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是非辩
《文心雕龙》是用骈体写成的文学理论著作，这在骈文最为流行、并且达到鼎盛阶段的六朝时期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作家在文体使用方面，一般都不会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在《文心雕龙》产生以后的千百年间，对该书以骈体论文则褒贬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达成统一，所以不能不辩。
一 对《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的两种态度
从文学史上看，对《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进行过批评的人不在少数，比较早的是隋代的刘善经，他在《四声论》中一方面肯定刘勰在声律理论上的贡献，另一方面却对《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提出批评：“但恨连章结句，时多涩阻，所谓以能言之者也，未必能行者也。”[101]意思是：刘勰的文学理论与其创作实际不相符合，理论上行，创作上不行。此后元人钱惟善在《〈文心雕龙〉序》中虽然对该书大加赞美，但是里边还是流露出对其文体的不认同：“《六经》，圣人载道之书，垂统万世，折衷百氏者也。与天地同其大，与日月同其明，亘宇宙相为无穷而莫能限量；虽后有作者，弗可尚已。自孔子没，由汉以降，老佛之说兴，学者日趋于异端，圣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当二家滥觞横流之际，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征，而立言著书，其亦庶几可取乎？呜呼！此《文心雕龙》所由述也。而佛之盛，莫盛于晋宋齐梁之间，而通事舍人刘勰生于梁，独不入于彼而归于此，其志宁不可尚乎？……勰自序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论井井有条不紊，文虽靡而说正，其指不谬于圣人，要皆有所折衷，莫非《六经》之绪余尔。”[102]这里面“文虽靡”三字十分要紧，表明他对《文心雕龙》之“文”是不满意的。在明代，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从明人张之象《〈文心雕龙〉序》中就可以看出来：“或者谓六朝齐梁以下，佛学昌炽，而文多绮丽，气甚衰靡，执以议勰，不亦谬乎！”从张氏的辩白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有人曾以《文心雕龙》未能摆脱六朝，特别是齐、梁骈体文风而持有异议，贬损其价值。到了清代，《文心雕龙》虽然更盛于时，但是对其文体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如纪昀，对骈体有一定成见，所以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上批道：“骈偶于文家为下格。”而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则直接批曰：“此自善论文耳。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103]显然对《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持批评态度。再如清谨轩蓝格抄本《文心雕龙》的《叙目》中有言：“勰著《文心》十卷，总论文章之始末，古今之妍媸。其文虽拘于声偶，不离六朝之体，要为宏博精当，鲜丽琢润者矣。”[104]言外之意是《文心雕龙》在文体上还存在“拘于声偶，不离六朝之体”的问题。此外，如叶燮、王士禛、史念祖、方东树也认为刘勰的创作能力和《文心雕龙》本身的理论价值不相匹配，对其骈文创作的价值也有所忽视。如叶燮《原诗·外篇上》说：“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诗而著为文者，如钟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105]再如王士禛在《师友诗传录》中说：“诗之变也，其世变为之乎？宋人雕刻玉叶，郢人运斤成风，始非不善也，自拙工为之，鲜不斫朴而伤指矣。故陆机之《文赋》、刘勰之《文心雕龙》，言非不工也。而试取平原之诗赋与彦和之文笔，平心读之，能实其言者盖寡。”显然认为陆机与刘勰本身不能身体力行。又如清方东树《昭昧詹言·通论五古》说：“曹子建、孙过庭皆曰：‘盖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以此意求之，如退之、子厚、习之、明允之论文，杜公之论诗，殆若孔、孟、曾、思、程、朱之讲道说经，乃可谓以般若说般若者矣。其余则不过知解宗徒，其所自造则未也。如陆士衡、刘彦和、钟仲伟、司空表圣皆是，既非身有，则其言或出于揣摩，不免空华日翳，往往未谛。”[106]认为刘勰等人理论上可以，而创作水平不高。就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骈体也曾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文心雕龙》也因此受过株连。如1973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谈到《文心雕龙》时，便是类似的观点：“刘勰站在‘征圣’、‘宗经’的立场，对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批判，但他自己在实践中却深受这种影响，他的《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文写的。在他的《声律》《熔裁》《丽辞》《事类》《练字》《章句》一类的篇章里，对于辞藻、对偶、声律、用典、练字、修辞等技巧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这对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实际起了助长的作用。”[107]
与此相应，为刘勰辩护的也大有人在，如，沈津就曾有针对性地为《文心雕龙》辩白，他在《百家类纂刘子新论题辞》中就指出：“然观勰所著《文心雕龙》，辞旨伟丽。”不仅肯定其理论，而且肯定其文辞。在清代，为《文心雕龙》使用骈体进行辩护者更人多势众：如李执中在其《〈文心雕龙〉赋》中，就颇有所指地说《文心雕龙》一书“不以文传，固足振千秋之文教；即以文论，亦自倾绝世之文心”；“诚煌煌之杰构，岂子云之所谓虫雕”。谭献在其《复堂日记》中首先谈到章学诚深于《文心雕龙》：“章实斋推究六艺之源，未始不由此而悟。”又特别指出，“蒋苕生论俪体，言是书（《文心雕龙》）当全读”，并由此而下结论说：“（《文心雕龙》）固辞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驷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特别肯定《文心雕龙》的成就。然而，清人之中，为《文心雕龙》使用骈体辩护更为有力的是刘开。他着重从骈文史的角度立论，肯定《文心雕龙》在骈文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他从骈文发展史的视野中确立《文心雕龙》的特殊地位：“夫道炳而有文章，辞立而生奇偶。爰自周末以迄汉初，风降为骚，经变成史。建安古诗，实四始之耳。孙、左、马、雄文，乃诸家之心祖。于是枚乘抽其绪，邹阳裂其绮，相如骋其辔，子云助其波。气则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体肇基，已兆基盛。东京宏丽，渐骋珠玑；南朝轻艳，兼富花月。家珍匹锦，人宝寸金。奋球锽以竞声，积云霞而织色。因妍逞媚，嘘香为芳，名流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而情致悱恻，使人一往逾深者，莫如魏文帝之杂篇；气体肃穆，使人三复靡厌者，莫如范蔚宗之史论。驰骋风议，士衡之意气激扬；敷切情实，孝标之辞旨隽妙。至于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众有，华耀九光，则刘彦和之《文心雕龙》，殆观止矣。夫魁杰之才，从事于此者，亦不乏人。大约宗法止于永嘉，取裁专于《文选》，假晋宋而厉气，借齐梁以修容，下不敢滥于三唐，上不能越夫六代，如是而已。”[108]很明显，刘开从骈文发展史的高度立论，并且通过与其他文章家，特别是骈文家的比较，认定《文心雕龙》是骈文的观止之作，无与伦比。在《书〈文心雕龙〉后》一文中，刘开也是从史的角度出发，为刘勰在骈文史上定位：
自韩退之崛起于唐，学者宗法其言，是书几为所掩。然彦和之生，先于昌黎，而其论相合，是见已卓于古人，但体未脱夫时习耳。墨子锦衣适荆，无损其俭；子路鼎食于楚，岂足为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弃不重哉！然则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才力各树其长，精气终不能掩也。[109]
这里，刘开一方面批评那些因为《文心雕龙》使用骈体论文而弃之不重的偏见，指出其使用骈体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为刘勰在骈文史上定位，认定他是晋以下直至清代骈体文的一大宗师。
二 《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情况考察
但是，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使用骈体的批评者还是辩护者都有缺失。批评者失之偏颇，辩护者失之空泛。
首先，《文心雕龙》使用骈体的批评者囿于对骈体的成见，没有从时代的角度，历史地看待《文心雕龙》所使用的载体，更没有对《文心雕龙》作为骈文作品本身的情况、特征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所以持论难免偏激；而《文心雕龙》使用骈体的辩护者在辩护之时也因为在这两方面缺乏深入、具体的论证和分析，流于空洞乏力。
