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理想人格——神仙形象的滥觞

后来的道教把《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当做经典，老子（老子其人，一般作名耳，字聃，或字伯阳，楚国苦县人，生存年代早于孔子。他的完整传记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当时其生平情况已有异说）、庄子（前369? —前295? ，字子休，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庄子》书中已较多记载他的形迹，经后人考辨，其生平状况比较清晰、完整）等则被当做仙真，老子更被尊为教主。关于《老子》一书的性质和内容，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等等，是学术史和宗教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异议颇多，莫衷一是（《老子》被当做道教的基本经典，称《道德经》。在马王堆汉墓、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物里发现与传本内容不同的多种竹简或帛书《老子》。《老子》成书情况和老子学说的面貌十分复杂）。不过《老子》一书中的“道”具有明显的“玄之又玄”的性格；对“道”的具体阐释又被赋予一定的人格特征；书中提出的“长生久视”、“死而不亡”等观念可看作是后来神仙观念的滥觞；其文字表现又具有浓厚的悬想、神秘色彩，如此等等，后来道教把它作为基本经典，并从宗教信仰角度加以阐扬、发挥、利用，是有缘由的。《庄子》（《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周本人所作，其余外篇、杂篇则出于庄周后学。这部书可看作是庄周学派的作品集）一书则更富艺术情趣和想象与虚构，更多“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内容则更注重现实人生课题。特别是其中着力阐发人生所处种种困境，追寻造成困境的缘由，探讨摆脱困境的出路，并在“神人”、“至人”、“德人”、“大人”、“全人”等名目之下，设想、描绘出一种超脱困境的理想人格。这些“人”作为幻想的产物，在中国神仙思想的形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下面是《庄子》内篇对于这种理想人格的描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游》）

圣人……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能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

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田子方》）

《庄子》外篇也有类似描述。如：

夫圣人，鹑居而瞉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天地》）

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驱，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在宥》）

庄子及其后学一派本是一群有才华、有抱负、对于现实矛盾和人生疾困感受敏锐的知识精英。他们生当战国后期的乱世，不能不对现世和人生怀抱深刻的悲观意识。《庄子》书里多层面、反复地对于人生困境作了十分深刻和痛切的分析与描述，正得自他们的切身遭遇和体验。《德充符》里指出：“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这是说，世事和人生的一切都是命定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知北游》里又强调人生的飘忽不定和生死大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大宗师》里更明确地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这样，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不可改变地被命运所限制、所支配而无可逃避。这造成人生困境的外在的客观原因。人还受到自身主观方面的限制，即人的不可遏止的情和欲。《庚桑楚》篇说：“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样，在主、客观两方面形成的、非人力所可操持的限制之下，如《至乐》篇所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这是对人世、人生相当深刻的悲观结论。而对人生抱悲观态度、寻求解脱的出路乃是宗教信仰形成的根源。

《庄子》对于人生困境的观察与得出的结论和佛教所说“苦谛”有类似之处。佛教所谓“苦”有逼迫义，即不得不然，不由自主，也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限制。佛教说八“苦”：前四生老病死之苦，第五怨憎会苦，第六爱别离苦，第七所求不得之苦，归根结底，缘于第八五取蕴苦：人的本质是五蕴和合而成（五蕴，又称“五阴”， “蕴”和“阴”是聚集义，即色、受、想、行、识五类聚集。“色”属于物质层面，后四者属于精神层面，这五者因缘集合成为人身，五者解散则“人我空”）。所有与生俱来的“苦”乃是人的这种本质决定的。佛教设想离苦得乐，追求解脱轮回，证得涅槃（梵文音译，亦作“泥洹”等，意译为“寂灭”、“灭度”、“圆寂”等，指超脱生死轮回的绝对境界，是佛教修习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达到“无生”的绝对境界，通俗地讲就是成佛。而在中国重现世、重人生的传统中，庄子学派所设计的摆脱困境的道路和方法截然不同，而是设想出生存在现世的“神人”、“至人”、“德人”、“大人”、“全人”等等，这些“人”能够超越客观的时空限制、又不受主观情欲的干扰，从而摆脱人生忧患与困苦而达到超然的境界。这是出自悬想的理想人格，也是体现强烈生命意识的乐观遐想。

关于庄子所说“神人”等等概念有没有区别等差，注释家们意见不一。不过总体说来，这些是摆脱了人生困境的、理想的“人”是没有疑问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内篇到外篇，有关“神人”等等的描写明显地在发展。在内篇的《大宗师》里说到“圣人”“入于不死不生”，即超越时间限制；《逍遥游》里说“神人”“乘云气，御飞龙”，《田子方》里说“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即不受空间限制。《逍遥游》的“神人”“不食五谷”，《齐物论》里的至人不惧寒暑，《大宗师》里的“至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等等，这都是超越外在限制和主观烦扰的绝对自由的境界，而到外篇的《天地》篇里，则有“圣人”“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的描写了。这里“上仙”是飞升的意思，“帝乡”则是神秘的“天界”。如果说《庄子》内篇里的“神人”等还是理想的人格，那么这“上仙”到“帝乡”的则是长生不死的仙人，这已经是宗教悬想的境界了。

庄子及其后学不是宗教家，《庄子》一书也不是宗教典籍。《齐物论》里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田子方》篇里说：“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这讲的是哲理，是主张个人的生命不过是永恒宇宙的一部分，因而生死祸福不必经其怀。这是一种宇宙观，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哲学思想。《庄子》书里对人生困境的描述乃是一种寓言，是为阐释这种思想作铺垫的。但其中描绘“神人”等人物形象，反映了解脱现世压迫与羁束的幻想，作为一种理想“人物”，成为思想史上神仙观念的滥觞。这些“神人”、“圣人”等等形象后来成为确立神仙观念的资源，在道教的形成、发展以至整个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这样，《庄子》一书确实又在神仙思想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就有理由被纳入到道教经典之中了。

另一方面，《庄子》在子书中以讲究文采见长：构思恢诡无端，意出尘外，语言汪洋恣肆，新奇瑰丽，文学趣味特别浓郁，成为历代文人教养的必读书。例如前引《逍遥游》“藐姑射之山”一段，闻一多曾称赞它的健全的美；又例如《天地》篇描写“圣人”的“千岁厌世”十六个字，简练生动，表达超脱龌龊现世的意愿，夸饰的意境极其悠远。这些段落所体现的人生理想、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等，对于历代知识阶层的思想、生活与创作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给文学创作的情节构想、人物描绘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提供了一类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