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高句麗《好太王碑》形制考
馮翠兒
一 引言
古朝鮮在統一新羅以前留下來的碑銘，其銘刻目的主要爲記事（歷史意義），其中《好太王碑》是現存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麗碑石。自十九世紀末被發現以後，《好太王碑》便引起中、日、朝三方學者的注意而進行探索、研究，而且得到相當豐碩的成果(1)。但研究主要集中在發現過程、碑文釋讀、拓片版本、歷史和書法探究等，至於碑刻的形制與漢碑的關係和文化承傳問題卻似未及關注。本文就試圖從《好太王碑》的形制、刻銘目的、書法等方向作探索，希望能找出碑刻文化從大陸往東傳的綫索，亦可説是中華文化延展至周邊領域的一項研究。
二 《好太王碑》的形制
《好太王碑》全稱《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立，清光緒年間（1880年前後）被發現。碑現坐落於吉林省集安市東，西距“好太王陵”約200米。
碑是一長方柱形粗糙的火山凝灰巖巨石，只略作修整，並没加打磨或琢飾，故碑面如一般天然石塊。石柱四面長闊不均，最高處爲6.39米，碑底部比碑頂略寬，最寬處達2米。整個碑並無碑額和趺，碑座只是一塊不規則形狀的花崗巖石板。四碑面均鑿有天地格及豎欄，碑文所刻全是漢文，每字約爲10釐米，四面環刻，共44行，每行41字元，共1,775字。
這碑的形制似與傳統的漢碑不盡相同，但碑的所在，漢時爲四郡之地，在這地域出土的碑石，比《好太王碑》刻立年爲早的有樂浪郡遺物［漢］《黏蟬縣神祠碑》(2)，在遼寧省集安市板石嶺出土的［魏］《毌丘儉紀功碑》(3)。這兩碑雖是漢人所刻立，相信對《好太王碑》應會有一定的影響，當然其他先秦兩漢魏晉的碑銘也有被借鑑的可能。又在《好太王碑》附近發現有從大陸移居來而在高句麗爲官的漢人墓葬，如“冬壽”(4)和“鎮”(5)的墓中都發現有墨書。從墓中壁畫可見漢人在高句麗境仍保留着傳統的生活形式，當地的官民自然得見漢人的碑刻形制而有所仿傚。況且小獸林王在登基次年（372）便設立了“太學”，並在地方上設立了傳授儒學的私立書院(6)，對與儒家重孝有密切關係的碑刻文化應受到他們的關注。
中國的碑刻很早就出現，如《儀禮》和《禮記》中便多卷提及宫、廟中之“碑”和葬禮中的“碑”，秦代則不稱“碑”而稱“刻石”(7)。碑至漢代已漸有定制，一般由碑趺、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組成。《好太王碑》則雖宏雄巨大，但卻甚簡樸，無碑首，只有没經打磨、凹凸不平的角礫凝灰巖碑身，碑下亦只墊有一片未加修飾的不規則形花崗岩石板，散發着樸拙莊嚴的浩然之氣。
《好太王碑》是世界上現存最巨大的碑刻，它的形制是否有所本？若是有所借鑑，相信亦不會隨意模擬，其選擇是否藴含深義，這便很值得作深入的探討。
三 《好太王碑》形制探源
《好太王碑》的主人是“好太王”，據《三國史記》載，名“談德”（391-412在位），此碑是其子“長壽王”在他死後第二年所建立。按碑文記載“談德”於十八歲登基，號爲“永樂太王”：
至十七世孫國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號爲“永樂太王”。
何以“永樂太王”被諡爲“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文續稱：
恩澤□于皇天，威武横被四海，掃除庶寧其業。國富民殷，五穀豐熟。
若結合《三國史記》卷十八《高句麗本紀》記載情況：“永樂太王”曾伐碑麗、百殘和倭，救新羅，征東夫餘，侵（慕容）燕。在這些戰争中，攻城掠地及虜獲人和牲口無數。可見其一生東征西討，對外廣開土境，對内則國富民殷，故諡之“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是實至名歸的。
《好太王碑》碑文可分爲三部分：首先記述高句麗建國的歷史和簡述好太王的行狀；第二部分記述好太王的强大武功、攻城掠地的過程（只記戰功而無任何失利的記載）；最後述説遵從好太王的遺教，詳細記載守墓煙户的分配、户數、規則和不得轉賣守墓身份的法令。兼具了歌功頌德和頒布王令的兩重功用。這座碑文的形制和内容是否高句麗創始還是有所借鑒，這是值得作進一步探索的。
中國歷代以來對“碑”的詮釋甚多：
•《儀禮·聘禮》云：
