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與譯官赴華使行知識的掌握——以《象院題語》爲研究中心[1]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三輯
2016年 頁133—156
羅樂然
一 引言
以漢字作爲交流基礎的東亞文化圈，國與國之間的文書往來，在我們現在的紀録之中，都可以説明到漢字爲中心的筆談或書信往來，讓國與國之間，文人與文人之間，有更深刻及全面的交流，因爲他們均可以利用相同的文字，即以漢字作爲媒介進行往來[2]。然而，若翻開各種記録中國與東亞各國交流的過程的文書，來自朝貢國的使團，或是中國接待使團的禮部會同館[3]，均安排大批譯官，在朝貢期間，處理各項事務[4]。這説明了漢字雖然在東亞地區之中的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但是因考慮實際的運作以及無法口語傳達各種訊息，故不得不安排譯官在交涉的過程之中[5]。因此，東亞文化之間的交流不得不考慮譯官作爲媒介這一層面的思考，以更接近原來交流的歷史面貌。
而事實上，14世紀末，當朝鮮（1392—1910年）初立時，已確立了“事大”作爲重要國策，向明朝示好。但因語言不通，有妨兩國之間的交流，故漢語訓練亦成爲實施國策的重要措施。故朝鮮王朝，按高麗（918—1392年）舊制重置司譯院制度訓練譯官[6]，以及多次邀請求明朝進行“講肄質正”，改善朝鮮官員的漢語的渴望[7]，都反映到對於建立有效的朝鮮事大關係，不得不培訓大批的譯官處理[8]。這些譯官擔當的角色不只是作爲漢語上的口述翻譯，這當然是他們最重要的角色，但是更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責在事大過程中，特别是使行期間，負責協調及處理各種使團内外的事務[9]，處理這些事情，都需要對朝廷活動有深刻掌握以及對中國文化及社會，特别是北京社會有一定的了解。故此，用作培訓譯官的漢語譯學書，除了載有當時常用的漢語官話語音外，還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書籍當中記録了大量社會風俗的材料[10]，這些材料對於譯官處理各種使行期間活動有著重要作用，這些包括了與漢人交談時注意的情況、與朝廷交涉注意的事實、於北京買賣的事情以及一些中國人慣常採用的文化風俗故事，這些都是重要的事例，説明譯官背後有著豐富的知識支撐，讓他們能夠順利完成使行，讓燕行使對中國社會有更多的認知。
學界最早研究朝鮮漢語教科書，可追溯至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對朝鮮各方面進行社會研究，當中小倉進平（1882—1944年）的研究成果最爲廣泛[11]，亦打開了這方面的研究，讓後來的東亞研究學者繼承相關之研究。華文、[12]韓語及英語等學界都就朝鮮漢語教科書取得不少研究成果[13]，但是他們都關心的是朝鮮學習漢語的情況，又或是官話在明清時期的實際情況，都以語言學角度出發去審視有關的材料[14]，但是這些材料，誠如禮曹曾於世祖年間的上奏，指出：“講習漢訓，事大先務，但書册稀小，學者未易得觀。請姑將《朴通事》、《老乞大》各一件分送黄海、江原兩道，刊板送于校書館，印行廣布。”[15]説明到這些書籍，最直接及關鍵的功用，便是有效處理事大關係，亦即處理對明（或後來對清）交往時，尤爲重要。
