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邦直与《王京夫墓志铭》

王邦直现存的生平史料非常匮乏，但在蓝田所撰的王邦直父亲王镐的《墓志铭》中，有不少跟王邦直相关的资料尚未公布于世。这篇《墓志铭》不仅记载了王邦直在其父去世之后的言语和行动，而且还有王邦直父母的生卒年月、相关家族成员的情况、王邦直的为官、姻亲等情况。

王镐的墓志铭现有三个版本，分别见于蓝田《北泉文集》的即墨抄本、《北泉文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清抄本，以及王邦直家族的《王氏族谱》。这三个版本的内容相似，但文字有歧异。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把见于《北泉文集》即墨抄本的墓志铭简称为即墨本，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简称为存目本，见于《王氏族谱》中的简称为族谱本。

一、《北泉文集》即墨本和存目本墓志铭

两个《北泉文集》中的《王京夫墓志铭》在文字上差别不大，故下文的校点以字数稍多的即墨本为底本，存目本的不同之处则在括号中进行说明。这两个版本的《墓志铭》全文如下：

故临县教谕王京夫墓志铭

嘉靖庚戌四月某日，临县教谕王京夫卒，春秋六十有三。其生弘治戊申十一月某日也。

先是，三月之望，以书示其子邦直，曰：“我疾作，汝可来省我。”邦直惊悸弗定，朝夕（存目本缺以上4字）戴星疾趋而西，至则报（存目本为“棺”，当从之）已盖矣。躃踊号痛，几死，赖其诸生救解，譬晓之，得不死（存目本缺以上18字）。乃杖而扶柩东归。诸生攀送哭泣者，信宿方舍去。行四十余日，始抵家。艰辛羸毁，又几死。其戚党又喻慰之，数日乃能执丧，自（存目本缺以上21字）择兆域于郭之东原，曰茅阜。实以嘉靖辛亥某月，迁其母李氏之柩而合葬焉。李氏先卒于嘉靖辛卯十二月某日也，春秋四十有三。其生则弘治庚戌九月某日。

邦直衰绖持所撰先子事状，再拜谒余，泣曰：“先子有治命，埋石必问于蓝（存目本缺“蓝”字）子；若弗得铭，犹弗埋也！”其词甚悲，环听者皆悲，余亦悲之。《诗》曰：“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纻。良工不得，枯死于野。”其京夫之谓欤？

始余放逐海滨，京夫合其同志者十数人来从余游，欲相率推余为之师，余谢不可。京夫则余之畏友也。问难评论，上遡九经，旁（存目本为“傍”）涉三史诸子，微旨奥义，条分缕析，往返略不苟同。时场屋之文，大变于往昔，后辈丛出，排斥老师（存目本“老师”为“相尚”），浮肆险肤，抄掠剽剥，更相授受，举世薫染之以取名第，视晚宋（此处存目本增“之”字）文妖经贼又过甚矣。京夫之著述，温厚尔雅，完补大朴，君子以为难能，然竟不合于有司，其命也夫！

嘉靖己亥，乃贡于礼部；辛丑授漷县训导。尝闻京夫之谕诸生曰：“古之释奠于先师者，必即其学之所自出而各祭之，非其师弗学也，非其学弗师也。漷之先师若岳蒙泉是也。古有冒（存目本为“有”）宪老而无乞言，宪者，仪刑其德也。问而答焉，其次也。有讲焉，有听焉，又其次也。诸生其尸而祝之，观感兴起，高风盛烈，一洗场屋之陋习，为善学者（存目本为“也”）。”诸生拜曰：“命之矣。”诸生早作晚罢，以身先之。因其材质而严其科条，修词居业，率怠兴滞，虽风雨寒暑，无少间缺。诸生咸彬彬然颖出。或有困穷者，又相率赙赠之。近时校官所未有也。丁未，迁临县教谕，其谕诸生犹在漷也。余尝寄以书曰：“若河津讳（存目本为“薛”）文清公者，山右之先师（存目本为“生”）也。吾子以文清谕之，可泝伊洛关闽之派矣。”京夫曰：“然。”