从文学史上看，刘勰所生活的齐、梁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高度自觉的历史时期，其标志是对文学艺术形式之美的探讨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突出的表现是对对偶、用典、声律、藻饰四种修辞方式的理解和把握已经成熟，并综合运用于创作的实践，因而使文学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对偶、用典、讲究声律和藻饰为突出特征的骈体文一时风靡天下，在文坛上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朝野上下，公私文翰都被骈体文垄断了。在这种时代环境和文学背景之下，要求刘勰的《文心雕龙》超越当时的时代，超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使用“六朝骈俪体”，是不符合实际的。
同时，虽然刘勰的《文心雕龙》使用的是骈体，但是也不能同当时过分雕琢、华而不实的骈体文一概而论，而应该作具体的分析和考察。事实的情况是：刘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骈文创作实践上，都反对当时骈文创作上绮靡雕琢、华而不实的不良风气。关于对偶，他在《丽辞》篇中对重出之病、不均之病、孤立之病都有所揭示，并且特别对六朝骈文最突出的冗繁之病进行了批评：“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110]关于用典，刘勰在《事类》篇中指出其弊端，如用典不当之病、古事相沿成讹之病、校练不精等等，并且针对当时用典过密、语言晦涩的弊端，特别强调自然贴切，指出：“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111]关于声律，刘勰在《声律》篇中也指出其弊端，如强调自然，反对勉强；强调正声，反对参以方言等等，总体上主张“音以律文”，但追求自然之致，不死守当时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清规戒律。关于藻饰，刘勰在《情采》篇中更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一方面指出文采的存在价值：“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另一方面又对文采藻饰与文学内容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明确揭示了文采与内容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同时，又对二者的地位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意思很明显：“情”“理”——内容为本，居主导地位；“辞”——文采与形式为辅，受情理内容支配；为文的正确途径是“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最终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对这一点，纪昀倒是看得很清楚，所以批到：“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112]指出《文心雕龙》对当时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有意地进行了批评和矫正。
从《文心雕龙》一书的写作实践上看，刘勰也确实把上述有关六朝骈体利弊得失的认识及其文学创作主张落实到实际写作之中去了，因而其骈文创作与当时华而不实、绮靡艳丽之骈体大异其趣，在体制和风格上独具特色。
就体制而言，《文心雕龙》虽为骈体，但是已不同于当时拘泥偶对、语少单设的“六朝骈俪体”，而是基于他对文章体要的深刻认识，吸收其他文体之长，克服骈体之短，突出之处是他自己在《文心雕龙》中所倡导的“迭用奇偶”，即采取骈散结合之法行文：
一是总结前文用散，如《定势》：“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算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113]再如《养气》：“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114]又如《才略》：“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115]都是用散语总结前文。
二是引发下文用散，如《比兴》：“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116]再如《序志》：“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117]都是用散语引发下文。
三是解释词语多用散语，如《书记》：“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籍者，借也。岁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118]对文体的名称解释，多以散语出之。
四是叙述事情多用散语，如《序志》：“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119]再如《哀吊》：“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虒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虐民构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120]而后面的铺陈则以骈为主。
五是杂用单行散句承转文气，如《通变》：“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121]再如《论说》：“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人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122]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六是对偶句式也不死守“骈四俪六”体式，多是长短错落，灵活多变。如《宗经》的开头部分：“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123]再如《章句》：“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124]又如《封禅》：“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125]有二字对、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六字对、八字对等等，错综变化，运用自如。
此外，《文心雕龙》中还吸收赋体的铺采摛文之法和史传篇末论赞之法，更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吸收赋体之长如《时序》：“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子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斡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26]再如《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127]铺陈渲染，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吸收史传论赞之法更为普遍，五十篇文章后面都有赞语，如《情采》之赞：“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128]再如《章句》之赞：“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129]所有这些行文方法的运用，使《文心雕龙》呈现出“文备众体”的特征，富于变化，多姿多彩。
从风格上看，由于体制上的创新，特别是骈散结合方法的大量运用，《文心雕龙》呈现出流利畅达、灵活多变、运用自如的特色，总体上已经不同于六朝骈俪的风貌。如《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30]虽然总体上是骈体，不失彬彬之美；但是行文上毫无拘促滞涩之弊，舒卷自如，并没有六朝骈体常见的雕琢堆砌、呆板滞涩之病。《文心雕龙》中的其他篇章，也大都如此。前乎此者，陆机之《文赋》《五等论》，挚虞之《文章流别论》，葛洪之《抱朴子》，皆以骈体行文，但是都没有像《文心雕龙》这样，既有文质彬彬之美，又有流畅自如之态；后乎此者，刘知幾之《史通》，陆宣公之奏议，在议论深刻、通畅自如上或可比肩，但是却没有《文心雕龙》精美的文采。把《文心雕龙》同华而不实的六朝骈体一概而论者，实在有失片面；而《文心雕龙》使用骈体的拥护者，也因为对这些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其辩白回护也显得苍白无力。
三 《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批评者的误区
其实，对《文心雕龙》以骈体论文持批评意见者还不止是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缺乏历史的和客观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骈体文本身有偏见，鄙视骈文，崇尚散体，以散体古文为文章正宗。在这方面，纪昀所说“骈偶于文家为下格”，集中反映出批评者们对骈文的鄙视。
从文学史上看，骈文散文同出一源，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我们就发现骈散共存的现象。下面几例就是明证：
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131]
——《尚书·商书·太甲下》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132]