饔，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内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玄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廟以石，窆用木。
•《禮記·祭儀》曰：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
•漢末劉熙《釋名·釋典藝》釋：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
•《文心雕龍·誄碑》則將“碑”的源流述説得更爲詳細：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
概括而言，先秦時代“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是紀功刻石，故有“碑”之稱，如相傳周穆王曾於崦嵫山刻石紀功(8)，也就是古碑之流。又“碑”是宗廟中庭的兩根柱子，以拴繫祭祀用的牲口，這類“碑”就不會在其上勒刻功勳業績。“碑”又是墓葬時墓穴週邊的立石，用於棺木入穴時助縴繩下降。後來逐漸碑石發展成爲墳墓前“追述君父之功美”的豎石。但用以“引棺”的碑身應鑿有“穿”。如《禮記·檀弓》所載：
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注曰：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轆轤），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
《好太王碑》並無“穿”，又非用以繫牲的小柱子，而且豎立於距太王墳約200米的曠野上，自然符合作“墓碑”的條件。《文心雕龍·誄碑》又云：
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
意思就是説，碑銘之制就是要“明確地記述碑主高風亮節的品格、美好的言行和卓越的功業”(9)，有歌功頌德的意味。
《好太王碑》第一部分述及好太王的祖德、行狀。第二部分只述好太王的豐功偉業，難道好太王一生竟未嘗戰敗或挫折？這正符合“碑”頌美之制。碑文的第三部分是好太王的遺教——“國罡上廣開土境好太王存時教言”——正有頒王令的意味。整方《好太王碑》的碑文是由祖德、行狀、歌功頌德與頒令組合而成。這樣四面環刻和碑文的組合形式，究竟是高句麗獨創還是有所依據仿傚的呢？
細考中土的刻石中，“秦政刻文，爰頌其德”(10)的秦代刻石，在形式和身份的尊貴上，都有被借鑑的可能。況且從文獻記載得知，自古高句麗便與中土有往來，古朝鮮史書《三國史記》卷十四《高句麗本紀第二》：
（大武神王）十二月，立王子解憂爲太子，遣使入漢朝貢，光武帝復其王號，是立武八年也。
可見早於東漢初，高句麗與漢朝廷已有使節的往還。至於中土的史籍，多册斷代正史都專爲高句麗或朝鮮立傳，《史記》有《朝鮮列傳》、《漢書》有《朝鮮傳》、《後漢書》有《高句驪傳》、《三國志》有《高句麗傳》，《資治通鑑·晉紀》卷104更有通使的記載：
太元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北夷皆使入貢於秦。
除官方的交往外，民間亦有因遷徙、避亂、貿易、求法、留學等往來，這些舉措均能促使兩地文化的交流(11)。時至東晉期間，按《三國史記》卷十八載：
小獸林王（一云小解朱留王，371-383在位），諱丘夫，故國原王之子也。身長大，有雄略……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王遣使回謝以貢方物。立太學教育子弟。三年始頒律令。四年僧阿道來。五年春二月，始創肖門寺以置順道，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此海東佛法之始。
372年，小獸林王還建立起高句麗的儒家思想教育機構——“太學”以教育貴族子弟，講授五經三史，又接受了從中土而來的佛教信仰，可見當時的高句麗朝野均樂於接受漢文化，亦得讀儒家經典和史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有嶧山、泰山刻石之事：