王氏世居于即墨，其六世祖曰伯举，洪武（存目本为“弘治”，误）中以荐举官至广东按察使。其后之人多通堪舆家之说。至玄（存目本为“来”，误。）孙曰佐，成化丙午举人，卒业太学。余初计偕赴京师，犹得请见之，盖充博宿偶（存目本为“儒”，当从之）也。终于忻州学正。京夫其子也，名曰镐。夫妇躬亲稼穑，以养其母苏氏。受徒取束修以自给，母甚安之。京夫坚苦刚方，不妄出入，环堵萧然，有旧书数百千卷。隤然自放，处城郭如在丘壑。

子一，即邦直也。好学而文，能世其业。一女，字黄学正之子黄采。一孙，曰一元。二孙女，长字生员蓝振业，余之再从孙也。次字生员黄师善，进士黄汝从之季子也。京夫有所著诗文若干卷，藏于我。又有《漷志》《临志》二种云。

铭曰：昔在有周，髦士盈廷。誉我蒸我，吾道以宏（存目本为“弘”）。后世髦士，弗誉弗蒸。委诸科名，以言取人，媿我乡评。吁嗟京夫，独报遗经。茅阜之宅，峰环水迎。其藏有石，慰我以铭。

二、《王氏族谱》本墓志铭

此《墓志铭》见于即墨《王氏族谱·墓志》。即墨《王氏族谱》是王邦直的五世孙王泽源在乾隆年间的重修本，后来在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民国年间都有增修。不过王泽源的孙子王士炆在《修族谱记》中说，他十六岁时“从莘农蓝子游，始得北泉公所撰《漷县墓志铭》，曰：‘此汝家故物也，当受而藏之。'”在他年老之时，又把这篇墓志铭献出，以供修家谱之用。他写这篇《修族谱记》的时间是嘉庆十一年，那么这篇《墓志铭》最早也是在此年入谱的。

以下为《王氏族谱》中的墓志铭全文：

公讳镐，字京夫，汉谏议王吉苗裔，明廉使王伯举嫡派也。公生而颖异，品行过人，食廪有年，竟不获中，乃贡于礼部。先为顺天漷县训导，后升山西临县教谕。公父讳佐，字翰之，成化丙午科举人，建坊飞黄在东关南北街上。为山西忻州学正六年，卒于官。公母苏氏，进养无亏，克尽孝道。历任司城，多成俊杰。忽然觉疾，有书召子往省。及至子至，则已盖棺而定矣。子惟有仰天椎心而泣耳。当灵车将驾之日，临县绅衿泣断心肠，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绅士送出数里而后止，非有得诸人心而岂能若是乎？公子邦直徒行二千余里，奉柩来归。脚疾，不为行缠。忽一日邦直身穿素缟，踵门而询予曰：“先子有遗言：葬而弗铭，犹弗葬也。若要碑铭，必问于蓝子。是以敢竭葵诚，特求墓志。”予观其人，其貌甚恭，其辞甚哀，因而援笔述之。

予曾从客东游，遇京夫于海滨。偶然坐叙，论及《大学》奥义，无不贯彻；诸子百家，无不精研。嗣后归家，欲尊我为师，予不敢当，谓尔是余之畏友也，端不在弟子之列。其在漷县也，启迪有方，秀士因之而有成。其在临县也，无异夫漷也。朝夕训诲，豪杰多出于其门，诚所谓有道之士也。

公配李氏，生一子，即邦直也。女一，适生员黄采。孙一，曰一元。孙女二，长适生员蓝振业，是余之再从孙也。次适生员黄师善，进士黄汝从之季子也。公合葬于城东南河南崖之原地，曰茂埠。穴向正北。

