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记言制度与语类文献的起源

史官对于早期语类文献的编纂及体制起着非常关键的影响。据《周礼》《礼记》等文献的记载，上古社会存在乞言、合语等礼制以及乐语传统，其中乞言实际上是向德高望重的老人讨教有关修身、治国等方面的箴言，而这些箴言往往有专门的史官负责记录，这样，史官的记录方式自然会影响箴言的体式。所以，就早期语类文体而言，被记录者所发挥的影响往往体现在话语的内容上，而记录者即史官则对话语的表现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具体考察先秦时期的史传文献，从中可以发现史官的传史方式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即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在言、事分立的传史时期，史官群体一般只重视事件的呈现，而忽略其间因果关系的探寻，所以，他们倾向于人物言论与事件的分开记载；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诸如《尚书》《国语》等语类文献。东周时期社会的大变化，一方面导致史官群体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促使史官不再满足于客观的记录，而是加强了历史事件之间逻辑关系的追究，在这一情形之下，此前言、事分立的传史形式已不再满足其需要，从而言事相兼的传史形式诞生了。言事相兼的传史形式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而人物的言论则有利于揭示历史变化的原因，由此言、事之间取得了内在的联系。言事相兼的传史形式产生了诸如《左传》《春秋事语》《战国策》之类的史著，在这些著作中，就包含了语类文献。

除了史官编纂的语类文献之外，还出现了民间群体编纂的语类文献，这可以《论语》或《论语》类文献作为代表。孔子首开私学风气，从实际来看，孔子较为自觉地继承了王官的教学风气，他所倡言的“述而不作”精神亦与史官的著述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的这种文化实践不但反映了他本人的学术取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弟子们。事实上，孔门弟子编纂的《论语》在体例上与史官言事相兼的传史特征非常接近，所以，就体例而言，《论语》的“语录”特征实际上是承史官的著述传统而来。

如上文所言，语类文献与史官的记言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通过一种文化还原的工作，具体描绘史官群体本身经历由巫而史、由神圣走向世俗的演化过程，借助这一过程的清理，揭示史官传史方式的沿革；另一方面阐述在重言风尚和记言制度这一背景之下语类文献的编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