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产业管理的兴起

文化产业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目前已经成为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国政府也将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随着文化市场的不断拓展和开放，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不断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文化产业管理理论建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由此而涉及的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文化产业管理的问题及路径等，也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和文化产业研究机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了解和掌握这些背景、特点及基本理论，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业管理兴起的背景

文化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知识经济中的新兴产业业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承担着民族文化创新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出台系列政策措施，进行了更为积极有效的制度创新，促进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向高端价值链跃升。在当前国际形势及国内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对文化产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必不可少。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经济的全球化表现在资本、产品、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全球交流。随着这种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体现在对文化内容、文化形式和产品认可上，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信息与市场逐步全球化，产业组织、产业布局和市场运营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促使文化生产、贸易、消费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从而形成以文化产业竞争为主要阵地的文化竞争，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影响着该国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本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国际文化力量的重组，决定着该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及政治中的地位和国际产业结构中的位置。

当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引领国际经济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文化先潮，制约着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成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纷纷将文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世界文化产业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5.4%，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贡献率普遍处于较高水平，如美国达到11%，澳大利亚超过10%，日本近15%，韩国则将达9%。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有意识地采取相应政策，促使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因而，中国要想在根本上达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迎接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的挑战，就必须进行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性调整，对文化产业进行规范管理，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增强国际文化发展的话语权，努力建设世界性的文化强国。

二、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核算，201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394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未扣除价格因素），比同期GDP增速高3.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3.76%。一方面，传统文化行业借助互联网、手机媒体、创客等新媒体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如故宫借力文创衍生品逐步实现转型发展，从故宫手机壳、朝珠耳机等新鲜玩意儿到《韩熙载夜宴图》等APP上线，7000多种各具特色的文创衍生品勾勒出另一个“活色生香”的故宫。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5年12月26日，在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预计文化互联网行业未来3-5年将出现10家以上千亿元市值企业。近年来，《琅琊榜》《花千骨》等网络小说IP改编的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文化创意与版权价值带来的收益节节攀升，说明一个好的IP也能实现图书、游戏、电影、主题公园等全方位的互动娱乐运营。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与全球文化产业巨头公平竞争，如复星集团1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万达院线控股澳大利亚第二大电影院线运营商Hoyts等，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力量。

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也是高科技含量产业。从文化的机械化技术阶段（1926年至1947年）到电子化技术阶段（1948年至1997年），再到数字化技术阶段（1998年至今），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不仅使文化产业获得了科技的促动力，产生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品，而且使一批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业态得到蓬勃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越来越成为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2012年9月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将组织实施8-10项国家级科技重点项目，建设5-8个文化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培育20家文化科技企业；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更好地引导各地文化和科技融合，截至2015年底，科技部、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了2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分别有16家和18家基地入选（图1-1）。文化产业依托现代高新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三、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带来了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不再包揽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切事务；3D打印机、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年轻群体的学习与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彩；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出版发行等产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全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消费理念，还为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提供了全新的题材。文化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表演产业、文化艺术行业、出版发行行业等逐步进入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业态得到迅速发展。据相关部门统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从业人数从2010年200.75万人增长至2015年229.44万人，累积增长28.6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文化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就业创业，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进一步显现。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15年“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显著提升，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明显增强，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上升到了国家竞争的战略层面。2015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据统计，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712元，比2014年增长8.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392元，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223元，增长10%（图1-2），文化消费潜力巨大。在文化产业急速发展、文化消费快速增长的大形势下，往往会涉及文化产业投融资、文化产业资源与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各种需要探讨的问题，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四、中国文化产业繁荣背后的管理问题堪忧

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从业人数急速增加，投融资体系初具规模。然而，中国文化产业的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存在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明晰、文化产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文化行业的监管主体不明确、文化产业人才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例如一哄而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大多是“招商引资”的简单复制，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同质化竞争激烈。园区内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文化企业通常不是选择自主创新去获得市场认可，而是寄希望于模仿其他企业的创意产品，致使原创者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很多园区的入驻客户以咨询服务为主体业务，并不是实体企业，加之租金成本持续走高，让园区经营方举步维艰，大批建筑沦为空置房，既浪费了资源，又没有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1月，中国网民数已达6.7亿人，其中网络音乐用户4.8亿，网络视频用户4.4亿，网络游戏用户3.7亿，网络文学用户2.9亿。2015年网络游戏产业收入达1330.8亿元，同比增长25.3%。但是，随之而来的网络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网络文化产业监管缺失、网络文化产业法律法规建设严重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网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文化产业的管理研究，不断探索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障。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的学科发展