故可從另一角度來説，本論文試圖還原譯學書的原有功能，就是譯官如何透過教科書内的知識，築起一道橋樑，讓忙於處理公事的朝鮮使臣，在中國的工作期間，有足夠的支援，有效處理並解決各種問題。過去學界對於譯學書的關注，都注意不同時代，語言之變化，文字使用的變遷，無疑作爲這些領域的研究材料，特别是語學史及語言變化等問題，譯學書的學術價值，是無可置疑的。然而，本論文採取之角度，就是將材料還原其原來目的，亦即是説，譯學教科書的出版及編刊的原因，就是提供語學及文化知識，以便他們在中國使行使用。故本論文將會理解譯學的形成經過，特别是譯官們以往所採用的材料，並透過各種尚存於世的漢語教科書了解當中涉及到中國有關的知識，再透過這些知識，觀察譯官如何利用有關材料所掌握的知識，去協助處理使臣或會面對的問題及解決之法。
現時學界探討朝鮮譯學有關課題時，兩種最重要的譯學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常常被用作討論[16]，但事實上譯官所使用的譯學書還有不少，包括特别重視使行過程的教材《象院題語》以及主要中國傳説及故事的譯學書《訓世評話》[17]，還有的是19世紀才出版，由專門的翻譯官編訂的《華音啟蒙》等等[18]，透過種種的材料撰成過程以及當中涉及的知識，所提及的句子與字詞，曾交代過的交際場所，强調這些書籍都有强烈的文化傾向及中國認知的建立，這些材料的塑造下，可讓譯官明白各種豐富的中國知識及技能，並透過這些中國文化知識在處理各種使行期間活動及問題時，他們都充份採取各種合適的方法，主要原因來自他們的知識，而他們的知識則來自這些教科書。
然而，在衆多之材料之中，本文將會聚焦在《象院題語》之中，除了其研究之成果較《老乞大》與《朴通事》爲少，被學界所忽略外[19]，但是更值得留意是其原來學術價值。由於《象院題語》之具體内容，涉及的是使行到中國時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及必要資訊，正反映著漢語教材對於使行之必要性，對於訓練譯官在赴華過程協調各種職務及翻譯工作之作用，是不能輕視的。故此，希望透過聚焦於這一份，具體涉及使行活動内容的漢語教材，其所涉及之資訊及知識，了解朝鮮譯官們的知識來源，當中特别是其在中國使行時所涉及之事情及文化資訊，從而顯示譯官實際上在東亞文化交流之中，所發揮之媒介功能的背後因素。
二 漢語譯學建立及漢語教科書整理及出版
司譯院自高麗設置以來[20]，先後有不同的改革，最終發展出四種語言的學統，進行制度化的運作，亦是朝鮮人涉及對外活動時，所需要用到的四種語言，分别是漢語、蒙語、女真語（後稱清語）以及倭語，亦稱之爲四學。四學分别在世宗以前已逐步系統化，其中以漢學之設立與變遷最早，而《象院題語》的運用，與朝鮮的漢語譯官訓練是有相當密切關係，亦必須了解漢語譯官的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朝鮮王朝立國後，“事大以誠”爲國家重大政策[21]，故翻譯對此政策之落實相當關鍵[22]，特别是以漢學爲中心尤其重要[23]。在壬辰倭禍以前，朝鮮的漢學一直都位居於首，而歷代國王對漢學的訓練之獎勵及倡導亦不遺餘力。如太宗與成宗等後來的國王，都特别重視漢學譯官，亦多次上書及表示漢譯的重要性。
如太宗（李芳遠，1367—1422年，1400—1418年在位）時司憲府官員曾上疏：“以小事大，古今之通義也，況我朝，僻處海陬，語言殊異，因譯以達，故司譯之任，誠爲重矣。”[24]而成宗期間大司憲尹繼謙（1442—1483年）等亦上疏：“我國邈在海表，與中國語音殊異，而朝聘貢獻往來陸續，以爲譯學不可以不重，故設司譯院，以專其事。”[25]壬辰倭禍以前，歷代國王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朝廷對於書籍的重整及出版等工作，特别鼓勵，而這些書籍的整理，成爲了朝廷最重要關注的事情。
