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荫留与后人看
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春和物萌，最易种树。古代没有种树节，但官衙、学府、城野人家逢春都鼓励种树。《孟子·梁惠王上》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将植树与安居看作同百姓生计同等重要，也是孔孟主张仁善教化的一大良策。翻检史书的《良吏传》或《循吏传》，笔涉“治荒护岭”多有循吏鼓励百姓植树种茶事。为保护树林，各地方官吏亦有管理惩罚规定。《晏子春秋》记齐景公爱槐树，使人守之，并发布命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如果酒喝高了撞树也不行，“有醉而伤槐者，且加刑焉”，硬性规定，条律可行。
《隋书》记载过配发桑榆树苗的事。《南史》称沈
“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唐开元时杭州刺史袁仁敬“治郡之暇，植松以达灵隐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号九里松”，留下过美声嘉名。很难说古人有多高的环保意识，毕竟岁岁为故里种树，做点公益事，能千秋永葆功德、福惠子孙的习俗，也是人心向善，善成于道。
诗人爱种树，又种后赋诗留念，史不少见。披卷阅读王维的“闭户著书深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苏轼的“孤根裂山石，直干排风雷。今我百日客，养此千岁材”、“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韩琦的“得地最宜儒馆种，结根须作栋梁看”，崔涂的“天暝岂分苍翠色，岁寒应识栋梁材”，贾岛的“更堂寓直将谁语？自种双松伴夜吟”，黄仲瑶的“劝君更种松与梅，岁寒清绝成三友”等诗，想想那“好树遮窗当画看，百年争作栋梁材”的远近美景，都会觉着清气扑来，雅兴不浅。
台湾竹枝词有“难忘故乡山上月，银辉落处是乡愁”；“难忘故乡山上树，天涯游子也回头”，看来明月和林间花木最能引发故土思恋之情，故游子诗中借物抒发乡情，除却明月，最多的就是林间花木。画家张大千晚年在域外建环碧庵别业，因乡情难耐，曾种梅树百本，经常和泪题画梅花，有诗曰“缀玉苔枝乞百根，横斜看到长成村。殷勤说与儿孙辈，识得梅花是国魂”，又“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坠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顽无耻，不识梅花是国花”，又“片石峨峨亦自尊，远从海国得归根。余生余事无余憾，死作梅花树下魂”等，皆苦心辗转梅树，思归不得，情何以堪。
种树之功，既依仗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也在乎社会的倾情关注。古代地方官吏不管官职大小，只要在位处理郡治期间，没把种树稼穑等当作公务来抓，关怀民生方面必定丢分。清代做过地方官的诗人曾晖春写过一首《艾城官舍公余手植桐竹松梅》，诗曰：
梅花高洁竹檀栾，松子桐孙次第安。
莫道衙斋如传舍，清荫留与后人看。
檀栾，形容嫩竹秀美。首二句分写题中“桐竹松梅”四字，论作法，这叫“分点题面”。传舍，即旅店。诗的主意在劝导，说不要把衙门当作仕途过路的歇脚旅店，多种些树，办些实事，也是功惠德范的大事。借种树，表白一下做父母官的态度和感想，如果真的发自肺腑，百姓自然有幸。
种树，能想到“清荫留与后人看”，先有了奉献的精神。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美意传承。后人呢？想想前人的功惠，知道谢忱感恩，也岁岁种树，大概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山荒河枯、草原“沙化”的麻烦了。其实，算计算计，林木清荫在功惠后人之前，也给种树人留下不少实惠。种树成材，先不说那减缓水土流失和为栋为梁的大实惠，单凭好树如画，富氧净化环境，就让人美不胜收。春天能回黄转绿，林木葱茏，现出蓬勃锦绣生机，自不待言。入夏呢，流碧环翠，还能在供赏之外拂炎遮雨，清烦祛暑。《闽志》载有北宋大书法家蔡襄（字君谟）在闽南为官时，因暑溽瘴害，“令夹道种松，以避
