
卷二《陳風·宛丘》，晉民解題云：“《地理志》曰：大姬好祭祀用巫。鄭玄和之，又傅會無子。地志因此詩而僞造之説，誣古人，欺後世。漢人之學爲然矣，後代唯季本發其妄誕。”卷五《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晉民注云：“季本云，舊説以爲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則與民無得而稱者，有戾矣。蓋太伯之讓，止是家庭常事，有何異焉，而王季受之，亦不以爲將得天下也。但原周所以得天下之由，則自王季受太伯之讓始，故推及太伯言之，自史遷以來言此事者，多失本意。此説能砭後儒之病。”同詩“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一章，晉民注云：“季本云，舊説以度鮮原，居岐陽爲徙都程邑，則於上文伐密之事不相連屬，而又不言遷程之詳，語亦晦。……後儒因程爲漢扶風安陵，即今咸陽縣，又或以程爲畢郢之郢，亦皆臆説耳。愚謂，文王遷程以此詩附會焉耳，季氏能發漢以來之蒙。”這些地方，皆是季本對舊説的破除，因而得到了晉民的肯定。
不過，對於不同意季本之處，晉民的批評也是辛辣的。卷二《鄭風·有女同車》，解題云：“季本云，國君娶夫人，妾媵同行，而夫人獨賢。人之不知詩，而穿鑿如此。”卷三《小雅·魚麗》，解題云：“季本云，此詩爲尊禮賢者而作，因以爲燕饗之樂歌，蓋亦大雅也。欲强附義理，其迂腐如是。”綜觀《原志》全書可以發現，對季本《詩説解頤》的援引與批評在《原志》中多次出現，可以説，《原志》在其成書過程中，《詩説解頤》是其主要的參考與辨正對象。
除了《詩説解頤》外，《原志》還引用到數十家近世中國《詩經》學者及其著述，今對其所引的文獻一一詳考如下：
宋 歐陽修
卷三《小雅·湛露》解題云：“歐陽修云，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由燕私之情，盡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也。此説甚有理，多當如是。”按：歐陽修（1007—1072）此語見其所著《詩本義》卷六，又見引於明季本《詩説解頤》卷十六。
卷四《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注云：“季本云，如舊説則孫之於祖，豈可以匪人言之，歐陽修亦言之。此大不解事之言也。”按：歐陽修觀點見《詩本義》卷八。
宋 蘇轍
卷二《魏風》解題云：“蘇轍因公行、公路、公族之言云晉詩果然，不係於魏何乎？”按：蘇轍（1039—1112）對魏風的解題見其所著《詩集傳》卷五，但並没有晉民引用的話。
卷四《小雅·小旻》解題引蘇轍語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按：蘇轍此語見《詩集傳》卷十一。
卷六《周頌》解題：“蘇轍云，《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按：蘇轍此語見《詩集傳》卷十八。
宋 李樗
卷一《邶風·旄丘》，解題云：“而甚有李樗者，謂衛之爲狄所滅，不救黎。故人之好穿鑿至如此，可歎哉。”按：《經義考》卷一百五引《閩書》云：“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吕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者稱迂齋先生。”《宋史·藝文志》著録李樗有《毛詩詳解》四十卷，據考應爲三十六卷，與黄櫄《詩解》合爲一編，稱爲《毛詩李黄集解》[25]。李樗對《旄丘》的解釋見《毛詩李黄集解》卷五，亦見劉瑾《詩傳通釋》卷二、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六。
宋 范處義
卷二《秦風·小戎》“虎韔鏤膺”，注云：“膺，《毛傳》爲馬帶，上下文不屬，故范處義、嚴粲、季本皆排之是也。”按：范處義，字由中，純孝鄉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著有《詩補傳》[26]，今有《四庫全書》本，范氏關於“膺”的考證見《詩補傳》卷十一。
宋 王質
卷二《秦風·駟鐵》“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注云：“《毛傳》以獫歇驕爲田犬……故王雪山、戴溪、嚴粲皆以爲非。”王質（1135—1189），字景文，號雪山，其先鄆州（今山東東平）人，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著有《詩總聞》二十卷，今有《四庫全書》本，上述王質意見見於《詩總聞》卷六。
卷四《小雅·四月》“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注云：“漢有侯梅，晉有侯桃。王質以是破朱氏好奇之失也。”按：朱熹《詩集傳》卷五云：“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王質《詩總聞》卷十三注此句云：“此登山有見也。栗熟八月後，梅熟五月後也。”
又《原志》另有兩處提到王質，但據筆者考證，所稱引之語皆未見於《詩總聞》中。卷一《召南·采蘋》“于以湘之”，注引王質語云：“（湘）字從水，澣濯也。”按：此語，《詩總聞》未見。卷四《小雅·大東》解題注云：“雪山王氏以王城爲大東，成周爲小東。皆傅會之説也。”按：檢王質《詩總聞》卷十三並無晉民所引之語，《詩總聞》原文作：“當是周道之側有大東山、小東山，俱在東，而以大小别之也。”此處恐是晉民記憶之誤。
宋 吕祖謙
卷二《鄭風·清人》注云：“此詩之作，在潰奔以前，若在後則詩辭決不如此矣。吕祖謙曰：‘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非也。”按：吕祖謙（1137—1181）之語見其所著《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八（《四庫全書》本）。
卷二《豳風·七月》注云：“吕祖謙不知此義，徒見三正，而云三正通於民俗。”按：上引吕祖謙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卷三《小雅·出車》“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注云：“朱傳引吕祖謙、程頤二説，此腐儒之譚，大費辭。”按：朱熹《詩集傳》卷四云：“東萊吕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吕氏原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卷三《小雅·南陔》解題云：“吕祖謙、嚴粲，皆祖鄭玄。吕氏固信序之爲子夏作……”按：參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卷三《小雅·由庚》“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注云：“凡詩之取譬，無深義，其（朱熹）所引吕祖謙之説，所謂固者也。”按：朱熹《詩集傳》卷四：“東萊吕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吕氏原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卷三《小雅·彤弓》“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注云：“‘一朝’字無意義，鄭、孔拘，朱傳引吕祖謙説。經生之腐談，以此説詩，所以不得詩。”按：朱熹《詩集傳》卷五：“東萊吕氏曰：……‘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吕氏原語見《吕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
宋 戴溪
卷二《秦風·駟鐵》“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注云：“《毛傳》以獫歇驕爲田犬……故王雪山、戴溪、嚴粲皆以爲非。”按：戴溪，字肖望，一作少望，永嘉（今屬浙江）人。淳熙五年（1178）爲别頭省試第一。著有《續吕氏家墪讀詩記》[27]，今有《四庫全書》輯本三卷。按《續吕氏家墪讀詩記》卷一仍將“獫歇驕”解作“田犬”，未見其非議之辭。引處疑是晉民誤記。
宋 嚴粲