按《世宗實録》的記載，當時漢語譯學取才時，要求學習的内容包括了《書》、《詩》、《四書》、《直解大學》、《直解小學》、《孝經》、《少微通鑒》、《前後漢》、《古今通略》、《忠義直言》、《童子習》、《老乞大》、《朴通事》及漢語[26]。雖然當中的書籍不少已經失傳，也不能推斷具體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學習的範圍之廣不單純是語音，也涉及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朝廷對於他們的培訓相當重視。這種重視可從世宗大王特别頒布要求加强對於漢語的訓練可見，具體内容可見於以下的上疏。
禮曹據司譯院呈啓漢學勸勵條件：
“院禄官前銜權知三學生徒，共二百餘人，所處間閣甚小，今又别選講肄官、漢學生徒等二十人，仍聚本院，無有居止之處，令繕工監别營一廳。
一，院實役奴婢，不過二十口，數多學官生徒，供給使唤不敷。居京中及京畿奴婢二百口加定，以便供給。
一，院訓導官等，俱以前銜，每日艱苦仕官，非但無勸勵之方，或生怠心，教訓陵夷，以時行兼差教授訓導之職。
一，院前銜權知，每日不分晴雨，聚會習業，積有年紀，今已通經書稍成才者頗多，然無褒貶之典，更不盡力。每日講其經書，反譯漢語，明白置簿，當其歲抄，考其分數，爲頭二人，勿論東西班，别例陞轉，勸進見效。
一，漢、蒙、倭三學生，俱係外方接居，裹糧爲難，漢學七十人、蒙·倭學各十五人，每日一時供給勸勵。其中欲避軍役，求屬後托故出入，一年之内，除時享忌日，以他事滿百日者充軍，即選年少子弟充補。
一，本院專尚漢音，近者取才除授之人，纔受禄俸，未滿半年，多以外官交差，常説鄉談，如説漢語者，反以欺之。自今以後，毋差外官，俾專漢音。
一，《直解小學》、《老乞大》、《朴通事》等雜語，悉皆漢語根本，但讀經書，窮其義理，全不誦習，自今以後，經書、《通鑑》諸書，不必義理窮問，但式音訓正僞，大義解説，隨例給分。其《直解小學》，分爲四孟朔，《朴通事》，分爲春秋兩等，《老乞大》，分爲秋冬兩等，每當四孟朔取才時，一書皆誦者，方試他書，《小學》背誦者，倍數給分。其中年四十已過，不願背誦者，許令臨講，其熟讀者，只給粗通分數，不能熟讀者，勿試他書。如《魯齋大學》、《成齋孝經》、《前後漢》等不緊之書，不許并試。
一，院前銜權知等，每當孟朔取才，一依典醫監例，孟朔以前實仕滿五十日者，許令取才，蒙、倭學亦同。”啟從之。[27]
以上的介紹，除了可以知道世宗年間，譯官主要修習的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可看到世宗大王如何重視譯官的訓練，當中所提供的配套及要求，也非常嚴格，這因爲“國家事大交隣，專賴譯語，其責非輕”[28]。故當中他們所熟讀的書籍，就是將國家事大交隣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故漢語教科書的歷史意義有必要作出闡釋。
兩本最重要的書籍《老乞大》和《朴通事》，是各譯官最重要的書籍，無論是蒙學、女真學或是漢學，都按《老乞大》的原本，再配上各種語言，作爲訓練，即可見有關的内容是對於譯官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然而，兩種書籍的原本成書在何時從來没有定論，但相信早在元代是已流行於高麗的兩本漢語教科書。其中《老乞大》相信是按當時東北地區的書籍，被朝鮮人帶回半島後，按當時高麗地區情況及使行特點修訂而成的書籍[29]。而《朴通事》因以新羅建國大姓朴姓爲題，故相信此爲高麗人原著，而非如《老乞大》一樣改編自東北或蒙古人的教科書[30]。
兩書在壬辰倭禍、兩次胡亂前後都經過各種變化[31]。而“老乞大”第一次的修訂，發生在成宗朝。由於最初版本的《老乞大》出版於高麗朝末期，即元末，當時元代大都人所採用的話語仍有强烈蒙古口音，亦就是所謂的漢兒言語，在明朝官話的有所不同[32]，故原來的老乞大，亦不再適合用於訓練譯官，故成宗年間，李昌臣（1449—1506年）啟曰：“前者承命貿正漢語於頭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即以時語改數節，皆可解讀。請令能漢語者盡改之……”當時成宗回應：“其速刊行。且選其能漢語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33]後來有關的書籍，在中國使臣葛貴（生卒不詳）來朝時，進行修改，沿用至明清易代[34]。
