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的兴起
在国际上，引导世界潮流的是西方文化，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神宗教原教旨主义、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四大主义在度过其辉煌年代之后已经弊病丛生，陷世界于灾难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的政治强权和军事霸权，造成连年战争、民族冲突、暴力恐怖，大量无辜百姓死于非命。一神宗教原教旨主义容易导致极端主义和宗教冲突，博爱的宗教变形为仇杀的宗教。科学主义使工具理性的科学取代了价值理性的信仰，智能主宰人性，开发出的核能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自由主义在推动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制造出垄断资本、金融大鳄，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并使人欲泛滥、道德衰败。
东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觉悟到现有的思想学说不能引导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必须建设体现当代文明的新人文主义，并使之成为主流思潮，世界的未来才有希望。人们看到儒学的精华正适合新人文主义的要求，于是把眼光投向了孔子和儒家。
在国内，经历了“文革”浩劫的国人，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苏式社会主义”和以“批孔”为口号的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走上了以中华文化为深厚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文革”造成人们巨大精神创伤的后遗症尚在，由于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拜金主义的流行，由于长期反传统所形成的道德真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物质文明突飞猛进和精神文明滞后失落的局面，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未能顺畅发育流行，思想领域呈现混乱迷失的状态，严重影响到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这就使得思想文化的建设成为关系社会精神方向、关乎现代化事业全局的重大任务，而理想、信仰、高尚人生观的树立，又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重铸民族之魂的伟大工作。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无法振兴的，一个没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民族也称不上是中华民族。因此，当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华的崛起和文化的重建，必须依托优秀的中华文化，它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而其中儒家文化资源的发掘和运用应是首要的工作。
当代新人文主义必须具备以下几项基本特质，才能引导世界潮流。首先，它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幸福、尊严、全面发展（包括个体的与群体的）放在至上的位置，成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他则“无以尚之”，因此它既不是物学，也不是神学，而是具有信仰高度的人学。其次，它能超越当代各种信仰的局限性，尤其能打破物质主义、极端主义、民族歧视的偏执与迷误，给“地球村”提供普遍伦理和新文明规则，使其逐渐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共识。第三，它能打通各种文明、各种信仰之间的联系渠道，彼此不再敌对而能和解，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促成多元并举、和谐共生，因此它具有中和、理性的精神。以这三条标准衡量，新仁学是符合的，它应该能够为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
一、与当代人生困境的出路
当代社会生活的市场化、网络化、竞争化，使得人性中德性与欲求、德性与才智之间失衡，欲求与才智膨胀，德性萎缩，人际关系以利害为纽带，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人、智能人、孤独人、野性人、两面人。与此同时，道德人、性情人、自在人、文明人大大减少。一些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精神上却觉得空虚，没有人生方向，幸福指数反而下降。一些人把心力才智用在争地位、争家产、争虚誉，却弄得关系紧张、亲情消失、怨声载道，受到舆论谴责，未必自我感觉良好。一些人把生活当作战场，把身边的人当作敌人，算尽机关、明争暗斗，巧扮各种身份应对人事关系，不择手段，以图升迁显扬，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白白忙活一场，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些都是由于没有健康的人生观而导致的迷失。
新仁学向人们提供一种情理兼具的人生信仰，其核心是成己成物（成就个人价值与社会事业），在成物中成己。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那么你也就生活在爱之中；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么你的价值也扩大了。这种人生追求既难也容易：说它很难，是说爱心的范围是无限拓展的，要做到大爱非圣贤莫属，社会事业可以宏阔壮丽，只有大英雄才能成就大事业；说它容易，是说每个人都可从身边和眼前做起，从小事情上做起，力尽而止。要坚信“爱人者，人恒爱之”的真理，在相互关爱中生活的人是最幸福的，他生活得心安理得，愉悦自在。也要坚信“害人者，人恒害之”的真理，在相互损害中生活的人是最凄惨的，他生活在仇恨、防范、不宁之中。自爱与爱他、自利与利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的本性里就包含着他者的要素，排除他者的人性是残缺的、畸形的。为什么损人者往往以害己告终？因为他为自己增加了对手、创造了受惩罚的条件。因此，荀子说“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污漫突盗，常危之术也”（《荀子·荣辱》）。