卷一《邶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注云：“嚴粲解《谷風》云，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本《桑柔》之詩。大牽强。”按：嚴粲，字坦叔，又字明卿，號華谷，福建邵武人。著有《詩緝》三十卷[28]，今有《四庫全書》本，上引嚴粲觀點見《詩緝》卷四。
卷一《衛風·碩人》“朱幩鑣鑣”，注“鑣鑣”云：“嚴粲以邊傍之異，謂不同。以今視古也。”按：《詩緝》卷六云：“鑣謂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儦儦’，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
卷二《鄭風·有女同車》，解題云：“嚴粲以《有女同車》爲謂鄭忽嘗娶陳女。……人之不知詩，而穿鑿如此。”按：《詩緝》卷八云：“《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
卷二《鄭風·風雨》，解題云：“甚有如嚴粲之説，而悦之。人之不知詩，至於此，悲夫。”按：《詩緝》卷八解“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云：“今曰傳以夷爲悦，心悦則夷平，憂則鬱結也。”
卷二《秦風·駟鐵》“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注云：“《毛傳》以獫歇驕爲田犬……故王雪山、戴溪、嚴粲皆以爲非。”按：《詩緝》卷十二云：“《補傳》曰：毛云，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
卷二《秦風·小戎》“虎韔鏤膺”，注云：“膺，《毛傳》爲馬帶，上下文不屬，故范處義、嚴粲、季本皆排之是也。”按：《詩緝》卷十二云：“膺，胸也。”
卷二《豳風·存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注云：“嚴粲之言，僻儒之常套。”按：嚴粲解《存斧》之語見《詩緝》卷十六。
卷三《小雅·南陔》，解題云：“吕祖謙、嚴粲，皆祖鄭玄。……嚴粲云，董氏以爲笙入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無也。此説非也。……僻儒之不知樂，可笑如此。”按：上引嚴氏語見《詩緝》卷十七。
卷三《小雅·魚麗》，注云：“程頤、嚴粲皆云，開人主怠政之漸。腐儒哉。”按：嚴粲觀點見《詩緝》卷十七。
卷四《小雅·魚藻》，注云：“嚴粲以魚在藻爲失所，以大首長尾爲勞而窮……理學者，暗於事，空言以惑人，可疾者也。”按：《詩緝》卷二十四：“興也。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
宋 董氏
卷三《小雅·南陔》引董氏語云：“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按：董氏語見宋段昌武《段氏毛詩集解》卷十六、元劉瑾《詩傳通釋》卷九，可見董氏爲宋人。
卷四《小雅·何人斯》引董氏語云：“是詩至此，其詞益緩。”按：董氏語見宋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宋段昌武《段氏毛詩集解》卷十九、元劉瑾《詩傳通釋》卷十二，及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
元 胡一桂
卷五《大雅·桑柔》“不殄心憂，倉兄填兮”，注云：“填，未詳。胡一桂訓‘滿’，似是。”按：胡一桂（1247-？），字庭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其學源於父胡方平，胡方平之傳又源自朱熹，故一桂之學，得朱熹源委之正。著有《詩集傳附録纂疏》[29]。然考《詩集傳附録纂疏》卷十八“桑柔”條，胡氏云：“填，未詳，舊説與塵陳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内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30]與晉民所引不同，故疑此處晉民引錯。
元 劉瑾
卷二《唐風》解題云：“劉瑾云：‘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改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絶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夫理學何者，其愚戇甚於序，不堪可笑。”按：劉瑾，字公瑾，江西安福人。著有《詩傳通釋》[31]，有《四庫全書》本。上引劉瑾語見《詩傳通釋》卷十一。
明 楊慎
卷一《召南·采蘋》“于彼行潦”，注引楊慎語云：“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按：此語見楊慎（1488—1559）《丹鉛餘録·總録》卷二、《丹鉛餘録·續録》卷八。
卷一《衛風·氓》，注引楊慎語云：“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按：此語見楊慎《升庵集》卷四十五《氓字訓》。
卷二《秦風·權輿》“夏屋渠渠”，注引楊慎語云：“《魯頌》籩豆大房注”云云。按：此語見《丹鉛餘録》卷三。
卷四《小雅·何斯人》“胡逝我陳”，注引楊慎所引：“《戰國策》‘美人充下陳’證。”按：此語見《丹鉛餘録》卷九、《丹鉛餘録·續録》卷八。
又卷五《大雅·靈臺》“於樂辟廱”直接引用到楊慎《丹鉛録》中關於辟雍泮宫的考證（見《丹鉛餘録》卷十二）。卷六《魯頌·泮水》亦引用此段考證。卷六《商頌·玄鳥》亦提到楊慎駁斥簡狄吞卵之事。
明 黄佐
卷六《周頌·載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注云：“黄佐云，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按：黄佐（1490—1566），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明史·藝文志》著録其有《詩傳通解》二十五卷。據《中國古籍善本目録》，中國國内僅復旦大學圖書館有收藏，題作《詩經通解》[32]。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亦藏此本，可見此書曾傳到日本。
明 鄒忠胤
卷一《邶風·谷風》注云：“鄒忠胤云：‘此詩非必棄婦自作，特詩人摹寫其情形，而夫之涼德自見。’夫詩之用在觀風俗，在知人情，若詩人爲之，何用採諸國之詩，使太史作各國之風，可也。且古有詩人者乎？其不知古，不知詩也。悲矣哉？”按：鄒忠胤，一作忠允，字肇敏，武進（今屬江蘇）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著有《詩傳闡》[33]，上引鄒氏語見《詩傳闡》卷四[34]。
卷二《鄭風·東門之墠》注云：“鄒氏據僞申培傳併《論語》‘唐棣之華’於此，季本言其非。”按：《詩傳闡》卷十三鄭風部分，未收《東門之墠》之詩。
卷二《陳風·東門之楊》，注云：“朱傳謂‘期而不至’下二句能協，然上二句取譬甚疏，難從。鄒忠胤非朱云：郊外林間幽期密約，豈其不畏人知而反誦言以洩之乎？是非情也。夫男女作詩，駐以贈遺，豈先誦言以洩之乎？詩又有如後世詞曲，必無其事，故設詞歌之者，《丘中有麻》類也，亦寫時之風俗，故取之。鄒何知之乎？”按：鄒氏語見《詩傳闡》卷十四[35]。
卷三《小雅·彤弓》解題云：“鄒忠胤云：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鬯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爲得專征伐，彼特因《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鄒説甚卓見。”按：鄒氏語見《詩傳闡》卷十六[36]。
明 徐常吉
卷二《魏風·陟岵》，注云：“岵、屺、岡等，古義不可知也。役人思家，憑高而瞻望，敘父母屬己之言以傷之。其心可悲。徐士彰之説猶可也。”按：徐常吉（1528—？），字士彰，武進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著有《毛詩翼説》五卷[37]。《毛詩翼説》已佚，但其關於《陟岵》的闡釋見於徐光啟的《毛詩六帖講意》卷一：“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謁然有天親慘但之情焉。”[38]
