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册

前言

经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代表作，史是记述过去事迹的载籍。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搜集资料，饾饤章句，又离不开史；疏通整理，辨析异同，也依附于经。两者互为依存。

经史关系的论著，时有所见，清代章学诚有《文史通义》的专著，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校雠汉学、宋学的得失，说是“《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我由经入史，偶有所得，写出文章，其中也不乏对经史论著的评述。

少年读经，中年治史，由经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古代也只是对两汉的经今古文作了一些探究。近代又从今文经学而康有为、梁启超，古文经学而章太炎、刘师培。深感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主要看人物结集和史传记载，近代则报刊林立，时有借经言事之作，而这些“时评”，很多在“结集”时刊落，有的著作还倒填年月，引起误解。例如章太炎早年在《时务报》发表的《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在《经世报》发表的《变法箴言》等都没有收入《章氏丛书》。在《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八、九号连载的《诸子学略说》，虽在《国学讲习会略说》《章太炎文钞》辑入，《丛书》还是刊落了。后来，柳诒徵在1921年11月出版的《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加以批评后，章氏《致柳翼谋书》说“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表明他是故意“刊削”的，是为了“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而“刊削”的。可知对近代人物的评论，不能限于结集所载，还应注意早期报刊所载。

又如，章太炎晚年反对白话文，是事实，但他早年却写过白话文，不但在诗词中用过白话，在他亲笔所拟讲稿上也用白话。当然，这是他早年投身革命时所写，但不能说他反对白话文是一贯的。

再如，康有为以“圣人”自居，为了表示自己早就注意“大同”，把1901年至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说是二十多年前早已“成书”了。

这些，都说明必须全面占有资料。

再举一例：刘师培1907年在妻子和亲戚的影响下走入歧途，是事实，但他早年却曾“留别扬州”，投身革命，只是那时写的文章登在1903年的《苏报》上，《苏报》不久被封禁，流传很少，以至无人论及。

这些事例，还有很多。有的散见报刊，有的仅见于函札。由此可见，只有详细占有资料，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本书也是本着尽可能查询书刊，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的。

为此，我很早编有《章太炎政论选集》和《康有为政论集》，以至写了《章太炎年谱长编》和一批文稿，本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已经刊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乘桴新获》和《经学史论集》的，除个别文篇外概不收入，只在书后附上目录。

由经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匆匆六十年过去了，重理旧稿，不禁有感。

汤志钧

201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