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道与人道

历史地看，不同的哲学传统总是包含某些基本或核心的概念。以西方哲学而言，如果追本溯源、从古希腊说起，常常便会提到那个时代的核心概念，即“逻各斯”（logos）。当代一些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者（如后现代主义），每每把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本传统。从这种批评中，也可看到逻各斯在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同样，中国的哲学传统中也有其核心的观念，后者在“道”那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道”的原始涵义涉及道路，从《诗经》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道路作为人之所履，既可以通达四方，又坚实而有根基，道路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其进一步提升、泛化为涵盖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提供了可能，而在中国哲学的演进中，“道”确乎被逐渐赋予以上的普遍内涵。作为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道”一方面被用以解释、说明世界之中各种不同的现象，后者既包括天地万物，也涉及社会领域；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存在的终极根据：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其最终根源往往都被追溯到“道”。

在中国哲学中，“道”具体又展开为“天道”和“人道”。天道更多地与自然、宇宙相联系，其涵义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周易》中已得到某种阐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首先区别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看到的千差万别的现象。相对于多样的现象，道作为形而上者体现了存在的统一性：以道为存在的终极原理，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扬弃了彼此的分离而呈现了内在的关联。就此而言，天道以统一性为其题中之义。

《周易》中关于道的另一重要观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一阴一阳”，主要指“阴”和“阳”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涉及的，不外乎世界的变迁、衍化。作为现实的存在，世界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这种变化过程可以通过什么来把握？其中是否存在内在的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看作是对以上问题的解释。

这样，一方面，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以道作为其根据和统一的本源，另一方面，世界的变化、发展又以道为其普遍的法则。质言之，道既被视为世界统一的本原，又被理解为世界发展的法则，在道的观念之下，整个世界已非杂乱无章、无序变迁，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序的形态。从“多”和“一”的关系来看，多样的事物（万物），最后可以统一于作为“一”的道；从事物的变动来看，其衍化过程又有理可循，而非杂而无序。要而言之，天道的以上涵义表明，天地、宇宙有内在秩序，而道就是这种秩序最深沉的体现。

除天道之外，道又指人道。人道在宽泛意义上与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周易》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便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点。人道意义上的“道”，首先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等，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道”的以上涵义，在古代哲学家的具体论述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阐释。孔子曾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里的“谋道”，便涉及对“道”的追求，“忧道”则表现为对“道”的关切，作为追求、关切的对象，“道”即以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等等为内涵。孔子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的“道”，同样也是指广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或政治道德理想。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便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这即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表达的意思。孔子关于道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弘道”，是指人能够使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得到实现，这里的道同样也以价值理想为内容，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规范有两重作用：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简言之，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之事；从反面说，它则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亦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作为人道，“道”的涵义，往往体现于这种规范系统之上。道的以上涵义与道的原始涵义相互联系，如前所述，道的原始涵义之一是道路，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的意义。中国哲学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礼既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体制，又展开为规范系统，礼之于人，犹如规矩之于方圆。规矩为方圆提供了准则，礼则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规范。同样，法也对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当然，相对于礼，法作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对中国哲学而言，礼与法尽管有不同的特点，但都是道的体现，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便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这一点。

孟子曾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里的“道”同样包含价值原则、规范之意。规范的作用之一是提供评价行为的准则：行为如果合乎一定的规范，便被理解为正当之举；不合乎一定规范，则被赋予不正当的性质。所谓“得道多助”，意味着行为合乎普遍的价值原则或规范，具有正当性，从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反之，如果行为不合乎这种原则或规范，则往往缺乏正当性，从而也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

中国哲学的其他一些学派，也对道的规范性予以多重关注。黄老之学讲“道生法”，即视道为终极性的根据，并将其理解为“法”所由形成的本源。这里不仅表现了对作为终极存在的道的确认，而且将其理解为规范性之源。法家同样对道相当重视。韩非提出“缘道理”，并对“道”和“理”做了区分：相对于“理”而言，“道”是一种更为普遍、更为本原的法则。对道的依循（缘），则从另一方面突出了道的规范意义。

在道的二重形态（天道与人道）中，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属“必然”；人道作为社会之域的理想、规范，则表现为“当然”。从“必然”和“当然”的关系看，道既涉及“世界是什么”、“世界如何存在”，又关乎“人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从天道的视域看，这个世界既是多样性的统一，又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而天道本身便表现为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世界的发展原理；在人道的层面，问题则涉及人自身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应当如何“在”。可以看到，以道为视域，世界“是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世界“怎么样”与人应当“如何做”等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