二十八年(12)，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週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浄，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泰山刻石》(13)中除頌秦始皇的豐功偉業外，還有“遵奉遺詔，永承重戒”之辭，而且碑亦是四面刻字，正面、側面刻正文外，碑背還刻有秦二世詔書。這與《好太王碑》中：
國罡上廣開土境好太王，存時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遠近舊民，守墓灑掃。吾慮舊民，轉當嬴劣。若吾萬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來韓穢，令備灑掃。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
兩者的形制和立碑精神頗有相似之處。相信高句麗君臣認爲在身份和作用上，最能配合“好太王”身份的莫過於秦刻石，故極有借鑑的可能。
除秦代的刻石外，比《好太王碑》年代稍前的魏、西晉均有爲帝王歌功頌德的碑石，如三國時《上尊號奏》、《受禪表》、《天發神讖碑》、西晉《黄帝三臨辟雍碑》等。紀戰功的有《封燕然山銘》(14)、《毌丘儉紀功碑》等。至於頒布詔令的碑銘，唐代以後頗多，現能得見兩晉以前的僅有内蒙古通湖山發現的西漢《漢武帝詔書摩崖石刻》，全銘文200餘字，泐損嚴重，唯第一行“漢武帝詔書”數字尚能辨認。相信這些碑都能爲碑文化傳至異域而貢獻一分力量。
四 界綫與字體
《好太王碑》四碑面都鑿有天地格及豎欄，這類碑的形制則是兩漢刻石常出現的情況，如西漢末年的石刻有《居攝兩墳壇刻石》、《禳盜刻石》、《萊子侯刻石》，東漢和帝時的《王君平闕》。而且這數方碑均石質粗糙，不太注重款式，直行文字較緊，與《黏蟬縣神祠碑》和《好太王碑》的形制極相似。不同者是漢碑形制小，刻字亦少，書體古樸，而《好太王碑》則是巨制，刻字多，字體已帶有濃重的楷書筆形。至東漢兩晉，八分隸碑大盛時期，刻有豎綫的碑刻漸少，設有界格的更絶無僅有了。
《禳盜刻石》
《好太王碑》
《黏蟬縣神祠碑》
細觀上三碑的刻鑿手法，點畫圓實，纖勁如鐵鑄，有錐畫沙之感。起收筆均表現出含蓄的回鋒味道，筆畫的轉角處，似方實圓，波磔處以略頓的筆勢來展現，故無明顯磔勢。刻功含蓄而明快，凝重而有勁。結體布白皆疏密有致，留放有則，舒展自如。可謂集豪放、纖勁、古拙於一身。《好太王碑》和《黏蟬縣神祠碑》處於當時高句麗領域，《禳盜刻石》(15)則在山東省金鄉縣(16)，三碑的所在地域與年代雖不相同，但所處地點相去不遠，應沿於一脈，有承先啓後的關係。
從書勢來看，《好太王碑》與諸隸書和北魏碑不相近，反而接近三國時孫吴的《谷朗碑》(17)和北魏《鄭文公》摩崖(18)。三者均結體方整，筆畫圓勁，渾樸古雅，而且都是由隸入楷的書體，整體而言雖稱隸書，實則字形與用筆已非常接近楷書。《谷朗碑》和《鄭文公》中已明顯見到“直下帶鈎”、“彎鈎”和“頓形點”，如：“先”、“賜”、“姓”、“開”、“創”、“以”等字；又如“經”、“正”、“起”等字有行草的筆致。《好太王碑》的楷書筆畫似不明顯，但字勢已甚具楷書之形，“國”、“潰”、“池”即是。故三碑在風格上可能有别，但在書體發展的軌跡上實同在一綫。
《鄭文公下碑》拓片
《好太王碑》拓片
《谷朗碑》拓片
其實，時至東晉，各種書體已臻成熟，何以會出現如此多夾雜衆體的碑刻？按研究人員的觀察：
根據《好太王碑》現存文字狀況，鐫刻應該是由兩人完成的。第一面和第三面碑文的筆畫匀稱，刻痕規整，深淺適中，應爲一熟練的老刻工所鐫刻。第二面和第四面文字的筆畫較粗，刻痕不均匀，深淺不一，與第一、三面的刀功、風格有差異，似爲一不太熟練的年輕刻工所爲(19)。
這與當時文人不參與寫碑和刻碑的社會現象有關，大多數碑都是由善書的地方書吏所書，由工匠所刻，故兩漢魏晉的碑刻絶大多數不著書碑和刻碑人名字。從上文可知《好太王碑》的鐫刻工作亦是由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以師傅帶領徒弟的形式刻成的，故較易出現粗陋雜體的情況。況且事在緊迫，因碑立於好太王薨後翌年，要在一年間書丹、刻鑿一千七百多字，實在太倉卒。從另一角度看，當時只以實用和達意爲目的，根本不視碑銘、書法爲藝術活動。
