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说略

安平秋　张玉春

一、司马迁其人

1．承家学少负不羁之才，习坟典初奠鸿儒之基

古老的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培育了众多璀璨巨星般的杰出人物。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中华民族的文化巨匠司马迁就诞生于陕西韩城南、龙门山麓的芝川镇（西汉属左冯翊夏阳）。龙门山横跨黄河，奔腾的河水咆哮着将龙门山一分为二，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气势磅礴。龙门地理奇特，大禹疏通黄河，开凿龙门山，使其闻名遐迩。河水粼粼，鲤鱼腾跃，风光壮阔而神奇，陶冶了幼年司马迁的精神气质。司马迁的家世有着传统悠久的辉煌：先祖或为文臣典周史，或为武将立功名。据司马迁的追述，其远祖是颛顼时代主掌天文地理的重、黎之后（此系传说），传至周朝，先祖程伯休甫为武将，任司马之职，遂以司马为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失其官职，司马家族自此之后“世掌周史”。直至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家族迁徙晋国，又移居于秦。公元前621年定居于龙门，为当地望族。其后三百年，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成为秦国的名将，因功官为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得力佐将，与白起共同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始皇的主铁官。三世祖司马无泽曾任汉市长（集市之长）。祖父司马喜官为五大夫。家学渊源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品格、志向的形成，使他自幼便萌发了发扬先祖传统、光大家族荣耀的抱负。而对司马迁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精心培养和所寄予的厚望，直接导致司马迁最终撰写出不朽的史学、文学巨著——《史记》。

司马谈生年不详，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他曾学天官（天文历法学）于唐都，受《易》（阴阳吉凶变化）于杨何，习道论（学术史）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前期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文历法学和《易》学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而道论则是哲学观与学术史的结合。司马谈以其深厚的功底与淹博的学识，成为名重当时、博古通今的渊博的学者。在武帝初年，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旨》，创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名目，综合表达各种政治学术派别。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术史，它的贡献及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司马谈评骘诸家学术，不仅只是对先秦以来的政治学术派别作一总结，主要和实现他的夙愿有直接关系，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企图，至少可以说是潜意识的企图”。（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熔六家之长于一炉，效《春秋》而著《史记》，成一家之言，《论六家要旨》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图。这种意图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史记》所体现的思想尽管与《论六家要旨》的观点有所差别，但是可以说《论六家要旨》是《史记》基本的理论指导思想。

司马谈禀承祖业，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他以修史为任为荣，效《春秋》而作《史记》，修撰一部淹贯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夙愿，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司马谈深知实现这项宏基伟业非一辈人所能完成，所以，从司马迁诞生于龙门，便开始对他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教育，期望自己的夙愿在司马迁的手中实现。他对司马迁进行的教育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司马迁讲述先祖“世典周史”的传统，灌输继承祖业的信念，强调史学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竭力培养司马迁对治史的爱好。司马谈的谆谆教诲和司马迁长期的耳濡目染，司马谈的理想已在司马迁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修史立言的理想信念成为了司马迁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二是在学识上的培养教育。司马谈深知修成一部与孔子《春秋》相媲美的巨著，撰著者不但要有超凡的品德，而且还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他不是期望司马迁成为普通的史官，而是期望他成为继孔子以来最卓越的史学家、思想家。为此，司马谈为司马迁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制定了严格的教育方法，加之司马迁聪颖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所谓的古文，是指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小篆统一战国文字，使先秦文献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司马迁诞生之时，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已难能得见，更不用说诵读了。而熟读这些文献却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能在十岁“诵古文”，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超人的天资，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谈对他的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虽然“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但由于“司马氏世掌天官”，当然收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其他人无法具有的条件。在十岁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迁阅读了《诗》、《书》、《易》、《礼》等几乎所有的古代典籍，又从司马谈系统学习了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为成长为一名学贯古今的史学、思想、文学界巨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展视野青年壮游，遵遗嘱入仕太史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经过家学的熏陶，饱读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文献典籍，成长为“胸有经史万卷”的青年学者。他已不满足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开始寻求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于是在司马谈的支持与安排下，将视野投向社会，走出京城，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壮游。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佚闻的同时，领略祖国壮丽河山，陶冶自己的情操。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回到长安。广泛搜集了丰富的民间口传史料，着意搜求了古今人物遗事：如魏公子礼贤侯赢的故事，苏秦、张仪等说士发迹的故事，陈涉傭耕垄上的故事，刘邦家居时喜酒好色的故事，韩信受胯下之辱及其葬母高敞地的故事，樊哙屠狗、萧何为刀笔吏、张良亡居下邳、周勃织薄曲、夏侯婴为车夫、陈平宰社肉等故事，补充了文献的不足；亲身体察了各地的民俗风情。此次壮游，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内容，取得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秦汉初年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补充材料，使他对全国山川地理了如胸中，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顾炎武《日知录·史记通鉴兵事》）日后，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历史调查所获资料，将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相印证，补其缺，纠其错，使《史记》具有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次壮游，使司马迁有机会接触了下层社会，了解了人民的疾苦，一幕幕人间的悲剧，震撼了他的心灵，唤起了对遭受苦难的百姓、对志向难酬的仁人志士的同情，也引起了他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和憎恶。凡此种种认识和感情，他在日后撰写《史记》中都付诸笔端，使《史记》这部巨著洋溢着一种浩然正气。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对形成他那豪放、激昂的性格精神及遒劲雄浑的文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使他亲切地感受了汉王朝盛大的时代气息，坚定了他述史的志向；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使他领略到山川的豪气，锤炼了他坚韧不屈的意志；那波涛翻卷、宽阔无边的大海，养就了他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激励着他为追求信念虽九死而不悔的品格。壮游陶冶了他的情操，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展了他的胸怀，使他的品德愈益崇高，使他的性格愈益豪放，使他的文采愈益飞扬，正如苏辙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史记》能够成为“无韵之离骚”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壮游回到京城后，大抵在西汉元狩、元鼎年间，依赖家族的声望，入仕为郎中（《报任安书》云：“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在汉朝的职官中，郎中是郎官的最低一级，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为皇帝的侍从。官职虽低，但平常亲近皇帝，所以也是荣耀之职。司马迁凭借他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信任，常为侍从随武帝巡行郡县、参与祭祀、东巡封禅，这对他日后撰著《史记》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司马迁对这次奉使出征极为重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他的一生游历中，此次西征、南略与二十岁时的壮游交相辉映。只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已不是司马迁的个人行为，而是肩负着朝廷的使命，以武帝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去监军“西征”、“南略”，故而这次出游的性质是以军政为主。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司马迁充分利用这个踏察民情、丰富见闻、增长学识的机会。这次奉使出征由汲县新中乡（今河南新乡县西）出发，前往巴、蜀以南广大西南夷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南部、西部广大地区，最远之地达邛、笮、昆明，即今云南昆明、大理等地。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之久。奉使西征及较长时间的考察与生活体验，引发了司马迁创作民族史传的激情。这次奉命出使，是司马迁最难忘经历之一。