毒”事。《闽志》曰“至今赖之”，可见种树避瘴确实有效。山林入秋，硕果丰盛，几可与稻黍同功，那“拂袖金丸落，横枝玉颗垂”、“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等诗句，足证秋色之可爱可贵。待到寒冬腊月，树以铜干铁枝蔽风御雪，又有雾凇冰挂供人清心悦目。此际若能展读“凌寒翠不夺，迎暄绿更浓”（魏收），又“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范云），“翠色本宜霜后见，寒声偏向月中闻”（韩溉）等诗句，精警极似座右立铭，定能让人抖擞精神。
由此观树，四季成岁，岁岁如此，功莫大焉。不仅历代诗人称颂不已，传统的家训族训也有“种树成林犹树德，年年功惠子孙多”之说，信无虚言。
种树，何以能树德呢？大概因为种树有益家国，还可以净化美化心灵，蔚然良好风气，所以印证于人，说种树犹如树人树德。好话，容易理解，只是好事践行非易，难免时有不询廉隅的人事发生。
种树，既然是好事，种树人则须自养美好心田。树成栋梁，与人成良材，何其相似。另外，万物有性，物以性示人，对人的立德养性多少还有点样板教育的作用。譬如松柏之奇倔耐瘠，冬青之蓬勃傲寒，梅花之战雪凌霜，翠竹之劲节虚心等，皆可以为人施教。读至“岁寒色不改，劲节幸君知”（李峤）、“翠柏信良材，成长计功迟”（方孝孺）、“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两苍龙”（苏轼）等，亦能对树木怿然高望，恭敬几分。
宋代跟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入侵有功的陕西安抚使韩琦移种小桧，写过一首《小桧》，诗意诗法颇堪玩味。诗曰：
小桧新移近曲栏，养成隆栋亦非难。
当轩不是怜苍翠，只要人知耐岁寒。
前两句说养桧成材的近况和希望，为后两句预作铺垫。主意欲说种树可以教育“人知耐岁寒”（激励自己培养吃苦耐劳的品德），诗人偏从反面的“当轩不是怜苍翠”曲折道来，歪打正着，主意的跳脱会更加警醒。人才颐养，难在始终，但随时以小桧为榜样，严格律己，自树人杰，养成隆栋应非至难。诗歌述理有“反正推进”一法，《小桧》即可印正。
据《杭州志》载，曾有兄弟不和，同赴县衙门打官司，因路途遥遥故，夜行至古树下休息。天亮后见古树枝叶相交相亲，翠盖蓊郁，原是同根而出的伯仲树，惊讶树有宽容退让之德，相比自己的作为，低头深悔不已，遂罢讼，携手还家。“庭种竹梅松柏树，一门风雅自清新”，传统以美德治家，常以清物蔚然门风，标榜自有道理。
曲阜孔林有千年楷树，其木纹理如贯钱，有纵无横。《阙里志》说：“以之为杖，可以戒暴。”明清时曾有人题过《孔府楷杖诗》，诗曰：
纵理无横子贡栽，孔林原自不乏材。
楷能戒暴为人杖，草木都从养性来。
戒暴，即不准横行霸道。曲阜楷木是否真是子贡等孔门贤弟子所栽，恕不讨论，但其纹理有纵无横，无疑是天生好教材。德教，非一味忍让求和，也需要善的威慑力，以楷为杖，教育或惩治一下奸小不肖，未尝不可。所以，游客至曲阜，解读此诗后，对楷杖戒暴并能启迪养性，无不肃然。
《南史》说襄阳韩系伯欲在地界上种树，恐树荫覆盖邻人地，便离界数尺栽种，邻人随即乘机侵界数尺，韩系伯又改种另处，邻人惭愧万分，便退出侵地，两家从此和善相处。种树本是好事，如果由此引起利益纠纷，打架争讼，则适得其反。“左翼作家联盟”的老诗人柳倩早年在广西碰上过种树争地的事。东邻种树侵界，推倒原有的竹篱，柳老有心学习韩系伯，没去计较，数日后东邻得寸进尺，居然毁篱另插新篱，侵地愈甚，柳老无奈，写诗一首贴在墙上，诗曰：
种树西征焉值当？橘儿甘苦许同尝？
篱笆纵插九州遍，不见当年秦始皇！
东邻见诗，觉得有愧，遂退篱重种。柳老此诗分明借法明代林瀚的《戒子弟》。林瀚居官在外，子弟因宅基地与邻里争执不休，写信与林瀚，欲借其威望了结纠纷，林瀚作《戒子弟》回复，曰：“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也无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此诗用对面白话，述理如常，却精警深刻。后来林家子弟率先让地三尺，邻家亦让，遂和好如初，留下佳话。想来也是，纵玉树金墙，谁都不能生前逝后永远拥有，争利不如避利从善。道理归道理，利益当前时能做到轻利重情，选择退一步海阔天高的，确实难得，所以赵朴初先生说：“避利或可避害，但从善如流，更是自我超度。”妙哉斯言。