高句麗在廣開土王（391-412在位）與長壽王（413-491在位）時期最爲强盛。墓制原爲積石塚，很快便出現中土的石室土墳：又從墓室壁畫中可看到，高句麗上層社會的居室和生活趨於漢化，文字亦普遍用漢文字。碑文中用上了當時中原詩賦常用的四字句，如：“惟昔始祖”、“王之創基”、“庶寧其業”、“昊天不吊”、“銘記勳績”等。甚至連不記書碑和刻碑人，不視書法和雕刻爲藝術的文化觀也接受過來。由此可見高句麗在長期與漢民族接觸下，已接受和醖釀着深厚的漢文化，加之小獸林王二年（372）已立太學，教育子弟，講授五經、三史，碑刻文化也自然隨着《好太王碑》的刻立而推至高峰。
上數節雖已從不同方面追溯《好太王碑》與中原碑刻的關係，但它仍以其統體方正、用筆圓渾、雄拙古穆的純樸書風，在中國碑刻書法中以獨具一格的姿態佔據一席位。自被發現以來，研究其書體的方家甚多，張福有《好太王碑雜識及碑文考箋》(20)曾作概説介紹(21)，其結論：“綜上所述，對《好太王碑》的書體盡管百家争鳴，各抒己見，但漸趨一致，認爲屬隸書是大體一致的意見。《好太王碑》作爲碑，其書屬碑銘類是無疑的。但就書體而論，當屬隸書。”此説雖然恰當，但略欠細密，因隸書自秦漢古隸至東晉楷書成熟間，實是“形體屢遷”，再加上碑銘與書寫的差别，便宜作更進一步的論證。
若然將它與《冉牟墓墨書》(22)齊觀，則可出現另一番體會。冉牟墓前室正壁樑枋上寫有一幅八百多字的大墨書，字數之多僅次於《好太王碑》，目前可釋讀436字(23)，應寫於好太王殁後和長壽王在位期間，即中國北魏及東晉年間。正文前兩行爲無格標題，正文則是79行帶界格文字，隸書，每行10格。
魏晉南北朝的八分碑甚少設有界格，《冉牟墓墨書》是書者直接寫在墓壁上，由於墨書墓誌位處墓頂，抬筆書寫實不容易，故先在石面界格就是可理解的了。墨書筆調大體爲隸書，特别是撇和捺筆仍保留着隸書所特有的波挑和掠筆，但字形已傾向於楷化，其中更有連筆，靈動灑脱，率意自然，明顯地雜入了楷、行、草的筆意，實有簡牘的味道。從文字清晰的部分看，書寫者的用筆使墨功夫非常純熟，相信亦出於嫻熟漢字書寫的筆吏之手，所用者亦是當時的最通行字體。
《冉牟墓墨書》
《好太王碑》與《冉牟墓墨書》看似是兩種不相關的字體，其實只要將墨書墓誌字體中的波挑和掠筆省去而成爲不往左右上下揮灑的樸拙筆調時，就會得出如《好太王碑》上所刻的字體，兩者同出一轍。在《冉牟墓墨書》照片中見得頗清楚的“奴客”、“教遣”等字，在《好太王碑》中亦能找到，可作比較：
墨 書
由此可證，《好太王碑》所用的書體亦是當時的常用書體，只因鐫刻的關係而形成了碑銘的字形，並無蓄意滲入任何追求書法藝術或崇古而用古書體的用意。
五 碑刻文化的承傳
另一可關注者，從《好太王碑》碑文中可見高句麗與新羅、百濟等地關係密切：
百殘(24)、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每破百殘，□羅以爲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軍，討伐殘國……賊不服氣，敢出百戰。王威赫怒，渡阿利水，遣刺迫城，横便國城。百殘王困逼，獻出男女生口一千人，細布千匹。歸王自誓，從今以後，永爲奴客。太王恩赦□迷之愆，録其後順之誠。……九年己亥，百殘違誓，與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羅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爲民。歸王請命。太王恩後，稱其忠□。爲遣使還，告以□。十年庚子，教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兵方至，倭賊退。□來背急追，至任那加羅從拔城，城即歸服。
好太王曾征伐百濟，救新羅、逐倭寇，相信隨着國力的强大和頻繁的軍事活動，碑刻文化也會帶至兩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中原高句麗碑》(25)，它立於當時三國交界地域——忠清北道中原郡，立石年爲長壽王63年（475）(26)。碑的形制與《好太王碑》極爲相似，只是小得多而已。立碑主要爲命敇新羅須“世世爲願如兄如弟，上下相和，安撫東夷”(27)。新羅與百濟隨後亦有立碑之舉。新羅的碑刻甚多，如：《菁堤碑》、《赤城碑》、《昌寧新羅真興王巡狩碑》、《咸州新羅真興王巡狩碑》(28)等。《咸州新羅真興王巡狩碑》位於咸鏡南道咸川郡岐川面真興里，立年爲新羅真興王太昌元年（568），紀録着真興王的史跡和隨行人員名單。該碑所刻已是楷書，刻工樸拙，碑文有“是以帝王建號，莫不修己以安百姓”之句，其中“修己以安百姓”乃引用自《論語·憲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可證新羅在六世紀時已接受漢文化的薰陶。至於百濟，在聖王元年（523）立的《百濟武寧王誌石》，字體雖已是楷體，但用筆仍含不少隸意，而且字偏於方扁。