明 鄧元錫
卷二《齊風·還》，解題云：“詠在田獵，相揖讓也。不争功而相稱，揚俗之美者，聖世之田，不之過也。儒者不知詩，以美刺勸懲視之，於是窮則曰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甚焉有如鄧元錫之言，豈知詩者矣邪？”按：鄧元錫（1529-1593），字汝極，號潛谷，人稱“潛谷先生”，新城（今屬江西）人。著有《詩經繹》三卷[39]，載於其所著《經繹》中，《詩經繹》卷一釋《還》云：“《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古夏王戒之矣，然《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内，《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40]
明 楊守勤
卷三《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注云：“鄂，毛云：外發也。楊守勤云：‘常棣之華，其内向而下垂者，未必韡韡也……。’後儒穿鑿，大率然也。”按：楊守勤 （？—1620），字克之，號昆阜，慈溪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會試、廷對均第一。著有《詩經講意懸鑒》二十卷、《詩經主意冠玉》[41]。
明 郝敬
卷二《魏風·陟岵》，注云：“岵、屺、岡等，古義不可知也。……如季本、郝敬則理學頭巾氣，豈知詩者乎？”按：郝敬（1558-1639），字仲輿，號楚望，湖北京山人，世稱“京山先生”。著有《毛詩原解》三十六卷（附《讀詩》一卷）[42]，郝敬對《陟岵》的解釋見《毛詩原解》卷十：“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43]
卷二《陳風·防有鵲巢》，注云：“……而郝敬駁朱云：‘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大夫矣。’晦翁其將以何解嘲，愚哉！郝敬是膠柱而鼓瑟也……”按：郝敬語見《毛詩原解》卷十三[44]。
卷二《曹風·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注云：“或云郝敬言隆冬之水，故云冽，然寒涼。曰敬雖愚也，必不然矣。冬時諸草死，豈亦水所爲乎？其生者亦不傷之，凡湧泉雖夏必寒，故以冽言之，是亦郝敬所不能知。”按：《毛詩原解》卷十五《下泉》條，未見郝敬將“冽”解釋爲“隆冬之水”，僅云：“冽，寒也。”這兩句詩，郝敬解釋爲：“冽然寒涼下流之泉，本不能生物，況今田無五穀。但浸彼叢生之稂，民間荒涼，苛政侵刻，何以異此。”[45]晉民這裏用的是“或云”，可能是耳食之誤。
卷二《豳風·九罭》解題云：“郝敬駁非朱，何不責‘無以我公歸兮’之言。學究哉！”按：《毛詩原解》卷十六“九罭”條云：“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其於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記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46]
明 徐光啟
卷二《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注云：“采蘩，朱熹意解之，徐光啟辨其非。”按：徐光啟（1562—1633）的《詩經》學著述主要有《毛詩六帖講意》、《詩經傳稿》及《葩經嫡證序》[47]。《毛詩六帖講意》卷一“七月”條云：“一説，求柔桑之後，桑已老而蠶尚未齊，故後出者，則以蘩啖之。此本朱傳，想俱未嘗目睹此事，故以意解之耳。且求桑采蘩一時事爾，自無前後也。”[48]
明 胡胤嘉
卷一《邶風·匏有苦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注云：“詩凡男女之事，女子呼男子稱士，如‘求我庶士’、‘吉士誘之’、‘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是也。胡胤嘉云：‘刺淫之詩，未有若苦葉之辭微矣。曰士如歸，妻自士而上，更不可苟矣。於此見其爲刺宣公詩也。’理學者不能讀詩如此。”按：胡胤嘉（1570-1614），字休復，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萬曆四十年（1613）進士。《明史·藝文志》著録，胡胤嘉有《讀詩録》二卷，此書可能已經亡佚[49]。《原志》所引之語見於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上。從上可見，晉民並不同意胡胤嘉的觀點。
明 黄文焕
卷一《王風·君子陽陽》“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注云：“簧爲笙竽之金葉，自是後世之事，古别一物。黄文焕《詩經考》考證詳矣。”按：黄文焕（1598—1667），字維章，號坤五，又號觚庵、恕齋，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明天啟五年（1625）進士。《詩經考》十八卷[50]。黄文焕對“簧”考證見《詩經考》卷五[51]。
卷二《齊風·著》“俟我於著乎而”，注云：“黄文焕云，‘寧’與‘著’字義各别，他處未有相通者。”按：黄氏考證見《詩經考》卷六[52]。
卷四《小雅·車牽》解題引黄文焕語云：“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似不得入。”按：黄氏關於《車牽》的注釋見《詩經考》卷十四[53]，然未見上引之語，而見於郝敬《毛詩原解》卷二十三[54]，此處晉民記憶有誤。
明 陸南陽
卷六《周頌·載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注云：“陸南陽云：芟、柞，不是耕，蓋將先芟除草木。”按：陸南陽，字伯明，號聚岡，常州府武進（今屬江蘇）人，隆慶年間貢生，嘗爲湖北善化知縣，在任多有政績。著有《詩經講意》，已佚[55]。此條記載，可能爲《詩經講意》佚文。又江户時代經學家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亦引用到此書，則《詩經講意》曾東傳到日本。
明 何楷
卷二《鄭風·蘀兮》，解題云：“何楷詆朱熹以何意，又非人理。何楷無意不知人情，何況詩乎？”按：何楷（？—1645？），字玄子，號黄如，泉州晉江人。天啟五年（1625）進士，著有《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56]，有《四庫全書》本。《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云：“不知朱子何意必欲改爲淫女之詞。夫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汙人齒頰矣。又按鄭六卿餞晉韓宣子各賦《鄭詩》，子柳賦《蘀兮》，宣子皆稱善，則其非淫詩可知。”
卷二《陳風·防有鵲巢》，解題云：“……故朱熹不從，而云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雖季本僻頗，亦從朱説，而郝敬駁朱云，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大夫矣。晦翁其將以何解嘲，愚哉！郝敬是膠柱而鼓瑟也……蓋何楷之言也，我能爲晦翁解嘲，更一言難郝敬，不知何楷能爲解嘲乎？”按：《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之上，並無爲朱熹解嘲及言難郝敬之語，其觀點爲：“其所云‘予美’者乃妻稱夫之辭，與《葛生》之‘予美’同義……”
卷二《豳風·七月》“七月在野”注云：“七月屬下，何楷云，特失文理。足與言古文乎？”按：《詩經世本古義》卷一云：“‘七月在野’以下蒙上文皆謂莎雞也，舊説以爲屬下文，指蟋蟀，不特文理未順……”
清 王夢白