——《尚书·虞书·大禹谟》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133]
——《周易·谦》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34]
——《周易·乾》
此后的诸子散文如《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史传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也都是骈散共存。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自然界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而这些原生态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就有天然的奇偶并存的现象，二者之间本来根本就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清人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对此有形象的说明：“文之骈，即数之偶也。而独不近取诸身乎？头，奇数也；而眉目，而手足，则偶矣。而独不取诸物乎？草木，奇数也；而由蘖，而瓣萼，则偶矣。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此岂人为之哉！”[135]这是以大自然作比方，阐明骈文存在的必然之理：奇偶相生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骈文也不是人类刻意所求，它也根于天地自然之道，由此它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李兆洛在其《骈体文钞序》中也有透彻的表述：“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岐六朝与唐与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迁变，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岐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136]李兆洛的观点很明确：文章的骈散就像天地间阴与阳、奇与偶、方与圆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相并俱生”，相互为用。而自唐以来人为地将骈散视为殊途，歧而为二，扬此抑彼，既不适应实际需要，更违背自然法则，使文体失去中和之美，李兆洛本是阳湖派的代表作家，尚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的确不易。
此外，桐城派古文的后劲曾国藩，本来也反对骈体，曾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明确指出：“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三代两汉。”但是在清代骈散之论争深入以后，也逐渐转变了观念，也讲究骈散“互为其用”，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他指出：“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存。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太极生两仪，倍之为四象，重之为八卦。此一生两之说也。两之所该，分而为三，淆而为万，万则几于息矣。物不可以终息，故还归于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两而致于一之说也。一者阳之变，两者阴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独不然？”[137]此处他也以阴阳立说，阐明骈散二体相互依存是天地自然法则所致，不能有奇而无偶，也不能有偶而无奇，一奇一偶本为天籁之自然。因而骈文与散文只能互为其用，不可偏废。其观点同李兆洛已十分相似。
四 理解和处理骈散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我们再从文章学角度看问题，骈散不仅和谐共生，而且还相辅相成。关于这一点，前代认识到骈散相辅成，并且有过明确表述的人当然不少。如清人包世臣在《文谱》中就有所阐释：“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杂，至为微妙。”[138]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说得也很清楚：“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是则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始则土石同生，终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唯通方之识，绝特之才乎？”[139]不但说明骈散二者同源并存，而且强调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近代，孙德谦在其《六朝丽指》中有言：“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140]章太炎在《文学略说》中说得更为深入：“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又举例证明说：“《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优；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然后又进一步申之曰：“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今以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二者并用，乃达神旨。”“若立意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足适履，可无须尔。”[141]这不仅阐明了骈散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又指出了骈散结合的具体办法，既不“立意为骈”，也不“有心作散”，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识见上明显高出一筹。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刘勰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明确指出“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142]。这里面的“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不就是骈散结合吗？我们不能不说刘勰是骈散结合、相辅相成理论的开山祖师。
从文学史上看，是否注意骈散结合，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从晋代夏侯湛模仿《尚书》体作《昆弟诰》，到西魏宇文泰，隋之王通、李谔，唐代的萧颖士、李华、柳冕、独孤及、梁肃等人，都极力反对骈体，大倡古文。但都因为一味复古，对八代之文，主要是骈文全盘否定，不适当地吸收其长处，结果不仅无大成效，有些人反倒使自己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片面地指出：“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143]可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却又不得不用骈体，自相矛盾，十分难堪。柳冕是最激进的复古派，他对屈宋至六朝的文章特别是骈体文彻底否定，全盘复古，登峰造极，完全用古文写作，结果自己在《答荆南裴尚书书》一文中哀叹：“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己也！”“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既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王之教？”这是片面否定骈文，孤立强调复兴散体古文错误做法的反面教训。其实历史上杰出的骈文家和古文家，都是讲究骈散结合，合其两长，最后才取得辉煌成就的。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都是如此。所以清人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说：“韩文之所以能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知之。”[144]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也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称。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145]确实目光如炬。骈文家如“燕许”和陆贽，都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古文的长处，融散入骈，才在文体文风改革中有所建树的。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燕公笔力沉雄，直追东汉。”[146]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乙编中也说：“及燕、许以气格为主，而风气一变，于是渐厌齐、梁，而崇汉、魏矣。”[147]说的就是他们使骈体复归于汉魏半散半骈的自然状态。苏轼在《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中对陆贽的骈文有精当的概括：“辩如贾谊”，“深切于事”，“开卷了然”[148]；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又概括为“真意笃贽，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这都是赞美他引散入骈，用古文改造骈文的成就。