現存最常爲學界討論的《老乞大》和《朴通事》的版本爲崔世珍（1473—1542年）按葛貴修改後所用的漢語版，再進行諺譯的版本，即燕山君（李
，1476—1506年，1494—1506年在位）時代所編的《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崔世珍本人爲多次往返中國與朝鮮的通事[35]，故他能夠熟悉參與過程之中，所需要的語言，故這樣的背景下，更能夠説明有關的材料對於譯官使行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後來因兩次胡亂後，語言的改變以及對華態度亦有出現微妙變化，故當時再一次修訂，1761年邊憲（1707年-？）透過其出使中的機會在北京完成的《老乞大新譯》以及1765年時連同李湛（生卒不詳）所刊出的《朴通事新釋》[36]，成爲了朝鮮後期的重要版本，亦是當時北京常用的語音版本，有助建立更緊密的朝鮮與中國之間的交流。
從上述兩本重要的教科書的編輯過程，可以説明兩點重要的信息，對於朝鮮人而言，譯官能否操純正的漢語，對他們的事大活動有十分重要的關鍵性，而另一方面，語音及文字亦會因時代大環境而不斷轉變，即使能夠讀懂漢字，但因大家發音及理解不同，故很難在溝通及交流中有效理解表達的意思，懂漢語成爲了交流之間的關鍵，而這些漢語書籍正就是這種重要關係之間聯繫的媒介。
除了《老乞大》和《朴通事》外，有兩本頗有意思的司譯院常用之教科書，也是相當有意義的，一爲《訓世評話》，另一爲《象院題語》，前者《訓世評話》則出版於成宗年間，由譯官李邊（1391—1473年）採集各種名賢節婦的故事，以漢語白話，用“評話體”方式編撰的書籍，内容涉及不少都是歷史故事以及有勸戒意義的書籍[37]，是一本以教化作爲基本的書籍。後者則是爲一本極度針對譯官所需要處理的問題的一本漢語教科書，另一種説法可以爲一本專責處理於外交公務的課本[38]。
透過這些司譯院出版的教材及著作，可以窺探到當時譯官有需要採用的知識除了一般使行時應注意的事項以及一些公務交際的基本功能，例如，特别從各種史料編輯而成的《訓世評話》，似乎對於使行期間的詞匯所需的程度，不能只停留於一般的簡單字句之中，因爲在北京會遇到的人，會碰見的人實在太多，而這些小説裏，大多都是出版自市井[39]，故即與一般人對話所用的語言接近，更能夠方便到譯官在處理在使行時所處理的各種事務。而《象院題語》正是針對其使行期間之行程及活動，有助我們了解朝鮮之漢語教材的實際功用及其文化意義。故此，本文特别針對探討《象院題語》當中之内容，分析漢語教育對於譯官的訓練有何幫助，當中特别是關於中國文化知識的掌握尤爲關注。
三 《象院題語》的成書經過與内容大要
據李在弘與朴在淵老師的介紹，《象院題語》是一本以介紹朝鮮對明關係期間，涉及的使行程序與儀式的書籍，而這書並非使用文言文，而是使用當時北京流行的白話作紀録[40]，也可被視爲一種中國資訊的參考書[41]。該書現存於不同地方的檔案館，如木版本則可見於（1）韓國的，國立首爾大學的奎章閣（奎7493/8600）、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的藏書閣（2—4181）、國立中央圖書館（b12709—1）、漢陽大學校圖書館（915.2-