卷一《王風·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注云：“朱氏以爲合葬，則王夢白《廣大全》譏之，而取毛義。”按：王夢白，字金孺，無錫（今屬江蘇）人。與陳曾同編《詩經廣大全》。《四庫全書總目》謂其書“采擇精詳，詮釋簡當，或有功於朱《傳》……然未能深研古義”[57]。《詩經廣大全》卷五云：“同穴，《毛傳》云：死則神合，同爲一也。朱子以同穴爲合葬。按合葬始於周法，夫婦之禮。生既不得同室，死何得合葬，只宜如毛説。”[58]
卷二《鄭風·將仲子》解題云：“詩第敘小不忍而已，致大亂之爲刺在何處？漢儒誕妄明白，故朱氏取鄭樵，而王夢白排之云……爲宋學者，樂譏古，故夢白之廢朱，是呵佛罵祖也，而煩惱之猛火，不能别黑白。”按：王夢白語見《詩經廣大全》卷六[59]。
錢氏
卷四《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燔之炮之”，注云：“炮、燔、炙之别，古法不可知，後儒各以意言之，皆不可信。但錢氏以燔爲爇之，蓋膰、燔可通也。”按：錢氏，不詳其人。宋代有《詩經》學者錢文子（1148—1220），名宏，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浙江樂清人，著有《白石詩傳》、《詩訓詁》，已佚[60]。明代有《詩經》學者錢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著有《詩牖》十五卷，今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77册，然檢《詩牖》卷十《瓠葉》部分，未見晉民所引之解釋，故可排除錢氏爲錢天錫。
從上可見，《原志》援引了宋代九家（包括朱熹，則爲十家）、元代二家、明代十三家、清初一家，未知時代一家的《詩經》學著述，可見他在寫作《原志》時確實參考過不少中國《詩經》學著作。其中又以援引的明代《詩經》學著作最多，這與日本享保年間，明學受到古文辭學派的推崇有關。從中國學術史來看，中國學者一向貶視明代《詩經》學，如胡樸安《詩經學》認爲：“明人之學，在義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證一方面言，不及漢唐之密。”[61]現代學者劉毓慶先生大力揭櫫明代《詩經》學的學術價值，著有《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62]一書，在一定意義上重新論定了明代《詩經》學的地位。江户時代中期的日本學者平賀晉民對明代《詩經》學著作的重視也是值得注目的。
筆者發現，晉民對中國《詩經》學著作大多不以爲然，特别是對理學家，更是冷嘲熱諷。只有對蘇轍、楊慎、黄文焕等學者没有提出批評，對歐陽修這樣的大學者，也以“此大不解事之言”之類的言語加以批評。對宋代以來的中國近世《詩經》學者，諸如“大不解事”、“穿鑿”、“腐儒之譚”、“經生之腐談”、“大牽强”、“僻儒”、“腐儒”、“愚戇”、“可笑”、“理學頭巾氣”、“理學者不能讀詩”之類的“指控”在《原志》中俯拾即是。晉民也明確説：“凡宋後説詩，唯是而已。大害乎詩，今舉一於此，他不盡辨。”（卷三《小雅·出車》解題）從中可見，晉民對中國近世以來《詩經》學的總體意見是貶斥的，主要這些解釋受到理學影響比較大，在釋義確有穿鑿之處。晉民對中國《詩經》學者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詩經》詩意闡釋方面，而對於文字訓詁，晉民對中國學者著作的參考還是很多的。
由於理學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些地方，理學家以義理説詩固然有方鑿圓枘之處，與晉民同時的清代樸學家也對理學家的學術觀點進行了批評，如與荻生徂徠差不多同時的清代學者毛奇齡（1623—1716）也極詆朱子，沈德潛言：
西河（毛奇齡）湛深經學，著述等身，在國朝可稱多文爲富者。惟攻擊朱子，不遺餘力，至鐫書若干卷，以示旗鼓，所以不得爲醇儒，藝林惜之。[63]
但無疑晉民走得更遠，批評也更直接，甚至更辛辣。但筆者認爲，没有必要一筆抹殺中國《詩經》學的價值，擇善而從即可。晉民參考的《詩經》學著作，有的在中國比較常見，但不少即使在中國也是僻書，如晉民引用的陸南陽的《詩經講意》、黄佐的《詩傳（經）通解》皆是比較罕見的典籍，可見晉民寫作此書時收羅典籍的廣度。不過，從上面筆者的考證也可看出，盡管晉民對中國學者頗有批評，但其本人爲學亦有魯莽滅裂處，在援引資料時也有耳食或記憶不確之處。
五 平賀晉民的學術理念與《詩經原志》的學術價值
平賀晉民的學術理念受到明代季本《詩説解頤》很大的影響，上文已經説過，《詩説解頤》解《詩》的特徵就是“一以經文爲主，而於舊説多所破之”，晉民的學術理念與之相近。
晉民在《詩經原志》中明確説：
凡古之事跡，六經、左氏所不載者，一不可信。此學者當謹之第一也，何居懼誣古人故也。（卷一《王風》解題）
這裏晉民特别强調《左傳》的地位，《左傳》是漢代古文經學家確立的經典，其記載的史料有比較大的確定性。卷三《小雅·采芑》注中，他批評季本云：“季本不能解書，而妄非左氏，其所注之詩説皆是，不勝捧腹者也。”此處，季本因爲非議《左傳》就遭到了晉民的批評。晉民又認爲《國語》是“僞書”，並不可信，卷一《邶風·新臺》注云：“《國語》亦秦漢僞撰之書，誤會此詩而爲言，亦未可知也。”又卷六《商頌·殷武》解題云：“漢説爲祀高宗，後儒不敢致疑者，惑《國語》之説。”他甚至連《爾雅》都覺得不可信，卷三《小雅·六月》注中説“《爾雅》妄辨”，卷六《周頌·有客》注中批評説：“《爾雅》之説，甚陋矣。”卷一《召南·何彼穠矣》注亦云：“《爾雅》以下意料之説，曷可據信。”“意料之説”仍是臆想之説之意。
《原志》展現了晉民一個重要的學術理念，即闕疑精神。《原志》在解《詩》中的名物時，遇到自己未解之處，很坦率地説“未詳”：
卷一《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無感我帨兮”，注云：“‘感’字義，未詳。”
卷一《邶風·柏舟》“寤辟有摽”，注云：“寤辟，未詳。”
卷一《邶風·新臺》“戚施”，注云：“戚施，未詳何物。”
卷一《衛風·考槃》，注云：“孝槃，未詳。”
卷一《衛風·芄蘭》“童子佩韘”，注云：“韘，未詳，亦子弟之佩也。”
卷二《鄭風·出其東門》“出其闉闍”，注云：“闉闍，未詳。”
卷二《秦風·小戎》“陰靷鋈續”，注云：“陰靷，其制未詳。鋈續，未詳何物。”
卷二《曹風·蜉蝣》“蜉蝣掘閲”，注云：“‘掘閲’未詳，以喻麻衣好潔。”
《詩》意的解釋亦是如此，卷一《邶風·緑衣》解題云：“此詩未詳指何而詠也。舊説謂妾上僭夫人失位，據緑衣、黄裏而言之。然此譬諭，未明本意，則其實不可知也。”卷二《唐風·揚之水》解題云：“此篇未詳何詠。”晉民在《原志》承認“未詳”的例子不在少數，對於自己未知的名物，不强作解人，這是他一再强調的，卷三《小雅·湛露》解題云：“然古禮亡，則難以臆定，不如闕疑。”而因爲不能闕疑，導致各種牽强附會説法的出現，這也是他反對的，卷一《鄘風·桑中》解題云：“人之不能闕疑，而欲强知，不可知，因以穿鑿飾言至於此，極悲夫。”他一再推崇孔子“知之爲知之”的學術精神，卷一《王風》解題中説得很清楚：“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古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學者一師古，無履後儒之跡，而後始可窺古也。”這裏的“師古”並不是泥古，而是回到可信的古典，也就是晉民自己説的，回到六經和《左傳》。
晉民解《詩》的另一個學術理念也值得表出，即對於“人情”的重視。漢儒説《詩》，基本對《詩經》中的愛情詩視而不見，將《詩經》道德化；朱熹開始承認《詩經》中的人欲的成分，承認《詩經》中的很多詩是“淫奔”之詩，這已經是《詩經》闡釋史上很大的進步了[64]。但中國的解釋基本上也就止於此了，並没有從人性角度來看待《詩經》中的“淫奔”之詩，《原志》則明確肯定了《詩經》中的人性、人欲成分，如卷一《召南·野有死麕》解題云：“季本爲淫詩。夫男女，人之大欲。雖聖世無此情乎？苟不犯禮，則不絶之。”晉民認爲，男女之欲是人的正常需求，只要“不犯禮”，與正常的社會規範衝突，没有必要加以聲討並“絶之”。這可謂非常開通的看法了。卷二《檜風·隰有萇楚》“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注云：“不淫於色，斯可矣。無情欲，又無室家，此浮屠氏之所尚，豈君子所望於人乎？”卷五《大雅·旱麓》“豈弟君子，干禄豈弟”，注云：“凡有血氣者，不能無欲，故以欲誘之……宋儒欲絶欲，此所以其學流於虚無，而不能遂絶也。”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本來是要限制君王過度的“人欲”，但後來這一觀點逐漸異化爲對正常人欲的壓抑，如果以此來理解基於人性創作的《詩經》，則定會“流於虚無”。在晉民看來，《詩經》就是“人情”的正常表達，所以他批判腐儒不知人情，阻隔了對《詩經》的理解，卷二《鄭風·蘀兮》注云：“何楷無意不知人情，何況詩乎？”又卷四《小雅·北山》解題云：“怨役使不均也。宋儒有謂《北山》不當怨而怨者，又有謂《谷風》未免有施勞之意者。其不知人情宜乎？不知道也。”對“人情”的正確把握，才能釐清《詩經》真正的詩意。
