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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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元代文学与元诗研究(代序)

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元代文学文献的发现。

元曲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元曲文献陆续复现于世,又是学科人才辈出、成果卓著的推动因素。《孤本元明杂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录鬼簿》(天一阁蓝格抄本)、《笔花集》、《小山乐府》……这一系列珍本秘籍的发现,以及大型文献集成《古本戏曲丛刊》等的影印出版,是《宋元戏曲考》、《元曲家考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著作的催生剂。隋树森《全元散曲》是第一部元人作品的全集,而《元曲选外编》则接续了明人臧懋循的工作,体现出从《元曲选》流行以来对元杂剧剧本的搜集整理的进展。最终编成《全元戏曲》。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王国维,吴梅,郑振铎,孙楷第,任讷,卢前……元曲研究的领军人物们除了著作等身,还调节着学科前进的步幅。在很长一个时期之内,元曲(散曲与杂剧)研究,几乎等同于元代文学研究。当然,元代文学并不止于元曲。经过几个世纪割据之后,重新统一中国的元,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古”与“近世”的分水岭,它的一个特点是文学的四种主要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曲,齐聚文坛。在元之前,中国文学的传统体裁诗歌与散文,是文坛的主体;而新兴的代言体的小说与戏曲,使元明清文学充满活力。

随着某一文体总集的编辑出版,总要推动对这一文体的研究。就元代文学而言,依次出版了《全元散曲》(隋树森,1965年),《全金元词》(唐圭璋,1979年),《全元剧曲》(王季思主编,1990年),《全元文》(李修生主编,2004年),引起古代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元代文学诸体裁之中,元诗与元文历来受到忽视,元诗的研究成果少,研究难度大。诗与文,在整个古典文学范畴,一直是作者众多,延续长久,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应的份额。元代并不例外。

元诗文研究的相对滞后,对元曲研究有着深刻影响。孙楷第先生正是有感于此,在生前一直注意用元代诗文等资料,填补元曲史的空白点,他的《元曲家考略》是打通元曲与元诗文的隔断的成功尝试。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到去世,40年间孙先生始终在以新的资料修订充实着《元曲家考略》,从未搁笔。

邓绍基先生曾这样概括元诗研究的状况:“百年来元诗的研究积累太少,相对唐宋诗而言,‘盛’‘衰’之状固然鲜明,即使较之明清诗歌研究,对元诗的论述,也显冷落。”引自《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卷首的《专家推荐意见书》(一)。进入21世纪,海峡两岸都期待新的元诗文献集成——《全元诗》成书,这样,可以拉开与清初编刊《元诗选》时的元诗研究总体水平,体现出新的学术进展。

清康熙年间,顾嗣立倾个人毕生之力,编刊了《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并已经着手编辑《元诗选癸集》。目前我们见到的《元诗选癸集》,最后成书于顾氏门下士席守朴之子席世臣。《元诗选》三集,总计选录了339位元代诗人的19574首诗。《元诗选癸集》则收录了2235位诗人的5058首诗。综上所述,《元诗选》系统保存有约2250位诗人的近25000首诗。此前,有人对今存元诗总数做过估计,一种说法是15000首以上;另一种是约40000首。这些估计都是建立在对《元诗选》的判断上。实际上据我们统计,顾嗣立选元诗的比例大致是三比一。也就是说在300年前,顾嗣立阅读到的元诗有五六万首之多。所以,顾嗣立是此前阅读元诗文本最多的学者。然而通过近20年的对元诗文献的调查研究,我们已经掌握的元诗在13万首以上,这些诗分属于4900位元代诗人。通过这个数字可以证实,元代对人们影响最广泛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在元代,虽然新兴的元曲(散曲,杂剧)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但如果忽略对元诗的研究,那么元代文学研究就很难说是全面的、深入的。

根据逐年对本年度古代文学论文的追踪分析,可以证实:20世纪元代文学的主要论题,始终是元曲。元诗文论著数量远远少于元曲,而且往往停留在评述阶段。现代学者注意到元诗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诗文证史”。20-21世纪之交,在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元代文学研究等几个角度上,元诗研究都成了同类课题中受到关注、能体现整体研究水平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元诗还没有出版断代总集。然而,在历朝断代诗总集之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五代诗,宋诗,辽金诗,都已经有了可供学者参照使用的总集,其中某些朝代(比如金),已经出版了三种(郭元釪《全金诗》,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全辽金诗》)。可以说,从问世以来,历来学者们对《全唐诗》的修订补充就没有停止过,而这个工作无疑是唐诗研究始终人气兴旺,成果卓著的原因之一。《全宋诗》全部72册出齐,是宋代文学研究界,以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版,使宋诗与宋词的研究必将同步前行。