653）、成均館大尊經閣（C14B-0059a），（2）日本的，東洋文庫（VII-1—39/VII-1—39複）、小倉文庫（L44758）、東京外大圖書館（K-IV-9）、天理圖書館（2922—3629）等，而筆寫本則分别藏於韓國的國立中央圖書館（BA091—3）、日本的小倉文庫（L44759，L44760）、中國的遼寧省立圖書館（000220，朝鮮史編修會鈔本）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42]。
然而，不同《象院題語》的版本，均没有明確的日子交代，而這書之内容亦没有提及到成書的具體日期，而且亦没有如《老乞大》等有明確的時間性史料説明。然而，從書中内容顯示，可以肯定是曾用於明朝間，其所採用的字眼，包括了“帝都”、“天朝”等等，這些字眼在清人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後，在朝鮮材料中，幾乎不會出現，故幾可肯定該書必定成書於明朝[43]。而專門記載司譯院職責及工作的《通文館志》曾有兩項資料，可顯示出該書應成書於明朝中葉，並於清朝仍有流行運用。
《通文館志》卷7《人名》的“南好正條”中載道：“南好正，能文下筆立就，更不加點而辭意備悉，且於馬上急報文狀，細書成文，凡文字一覽輒記，嘗隨節使赴京時，門禁甚嚴，不通柴水，使臣欲令共撰乞解門禁之文，書狀官：‘呈文令譯官搆草，不亦羞乎？’自撰文成，多有不愜處，使招公問如何，對曰：‘若用此文，非但所請不成，且被嗔怪。’仍代撰手不停筆，一揮而就，使稱其切實，其文今載《象院題語》，然恃才驕，竟坐言辭被禍，出《象胥故事》。”[44]雖然至今没有足夠的史料，證明南好正的生卒年[45]，但是從《朝鮮王朝實録》之中，可以看見南好正在於壬辰倭亂期間，不斷地擔當譯官，與中國軍隊協調。[46]故此，可以推斷的是《象院題語》的内容必定於明朝末年有使用的跡象，因南好正的事蹟記載於宣祖期間，反映了其出版年份。
而另一方面，據《通文館志》卷8〈書籍〉一項，也特别記載了，“象語題語一本”的記録[47]，在“什物”條中亦記有“象院題語板”，注云：“康熙庚戌以鑄字印行，己卯濟州譯學吴震昌刊板輸納。以上板材藏於大廳兒房上藏書樓。”[48]由此可知，濟州譯官吴震昌將有關材料覆刻，故可知有關材料實際上涉及到使用以及傳播到不同地方，以供中央以及地方之譯官使用，雖然在其他的史料没有看見有關材料的具體用途及貢獻，但是透過《通文館志》的紀録，可以看見譯官們是有渠道閲讀《象院題語》，並且有向地方傳播的過程。所以，該書在譯官的漢語教育上有一定的意義。
故透過分析《象院題語》之全文内容，或可看到當時的譯官掌握知識的程度及目的。按汪維輝等人的解題，大致上可分爲五類，分别是關於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山川風物、名勝古跡的；有關明朝制度的；有關赴京使朝貢事宜的；有關朝鮮本國資訊的[49]，以及一個不能分類在上述内容的，記載了南好正的〈門禁白活〉故事[50]。而事實上，如若然將譯官的工作與這些材料之間對照，就能發現《象院題語》全書，正是爲了譯官在北京工作時所面對的環境及職責，而需要學習的中國社會情況及文化知識。
四 《象院題語》所載之中國使行中的知識
《象院題語》等不少朝鮮時代的漢語教科書之中，都分别描繪各種赴華使行時所涉及的社會與文化話題，而這些知識往往都是難從一般的史料中獲知，故不少一直被視爲明清時代研究東北及北京風俗的重要書籍。但是除了史料意義外，所記載的知識實際上有助還原譯官的知識掌握，即是讓朝鮮譯官熟習各種有助處理赴華使行過程有關的用語及情景。因此，本文透過了解《象院題語》所涉及赴華使行事務的各種文化知識，嘗試了解朝鮮譯官透過該書會了解怎麽樣的知識，而有關的資訊對他們的工作又有何作用。
4.1 在中國使行之工作
首先，在《象院題語》之中，記載了不少關於譯官或使行成員在北京時的工作及程序安排。此爲《北京公幹》的記載：
