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答问

一、“弘毅”的音义

问：万老师，《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其中的“弘毅”怎么讲才够让学生真正明白呢？

答：我们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实、拓新”，其中“自强、求实、拓新”较容易明白，“弘毅”的含义不大容易落实。想一想，这的确是个不大容易说清的问题，得从字形和语源上作深入的探讨，或许能够把含义的解释落到实处。

弘hóng, 《广韵》胡肱切，匣母登韵平声，《说文》“弘，弓声也。从弓厶声。厶，古文肱字”。“厶”即，是男子胳膊曲起显示肌肉有力的形状，金文作颂鼎。也作厷，，加手（又）作衬托，《说文·又部》“厷，臂上也。从又，从古文。厶，古文厷，象形。肱，厷或从肉”。所以“厶—厷—肱”是同一字，表示胳膊有力的大肌，“肱股之臣”的“肱”指胳膊而“股”指腿。“弘”从“弓、厶”构形，开弓是要有很大力量的，故表示强劲义的“强、彊、弸、张”都从“弓”，用有力的手臂拉开强弓射出箭并发出很有力的响声就是“弘”，扩展表示“强有力”之义，章太炎《广论语骈枝》说：“《说文》:‘弘，弓声也。’后世借强为之，用为彊义，此弘即今之强字也。”

毅yì, 《说文·殳部》“毅，妄怒也。一曰有决也。从殳豙声”，《豕部》“，豕怒毛竖。从豕、辛”。豕shǐ, 《说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读与豨同”。甲骨文作前四·二七·四，大肚子短尾巴的猪形。殳shū, 《说文》“殳，以杸殊人也，《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车旅贲以先驱。从又几声”。甲骨文作乙一一五三，金文作曹鼎，手持兵器击人。“”是手拿鞭（殳）赶不动怒猪（）之形。“毅”就是猪犟着不动，人持鞭子抽它。猪很愚笨，也就很犟，发犟时竖鬃毛而立，倔而硬抗，怎么打它也只站立着竖立鬃毛嚎叫而不动，这才是“有毅力”的样子，是真正的“猪坚强”。《左传·庄公八年》“（齐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正是此状。由此引申出“果决、坚韧、毅力、刚毅”等常用词义。

弘毅，构成一个双音词，表示刚强而坚毅，多指抱负远大而百折不挠。《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熹《集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

真正的学业都是“任重、道远”的，“任重”就是担子重，需要很大的力气才挑得起来，“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君子以施行仁政为自己的责任，担子当然最重；“道远”就是要走的路很长，需要有坚韧的毅力才能走到底，“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放弃仁义的责任，永远在追求仁的路上，死了才停止，当然是路最远。挑很重的担子百折不挠地坚持走到生命的最终一刻。这就是“弘毅”，就是曾子对君子、校训对武大学子的要求和期望。

在学业、学术上，清代的学者是最能够挑重担行远路的，也就是最有“弘毅”精神，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传统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艰苦地、锲而不舍地找寻和积累资料，厚积薄发方有精义灼见，仓促成篇则往往错讹浅陋。

传统学术以有清一代最有成就，尤以乾嘉学术（乾隆、嘉庆时期）为极盛。清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1731—1815）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义理、考据（考证）、辞章（文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是桐城派文论的纲领。而乾嘉学术以考据为主，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通经明道是清人治学的根本宗旨。考据必须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参互考辨，力求回归经典文本原意，求真求实，质朴无华，故清代三百年学术称“实学”或“朴学”，又称“汉学”。称“汉学”是因为清代国学以经学、史学考据为重，特别重视两汉的文献材料和求实学风。臧庸（1767—1811）在其《与顾子明书》（《拜经堂文集》卷三）中说：“读书当先通诂训，始能治经。尊信两汉大儒说，如君师之命弗敢违，非信汉儒也，以三代下汉最近古，其说皆有所受，故欲求圣人之言，舍此无所归。”儒家经典主要形成于先秦，经秦焚书后所存无多，故汉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汉儒承前人之说的训释成果就特别值得重视和尊信。卢文弨《九经古义序》（《抱经堂文集》卷二）：“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皖派领袖戴震（1724—1777）《古经解钩沉序》（《东原文集》卷十）云：“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以历史眼光来看学术的发展，像译文是两种不同语言的传递媒介一样，把汉儒的训诂看成先秦经典与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时间的古今沟通与空间的异地语言沟通原理相同，故汉学需要特别重视。

国学，尤其是考据学，资料积累性极强，“无征不信”，下一判断须穷尽相关证据方可放心。重视资料积累，必然强调记诵之功夫，记诵大量的经典文本和训诂资料是传统教育的基本要求，严格的记诵训练是学者的必备条件。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是汉学大师，王昶在《与汪荣甫书》（见《春融堂文集》）中述其记诵之功云：“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坐，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