《原志》的《詩經》闡釋特色就在於沖破舊説，另立新説。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看到，晉民對中國漢代以來《詩經》闡釋非常不滿，動輒斥之以“牽强”、“傅會”，所以在重新闡釋時，他一方面學習季本沖破中國一些腐儒的舊説，同時也以自己的思考出發提出新見。下文擬從幾個方面略陳《原志》的學術價值：
（一）對風、雅、頌的新解釋
風雅頌的解釋在中國歷代因爲時代風會的變化，可謂眾説紛紜，但占主流地位仍是漢儒與宋儒的説法，作爲異國人士的晉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卷一“風”解題：邦國之詩謂之風。風者，風俗之風，民俗歌謡之音聲，列國各有其風，所謂節八音而行八風之風，指此而言也。夫風從俗者也，雖山川異俗，而其美德亦由政之得失而變焉。古者采列國之詩，使工誦之，以知人情世態，以觀四方風俗而施政治。又察邦君之德否，以行黜陟，此王道之本也。
卷三“小雅”解題：天子之樂歌是曰雅，雅謂其聲。雅有大小，《大雅》有《大雅》之音，《小雅》有《小雅》之音。……凡歌各有節奏，而不皆同其音，然屬《小雅》者，不失《小雅》之音；屬《大雅》者，不失《大雅》之音。雖小大分而其音皆雅，不同於頌及風之夐别，故總謂之雅也。屬《小雅》者，自《鹿鳴》至《庭燎》，此各行禮時所奏之樂歌，周公所定之典章，而樂工之所制也。不唯王朝各禮而已，凡鄉射、鄉飲酒等，諸侯燕饗賓客之禮，皆用此中之樂，而不得各别制之矣，亦是周公之禮經也。……
卷五“大雅”解題：美先公先王之德而歌之，此《大雅》之主意也。自《文王》至《卷阿》，至大之樂，而非《鹿鳴》、《四牡》等之比，故曰《大雅》。不但事之大小也，聲亦不同。季札聽《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此文王之德之形於聲也。凡屬《大雅》者，不失是音節，而其音節，文王自作乎？雖工師所爲，而自然與氣運會而然矣。此天地和氣之妙也。故雖同在《大雅》，其怨刺等之詩，亦各有音節，不盡同也，而亦不出於《大雅》之體，是以與《小雅》又異矣。不可不知焉。……蓋《大雅》所收止於上世，中世以下悉收於《小雅》，所以《小雅》獨多也。平王東遷以後，唯采《國風》而已。《小雅》無復收，所以道之益衰也。至春秋中世，《國風》亦不采，於是詩滅矣。又按上世之時，苟有諷詩，則工師不得不采而入樂，亦是周公之制也。
卷六“頌”解題：頌者，祭祀所奏之樂歌是而已。訓誦、訓容者，後儒之傅會也。
風雅頌解釋的主流意見是《詩大序》與朱熹《詩集傳序》的看法，晉民對風雅頌的解釋完全擺脱了正統儒家的政教觀，而是從音樂的角度予以重新解釋[65]，而且解釋得很清晰，風是“民俗歌謡之音聲”，雅是“天子之樂歌”，頌“祭祀所奏之樂歌”，邏輯很一貫，層次也很分明。這應該是晉民的一貫意見，他在《大和風雅序》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認識：
夫詩，樂之器，而道之用也……邦國之詩，謂之風。風者，容也，容以俗而成，俗即人情之所趣也……雅者，王廷之樂也，故制之辭，臨時奏之，被諸管弦，以宴喜焉……若乃頌，自郊廟以下凡百神，祭祀之所用是而已，亦莫不各本於其情也。享祀之音曰頌，宴饗之音曰雅，訓正、訓容，有不知爲音也。[66]
也是從音樂角度來解釋風雅頌，明確提出了《詩經》是“樂之器”，即音樂的表現形式。
雖然朱熹《詩集傳序》也説，風“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雅乃“朝廷郊廟樂歌之詞”，但並没有落實到音樂的層面。關於大小雅之别，《詩大序》認爲“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而晉民則堅持從音樂出發，認爲“不但事之大小也，聲亦不同”。晉民還推測了大小雅産生的時間，認爲《大雅》産生於“上世”，大概即西周初期；而《小雅》産生於“中世”，大概即西周中後期。而且他根據《小雅》中各詩的功能，認爲《小雅》是“周公之禮經”。他甚至懷疑《大雅》是文王自作的。他對“頌”的解釋很簡單，但他直接否定了《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的看法。在卷六解釋《魯頌》時，他又對“頌”的内涵作了進一步説明：
頌者，宗廟祭祀所奏之樂歌也，而《魯頌》所編之詩在周則雅，在列國則風，非頌也，謂之頌者，何乎？夫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許用王者之禮，不唯禘周公而已。立七廟，郊天，凡如明堂位所述是也。用王者禮之國，其詩不繫於風，杞、宋無風，可以見也。不繫於雅者，何乎？凡非王者之朝，則不得以雅稱也。周之先世，如二南、豳，猶且不稱雅，而爲風，而況列國乎？但豳、二南以有其先世之事，故時或稱雅，如豳雅、南雅是也。因知用王者之禮，如宋、魯則稱之爲頌，豳風時稱豳頌，亦其證也。故雖稱頌而其詩非頌也。……
這一段，他對《魯頌》何以能被稱爲頌做了解釋，同時他又指出“雖稱頌而其詩非頌也”，其實可視爲魯國之風。反過來，《豳風》雖然列於國風，但其有時又被稱爲豳雅、豳頌，可見《豳風》具有雅、頌的性質。總之，晉民對風雅頌的解釋自成體系，足成一家之説。
（二）對《國風》涵義的新探究
關於各國《國風》名稱的來源、内涵，中國學者疑義不多，但晉民卻在不疑處起疑，如卷一《王風》解題云：
王之畿内，民俗歌謡之詩，故謂之王風。《左傳》，季札聞《王風》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則此爲東周、西周之之民謡，是爲《周南》、《召南》，故今曰王以别二南，即東周之鄉樂也。但凡左氏東遷云者，多是指平王之都，是成王所定鼎，郟鄏之地，即王城是也。周公所營洛邑，是曰成周，與王城固不同矣，辨備載余所著春秋宣公十六年折衷……竊謂自《黍離》至《揚之水》，是成周之詩，自《中谷有蓷》，或東遷以後之詩，合二都以爲《王風》，與二南、《豳風》並爲王國之風。
中國傳統看法，《王風》所收詩即是王城之詩。王城的範圍，鄭玄《詩譜》云：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也就是説，王城即“洛邑”（河南），而成周即“洛陽”。朱熹《詩集傳》卷二也認爲：“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但吕祖謙認爲：“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67]這裏，成周又包括王城（河南）和洛陽了。晉民提出新見解，認爲王城即“郟鄏之地”，而洛邑即成周。所以《王風》其實包含了兩部分詩，即成周地區之詩與王城地區之詩，即從《黍離》至《揚之水》是平王東遷之前成周地區之詩；自《中谷有蓷》始則爲平王東遷之後王城地區之詩。筆者認爲，晉民考證王城爲“郟鄏之地”是可信的，中國地理學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如唐代的《括地志》就説：“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68]雖然晉民對《王風》的“兩分法”還有待檢驗，但其所論也不無道理。同時，他的“兩分法”也影響到了他對《詩》意的闡釋。
（三）對《詩》意的新檢討
破除舊説，力求創新是晉民對《詩》意解釋的基本態度。《原志》對《詩》的重新解釋比比皆是，如卷二《豳風·七月》解題云：“《七月》，詠稼穡之事也。”中國儒者一般皆將《七月》意識形態化，將其解釋爲“陳王業也”，而晉民的解釋已經基本接近於現代學者的看法了，也是比較平實的看法。晉民反對將《詩》意的解釋與具體的歷史綰合在一起，力圖將《詩經》脱政治性，將其還原爲文學。如卷一《衛風·河廣》解題云：
衛人思宋而不得往，作此詩也。舊説，宋桓夫人見出而歸，思宋而作，未見傳記所出。《毛傳》猶未言之，至序始言之。甚哉，漢人之杜撰，誣古人。
卷一《王風·黍離》解題云：
此周民傷己之詩也。舊皆謂周大夫行役閔宗周，獨季本以爲非。