《百濟武寧王誌石》
又義慈王十四年（654，唐高宗永徽5年）所立《砂宅智積碑》，殘留4行56個楷書字：
百濟《砂宅智積碑》
《九成宫醴泉銘》
甲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積，慷身日之易往，慨體月之難還。穿金以建珍堂，鑿玉以立寶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雲，峨峨悲貌，含聖明以……
《砂宅智積碑》有界格，跟唐代部分楷碑的形制有相似處。碑文是六朝盛行的駢文，字體爲楷書，但“正”有行草筆調，而“往”的左旁“彳”則仍留有隸意，“九”的微向左傾的寫法，更有臨習初唐歐陽詢《九成宫醴泉銘》的寫法。其漢文化修養之深，此碑刻便能反映一二。當然這只是極簡單的述説，必須另文作深入考證才能圓所説。
六 結語
從上考察中，可見高句麗的碑刻是借鑑於中國兩漢至北朝的碑刻形式，而《好太王碑》更以秦石刻爲其摹擬對象，至於碑石和墨書的字體也緊隨着中土的書體變遷和碑刻步伐。不過，在碑的選材、修整、形制、文本内容、銘刻等方面，又增添了自我風格而形成了既樸實又活潑，且更能合於高句麗民族風格和與環境統一的偉大碑刻。從此折射出高句麗雖已多方面承受了漢文化的薰陶，但仍保持着其樸實、勇猛、具創意、有活力、百折不撓的民族性，而且影響及新羅、百濟的碑銘文化。《好太王碑》及衆出土墓葬中的銘刻、墨書、壁畫，雖被埋没於草莽間十數個世紀，一旦重現世間，即牽起考古、歷史、文學、金石、書法、藝術、國際交流等範疇學者的争相考察和進行研究。其爲學術界、漢文化圈，甚至於全人類的文化承傳提供了不朽的貢獻。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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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參耿鐵華《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張福有《高句麗王陵統鑑》，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2007年。
(2) 劉承幹校録《海東金石苑補遺》卷一稱之爲“漢平山君祠碑”。
(3) 王國維稱之爲“魏毌邱儉丸都山紀功石刻”，因他曾爲其題跋，名爲《魏毌邱儉丸都山紀功石刻跋》，收於《觀堂集林》。
(4) 冬壽（或作佟壽）原是前燕慕容皝的司馬。慕容皝與慕容仁交戰，皝敗，冬壽降仁。後皝再出兵破仁，冬壽奔高句麗。時爲咸康二年（336），至永和十三年（墨書如此記，相信因地處偏遠，改元的消息未及得知，其實應是升平元年，高句麗故國原王二十七年［357］）去世，留高句麗共二十二年。墓葬的位置在黄海道安岳第三號墓，爲夫婦合葬墓。形制與漢墓相類，墓中壁畫所繪人物形象與漢畫像磚頗多相近；墓主背後之墓帳，滿城劉勝墓中亦有發現。墨書書體屬隸書，但結字已接近楷書，亦帶有楷書筆意。
(5) 此墓是1976年發現於朝鮮平安南道大安市德興里，墓葬年份爲高句麗廣開土王十八年（408），墓中有“節東夷校尉幽州刺史鎮”的文樣，故亦稱爲幽州刺史墓。墨書題記位於前室北壁上方的四阿頂部。墨書書體從可辨的文字判斷，應屬楷書，唯部份用筆仍帶有隸書筆意。
(6) 請參《三國史記》卷十八。
(7) 王筠《説文釋例》：秦之紀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碑者，漢以後之語也。
(8) 崦嵫山在今甘肅省内，詳見《穆天子傳》卷三。
(9) 請參周勛初《文心雕龍解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頁202，注釋9。
(10) 《文心雕龍·頌贊》。
(11) 可參陳尚勝主編《山東半島與中韓交流》，香港：香港出版社，2007年。
(12)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