三、《墓志铭》中的王邦直相关资料解析

以上三篇《墓志铭》，以即墨本最为详细，多达970字；存目本少了43字；而族谱本只有468字，不及即墨本的一半。因而这三篇墓志铭中所存的王邦直资料，也以即墨本最多。王邦直的这些资料鲜为人知，很值得关注。大致说来，这些资料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王邦直自身的言行

其它资料所记载的多是王邦直做官、上疏、罢官、著书等事迹，而且对这些事迹的记载多是概括性的，并没有出现王邦直的具体言行；但在文集本的《墓志铭》中，出现了不少王邦直做官之前的言语和行动，甚至还有不少细致的感情描写。例如王邦直在接到他父亲的“我疾作，汝可来省我”的书信后，首先是“惊悸弗定”，然后就是“朝夕戴星疾趋而西”；但在他到达时，王镐已经入棺了，这时王邦直的表现是“躃踊号痛，几死，赖其诸生救解，譬晓之，得不死”，“乃杖而扶柩东归”，“行四十余日，始抵家”。族谱本对此的叙述有所差异，是“邦直徒行二千余里，奉柩来归。脚疾，不为行缠。”王邦直扶柩到家后的表现，则是“艰辛羸毁，又几死”，之后“其戚党又喻慰之”，这才在“数日”后“乃能执丧”，并“自择兆域于郭之东原，曰茅阜”，又“以嘉靖辛亥某月，迁其母李氏之柩而合葬焉”。之后作者又详细写了王邦直前来求铭的过程，说他“衰绖持所撰先子事状，再拜谒余”，并且“泣曰：‘先子有治命，埋石必问于蓝子；若弗得铭，犹弗埋也！'”因为“其词甚悲”，使得“环听者皆悲”，而蓝田“亦悲之”。写完这些之后，文章才开始写王镐的详细事迹。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篇墓志铭的开始部分所写的主要对象就是王邦直，而文章也通过细致的描写，把王邦直的至情至性至孝都表现了出来。

（二）王邦直父母的情况

王邦直父亲的名、字、仕宦情况，在《王氏族谱》中的《墓志铭》中有简单的介绍；但在《北泉文集》的《王京夫墓志铭》中，不仅详细介绍了王镐的学识、文风、考试不中的原因、当漷县训导时对诸生的教导以及他的具体做法等事迹，而且还具体介绍了王邦直父母的生卒年月。从文中可知，王镐生于弘治戊申（1488）十一月，卒于嘉靖庚戌（1550）四月，享年六十三岁；王邦直的母亲李氏生于弘治庚戌（1490）九月，卒于嘉靖辛卯（1531）十二月，享年四十三岁。由此推知，王邦直1513年出生时，父亲是二十六岁，母亲是二十四岁；而在王邦直十九岁时，母亲去世；在三十八岁时，父亲去世。按照明代的礼制，官员遭父母丧要解职回家服丧三年称为丁忧或守制，那么他外出谋官、做官时，就在四十一岁之后了。

（三）王邦直家世及其他家族成员的信息

从《墓志铭》中可知，王邦直的嫡祖王伯举于明初官至广东按察使，王邦直的祖父王佐是成化丙午举人，当过忻州学正；而王邦直的父亲王镐也曾当过教谕，可知王邦直的祖上很重视教育。王邦直能够写出《律吕正声》，应该是依托着他良好的儒学文化修养。王邦直的祖父在成化丙午年（1486）考中举人，这在当时的即墨应该是很轰动的，为此在即墨东关南北街上建了飞黄坊（《王氏族谱》、清代的各种《即墨县志》中都有记载），而此年即墨望族蓝氏家族的蓝章考中进士才两年，他的儿子蓝田仅仅十岁，黄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黄作孚在30年后才出生，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周如砥的出生更是在64年之后，因而王邦直家族在当时的即墨应该是很有声望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集本《墓志铭》还说王伯举之后，王氏家族的人“多通堪舆家之说”，而堪舆家就是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要懂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天文地理，而王邦直生长于风水先生世家，他当然也懂得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应该是他写作《律吕正声》的基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律吕学并不等于今天的音乐学，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墓志铭》中说王邦直“自择兆域于郭之东原”，能够亲自给父亲选择墓地，这也可以证明他确实精通风水学。