中国历朝诗总集的编纂序列,已经走到了元朝“门前”。目前在纵、横两条线上,集合部位就是元诗。《全元诗》的成编,就等于打通了横向(元代文学)、纵向(中国古代诗歌)的路径的结合点与“瓶颈”,和《全元文》编辑出版一样,人们期待有元一代诗总集(《全元诗》)早日问世。这一课题除了必将拉开与顾嗣立《元诗选》的学术距离,代表20世纪以来元诗学的新的进展,反映出21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路径走向,也必将是元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在一代之诗中,元诗的数量并不是最多的。然而,元诗的特点却相当鲜明。元代有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最广泛的诗坛,使用汉语写作传统格律诗除了汉族之外,还有数十个不同的民族,诗人的祖籍包容了大华夏的范畴,而且还远及于欧亚大陆。历来出家人写诗的,仅仅限于释、道两端,在元代诗坛除释、道诗人,还有伊斯兰教(答失蛮)诗人,最有名的“答失蛮”就是萨都剌;基督教(也里可温)诗人,影响广泛的“也里可温”有马祖常、赵世延等。所以,元代诗人的定位历来是复杂繁难的事情。蒙古、色目诗人群体出现在诗坛,使元诗别具特色,也使研究难度倍增。《全宋诗》收有9000位诗人的27万首诗,《全宋诗1-72册作者索引》的第一人“童童”,倒数第二人“燮元圃”却都是一天也没有在宋代生活过的元人。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据手迹录入了元人“高昌五十四”的诗,“高昌”是籍贯,指元代的高昌地区的臣民,即今新疆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时隔数百年到清人编《元诗选癸集》,高昌地望已经颇为陌生,“五十四”也不大像一个人名,编者为之颇犯踌躇,不知是从了。改作“南昌五十四”,是“合理”的处置方式。

另外因为研究积累少,元诗文本本身也有不少难点有待解决,比较重要的有“咏物诗”的归属,“无名氏”诗的判断,还有诸如明人编刊的三十几种元人诗集其中伪书的考证甄别等等。这些难点长期困扰着元诗读者,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问题,予以研究论证……

——元诗研究应该有与时代进步相匹配的进展。元诗研究的深入,将使元代文学研究更具有深度与广泛性。这是确定无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了以“元诗文献集成研究”为科研课题。这是一项长期的、繁难的“跨世纪工程”,将以“全元诗”为课题最终成果。在文献普查阶段,我们编制出“元代诗人与元诗文献题录”,将数十种总集之中的元人之诗一一列于每个诗人名下;对数百元诗别集(诗文别集)、近百种总集,作了分析著录。实际测算出一系列的基本数据,特别是元代诗人数字与实际存诗的数字。下一步将是首次利用电脑,编制出“元诗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对于元诗研究,进而对于元代文学研究、文学文献学研究,都有意义。数据库中的全部元诗在编定之前,除了校勘都将经过“抽重”处理,以保证具有学术质量。

在以往十余年间,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作了元诗文献调查,有了这个文献的调查摸底,不但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研究位置,也为元诗画出了“边界”,填充了有“山川地貌”,有“城镇人口”的学术地图。通过这些前期工作,我们也得出了对元诗的基本看法:

元代的立国时间短,地域广大这一对矛盾,深刻影响了元诗的发展走向。

宋元、金元交接之后,废除科举,直接导致元诗空前繁荣的状况。

没有“文字狱”,使元代诗人颇少顾忌。

所谓元代是传统的诗文处在消退时期的说法,容待商榷。

元代诗坛的兴盛不亚于两宋。元朝有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的诗坛,但并没有明显的如同唐宋的诗史分期,也没有众多的流派与聚讼纷纭的门户之争。

立国不足百年的元朝,诗已经成为不同人群(四个族群)交往的舟楫桥梁。

……

当然,通过对元诗的进一步研究,许多看法还要逐一经受实践检验。可以断言上述工作不仅足以改变元诗研究的滞后状态,同时必将带动元代文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学文献学等领域取得进展。

我们相信,通过《全元文》出版与《全元诗》的最终完成,21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将为之改观。20世纪以来人们备加关注的元代文学研究,将达到新高标。

(《殷都学刊》200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