我們到京裏，第二日鴻臚寺遆了報單，第三日見朝見堂後，見了儀制司、主客司，回到館裏，見提督主事。後日到主客司，驗了方物，明日謝恩，到會同館喫了下馬宴，明日謝恩兩遭，朝天宫演禮。過了節日，又喫了上馬宴，明日領了賞賜。又明日謝恩，通政司打事完的通狀，主客司裏討各豦（處）的手本，禮部主客司、兵部車駕司請驗包，到車駕司討車輛馬匹爲廪給的關子，户部山東司裏討脚力口糧的關子，左府裏討批文，後府裏掛號，討過闦的驗帖來，車輛的關子轉行到順天府經歷司遆運所討車來，但凡勾當都停留後，辭朝辭堂出來。[51]
《北京公幹》呈現了朝鮮譯官或是相關同行使團成員所涉及的正常工作，這些工作大多是恆常工作，基本上符合了《通文館志》的記載及次序[52]，可見看見對於撰寫者來説，前往中國時的知識掌握與認知，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各種在北京的工作安排。故在《象院題語》之中亦有詳細介紹了不少明朝朝廷的部門及官職，分别説明了庶吉士、[53]三法司、[54]都布按、[55]東西廠等職能[56]，也記録了關於天朝科舉與武科節次的安排[57]，雖然這些都不是直接與朝廷禮儀有直接關係的官員及工作，但是《象院題語》仍收録有關材料，主要是協助譯官在使行過程中，滿足使臣的好奇或是當兩地官員交流的過程時，能夠及時了解到所遇見的中國官員的身份、地位及其職能，可見訓練譯官的教材所考慮的，正是朝貢過程中，士人之間交流或許引起的疑問及好奇[58]。
4.2 關於使行的禮節事宜
學術界近年對於中朝關係史，關心的大多是士大夫之間的文化交流[59]，但事實上在兩地關係的建構過程中，禮儀對於使節交流過程及朝貢活動的安排亦有莫大的重要性[60]。而事實上，有關使行期間的禮節，在《象院題語》之中，屢見不少。作爲譯官，他們對於人稱之稱呼以及禮與不禮等等關於禮節的問題相當重視，因爲他們參與燕行，主要是用作參加禮節性活動，代表的是朝鮮[61]。朝鮮作爲“禮義之邦”，如在燕行期間被中國方面認爲不合禮以及不合時宜時，則會對於朝鮮的朝貢地位，有著大大的影響，也對於朝鮮朝野上下帶來重大的衝擊[62]，故朝鮮譯官他們背負的不只是單單的語言翻譯，也是文化認同及地位的關鍵。
在《象語題語》之中，亦讓譯官們學習到有關朝貢期間，他們所需要對應的部門以及工作人員，除了“筭手”、“催車”等這些禮儀活動過程中會碰上及交流的中國方面官員背景及職能有所説明外[63]，例如《考夷語》中，譯官們亦會了解到禮部方面的序班——即天朝所派遣的翻譯人員，其形象是會帶有冠帶和帶上“牙牌”的[64]。又例如《光禄寺酒飯》，是專門介紹接待上馬宴及下馬宴安排的部門——光禄寺[65]，如《鴻臚寺大通事》專門與朝鮮使節交涉的中國官員等等[66]，可見，《象院題語》是協助譯官認識中國禮節及相關制度的重要工具書。除了不同的涉及見面的官員及工作單位外，更值得留意的是《聖節千秋冬至演禮》，這篇正介紹燕行使團前往北京時的不同時間的禮儀所進行的不同禮節及安排，由於使團成員需參與上各種禮節活動，故無論譯官還是使團成員，都有必要了解有關的情況[67]。
聖節、千秋、冬至的演禮，在前聖節是靈濟宫，千秋是慶壽寺，冬至是朝天宫。如今慶壽寺燒火，重修又燒火了，靈濟宫是齋戒的宫，不許演禮了，因此都到朝天宫行了。演禮的規矩，比這裏一般。朝天宫院落裏，文武千官分東西朝北站住，左右串廊簷下，糾儀御史排行站在後頭，錦衣衛校尉也是排行站住。又有教城司的樂工每穿著斑斕之衣，拿著各樣樂器站住，這們整齊後頭纔行禮。行禮的時節，鴻臚寺官呌班齊，千官每咳嗽後頭，鳴鞭三遭後頭動樂，千官每行五拜三叩頭，作揖三舞蹈，跪下聽三呼之聲，千官每行五拜三叩頭，作揖三舞蹈，跪下聽三呼之聲，千官每一時呌“萬歲萬歲萬萬歲”。這般三遭後頭，又行四拜，禮畢後頭，次次兒出來。[68]
此外，在與禮部官員接見時，大家如何安坐也是一個大學問。《禮部坐起節次》正説明了這一點。