《王氏家谱》本《墓志铭》中还说王邦直的先祖是汉代谏议大夫王吉。据《汉书·王吉传》，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在今青岛即墨。西汉时有皋虞县，今即墨温泉镇犹有东皋虞村、西皋虞村）人。少好学，明经，后官至博士谏大夫。《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敢言、通经，这一特点也被他的后人王佐、王镐、王邦直所继承。

从《墓志铭》中可知王邦直并没有兄弟，但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嫁给了黄学正的儿子黄采；《墓志铭》中还记载王邦直有一个儿子，根据《王氏族谱》，王邦直是有两个儿子的。由此可知，蓝田写作这篇墓志铭时，王邦直的小儿子还没有出生。《王氏族谱》记载王邦直有两位夫人，一位高氏，一位曲氏；王邦直的两个儿子王一元、王一夔，分别是“高出一，曲出一”。王邦直的这位曲氏夫人在《族谱》中的记载是“京人”，那么她或许是王邦直四十一岁后在北京谋官时所娶；王邦直的小儿子王一夔如果是曲夫人所生，那么在蓝田写墓志铭时，就没有王一夔，因为这时王邦直还没有赴京谋官，当然也就没娶曲夫人。这也证明了王邦直做官确是在四十一岁之后。

（四）王邦直的姻亲情况

从《墓志铭》中可知，王邦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蓝田的再从孙蓝振业，小女儿嫁给了黄作孚的三儿子黄师善。而蓝家和黄家，就是明清时位列即墨“周黄蓝杨郭”五大家族中的黄氏家族和蓝氏家族。从蓝田所撰的这篇《墓志铭》中可知，他跟王镐不仅惺惺相惜，而且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密切。但对于王邦直和《律吕正声》而言，他的另一个亲家黄作孚更为重要。黄作孚是即墨黄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者，在黄氏家族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他参与了《律吕正声》的校对，《律吕正声》每一卷的开头都明确注明“明即墨王邦直子鱼甫著，明即墨黄作孚汝从甫校”。另外，《律吕正声》是由黄作孚的侄子黄嘉善刻版的，而黄嘉善刻《律吕正声》的很重要原因，是这本书曾由他的伯父黄作孚校对过——李维桢在《律吕正声序》中说黄嘉善“不欲使丞没没无闻，且负伯父师友之义”，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了。而王邦直的小女儿、黄师善的妻子，就是黄宗昌的母亲。《律吕正声》在初版后大约三十年，就是由黄宗昌请林增志写序后重印的。可以想象，如果王邦直的小女儿没有嫁给黄家，那么《律吕正声》恐怕就不会有黄作孚的校对、黄嘉善的刻版、黄宗昌的重印，《律吕正声》这部著作也就可能只以稿本的形式流传，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就很有限。

四、关于《墓志铭》的比较分析

笔者在对三篇墓志铭进行对比研读时，发现了一些疑问。

（一）三篇墓志铭是否为同一底本

三篇墓志铭的文字并不相同。《北泉文集》的两个抄本在长达900多字的篇幅之中，只有50多个字不同（存目本除少了43个字，还有13个字有异），差异率仅为6%，由此可证这两个版本乃是出自于同一底稿。但这两个版本跟《族谱》本差异很大。《族谱》本文字不到《文集》本的一半，它似乎应是《文集》本的简写本；但笔者把《族谱》本跟《文集》本进行了对比，发现《族谱》本中竟然只有“次字生员黄师善，进士黄汝从之季子也”这一个句子跟两个《文集》本的完全相同，其他语句无一相同。由此可见，《族谱》本跟《文集》本的《墓志铭》不是同一底本。