文化产业管理学是全新的跨学科交叉型的学科领域，其与文化学、管理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时期，运用多学科领域最新成果研究文化产业管理理论，是该学科的一大特点。

一、文化产业管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的关系

（一）文化产业管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问题的一般学说，是研究文艺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包含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社会、创作与批评、创作与批判、文艺生产与价值规律等诸多内容在内的科学体系。“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国内引起学术界关注，就是因为文艺学领域关于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探讨。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传媒业尤其是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和自媒体的广泛应用，文艺与文化的边界逐渐模糊，文化形态与文艺形态交融互渗、彼此让渡，使得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有了融通、交互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土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理论、文艺批评的标准的理论等，对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二）文化产业管理学与文化学的关系

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抽象和理论概括，包括文化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等。文化产业管理学是文化学的重要部分，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及文化属性问题，揭示文化产业管理学的文化品格。文化管理学与文化学的关系是个别对象与一般原则的关系，离开了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文化产业管理学也就失去了文化内涵和意义。

（三）文化产业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关系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它是由一系列的管理职能、管理原理、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组成的科学体系。管理学在文化产业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方法论和建立数学模型方面，例如文化产业管理学的系统方法与运算模型的运用。管理学中的系统方法和运算模型强调各种因素和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考虑任何投入产生的效果，这种理论与数学运算为文化产业管理的优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虽然“文化产业”一词脱胎于大众文化，但是管理学在文化产业管理学的研究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四）文化产业管理学与政治学的关系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着重研究政府的组织结构，政府机构的行为、过程及其各种政治制度等。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文化政策的研究。文化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文化意志的体现，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政治行为，表明了政府在文化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而所有这些态度和主张都是依托政府的政策制定系统进入实际领域的，这些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产业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文化产业管理学不断揭示文化活动的客观规律性，对文化的行政管理关系、文化政策的决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政治学中政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理论知识在文化产业管理学的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文化产业管理学与艺术学的关系

艺术学是系统性地研究关于艺术的各种问题的科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科，它是带有理论性、学术性及有系统知识的人文科学，包含艺术经济学、电影学、艺术美学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及艺术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大多数不再是由个人，而是由大型文化企业或跨国文化集团进行生产、展览及销售。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过去以个体精神劳动方式存在的艺术创作，如小说、文学等，早已演变成为文化产业的创意策划及营销行为。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研究与艺术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艺术学中对现代众多“文化现象”的独特研究视角和方法及文化艺术品市场的管理理论等，对构建文化产业管理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有重大指导和借鉴作用。

（六）文化产业管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而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与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思想等有关。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批判的方式通常是系统化的方法，并且以理性论证为基础。哲学丰富的理论和系统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发展理论，对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哲学是文化产业管理学的基础。

（七）文化产业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包括博弈论、信息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对文化产业管理学中文化企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三者之间的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文化企业市场力量如何形成和作用，文化企业竞争策略及行为如何产生和实施，文化产业投融资如何实现以及文化产业项目如何运营等内容极具参考价值。

二、文化产业管理的学科性质

关于文化产业管理的学科归属问题，迄今为止在中国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

2004年，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云南大学4所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一级学科为工商管理），随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6年，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创新的纵深发展，文化部在北京命名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6所高等院校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它们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这些研究机构的文化产业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分别挂靠在历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下（见表1-1）。2012年教育部发布实施的新版本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方案”将专业名称为“文化产业管理（可授管理学、艺术学学位）”划归到“管理学”学科门类下，专业类为“工商管理类”其专业代码为110213，比照之前发布的原专业代码110310S，可见教育部对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视。

一方面，文化产业管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还很年轻，无法具体归属到哪一个学科内，模糊的学科归属不利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无论是“哲学”“管理学”“法学”“应用经济学”还是“艺术学”都容纳不下完整意义上的“文化产业管理学”。因此，建立文化产业管理学的必要性，就在于传统的学科体系中还没有一门学科从整体上研究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现代新型的高科技与高文化融合的现代知识产业，其产生和发展需要多学科成果的技术支持和文化支撑，这就决定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文化产业管理研究具有多学科综合应用研究的特点。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相关理论