這首詩的解釋非常典型，歷來對《黍離》的解釋，皆將其視爲感傷國家興亡的詩，晉民直接否定了這一點，抒情主人公也從“周士夫”變爲“周民”，即將此詩視爲普通民眾的自我抒情。如果跳出千年來的中國《詩經》闡釋傳統，這一解釋反而解放了《詩經》，更加擴大了《詩經》的普世性。再如卷四《小雅·苕之華》解題云：
傷飢寒之詩。士之遇飢寒，雖政治之所與，而詩辭無可及國家者也。漢説固不足言，朱以下爲詠周室將亡者何居。
此詩，《毛詩序》釋爲“大夫閔時也”，宋儒則解釋爲“周室將亡”[69]。總之，漢宋儒者的解釋皆是國家立場上的“宏大敘事”，而晉民則將其縮小爲具體士人“傷飢寒”的“私人敘事”。晉民雖然承認此詩有一定的政治意涵，但反對過度闡釋，反對將詩意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而力圖恢復詩歌的抒情性。其他，如將《衛風·氓》解釋爲“淫奔之婦爲夫所棄，敘其始而悔恨之詩”，而非棄婦之怨詩；再如將《魏風·碩鼠》解釋爲“婦人不答於夫，而怨之詩”，而非刺政之詩；又如將《小雅·采薇》解釋爲“勞將卒之樂歌”。這些新解釋皆能從“人情”出發，不牽强附會，大多是非常有見地的創見，值得研究《詩經》者仔細參考。
（四）對《詩經》人物的新考證
卷六《商頌·殷武》“撻彼殷武”注云：
舊緣“殷武”文字以爲祀高宗，余則唯此殷武，即見非祀高宗焉。凡當其代有配代號而稱之者乎？未見祀文武稱周昌、周發也。以功之高，既爲高宗，何不稱之而以武乎？武丁，名乎？謚乎？謚則何不稱武王也？名乎？有稱名祀其先者乎？將曰殷質以名祀焉，殷字何緊要，不舉全名乎？既尊爲高宗，豈無其德之可稱乎？此篇自發首，舉伐荆楚，卒章言作寢廟，是主意而其他陪説耳。夫兵，聖人不得已之事也。高宗是守成之君，非如湯武也，何乏於所稱而以不得已者祀之乎？若唯以此爲高宗，則吾不知焉。
關於此詩，漢儒與宋儒基本上没有疑問，基本都認可《毛傳》的説法“《殷武》，殷王武丁也”[70]，即詩中的“殷武”被坐實爲高宗武丁。朱熹的《詩集傳》卷二十表示了懷疑，認爲“殷武，殷王之武也”，並没有將“殷武”視爲人，可見其審慎，不過朱熹並没有進一步發揮。這裏晉民作了詳細的考釋，否定了“武丁”之説，筆者認爲基本上可從。
（五）《詩經》名物的新闡説
卷一《召南·羔羊》“羔羊之皮”，注云：“羔羊，黑羊也。”又云：
《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吊。”凡羔皆以黑言之，故余斷以爲黑羊。自《毛傳》以大小别之，《説文》以下，諸儒以羔爲羊子，非古也。又以此爲羔裘，而大夫服之。然此或喻其文，不似言羔裘者，且凡裘有裼衣，何以見素絲之飾。
關於“羔羊”，中國歷來的解釋比較統一，皆承襲《毛傳》“小曰羔，大曰羊”的説法，從來没有將“羔羊”解釋爲“黑羊”的説法。晉民的解釋雖然比較獨特，但也是建立在先秦文獻基礎之上的，可資考證。
（六）對《詩經》地理的辨正
對《詩經》中地理的考證，《毛傳》、《鄭箋》、《孔疏》中已經出現，但到宋王應麟《詩地理考》才真正成爲專門之學。《原志》也涉及《詩經》地理的考證，如卷一《鄘風·桑中》解題云：
淫奔之詩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詩序》剽竊其語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熹因是以此篇即桑間。或據《史記》云：“桑間、濮上，紂樂也。”與此詩無涉，或因地志有濮水上地，有桑間者在濮陽南云。淇水去濮水，其間不但數百十里也，與此異矣。愚按：孔子惡鄭聲，未及衛焉。《樂記》始兼衛言，配之以桑間、濮上，蓋因《左傳》申叔跪云“有桑中之喜”附會之。其意以桑間屬衛，以濮水屬鄭。《史記》因是以桑間、濮上爲一，構成衛靈公之事，而傅會之。地志因是記濮上有桑間而傅會之，而或云桑中是桑間，或云非是，致紛紛之論，人之不能闕疑，而欲强知，不可知，因以穿鑿飾言至於此，極悲夫。
關於“桑中”，王應麟《詩地理考》卷一彙集了很多資料[71]，他自己雖然没有下結論，但他所列材料所指向的結論就是晉民在這裏批評的觀點。晉民認爲，中國學者的考證不可信，將“桑中”與“桑間”混爲一談。而且因爲此詩是所謂的“淫奔之詩”，鄘地屬於衛國，鄭衛之音又被《樂記》批評過，正好《樂記》中也出現了“桑間”之語，故後人將兩者等同起來，但實際上桑間所在的濮水，與《桑中》出現的淇水“其間不但數百十里”。晉民的考證可謂有發覆之功。
（七）對《詩經》本文的新認識
《詩經》在傳播過程中，經歷了口傳到書諸竹帛，中間又遭遇秦始皇焚書坑儒，所以文本狀態有很多訛脱錯簡之處。如果泥於古，很難發現這方面的問題。晉民則在解讀過程中，發現了不少《詩經》本文上的問題。如卷六《周頌·敬之》注云：
季本：《閔予小子》一篇爲頌，自《訪落》到《小毖》三篇，通爲一篇五章，以爲《大雅》。愚按：自《閔予小子》至《敬之》三篇脈絡貫通，必是一篇之文字無疑焉，而祭祀之用，不便於長篇，故以章析之，各命篇，猶《大武》之例也。若乃《小毖》與前諸篇語意大異，當别爲一篇。
這裏晉民發現《周頌》中《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在内容和體制上相似性，認爲它們應是一首詩的三章，但因爲祭祀的原因分爲了三篇。《周頌·小毖》一篇在文本比較奇怪，因爲篇名“小毖”並未在文本中出現，所以晉民懷疑今本有闕字：“此詩闕文多矣，其義未詳。又篇目‘小’一字，不可曉。竊疑篇末闕文中有‘小毖’字面。”在《小毖》末句後又注：“此非結句，則不知此下有許多闕文。”晉民的觀察是非常仔細的。
關於《詩經》文本的體制，晉民也有新的看法，如論卷四《小雅·黍苗》云：“此篇與《大雅·嵩高》相表裏，蓋成康間之詩也。《小雅》唯是一篇錯簡，竊疑自《大雅》攙入也。”關於《黍苗》與《崧高》之間的緊密關係，中國學者也提出過，朱熹《詩集傳》卷十五云：“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嵩高》相表裏。”而晉民則認爲，此詩可能是錯簡，原應屬於《大雅》。晉民雖然没有提出他的論據，但其説無疑值得參考。清代學者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則認爲：“此詩明言召穆公營謝功成，士役美之之作。而《序》固云：‘刺幽王’者，何也。事與《崧高》同，詩亦出於一時，而彼篇則入《大雅》，此自歸《小雅》者，體異故耳。詩以體分，不在事同。”[72]此語對此篇没有歸入《大雅》作出了解釋，也可謂對晉民觀點的一個回應。但可以確定的是，方玉潤並没有看到過平賀晉民的《詩經原志》。
總之，晉民秉持著懷疑與批判的精神，在《詩經》闡釋上，突破中國漢宋腐儒的舊説，提出了很多極有見地的創見，值得中國研究者加以重視。
六 結 語
平賀晉民是日本江户中期一位重要但受忽視的經學家，他一生著作頗多，但流傳不廣且有散佚。筆者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現其所著《詩經原志》的稿本，是一部江户時代非常重要的《詩經》學著作。全書六卷，每首詩都有晉民的解題和詩注，稿本保留了晉民完成此書後繼續修改的痕跡。《原志》稿本集中體現了晉民的學術思想及其與江户中期反朱子學的古文辭學派的關係。通過對此書的分析，筆者得出以下結論：
一、平賀晉民深受江户中期日本反朱子學的荻生徂徠學派（古文辭學派、蘐園學派）的影響，特别是荻生徂徠弟子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的影響，《原志》對朱熹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對其“以義理解《詩》”，以及解《詩》“不知情”、“不知道”進行了比較激烈的批評。
二、與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不同，《原志》還對漢儒的《詩經》學進行了批判，認爲其以美刺説《詩》，多有牽强附會之處。
三、《原志》在寫作過程中，廣泛參考了中國近世以來的諸家《詩經》學著作，尤以參考明代《詩經》學著作爲多，其中參考季本《詩説解頤》最多，但晉民對近世中國《詩經》學也持批判的態度。
四、《詩説解頤》“一以經文爲主，而於舊説多所破之”的學術思想對晉民産生一定的影響，《原志》解《詩》也力求突破舊説。
五、晉民信奉孔子“知之爲知之”的闕疑精神，在解《詩》時對自己不了解的内容，不做主觀臆斷。
六、《原志》在風雅頌原義、《國風》篇名内涵、《詩經》詩意，以及《詩經》中人物、名物、地理、本文的闡釋上，都有所創新，突破了中國漢宋經學的樊籬，在東亞《詩經》學史上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七、從東亞學術史上來看，晉民對朱子學的批判與中國興起的乾嘉樸學以及朝鮮北學派的實學思想遥相呼應，是整個東亞儒學史上的重要一環。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
