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史禄国

徐文堪

史禄国一生以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为志业，却没有显赫的名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派。但在今天的俄罗斯，他已享有崇高的声誉。生平坎坷而学术成就辉煌，对于像史禄国这样的大师而言，无论生前的颂扬，还是身后的哀荣，都是不足道的。他对自己终生的探索，有着坚定的自信。

五十多年前，笔者还在大学读书时，偶然从图书馆里借了几本解放前出版的旧刊物翻阅，其中一本是1931年的《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刊载了一篇近二百页的英文长文《关于乌拉尔-阿尔泰假设的民族学和语言学之诸方面》（Ethnological and Linguistical Aspects of the Ural-Altaic Hypothesis）。作者是俄国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施罗科格罗夫（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汉文名史禄国），曾在清华任教。笔者当时年少无知，自然对史禄国其人不甚了然，于是向家父徐森玉（1881-1971）询问，父亲对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学界情况极为了解，与北大的外国学者如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亦有交往，当能为我解惑。不曾想，父亲回忆许久后，只是依稀记得清华有这个人，其他则一无所知。此前笔者凑巧还读到过一本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著作《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1929），作者正是史禄国。该书厚厚一大册，蓝色封面，书里还印有作者手绘的彩色插图，令人印象深刻。笔者以后又看到一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及史禄国，知道他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可以算是鲁迅20年代的同事。30年代史氏来到北平，在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身份是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国的白俄。

史氏刊在《清华学报》上的长文，探讨的是所谓“乌拉尔-阿尔泰假设”。这一课题与中国民族关系密切，但对中国学界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有丰富西学修养的傅斯年、胡适，甚至陈寅恪先生，语言学大家赵元任、李方桂先生，都不曾涉及。就笔者浏览所及，数十年来国内学人从未征引过这篇文章，更没有人予以评论。

“文革”之后，开始有一些文章介绍和回忆史禄国，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费孝通先生的深情回忆。史氏是费先生去英国留学前的老师，对费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实有巨大的影响。史氏还是俄罗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是20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对通古斯和萨满教的研究举世闻名。但当年他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篇巨制，中国学界竟然在数十年中视而未见，足以看出国内这个领域研究之薄弱，实在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史禄国1887年生于俄罗斯中部的苏兹达尔。因出身帝俄世家，接受了西方的传统古典教育，通晓多种语言。1906年前往法国巴黎留学，1910年返回俄国，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俄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12年，他第一次去贝加尔湖地区进行田野调查。1913年至1917年，他在广阔的西伯利亚进行了多次考察，足迹遍及贝加尔湖地区、黑龙江流域、雅库茨克等，还到过中国东北。

史氏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十月革命之后，他在1918年去往海参崴的远东大学人类学部工作，几年之后的1922年，他失去了职位，无以立足，只能迁居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先后在上海、厦门和广州任教，1930年去北平。同时，他也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和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并撰写了多种著作。1939年10月19日，史氏在北平逝世。

由于不能继续用俄语著述，不能在苏联刊物上发表文章，近二十年岁月里，史氏只能在其夫人帮助下，使用英语写作。虽然也向欧洲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投稿，但因身在中国，他大多数的论著都发表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另外，史氏夫妇在中国过得非常寂寥，尽管也有和中国学者的少许交往和互动，但知者寥寥，简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在清华园中也不为人知，绝大多数师生不知道他实为世界级的大师。费老在30年代作为研究生跟随史氏学习了两年，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并在他的指导下，于1935年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民族志调查，费老将此行视为自己一生学术生命的开始。

史禄国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对说满-通古斯语族群的调查和研究。

“通古斯”这个名称原专指鄂温克部落。17世纪，俄国正向西伯利亚扩张，当时居住在那里的鄂温克人自称“鄂温克”，近邻雅库特人则称其为通古斯。俄国人沿用了这一称呼。此后，“通古斯”一词传入欧洲，并被引入语言学领域，成为一个语言系属的概念，现在一般称为“满-通古斯”。

满-通古斯语和通古斯人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现蒙古国的一些地区也有。中国的通古斯民族有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锡伯族。俄罗斯的通古斯人有埃文基（鄂温克）人、埃文尼人、涅吉达耳人、那乃人、乌耳奇人、奥罗克人、鄂伦春人、奥罗奇人和乌德盖人。