一直以来，文化生产的现象就具有特殊性，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产业管理学是分析文化生产相关领域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探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市场、产业集群等一系列事物之间进行协调和管理活动的科学。早在100多年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等就注意到文化生产相关的问题，并做了精辟的论述。虽然“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提出仅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国外先后涌现出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美国文化产业理论学派等的诸多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为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独特的视角。

一、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一般而言，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形式。精神生产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主要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初步而系统地提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及“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精神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首先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造成了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分离，于是社会生产分化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而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提出“精神生产”概念，强调整个精神生产归根到底受制于物质生产。

另外，马克思还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提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同时他把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二）“文化工业”理论

20世纪初，以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创造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概念，来指代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和推动文化产品生产的商品体系。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文化产业理论批判的先河，基于工业文明的批判观念建立了该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文化产业的存在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衰退的标志，是一种严重的异化行为。首先，他们针对文化产业的特征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由于艺术生产的工厂化及工艺化，艺术产品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单一生产方式，从此艺术可以机械复制、批量生产，但是文化的产品只能被动地生产，而不可能实现自由制造；其次，因为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与消费化，剥夺了艺术本应具有的任何反抗和批判的功能；再次，先进的工业技术促使各种文化形式能够更好地控制广大群众的心理结构，因而文化工业是一种“更为意识形态”的大工业产品。

相比阿多诺等人的悲观和反抗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本雅明则比较宽容。他看到了媒介技术对文化的解放潜力，并提出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从个别精英的手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欣赏和批判的对象。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具体表现在人的传播方式的变化上。现代工业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方式由工业革命之前的叙说变成了信息，与之相对应是以复制为特点的文化和艺术，由此产生了新的体验和实践。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将人文思考的哲学性与信息传播的技术性结合起来，丰富了传播技术和社会主体的现实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中，更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操纵。从20世纪40年代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到50年代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再到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形态》，都贯穿着“文化=意识形态=操纵性工作”的典型模式，他们眼中的文化产业是单数的，即“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层层分析，对起源于大众文化的文化工业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而对文化工业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同时，他们还分析了文化产业和消费社会稳定当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并相应地寻求新的政治改革的措施、政治变化的机制和政治解放的模式。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许多争议，但是他们的贡献在于，最早提出了文化产业模式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众文化的重要社会作用。

（三）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伯明翰学派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该学派研究重点在于“对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内容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注重研究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及符号生产的原则”。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d Hall）及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们对“文化工业”进行了重新定位，肯定了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对文化产业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威廉姆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所阐明的重要观点是：文化研究不应只是对部分文化的关注，而应当将整个文化生产纳入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范畴里一旦包含了文化生产，就已经向文化产业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这一观点奠定了英国文化学派文化产业理论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霍尔认为，制作文化产品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而受众对文化产品进行消费是“解码”的过程。受众对一种文化产品及意义的解读存在三种不同的方式，即受众的接受模式有三种立场：“支配-霸权立场”“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及“对立码”。霍尔的研究使伯明翰学派形成了对大众文化的乐观态度，深化了前期的宏观批判理论。特里·伊格尔顿深受卢卡奇和本雅明的文化批判理想影响，对马克思理论坚守和发展使其理论独树一帜，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代表作有《审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

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对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继承与创新。约翰·费斯克深受威廉姆斯和霍尔的影响，更加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性受众观”（the productive audience）。赫伯特·甘斯在《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中提出了“品位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品位的不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创立者，其将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特点概括成“内部和外部差异的消失”等五种差异的消失。

（四）产业链理论

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产业联系的视角定义文化产业。20世纪末，查尔斯·兰蒂（Charles Landry）将“价值链分析法”引入文化产业领域中，提出了构成文化产业基本价值链的五个环节：创意的形成、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的流通、文化产品的发送机构和最终消费者的接受。安迪·普拉特（Andy C.Pratt）则认为，文化产业与以文化形式出现的材料生产中所涉及到的各种活动有联系，在全球化条件下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包括创意、生产、再生产和交易四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这一理论说明了文化产业的复杂结构与产业内部之间的关系，将文化产业区分为核心文化产业和边缘文化产业两个部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五）三位一体理论

