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和刻《史记》的出现

随着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日本，在江户初期的庆长、元和（1596—1623）年间，出现了最早的和刻木活字本汉籍，如《论语》、《春秋经传集解》、《汉书》、《六臣注文选》、《白氏文集》等，《史记》也是其中一种。宽永三年（1626），阴山的玄佐还用活字刊行了《桃源史记抄》。可见《桃源史记抄》在日本影响之大。其后，和刻本《史记》的主流转为雕版印刷。

目前传世的庆长古活字本《史记》根据版式不同分为八行有界本、八行无界本、九行有界本三种，三种版本内容无甚差异。东洋文库藏两种八行有界本《史记》，其中一种的第一册书皮上题“活字版史记伝嵯峨本一”，后世学者据此考订其刊行者是居住在京都嵯峨的角仓素庵，故此和刻木活字本《史记》亦称为“嵯峨本”。

庆长古活字本的具体刊行年月不可考，对现存三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各家也说法不一。日本学者川濑一马据日本成篑堂文库所藏“八行有界本”第三十二卷卷末识语“庆长十一丁未秋八月以东福善恵轩之本新加朱墨倭点者也”推断此和刻本出现在庆长十一年（1606）以前，水泽利忠也持同样观点。阿部隆一认为“九行无界本”刊行于庆长、元和年间；小泽贤二认为“八行无界本”刊行于元和、宽永间，九行无界本刊行于“宽永、正保间”；小秋元段则指出“八行有界本”的刊行时间有庆长四年、庆长九年左右、庆长十一年以前三种说法，并分别给出了相关证据。冈本保孝《史记传本考》认为此木活字本《史记》是以元彭寅翁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朝鲜活字本《史记》而成。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亦认为“朝鲜国刊本及今行活字版，俱原此本（彭寅翁本）”。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朝鲜活字《史记》三家注本版式与“八行有界本”酷似，大岛桃年《史记考异》对朝鲜活字本《史记》与二十余种《史记》古本的字句异同进行了考辨，从比对结果可看出日本庆长古活字本与朝鲜活字三家注本《史记》在文本上也高度一致。

水泽利忠在论及朝鲜刊行的《史记》三家注本时指出：“关于朝鲜的古活字本，夙以覆刻明万历凌稚隆《史记评林》的本子（刊行年代不明）为著名。然而和作为此本不同版的《史记》三家注本的确存在。1991年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获得此本，据现在小泽氏的调查，此本有永乐二十年的跋文，而且在板框外等处有以《史记正义》佚文为首的本邦近世初期所作的批注。想来此版是以元彭寅翁本为蓝本吧。因为在调查进行中，不便明言。此外，下面提到的日本古活字本有可能以该书为蓝本，尚待后究。”即现存朝鲜活字《史记》三家注本，是以元彭寅翁本为底本的，而日本庆长古活字本《史记》很可能是以此朝鲜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各本而成。

在中国，傅增湘最早对日本古活字本《史记》有著录：“《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日本古活字本，八行十七字，注双行同。每卷大题在下，《索隐》已列入注中，是亦非从北宋本出矣。然《列传》首老子伯夷同为第一，与余所藏北宋本同，或从宋代别刻耶？竢再考之。（丁卯九月十日地安门外冷摊收得，九十六元）”并没有明确指出此木活字本《史记》的版本来源。

尽管日本古活字本《史记》的底本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其与元代彭寅翁本关系密切。现存庆长古活字本《史记》正文多加训点，栏外有很多日本学者的批注，批注中最多的内容是比较各本文字的异同及注音。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及学术风气的转变，明代出现大量的《史记》集评集注本，其中又以凌稚隆所辑《史记评林》影响最大。《史记评林》广泛征引前代各家之说，因辑录大量评论资料且校勘相对精审而广受好评，很快就有了李光缙的增补本，其后又出现了大量仿作。《史记》集评本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学风，《史记评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史记》的通俗本，进入清代后，评林类《史记》几乎消失，反映了明清两代学风的差异。