三位堂上、四司郎中、員外主事，各有火房。退朝後頭，不論前後進來，各在火房裏歇一歇。都到的齊了呵，一個外郎打雲板，高聲説“坐堂，坐堂”，郎中以下都是正堂簷下伺候，堂上每出來作揖，各位裏坐定，郎中、員外主事、觀政進士，進前作揖，堂上也舉手，歷事監生、辦事官也這般行禮。當該外郎們到月臺上禮畢後頭，一個外郎拿著卯簿，就堂上根前受押，郎中以下到那裏畫押。畫押便一個皂隸拿著投文牌出來，大門外頭饋人看了，一個投文的、呈狀的、口詞的，跟牌進去，院落裏跪下呈狀，一個外郎收拾，禀堂上打印了，送下司務廳，司務廳查看，四司裏分送，教他禀堂上行公事後頭，一個外郎呌説“堂事畢了呵”，堂上還入火房，郎中每各司裏下來。[69]
在儀式上，各官員坐下的位置，人與人之間碰面時的禮儀，表面看來並非特别之事，但是放置在朝鮮在明清時代的脈絡之下，這些行爲就是“事大以誠”的表現，而活動的過程，外界對朝鮮人的形象，則從這些小舉止以及儀式的表現之中呈現[70]。當然飲食也是重要的關鍵，故在《象院題語》也説明了上下馬宴時的安排以及應注的禮節[71]，以及在遼東地區的宴會的禮儀，也有所記載[72]。可見，對於朝鮮人而言，他們甚爲著緊這些活動，特别這些活動當中涉及的禮儀，故在《象院題語》之中，這本作爲訓練譯官之教材，讓譯官能夠可以了解到使華期間使團成員將會涉及的禮節相闔事務。
4.3 北京的景點資訊及路線
除了官方的禮節活動及程序安排外，《象院題語》，亦涉獵到北京城内的風景，作爲教材，其中其開首第一篇就是《帝都山川風俗》：
皇城北邊有天壽山，西邊有西山，中有萬歲山。萬歲山是造的山，那山上有廣寒樓。天壽山是北京城的鎮山，離京一百里地，永樂以後，皇帝皇后的墳都在這山裏。東有潞河，南有蘆溝河，西有西湖，也有玉河。風俗是比本國，三綱五常都一般，只有醜風俗，和尚道士得官隋，動樂送殯，父母没了呵，停屍在家對客喫酒，這等風俗看的不好了。[73]
又可見到該書亦具體説明了北京其他的景點，包括了北京八景、[74]天壽山、[75]國子監、[76]夷齊廟、[77]醫巫閭山等等[78]，其中值得留意的是國子監，《象院題語》之中，特别把國子監與成均館作比較，並説明實際上國子監“是天朝太學館，比這裏成均館一船（般）”[79]。可見，利用了朝鮮譯官一般理解的知識去更具體認知中國的景點。
《象院題語》特别有不少篇幅介紹了北京的風景之地，例如提及天壽山是“千峰萬壑，争高奇妙，皇都第一箇名山”[80]，又指醫巫閭山所在地是“天下北鎮山，那山上有聖水盆，天寒不凍，又有仙人巖在前……”，[81]這些材料出現在《象院題語這本漢語教材之中，主要原因這些地方往往都是朝鮮知識份子前往北京時會有興趣了解及體驗之地方[82]，故譯官可透過掌握相關地點的背景資料，有助介紹給使團成員了解有關地方的景象及文化。如喜愛小説的李承召（1422—1484年）擔任朝天使團成員時[83]，在購買《大明一統志》，從書肆間留意到關於北京八景之地，雖然他未有親自到訪，但仍題有〈次北京八景詩〉，表達其對風景之讚嘆[84]。一些晚明的使團成員，如金尚憲（1570—1652年）的《朝天録》中包括了《燕都八景》[85]，金地粹（1585—1636年）於1626年所撰之《朝天録》中亦記有《燕都八景》[86]，金德承（1595—1658年）的《天槎大觀》中同樣出現了關於北京八景的題詩[87]。由此可見，對於使行成員來説，北京各地的景物是使行成員必到之地，故譯官們可透過《象院題語》之中之内容，既學習當中的讀音同時，又可掌握這些景點的具體知識與文化，有助使行期間成員對北京城内景點有更多的認識[88]，故《象院題語》有不少的篇幅，羅列北京城内外各景點的具體地點及相關知識，與燕行使行參觀慣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後，《象院題語》中多次提及從朝鮮往返中國路線，中國各重要驛站之間的距離[89]。由於使行期間，使團需要定期派出成員回國，讓朝廷能夠有即時的情報，對於各種事務有多番注意，故在教科書之中，亦有不少涉及路線、驛站等關於通訊的問題，這是因爲有其實際的必要，他們要熟悉送信的過程以及通訊的方法，以備不時之需。