芬兰学者芮佳莉娜·罗马（Raija-Leena Luoma）从媒体研究、社会学和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产业的现象，她认为文化产业是以“经济+技术+艺术”为支点组成的金字塔模型（图1-3），即当一件产品通过技术被生产或者再生产出来并且在商业上是有利可图的，它可能就具有文化产业的性质（艺术、经济与技术三角）。在不同条件下，三者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是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不足和缺陷都可能影响到文化产业大厦的稳定。在经济、艺术及技术三个要素中，艺术是灵魂，经济是基础，技术是手段。“三位一体”理论为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文化产业理论在发展与实践中不断丰富，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文化产业理论主要着眼于学术概念的探讨，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主要从概念之争转向实践层面，众多学者将文化产业置于多学科的范畴之下进行探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营销学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媒体理论家尼古拉斯·伽纳姆（Nicholas Garnham）提出文化产业生产和传播符号虽然不是一律作为商品，但是其表现形式却都是文化商品和服务。这一论断将经济学分析和文化理论进行了结合，为产业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加拿大学者弗朗索瓦·科尔伯特（Francois Colbert）在《文化产业营销与管理》一书中提出了现代营销学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并着重讨论了营销理念如何在具体的文化艺术领域发挥作用。他将文化产业理论与营销学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除此之外，安迪·普拉特在《文化产业与公共政策：一对矛盾？》一文中，主张营造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政策支持环境，从公共政策角度对文化产业理论进行的探讨。

二、国内文化产业管理相关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兴起，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萌芽到迅速发展，呈现迅猛发展之势，而中国文化产业管理研究和学科建设落后于实践发展。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启蒙阶段，到21世纪初以来的快速发展，诸多文化产业机构和学者对国外的文化产业理论进行综述分析，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案例分析研究，文化产业相关的论著不断丰富。但是，目前的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研究仍存在缺乏系统性、宏观的全面分析，理论创新较少；大多是定量分析的编著，单独的具有战略眼光的理论专著较少；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等问题。

（一）大众文化的早期探讨

中国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学术探讨是1991年《上海文论》第1期上发表的有关“大众文艺”的一组文章，这些讨论已经涉及了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特性、艺术规律以及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等问题。随后，出现了不少从产业化角度探究大众文化的文章，如《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大众文化的时代与想象力的衰落》《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等。2001年以来，国内出现了研究文化产业的高潮，一批论述文化产业管理相关理论、政策、商业模式等内容的书籍及文章相继出现，不断推动着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二）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

胡惠林的《文化政策学》《文化产业学》等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性质、功能、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宏观的阐述。柯可主编的《文化产业论》提出了文化产业属性这一重要问题。陈红玉在《中国文化产业创新政策研究》中构建了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内容及其体系，该体系由“政府方面、企业方面、服务方面、体系方面”四个层次组成。

（三）文化产业竞争力理论研究

花建将竞争力分为微观竞争力、中观竞争力和宏观竞争力三大层次，文化产业作为从中观层次理解的产业竞争力，其定义为：“在一定市场环境下，文化企业通过对生产要素和文化资源高效配置和转换，不断地对文化产业进行创新，提升其价值的能力；在国际或国内开拓、占据文化市场并以此来获取利润的能力；也是文化企业保持竞争力优势的一种能力。”欧阳友权则从宏观、微观角度对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阐述；徐萍、李宜春等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就文化产业竞争力概念提出了定义，并构建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和体系。

（四）文化产业与管理研究

徐浩然、雷琛烨的《文化产业管理》是国内较早的阐述文化产业管理的专著，该书从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市场机制、文化产业环境管理、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管理等七个方面阐述文化产业管理的内容，总结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对指导文化产业实践具有较大意义。但该书侧重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分析文化产业管理，内容尚欠详实和全面。赵晶媛的《文化产业与管理》一书从文化产业管理的概念、原则、路径及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探讨，她在书中提出现有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指出“不利于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难以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化机制”三方面制约因素。解学芳在《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建构的逻辑演进》一文中认为，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制度建构间形成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文章以“制度塑造产业”为诉求，以预见性、预警性的文化产业制度来缩短与科技发展间的“时间差”，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文化产业爆发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管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着重探究现代市场经济下文化产业管理的模式、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人才建设、文化产业与科技的关系、文化产业竞争力等重要命题。从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历程来看，随着文化产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文化产业管理研究也由对种种表象的简单判断发展到对实质的辩证分析，通过厘清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产业管理理论创新之路，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