（二）三篇《墓志铭》是否为蓝田所写

蓝田如果写《文集》本中的墓志铭，那么他应该是在公元1551-1555年之间写成的。这是因为文中说“以嘉靖辛亥某月，迁其母李氏之柩而合葬焉”，此处的“嘉靖辛亥”年，就是公元1551年，所以此文不可能写于此年之前；而蓝田于公元1555年去世，那么此文最晚在1555年前写成。所以此文肯定写于1551-1555年之间。当然最大的可能应该是1551年，这年王邦直把母亲跟父亲合葬，合葬时要立碑刻铭，于是他就来请蓝田写墓志铭了。

但奇怪的是，去世于1555年的蓝田，在他所撰的《墓志铭》中提到了王邦直的小女儿，但王邦直的小女儿出生于公元1556年。王邦直的小女儿嫁给了黄作孚的儿子黄师善，她生的儿子是黄宗昌，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即墨黄氏家乘》中的《黄宗昌年谱》明确记载黄宗昌的母亲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由此上推，王邦直的这个女儿应该出生于公元1556年。

蓝田的墓志铭写于1551-1555年间，王邦直的小女儿却出生于1556年，也就是说，蓝田写作墓志铭时，王邦直的小女儿尚未出生，但蓝田在《墓志铭》中说她已经出嫁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蓝田和黄宗昌都考中进士、当过御史，他们都是各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家谱及相关文献对他们的记载应该不会出错，那么出错的就只能是这篇《墓志铭》了。而王京夫的这篇墓志铭不见于明刻本《蓝侍御集》，而只见于后代的抄本，似乎也可以证明这篇墓志铭的作者可能不是蓝田。

但如果就此认为《王京夫墓志铭》是别人所写，恐怕也有些武断。因为现存《王氏族谱》始修于乾隆年间，之后在嘉庆、道光、同治年间陆续增修，而在《王氏族谱》中明确说王镐的墓志铭是由蓝田所写，而且王邦直的七世孙王士炆在《修族谱记》中明确说此文得于蓝家，乃北泉公蓝田所撰。另外这两篇墓志铭不仅写了不少王镐的事迹，而且它是蓝田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打上了明显的蓝田的印迹。例如在《墓志铭》中出现了蓝田写给王镐的信的内容，有蓝田自述“始余放逐海滨”后王镐欲拜蓝田为师的记载，有王邦直请求他写墓志铭时他的强烈反应，甚至当介绍王镐的父亲时，蓝田都用了“余初计偕赴京师，犹得请见之”这样自叙式的写作手法。可以说，《墓志铭》中所包含的大量具有蓝田私人性质的信息，恐怕不是别人能够拟作的。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王京夫墓志铭》最初应该是由蓝田所写，而且所写的就是《北泉文集》中的版本；但后人在传抄中根据家族的发展，对《墓志铭》做了增补改动，把即墨最为显赫的黄氏家族这一姻亲添加到了《墓志铭》中，于是《墓志铭》中的“一孙女，字生员蓝振业，余之再从孙也”就被改为“二孙女，长字生员蓝振业，余之再从孙也；次字生员黄师善，进士黄汝从之季子也”。至于《王氏族谱》和《北泉文集》中的墓志铭差别很大，那可能是因为这篇墓志铭的稿本已经佚失，王镐的墓碑也因为战乱等原因而被毁，于是王氏后人凭着记忆把《墓志铭》的大致内容重新写了一遍。这就导致了《王氏族谱》中《墓志铭》的内容与《北泉文集》中的虽然大致相似，但文字却出入很大。当然以上的解释只是就现有的资料进行的可能性猜测，也许随着王邦直生平资料的进一步发现，会有更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