4.4 小結
從上述不同方向去了解《象院題語》涉及中國的知識内容，可以看見到該書協助譯官能夠有足夠的漢語能力外，也讓他有足夠的文化水平表達在中國的見聞及知識。因爲使節們對於使行的各種見聞與及交流的工作，往往都需依賴譯官，如譯官對相關事情也不了解，表達不夠詳細，或是不能夠以良好的漢語回應疑難，不但是帶來了語言的隔閡，讓朝鮮及中國兩地的文人無法得到合適的交流及溝通[90]。更重要的是，朝鮮朝廷還是使團成員也好，都希望依賴譯官，從而避免不失於禮。故此，《象院題語》等漢語教科書之中的中華文化及風俗介紹，除了讓朝鮮譯官們的教育水平，可確保行程萬無一失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確保朝鮮在朝貢之中的文化地位及身份，也是朝鮮使團，甚至是朝鮮上下是否“合禮”的證明，而非並單純推崇中華。故《象院題語》之中赴華使行的知識，實際上協助譯官透過閲讀有關書籍後，使他們在執行職責時，讓他們擁有豐富的知識，以便在使行時的工作辦妥，不單只是爲了使團順利完成，也關係到中國朝野對於朝鮮的印象。
五 結論
本文透過闡釋《象院題語》之内容，試圖窺探漢語教科書如何建構朝鮮譯官對於中國文化以及相關使行知識的認知[91]，以及該書如何讓朝鮮譯官有效協助使行所面對的問題及工作安排，藉此重新思考在東亞文化交流之脈絡下，中朝文化交流活動及知識傳播過程。《象院題語》等漢語教材讓譯官了解到禮節性的知識，也了解到赴華期間涉及的風俗文化，譯官們閲讀《象院題語》時，有關知識有助在參與使行活動期間有效處理各種問題。這些知識並非自然而生的，亦非一般的文人教育能夠提供，因爲涉及的不少都是社會風俗、技術性及禮節性的問題，而這些知識在四書或五經未必能體現出來，故有關的知識與士大夫掌握的知識與文化是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面，故領導使團的燕行使者，往往都會將有關的知識忽略，或是未知實際可行的處理辦法，故需要依賴譯官們當中協調及擔當文化媒介[92]。
故還原基本，譯官在其學習漢語的過程中，是如何透過如《象院題語》等漢語教科書教材之中，了解及掌握不同種類在使行時會牽涉到的中國文化及相關知識，除了協助他們以熟悉的内容，學習到純正漢語，方便與中國人對話外，也更重要的是讓這些譯官可以能夠明白到各種因使行而産生的情況，例如北京及東北的社會風俗、驛馬驛站問題、中國人飲食習慣，以及上下馬宴的禮節等等，都牽涉到譯官的工作，需要他們從旁支援，因爲參與使行的使團領導一生人只有一次機會前往北京，參與禮儀活動，但譯官們卻肯定需要多於一次往返的機會，故使團成員都依賴譯官擔任有關的職務，可見譯官是朝鮮建立對明清兩朝朝貢關係有重要的角色，而譯官的文化媒介形象塑造過程則有賴於他們對赴華使行的文化知識的掌握，即來自如《象院題語》等漢語教材所提及的相關知識。
故這篇論文旨在疏理漢語教科書在東亞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在語學史以外，也有文化交流史的意義，這一點是有待更多學者的發掘，特别是在以漢字之中心的文化交流圈之中，其實漢字的存在，對於文化交流當然帶來不少方便，但值得留意的是，譯官亦並非毫無作用，因爲不少交涉活動不能夠單以筆談或漢字交流，而且使行實際上有很多的複雜的禮儀要求，均需要譯官的介入。而譯官的知識來源則在於漢語教科書，故本文希望從《象院題語》的記述作爲例子，説明文化知識在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之中的建構過程，這亦是往後東亞文化交流史可循之方向。
（作者單位：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