《史记评林》对《史记》原文全部加以句读，将司马迁作史时援引的《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抄录于上栏，同时还抄录汉代至明代各家学者对《史记》事件、人物的评论和对字句的解释。此外便是凌稚隆“以己意撮其胜而为之宣明”的按语，其内容主要有训释文字，分析句读，疏解文意，评论句法、文法，品评历史人物等。并用旁注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的异文资料，既包括《史记》各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也包括与《汉书》、《左传》、《战国策》等典籍相对照的异文。这些异文资料为后代校勘《史记》提供了线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记评林》不仅将《史记》看作是一本历史书，还将《史记》作为文学作品和文章的范本来看待，从文章学的角度分析篇章结构、纲领主意和叙事中的关键语句，品评语言运用和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叙事者的态度。对读者更好地理解《史记》的文章特色，学习《史记》的文章写法很有帮助。

《史记评林》广收各家之说，重考证也重评论的特点，十分符合日本汉学家研究《史记》及向社会推广和普及《史记》的需要。江户中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成为了最重要的《史记》读本和汉学教材。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日本江户时代刊行了众多和刻本《史记评林》，因出版机构的不同分八尾版和红屋版两种。“八尾版”是因刊刻者为八尾助左卫门（又名八尾甚四郎，八尾友春）而得名。“红屋版”的得名则比较复杂，日本学者认为，最早的红屋版，也叫积德堂刊本，积德堂没落后，书版转到了红屋。红屋，也叫小红屋，可能又叫梁文堂。以上均为学者的猜测，虽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解释红屋版《史记评林》的得名，但红屋是书肆的名称是不会错的。

八尾版《史记评林》主要有：

宽永十三年（1636）九月，京都八尾助左卫门发行初刻本《史记评林》，全50册。在众多和刻本《史记评林》中此本可称为善本，是对明代李光缙增补本《史记评林》的翻刻，版式、行格、字体等均与明本相同。

延宝二年（1647）八尾友春发行《新刻考正史记评林》（世称八尾再刻延宝本）。

天明六年（1786）须原屋茂兵卫以下五名发行《新刻校正史记评林》（世称天明本）。

以上两个版本版式、字体基本相同，与初刻本差异很大。

宽政四年（1792）广华堂藏版梓行《新刻校正史记评林》；文政七年（1811）又出补刻本。这两种刻本均以天明本为底本，版心上部都刻有“天明丙午再刻”的字样，世称天明再刻本。明治十三年（1880），浪华五书房再次刊刻八尾版《史记评林》，版式、行格、每半页字数等均与“天明再刻本”相同，世称天明三刻本。

红屋版《史记评林》主要有：

宽文十三年（1673）洛阳西御门前、书林积德堂梓行红屋初刻本《新刊校正史记评林》，全25册。

明和七年（1770）京都世裕堂据红屋初刻本重刊《校正再版史记评林》（世称红屋再刻本，明和本），全50册。

天明九年（1789）大阪浪华书林柳原喜兵卫等刊《校正再版史记评林》，全25册。为明和本的重印本。

在江户时代，“红屋版”比“八尾版”流传更广，社会上出现很多以“红屋版”为底本的《史记评林》翻刻本，正如冈本保孝在《影抄史记索隐校订凡例》中讲“用红屋板者，以人间流布俗本，而家家有此本之故也。”据水泽利忠研究，从宽永十三年（1636）至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冠以“新刊”、“校正”、“增补”字样的《史记评林》有十四种之多，日本学者山城喜宪发表《史记评林诸版本志稿》对现在存世的51种《史记评林》版本进行了调查和比勘，梳理各本之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和刻《史记评林》的普及推动了《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江户时代中期及以后出现的《史记》研究专著基本上都是以《史记评林》为底本，包括日本《史记》校勘的代表作，大岛挚川、大岛桃年父子的《史记考异》也是以《史记评林》为底本完成，《史记评林》的体例及评点方法被日本学者学习和接受，在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专著中得到体现。