[1]本文係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唐宋詩日本古注本與唐宋文學研究”（14BZW060）成果之一。本研究受到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本文出版得到韓國教育部2013年度項目資助，是韓國學（韓國學振興規劃辦：KSPS）“海外韓國學教科研重點基地”項目成果（AKS-2013-OLU-2250003）。
[2]參見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松下忠著、范建明譯《江户時代的詩風詩論——兼論明清三大詩論及其影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
[3]關於平賀晉民的生卒年，一般作1722—1792，但晉民卒於寬政四年臘月，换算爲公曆，已届1793年。平賀晉民生平最直接的史料是其弟子賴惟寬（春水，1746—1816）所撰的《平賀先生墓志銘》，以及弟子間大業所撰的《中南平賀先生略傳》，皆載高楠順次郎閲、澤井常四郎著《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櫻山文庫，1930，第149—150頁。
[4]《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卷首，第22頁。
[5]勝島翰《憶平賀晉民先生》，載《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卷首，第9頁。
[6]賴春水《平賀先生墓志銘》，載《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150頁。
[7]賴春水《師友録》，載《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157頁。
[8]花井卓藏爲《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作序云：“天明中，松平越州定信，松平侍從信明之參幕政也。越州拔柴野栗山，侍從征先生，各資治教。栗山學奉洛閩，先生則宗蘐園，並爲雙璧。”《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卷首，第8頁。
[9]《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卷首，第15頁。
[10]賴春水《師友録》，《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157頁。
[11]《徂徠集》卷二十三，2a-b，大阪：文金堂、心齋橋盤唐物町南，寬政三年（1791）刊本。
[12]荻生徂徠《蘐園隨筆》，關儀一郎《日本儒林叢書》卷七，第47頁。平賀晉民將之概括爲：“自蘐園倡古學，詩必盛唐，文必李王。”《日新堂集》卷七《唐詩選夷考題辭》，《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475頁。
[13]目前關於平賀晉民的論文，筆者僅見湯沢質幸《近世中期儒學における唐音：平賀中南を中心として》，載《文藝言語研究 言語篇》第51輯，第85—104頁。又賴惟勤《趙陶齋と平賀中南》，載《日本漢學論集：嶺松廬叢録（賴惟勤著作集III）》，汲古書院，2003年。
[14]如江口尚純《江户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書目（暫定版）》，載日本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27），第1-17頁，2002年；江口尚純《江户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和刻本目録（暫定版）》，載《中國古典研究》（48），第1-13頁，2003年。王曉平的《日本詩經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王曉平《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皆未論及此書。
[15]《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163頁。
[16]《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125頁。
[17]清人程廷祚《清溪集》卷二《詩論十三·再論刺詩》，《金陵叢書》乙集之十，7b。
[18]參見張師伯偉所舉的《關雎》之例，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第一章《以意逆志論》第二節《漢儒以美刺説詩的新檢討》，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9—31頁。
[19]參見蘇源熙著、卞東波譯《中國美學問題》第一章，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捫虱新話》，俞鼎孫、俞經輯刊《儒學警悟》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2000年，第765頁。
[21]平賀晉民的《學問捷徑》卷中提到過太宰春臺，晉民也讀過春臺的著作。《朱氏詩傳膏肓》，延享三年（1746）就已經出版，晉民接觸到並不困難。平賀晉民亦有不同於太宰春臺之處，太宰春臺比較推重漢儒的《詩經》學，其《讀朱氏詩傳》云：“客問曰：然則今人學詩如之何？曰：從毛鄭及《爾雅》訓故，以求其義。不問作者之賢否，不議言之邪正，但誦其辭，朝夕諷詠以求其爲人温柔敦厚而不愚。”
[22]關於季本的《詩經》學，目前已成爲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筆者寓目的論文有：蔣秋華《季本〈詩説解頤〉詩次説評議》，《第四届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西口智也《季本的詩經學》，《第四届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口智也《季本的詩經觀》，《嘉應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劉毓慶《季本、豐坊與明代〈詩〉學》，《中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3期；張俊麗《季本〈詩説解頤〉析探》，2011年廣西大學碩士論文；沈丹《季本〈詩經〉學思想研究》，《長春工程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23]季本《詩説解頤總論引》，載《詩説解頤》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4]《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詩説解頤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8頁。
[25]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39頁。
[26]關於范處義《詩補傳》，參見楊秀娟《范處義及其〈詩補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27]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61頁。
[28]關於《詩緝》，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11頁。又參見陳清茂《從〈詩輯〉論嚴粲〈詩經〉學重要觀念》，載《中國學術年刊》2008年第1期；李錦英《嚴粲〈詩緝〉研究》，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29]關於《詩集傳附録纂疏》，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第344—348頁。