游历天下名山大川，探寻历史遗迹遗址，搜访逸闻遗事，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除了二十岁的壮游和奉使出征两次系统的游历外，他还多次扈从武帝出巡。司马迁从元狩、元鼎年间入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扈从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侍奉武帝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汉武帝有经天纬地之才，深受当时的司马迁的钦敬崇拜。同时，汉武帝又多欲喜动，喜欢出巡游历，走遍大江南北。司马迁身为郎官，多次扈从出游，从巡时了解各地民情，考察历史遗迹，用以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过涿鹿，东到大海，封禅泰山，后经关中、关东、大河上下，举行祭礼山川百神的活动，这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现实生活场景。武帝所巡行的地域，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五帝、夏、商、周、秦历代统治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搜集遗闻，撰写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各本纪、世家，无疑有重大的影响。

司马迁非常满意这种扈从生活，尽心竭力侍奉武帝，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说明此时的司马迁怀有热烈的尽忠思想。

就在司马迁“务壹心营职”之时，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不幸途中身患重病，不得不“留滞周南”。恰好司马迁刚刚奉使归来，在洛阳附近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行将去世的父亲，司马迁恳切地低下头来，含泪向父亲庄严发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这篇感人肺腑的遗嘱，是向司马迁传授治史的任务和主体思想，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我们从司马谈的遗嘱中可以知道，司马谈临终念念不忘的是《史记》的撰著，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要求司马迁接续下去。由司马迁的回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史记》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共同创作，是父子两代人毕生的心血结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对以后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他完成《史记》撰著的根本动力。司马迁守丧三年后，遵循父亲的临终遗愿，在元封三年（前108）继任为太史令。

3．遭腐刑忍辱著书，酬壮志成旷世盛典

自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政务之暇，在认真整理司马谈为创作《史记》所编写的遗稿的基础上，开始了《史记》的撰著。前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随着司马迁在政治上的成熟，对朝廷推行的政策有了更深刻和更理性的认识。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是地主阶级的优秀代表。在他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均有建树。同时，由于他好大喜功的作为，使社会矛盾愈加激化，严重地动摇了封建帝国的根基。司马迁从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考虑，在治国大政上与汉武帝产生了分歧。天汉三年（前98），因这种分歧而形成的矛盾终于暴发。矛盾暴发的导火索是司马迁为战败而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龙颜，犯了“诬上”的弥天大罪，被系入狱，身受腐刑。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与李陵奉旨各自率军出击匈奴。结果李广利所率的三万大军损兵折将，残败而归；匈奴单于亲自率领八万重兵将李陵所率五千汉兵包围。汉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李陵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下引同）司马迁“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恰逢武帝召问，便对汉武帝坦陈了他的看法：“……（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意见未置可否。不料一年后，司马迁的“拳拳之忠”竟被武帝认为是“沮贰师”（李广利受封为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犯了“诬上”大罪，“遂下于理”。

按汉律，“诬上”罪是“大不敬”的欺君死罪。然而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二是用腐刑代替死罪。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只有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接受腐刑，将成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刑余之人”；可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严酷抉择之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道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要忍辱而活，因为《史记》“草创未成，适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在荣与辱、生与死的痛苦抉择中更加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天汉三年（前98）十二月，司马迁受腐刑，天汉四年二三月间出狱。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但是，身受腐刑，是司马迁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与折磨，以至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而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有所不尽”的“私心”、“鄙陋没世”而“不表于后”的“文采”，就是父亲司马谈“所欲论著”的《史记》。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这种在逆境中奋起、做出一番事业来的崇高精神境界，是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这样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杰出人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召，也是司马迁忍辱撰著《史记》的动力之一。他继承父志，效法往代先哲，把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终于在汉征和三年（前90）左右始创了一部旷世盛典——《太史公书》，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这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已经并将永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杰出的贡献。其后不久，司马迁离开了人世，一代文化巨星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