不过，说到此处，我们还是要提请人们注意：在骈散结合上，也是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开了先河，成为杰出的先行者。可以这样说：从具体篇章中骈语与散语量的对比上，《文心雕龙》总体上是骈体，因为骈语居多；如果从具体篇章的语言风貌和气势格调上看，《文心雕龙》则是骈散结合体，因为它既具有骈体的艺术形式之美，又有散体的自然流动之美，合骈散之两长而避其所短，把汉语言文字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
[1]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2]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3]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4]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5]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0页。
[7]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8]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9]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0]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1]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2]谷斌、张慧妹、郑开注译，《黄帝四经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13]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14]王先谦注，《庄子集解》，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4页。
[15]《周易》，《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94页。
[16]《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页。
[17]《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页。
[18]《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19]《春秋左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28页。
[2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10、2512页。
[21]《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7页。
[22]《周易》，《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6页。
[23]赖炎元注译，《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20页。
[24]张载撰，王夫之注，汤勤福导读，《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5]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56、754页。
[26]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7页。
[27]陈玉森、陈宪猷撰，《周易外传镜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5页。
[28]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20页。
[29]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58页。
[31]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32]高尔基著，冰夷等译，《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7页。
[33]谢无量著，《骈文指南》，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1页。
[34]刘勰著，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页。
[35]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36]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37]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页。
[38]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39]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40]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19页。
[41]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95页。
[42]姜书阁著，《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4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页。
[4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页。
[45]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6]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59页。
[4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4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49]陈骙撰，《文则》，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5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6—1177页。
[51]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52]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页。
[53]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9页。
[54]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5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页。
[56]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57]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32页。
[58]庾机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页。
[59]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27、236页。
[60]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3、63页。
[61]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5、257页。
[62]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07、422页。
[63]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118页。
[64]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4页。
[65]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155页。
[66]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1—42页。
[67]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04页。
[68]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5、251页。
[69]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4—645页。
[70]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00、111页。
[71]刘熙载撰，《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7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5页。