各种和刻本《史记评林》大量出现，各本质量参差不齐，从而使和刻本《史记》正文及三家注的文字出现很多讹误。日本汉学者在注释研究《史记》时一般以和刻本《史记评林》为底本，日本学者有比较《史记》各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进行校勘的传统，江户时代及其后的学者更是把校正文字作为注释《史记》的首要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和刻《史记评林》普遍流行及各本质量参差不齐有关。

《史记评林》在日本广泛流行也与日本学者在阅读《史记》时在边栏及正文旁作批注，并代代相承，辗转传抄的传统密切相关。

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讲究师徒相传的学统。传统的《史记》研习中历代的“师说”就是通过在《史记》各版本中作批注的形式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在《桃源史记抄》和《幻云史记抄》中就保存了大量的“师说”。这些批注主要在各页的天头，也有少部分在地脚和正文旁，也有另页加注的情况。日藏《史记》各版本中的批注是日本学者《史记》研究成果的重要保存方式。这种方式被日本学者代代相传，成为了一种传统。江户时代，和刻《史记评林》成为了通行的《史记》读本，日本学者以《史记评林》为底本，继承前代学者批注的形式，在吸收前代成果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新的注释，使这一传统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

日本学者的批注内容非常丰富，也极为庞杂，后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重要的资料。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对日藏《史记》诸版本中日本学者的批注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这些批注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史记》文本异文相关的校勘学资料，水泽利忠将这一类批注称为“校记”。日本学者注意校订《史记》各版本文字的异同，有意识地使用了大量的版本资料，将其校勘成果融入到批注中。校记中有很多是对《史记》三家注的补充。三家注原本各自独立成篇，后来才逐步与《史记》正文合为一体，三家注合刻时对原有的三家注都有删节，以避免重复。日本学者常据古本将三家注被删节的内容以批注的形式补足。其中包括一些现在已经亡佚的《史记》古注，如邹诞生的《史记音》、刘伯庄《史记音义》、陆善经的《史记注》等，也包括三家注的佚文，其中又以《史记正义》的佚文最多。

这类校记是历代日本学者校勘《史记》成果的累积，很有价值。但这类校记有的并没有明确的版本依据，而是直接抄录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抄录前人对字词的解释，用“某作某”的形式标注出来，混淆了对字词的注释与对文本的校勘。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汉文，日本学者常在《史记》难以理解的地方增加单字以使《史记》原文通俗化，是为读者提供阅读便利和指导的一种方法，其中包含了日本学者对《史记》文义的理解。这种情况也常被误为校勘成果，以校记的形式标记出来。

另一类批注是与《史记》注释和评论相关的资料。其中包括日本平安朝以来的诸家博士的师说；《汉书》、《汉书》颜师古注以及《资治通鉴》等他书资料；内容包括注音释义，疏通文意，分析句读，评论文法及历史人物和事件等。《史记》各篇批注数量多少不同，“本纪”、“世家”、“列传”部分批注很多，“八书”批注较少，“表”的部分几乎没有批注。

日本学者《史记》批注的性质类似于学者的读书札记，为历代学者抄录前代成果并加以己见而成，是一个前后继承、不断扩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常看到不同的版本上标注同样的内容。各版本上的批注虽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相互之间有继承性，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汇，其中虽不乏失误及主观臆断之处，但其对字句的训释、对文本的句读以及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相关评论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日本学者所引《汉书》颜师古注有些为今本所无，这部分内容对于《汉书》的注释和研究亦有价值。

随着中国《史记》刻本的传入及和刻本《史记》的出现，江户时期出现了对日藏《史记》版本全面校勘的专著，主要有大岛贽川父子的《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和《史记考异》，以及冈本保孝、安井息轩等人的著作。