吴派创始人惠士奇（1671—1741，惠栋之父）记诵功夫扎实，江藩（1761—1830）《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惠士奇“奋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

惠栋的弟子余萧客（1732—1778）家贫好读书，记诵能力惊人，《汉学师承记》卷二载：余萧客“年十五，通《五经》，即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思读汉唐注疏。家贫不能蓄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

德高望重且学术闻名的钱大昕（1728—1804）读书过目不忘，《汉学师承记》卷三载：钱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古人云‘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谙于心’，先生有焉。”

潜心学术著述甚丰的邵晋涵（1743—1796）有“读书十行并下，终身不忘”的记诵功力，《汉学师承记》卷六谓：“君尝预修国史，馆中收贮先朝史册以数千计，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叶中’，百不失一。咸讶以为神人焉。”

积累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必需，是学术的通性，又是考据之学的突出特性。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辩证说》中强调考据之学“必博学积久，特征乃诀”。晚清大家阮元（1764—1849）在《经史问答序》（《揅经室二集》卷七）中谓考据“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经典成于先秦，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古奥艰深，且历代多遭劫难，流传过程中又有载体转换、传写错讹、传者改易、手民之误等种种因素影响，为恢复经籍文本及其注疏之真相留下了众多深度的难题。浩如烟海的典籍及注疏对读者、学者的学养要求很高，没有相当程度专门知识的积累，读懂经典及注疏很难，进入考据研究就更难，要有扎实可信的研究成果则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清代国学鼎盛时期的那些大学者，一般都是童稚勤学至皓首穷经，不懈努力地积累到晚年，才能结出丰实的成果。故阮元在《汉学师承记序》中感慨：“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辩伪大家阎若璩（1636—1704）“平生长于考据，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他考证“使功不如使过”的语源出处，由宋推至唐，再推至《后汉书·独行传》李贤注引“秦穆公赦孟明”故事，前后经历二十年，因而感慨曰：“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见《汉学师承记》卷一）。

顾炎武《日知录》可谓清代考据学开山性的鸿篇巨制，是他三十岁后每日读经史的札记。其卷首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他的《音学五书》是清代古音学研究的范式性著作，其《后序》云：“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

戴震学问广博，著述甚丰，但对成果的发表十分持重，不肯轻易以未成定论的成果示人。所以，他的古音学著作《声韵考》《声类表》在他的弟子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之后定型，并吸收弟子的成果来修正自己的结论。他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东原文集》卷九）中说：“每憾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有人想早看到他作的《诗补传》，他回应道：“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东原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可见其治学之慎重与严谨。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乾嘉学术的标志性著作，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成百上千，清代有《说文》研究四大家，而段注居首。段玉裁先作《六书音均表》为音义互求的依据，再广泛收集、积累资料做长编性的《说文解字读》，历时19年（1776—1794），再花13年时间加工提炼而于1807年撰成《说文解字注》，又过8年于1815年才付刊行。从起草到刊行用了40年，还不计之前做古音研究准备工作所用的时间。

王念孙（1744—1832）是乾嘉学术的另一座高峰，是运用“因声求义”方法在语用实践中作出优异成绩的突出代表，众所周知的《读书杂志》积累他数十年读书心得之精华，而另一部耗尽多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广雅疏证》二十卷成书于1796年，数年后刊行。王氏不以书刊行为完事，而在晚年不断加以补正，或将补正内容细书于刊本中，或另外写笺夹入书中，共对《疏证》改补达五百余处，或补书证，或纠正原引文讹误，或全面改写原疏证文字，真可谓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这些补笺后来由罗振玉抄正为《广雅疏证补正》一书，收入《殷礼在斯堂丛书》。

邵晋涵著《尔雅正义》二十卷，经11年（1775—1785）四易其稿乃定。郝懿行（1757—1825）撰《尔雅义疏》十九卷，前后历时15年（1808—1822）。王鸣盛（1722—1797）撰《尚书后案》三十卷，所用资料采录经史子集之书计131部，从二十四岁开始到五十八岁完成，用时35年。孙星衍（1753—1818）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经22年终成其书。孙诒让（1848—1908）著《周礼正义》八十卷，用时26年（1874—1899）。等等。

从清代国学大家、考据大师们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要成就大学问、大学者，正规的经典记诵训练和厚实的材料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当今学术普遍呈现浮躁风气，在评估体系的驱策之下，读书者应付测试，研究者急功近利，按时限计算学术成果的数量，按杂志、出版社级别计算成果的质量，根本谈不上记诵，更难言积累。长此以往，毋庸言出学术大师，只恐望乾嘉学人项背也远远不可及。

本篇所用资料，主要参考文献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