(13) 此刻石原分爲兩部分，前半部爲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東巡泰山時所刻，共144字；後半部爲秦二世胡亥初年刻，共78字。刻石四面長、寬不等，共刻字22行，行12字，共222字。兩刻辭均傳爲李斯所書，現僅存秦二世詔書中10字——“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
(14) 《後漢書·竇融附竇憲列傳》：“（竇）憲、（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15) 《禳盜刻石》是墓門上的頂門石，是放在墓室外面告誡盜墓賊的。殘石有刻字跡8行，每行5字，長52厘米，寬近39厘米，現藏濟寧市博物館。《禳盜刻石》的内容是詛咒盜墓賊會有“絶户絶孫”之災。文字基本是利用石頭的自然平面刻成的，刻得率意古樸、方圓兼顧，是由篆入隸的字體。
(16) 金鄉縣隸屬孔孟之鄉山東省濟寧市，曾是兗州的州治。漢景帝以昌邑爲山陽國，昌邑縣就在境内。
(17) 全稱《吴九真太守谷朗碑》，“九真”即今越南河内南順以北地區。孫吴鳳凰元年（272）立。縱176厘米，横72厘米，文18行，行24字。碑今在湖南耒陽。
(18) 《鄭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東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陽，無碑額，20行，每行50字；鄭道昭因上碑所在的巖壁石質不理想，後在山東省掖縣雲峰山之陰覓得石質較佳巖壁重刻，稱爲下碑，有“滎陽鄭文公之碑”七字碑額，51行，每行29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
(19) 耿鐵華、李樂營主編《高句麗研究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頁5。
(20) 載於《學問》2003年第10期。
(21) “關於好太王碑的書體”：王志修認爲：“據此碑應斷東晉，漢人筆法存毫芒。”“好太王碑書亦嚴整類漢隸。”鄭文焯認爲：好太王碑“字體八分遒渾”，“此碑隸體，如錐畫沙”。葉昌熾認爲：“好碑字大如碗，方嚴質厚，在隸楷之間。”榮禧認爲：好碑“篆隸相羼，兼多省文，古樸可喜，極似魏碑”。歐陽輔認爲：“好碑是八分書，乃隸書也。”又認爲好太王碑是：“真書”。顧燮光認爲：好太王碑書體在“隸楷之間”。王健群認爲：好太王碑是“東晉的隸書”。方起東先生認爲：“好太王碑出現於隸書漸趨簡約、楷書次第流行的年代，從形態考察，基本應歸屬隸書一類。近年來，有的學者提出它應屬於西漢以來在銅器銘文和碑石刻字中常見的那種與當時手寫體相對的碑銘體。”
(22) 此墓於1935年5月爲日人伊滕伊八所發現，但被誤定牟頭婁爲墓主人，其後的池内宏、梅原末治、佐伯有清、武田幸男等都沿用他的説法。中國學者勞幹，雖未親臨通溝，進入墓内考察，但透過《通溝》巨册所附照片及釋文，結合文獻進行研究，斷定此墓爲高句麗大兄冉牟之墓，而牟頭婁只是墓志的撰者。
(23) 池内宏在《通溝》上卷釋出291字；勞幹釋出332字；耿鉄華1994年6月23日午後，有機會進入墓内進行實地考察，以修改過的前人釋文爲藍本，借助放大鏡，逐字校讀，考釋整理出新釋文字436字。（可參《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八章第三節）
(24) 即百濟。
(25) 日人齋滕忠稱之爲《建興四年中原碑》：《古代朝鮮·日本金石文資料集成》，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五十八（1983）年。韓人許興植稱爲《中原高句麗拓境碑》，並定其年代爲長壽王37年。（見許興植《韓國金石全文》，韓國：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
(26) 該碑於1979年4月8日，爲檀島大學博物館學術調查團在忠清北道中原郡可金面龍田里立石村發現。
(27) 有關《中原高句麗碑》可參耿鐵華《中原高句麗碑考釋》載於《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附録二。
(28) 以上碑刻所在地、建碑時間及碑刻内文，可參許興植《韓國金石全文》，韓國：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