大岛贽川（1762—1838），名维直，字无害，号贽川。曾入昌平黉学习经学，后回加贺藩主持学政。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7），加贺藩欲校刻中国的二十一史，大岛贽川任史局总裁，涉猎公私所藏史书，为刻书作准备，他以明刻本《史记评林》为底本，与南化本（他从米泽藩借来南宋黄善夫本《史记》，请人影写了全卷，此影写本现藏在尊经阁文库）、枫山本、三条本、中彭本、中韩本（朝鲜刊本）等进行校勘，编成《博士家史记异字》，但校刻未成，史局即告关闭。其后，其长子大岛桃年（1794—1853）继承父业，在《博士家本史记异字》的基础上完成《史记考异》十四册。

《史记考异》以日本宽永十三年（1636）八尾助左卫门刊《史记评林》本为底本，与日本幕府及各诸侯所藏二十余种《史记》版本进行比对和校勘，并参考了《群书治要》、元版《通志》、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书中的资料。

《史记考异》大致和中国学者钱泰吉（1791—1863）的《史记》校勘记同时问世，但其所用以互校的《史记》版本则远远超过后者。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比《史记考异》晚十多年，张文虎用来校勘的《史记》旧本也少于《史记考异》。但因《史记考异》一直没有刊行，影响了人们对它的使用和对其价值的充分认识。

冈本保孝（1797—1878），本姓若林，名保孝，通称缝殿助、勘右卫门，号况斋、麻志天乃屋、拙诚堂、岁计草堂、戒得居士。师从狩谷棭斋。冈本保孝整理编撰日本典籍一百五十多种，汉籍二百种，注释古籍约二百种。

冈本保孝对《史记》版本也做了较全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有：

①《影抄史记索隐校订凡例》附《备考数条》。冈本保孝抄写昌平黉所藏明汲古阁刻《史记》索隐单注本时，与日本红屋本《史记评林》相比勘，指出误字、疑存、讹脱、衍文等，在相关文字旁以朱笔标示，并将其影抄时校订文字的原则分条记录，即成《凡例》。《备考数条》是将其所抄写的毛晋汲古阁《史记》索隐单注本与和刻红屋本《史记评林》相比较，主要涉及两本篇目卷次的不同，《索隐》文字多少的差异等。冈本保孝怀疑此《史记》索隐单注本是宋代人从三家注合刻本中将《索隐》摘出而成。并举《刺客列传》及《货殖列传》中保存有《正义》和《集解》为例证明。

②《史记传本考》。此书全面梳理了日本所藏《史记》刻本的情况，其所列版本有：宋刻本、元彭寅翁本、明王延喆本、明柯维熊本、明嘉靖板、明万历板、朝鲜本（依元刻本）、活字板（依朝鲜本）、清康熙板（依万历板）；和刻《史记评林》诸版本；《史记测议》；毛晋汲古阁刊《史记》集解本，索隐本，正义本。书中涉及的各版本均为其亲自目验，简要描述各本的版本特征，注明在日本的收藏地点，对各本的刊刻源流及各本之间的关系也有考证。

③《史记考文》不分卷。此书收录《三皇本纪》和十二本纪。逐篇比较各本文字的异同。

安井息轩（1799—1876），名衡，字仲平，号息轩。曾任昌平黉教官。专心钻研经史，考据精确。旁通算数之学，善写文章。其《史记校文补注》利用宋黄善夫本，元中统二年段子成刊本，明王延喆本、陈继儒本、嘉靖本、汲古阁索隐单注本等七个版本对《史记》原文及三家注进行校勘。与今日校勘学成就相比，显得简略。

《史记》自问世以来，经历了由写本到刻本的变化，唐代之前，《史记》的传写是在相对自然的状态下进行。宋代在将写本变为刻本的过程中，规范了《史记》的行款、格式、标题、及用字等。相对于刻本而言，写本更接近于《史记》原貌，现存写本可以用来订正宋以来《史记》刻本的文字讹误。日本学者利用日本所藏古抄本及刻本对《史记》所做的详细校勘，对探究《史记》原貌，揭示《史记》版本流传轨迹具有很高价值，为《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