[7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5页。
[7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页。
[7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00页。
[76]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6页。
[77]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
[7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8—789页。
[7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80]王先谦编，《骈文类纂》，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
[81]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82]刘师培著，陈引弛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83]葛洪集，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8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353页。
[8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76页。
[8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
[8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9—2010页。
[8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2页。
[8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693页。
[90]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00页。
[91]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92]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9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7页。
[94]莫道才主编，《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95]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55页。
[96]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6页。
[97]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98]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4页。
[99]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00]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101]［日］遍照金刚著，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9页。
[102]钱惟善撰，《〈文心雕龙〉序》，《〈文心雕龙〉资料丛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58页。
[103]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20页。
[104]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05]叶燮著，《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106]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107]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8页。
[108]王先谦编，《骈文类纂》，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109]王先谦编，《骈文类纂》，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110]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11]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12]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10页。
[113]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14]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15]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116]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2页。
[117]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118]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119]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120]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121]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22]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23]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24]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125]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126]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127]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128]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129]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
[130]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31]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319页。
[13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3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3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35]袁枚著，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136]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137]曾国藩撰，《送周荇农南归序》，《曾文正公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49页。
[138]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5页。
[139]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728页。
[140]孙德谦撰，《六朝丽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43页。
[141]章太炎讲演，《文学略说》，《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9—291页。
[142]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43]王先谦撰，《骈文类纂》，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4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728页。
[145]刘熙载撰，《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1页。
[146]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0页。
[147]高步瀛选注，《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3页。
[148]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2—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