种树，与治理社稷相比，毕竟小事。然而，逢着事有例外，小事忽地变大，堂皇载入史册者，也不少见。清左宗棠率军赴新疆收复国土时，遍植耐寒耐旱的柳树，既造福于民，又功德镌铭于史；后人拜观挺立沙丘的排排“左公柳”，温习历史，缅怀前贤风范，料不难理解左公的苦心，也会对种树竟能见证历史，有一番刻骨铭心的别样感受。
说种树，绕不开的话题当然是砍树。《淮南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直令千秋智者先忧。滥砍盗伐，无尽索取，始终是古今棘手的难题。
种树，本为便取便用，却要严禁滥砍盗伐；天下事有难为而必须为者，护树即是一例。面对拱抱杰构，工匠手下留情，客观上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台湾阿里山森林的珍贵红桧曾在日本占领时期遭到过疯狂掠夺，其中光武神木群中千岁乃至三千岁的古桧能够部分幸免，与当地山民不忍运斤，冒死引路而令盗伐者困死深山不出有关。盗伐者迷山困死，以及后来入山便闻风战栗，当然不是神木显灵，山民护树的机智和大无畏，都可歌可泣。北宋诗人黄庭坚曾亲历过衡山古松下“巧匠旁观，莫之能伤”的感动，也以大材为奇，奇材必须保全，发出过“勿伐勿败，祝圣人寿”的倡议。黄庭坚将古松看作“圣人”，绝非过情之誉，能保持敬畏的真诚心态，其衷当怀“崇善必恭”的古风。
古代盗树有罪，尤以盗伐河堤榆柳、墓地林木为严重，判刑大都过于一般偷盗罪。明代《
山堂别集》记“南京神宫监太监王采，以盗伐孝陵树木论斩”。又康熙三十三年刑部“议阿哈尼坎盗伐风水禁地树木，罪应立绞”，康熙以满人阿哈尼坎“非内地愚人，无知犯禁”，恕减为“枷责罚落”，算是送了个便宜。据《四川志》载，绵竹县昔有一寺，寺中古柏峨峨壮观，县令欲砍伐古柏用来建造官署，乡民畏其权势，“莫敢逆者”。寺有老僧，偏不听邪，愤然题一绝云：
定知此去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
只恐深山明月夜，惧他千里鹤归来。
“县令见之，恻然而止”。此诗前二句述说权势压人，现实严酷，道出无奈。后半，一恐一惧，二字足令盗伐者心虚胆颤。老僧略施小计的恐吓，威慑有力，大约县令已经感觉到乡民敢怒不敢言的无形压力，故及时作了收敛。因为史笔或因权势压抑，有时会做出违背史实的改易，结果是非颠倒，诚信严重偏移，而诗笔崭崭入集，或可存照千秋，所以古人常道“不畏史笔，反畏诗笔”；闻绵竹僧题诗止伐事，应当信然。
严惩固然可止一时盗伐，如果人无善德，树亦难保。严惩莫如善教，无论古今，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都是硬道理。在种树爱护与毁林盗伐问题上，能思考并勘破历代种树衰败根源，比较透彻的是清初理学家李光地（1642-1718）。李光地，康熙九年（1670）进士，《清儒学案》评为“学博而精”，其《榕村语录》引《管子》的名言“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后，评论道“句句都好，若再加一句‘千年之计树德’，更完全”，认为种谷种木树人都很重要，但关键在于树德，如果社会缺乏树德的良好风气，种谷种木树人仍然得不到保证。当时有人问李光地：“管子不解道此，想即是他器小处？”李回答非常肯定：“然。他见处只到得树人而止。”与管子只见到“树人”的“百年之计”相比，李光地提出“千年之计树德”，确实是巨眼鸿裁，高屋建瓴。
春日宜出，别在家窝着，带孩子出去种树，诵读一些诸如“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李白），“高人不借地，自种无边春”（钱伸仲），“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荫。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王安石）之类，小憩树荫时顺带闭目遐思一番“种树必培其根，种德必养其心”的道理，居然读懂种树即是种德，“清荫留与后人看”原本看的是美德的延续，那就小彻小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