18世纪，瑞典人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Philli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在西伯利亚居住期间，收集了大量突厥语、蒙古语、芬兰-乌戈尔语和其他语言的材料，于1730年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文章，把这些语言统称为“鞑靼诸语”。1844年，芬兰著名学者卡斯特伦（Alexander Castrén,1813-1852）在其著作中将芬兰-乌戈尔语、萨莫耶德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等归为一个语群，称之为阿尔泰语言（Altaischen Sprachen）。由于乌拉尔诸语和阿尔泰诸语在类型上相当一致，在词汇、语音和语法方面也有些共性，有的学者就把两者联系起来，称为“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现在这个假设已被大多数学者否定。至于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一说能否成立，学界至今尚在争论中，不过国内多数研究民族语言的学者似乎认同此说。史禄国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方面造诣很深，1931年的这篇长文，在笔者看来，就是想把“乌拉尔-阿尔泰假设”原原本本介绍给中国学界。可惜，当时中国学界尚未做好准备，文章影响甚微，引用率几乎为零。该文在国际上却颇受重视，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出版了重印本。

史氏的通古斯研究，许多成果体现在他的两本专著中：一本就是上文提及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另一本是《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1924）。两部著作都有中译本：前者由吴有刚、赵复兴、孟克翻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者由高丙中翻译、刘小萌校阅，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史氏其他的重要著作，如1935年在英国出版的《通古斯人的心态》（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和一些重要论文，则没有中译本。他的遗著《通古斯语词典》（A Tungus Dictionary，与俄语对照），根据其夫人提供的手稿，1944年由日本民族学会出版，1953年再版，国内很难见到。

史禄国在研究中非常重视体质人类学，除了通古斯人外，还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测量，写成《华北体质人类学》（1923）、《华东及广东省体质人类学》（1925）等著作。费孝通先生在《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一文中对史氏研究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费老认为史禄国用类型比较法对东亚地区人群的体质类型进行分析，并勾画出东亚人类过去六千年中在地域上的流动过程，这是把生物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一个例证。费老本人经过十余年的深入思考和长期不断的调查研究，在1989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史氏的教导。

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的原始故乡在今天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一千纪，受到西来民族的压力以及东面沿海居民的抵制，原通古斯人大部分取道中国东北地区向北迁移，进入了贝加尔湖地区和西伯利亚，后分为南北两部，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南通古斯人就是后来满族的核心。史氏指出，通古斯人的敞口衣服不适宜西伯利亚的严寒气候，是从南方带过来的。这一观点受到当时苏联学者的严厉批评，考古学证据和现代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也未能予以证实。他还认为：公元前三千纪时，中国的北部、东北部、今朝鲜和西伯利亚等地都居住着古亚细亚人，说古亚细亚语（或称古西伯利亚语），这一论断却是相当重要的。最近，美国语言学家瓦吉达（Edward Vajda）提出，中西伯利亚的叶尼塞语（克特语）与北美纳-得内语具有深层联系。还有语言学家撰文指出，汉藏语系使用前缀构词的方法，与纳-得内语的构词方法比较，可以证明这两个语系之间或存在亲缘关系（这些前缀在各自语系内均为单数代名词的起始辅音）。史氏论点的前瞻性和启发性，可见一斑。

史氏1934年在辅仁大学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Ethnos: An Outline of Theory（书中的主要观点和术语在1923年的俄文著作中就已提出）。ethnos不是英语词汇，而是来自拉丁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用词极其严谨，对相关概念反复推敲。他认为：ethnos是人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一套完整的风俗和生活方式，用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且以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很明显，这一定义和我国解放后随着民族识别工作开展而深入人心的民族概念相当接近。

史禄国一生以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为志业，却没有显赫的名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派。上世纪30年代，苏联当局为一些原无文字的通古斯民族创制了文字，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通古斯文学语言》（Tungus Literary Language），在苏联自然不可能发表，于是便寄给了著名的波兰语言学家科特维茨（W. Kotwicz, 1872-1944），准备在科氏主编的《东方学年鉴》上刊登，可惜未果。最终，幸有日本学者从档案中寻出此文，加以整理，刊载在《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第50卷上，那已是1991年之事，整整五十五年之后！

在今天的俄罗斯，史禄国已享有崇高的声誉。不过据最近研究，他的名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始终未出版正式的俄文本，只有苏联时期一个供内部参考的译本，由翻译家戈尔林（Alexandr Nikolaevich Gorlin, 1878-1938）翻译。俄罗斯也没有出版过史氏的传记，甚至连一个比较完备的著作目录都编不出来，究其原因，当是现存的资料太少，史氏本人又极为沉默，留下的档案材料有限。笔者接触过的国外汉学家和其他专家，每言及于此，都深有同感，为之叹息。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生平坎坷而学术成就辉煌，对于像史禄国这样的大师而言，无论生前的颂扬，还是身后的哀荣，都是不足道的。他对自己终生的探索，有着坚定的自信。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谨以此小文纪念史禄国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他的思想和学术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