[30]《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57册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泰定四年翠岩精舍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56頁。
[31]關於《詩傳通釋》，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第356—359頁。又參見劉鎂硒《劉瑾〈詩傳通釋〉研究》，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32]參見楊焄《復旦大學所藏黄佐〈詩經通解〉發微》，《文獻》2006年第2期。
[33]關於《詩傳闡》，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65—267頁。
[3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5册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29頁。
[3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5册，第644頁。
[3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5册，第679頁。
[37]關於《毛詩翼説》，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164頁，注云：“未見。”按：徐光啟《毛詩六帖講意》多次引用到徐士彰之説，當即徐氏《毛詩翼説》中語。
[3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4册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金陵書林廣慶堂唐振吾刻本，第198頁。
[39]關於《詩經繹》，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120—121頁。
[4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49册影印中國科學院藏明刻本，第590頁。
[41]關於《詩經講意懸鑒》、《詩經主意冠玉》，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228—229頁。
[42]關於《毛詩原解》，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178—180頁。又參見王小超《郝敬〈毛詩原解〉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4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2册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第230頁。
[4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2册，第251頁。
[4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2册，第257頁。
[4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2册，第265—266頁。
[47]關於徐光啟的《詩經》研究，參見村山廣吉《徐光啟的詩經學——關於〈毛詩六帖〉》，載《第四届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林璟《徐光啟〈詩經〉研究三題》，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4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8册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金陵書林廣慶堂唐振吾刻本，第222頁。
[49]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著録胡胤嘉三部《詩經》學著作：《讀詩録》二卷，未見；《詩經仝稿》，未見；《詩説》，佚，第269—270頁。
[50]關於《詩經考》，詳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351—352頁。。
[5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8册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第103—104頁。
[5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8册，第126頁。
[5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8册，第267頁。
[5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62册，第330頁。
[55]關於《詩經講意》，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146頁。
[56]關於《詩經世本古義》，參見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第339—350頁。
[57]《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八，第146頁。
[5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77册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第447頁。
[5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77册，第450頁。
[60]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第274—277頁。
[61]胡樸安《詩經學·宋元明詩經學》，《國學小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00頁。
[62]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63]沈德潛編《清詩别裁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7頁。
[64]參見莫礪鋒先生《朱熹的詩經學》之《朱熹對“淫詩”的觀點》，載《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22-239頁。
[65]從音樂角度解釋風雅頌可謂非常正確的認知，當代學者甚至進一步認爲，南、風、雅、頌其實是周代樂器的名稱，如“‘風’最初爲普通管絃樂器的代稱，後來成爲具有地方色彩的音樂的代稱；‘頌’源自商代的樂鐘‘庸’，是殷商貴族用於祭祀、饗宴以至軍旅所用之器”。參見陳致著，吴仰湘、黄梓勇、許景昭譯《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6]《日新堂集》卷七，《經學者平賀晉民先生》，第473-474頁。
[67]見《詩地理考》引，王應麟《詩地理考》，王京洲、江合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22頁。
[68]見《詩地理考》引，《詩地理考》，第222頁。
[69]“周室將亡”之解並非朱熹之説，乃朱熹《詩集傳》所引陳氏之語。
[70]《毛詩注疏》卷三十：“《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
[71]王應麟《詩地理考》，第209頁。
[72]方玉潤《詩經原始》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