新仁学还要求人们摆正主体的人与身外之物的关系。荀子说：“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他提出了“己”（人）与“物”（权位、名利、财宝等）之间谁为主、谁为辅的关系问题，他的结论是要“重己役物”（《荀子·正名》），学君子，役使身外之物为人（包括自己和他人）服务，而不是相反，不能让自己成为外物役使的工具或者用外物役使他人。外物并非不重要，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既是人生奋斗的成果，也是充实人生的因素，但绝对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的幸福才是最终目标。
我们常见到“人为财死”的现象，那是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造成的。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很明显，与名誉、财富相比，身体的安全与健康更重要，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但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就是不明白，宁要虚名不要活命，宁要钱财不要脑袋。重要缘由之一是人性中私心太重、欲望太盛、道德太弱、缺乏理性自制力。所以老子提出人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私不能去而要少，欲不能无而要寡，这样在物质层面上人就可以做到“知足之足，常足矣”。否则不仅对个人有害，发生“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后果；对于有权有势的人和集团来说，私欲膨胀、野心激荡，还能促其发动侵略战争，造成千万人的死亡，故老子严厉声讨贪欲的罪行：“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我们从德日法西斯的罪恶、霸权主义的劣迹、金融寡头的贪婪中，都可以印证老子话语的真理性。
新仁学认为，在人性发育与人格养成中，理想状态是以养德为主，兼养情欲、才智与勇力，德性足以制约情欲使之适度，德性能够主导才智与勇力使之发挥正功能，这是摆脱人生困境、发展文明人性唯一的出路。人类若不在人性养德上下大工夫，现代高度文明是难以实现的。
当然，仁人仅有德性是不够的，还须有常情、智勇加以辅佐，才能践行仁德。有常情则合群兼善；有智勇则仁德切实。有人说：做好人难，做老实人吃亏。新仁学认为，应然与实然不是一回事，该做好人和老实人，不该做坏人和虚假人，这是做人之道，立志如此，不论难易、不计得失，皆当为之。
然而仁人又不满足于良好动机，他还要思虑实际效果，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因此它提倡做一个有智慧、善于克服困难的好人。古人强调“仁且智”、“仁兼勇”是对的。仁者要有洞察力，不被假象迷惑；要有丰富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做好自身的事业；要不怕挫折，勇于担当，身体力行。可知做高标准的好人确实不易。
从社会常态看，只要存有一点恻隐之心，遵守底线道德，不去害人，即是好人，故好人易为。而谋划损人、巧取豪夺，铤而走险，即使暂时得手，亦担心东窗事发，惶惶不可终日，此为坏人，故坏人难当。天底下好人居多，坏人少见，理所当然。至于老实人在个人利益上吃亏，甚至受委屈，在所难免，未必就是坏事，只要有益于他人，无须斤斤计较，这乃是一种修养。
二、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化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生产、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调动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经由利己主义的行为和自由竞争达到快速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客观效果。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事业的必由之路。发达的市场经济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为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这也正是新仁学追求的目标。
中国由自然经济型农业文明转向市场经济型工商文明乃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不如此不能改变贫困落后、实现国富民殷，仁爱便是一句空话。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若加以放纵而无制约，会给社会造成重大伤害。例如资本垄断和贪婪导致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见利忘义泛滥破坏道德风尚，金钱崇拜扭曲人的品性。其结果不仅社会各界受损，市场经济自身也不能正常运转而成社会病害。
对于市场经济，我们要取其利而避其害。一是用社会管理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把市场纳入社会发展整体格局之中，使其在适当范围内发挥作用。二是用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市场，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市场经济应是法制经济。三是用普遍伦理建设企业文化，培养有道德心的企业团队，因此市场经济应是道德经济。
儒学史上出现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超功利主义思潮，也产生过宋明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的理欲对立论，但它并不是孔孟正统。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和富贵有义，孟子主张行“制民之产”的仁政和“与百工交易”的市场，荀子认为“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又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荀子·王制》）清初颜元明确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存编》）。儒家的主流传统是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思想，但长期被理学所遮蔽，应使之重新显扬。
谭嗣同的仁学主张开放国门、发展工商、改善民生，正是孔孟真精神的新体现。贺麟先生指出，后期儒学（理学）讲义利之辨，而义利又以公私为界，这样的进路不能适应现代工商社会的发展。他引进西方合理的利己主义，确认个人应有的权利与幸福，主张义利、群己统一论，“趋向于一方面求人欲与天理的调和、求公与私的共济；而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去设法假人欲以行天理，假自私以济大公”（贺麟《文化与人生》），因此他主张中国当代道德建设要依据合情、合理、合时的“三合”原则来进行。
中国自古就有“扶商惠工”之说，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国语》说：“庶人工商，各守其业。”《春秋左传》说：“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管仲管理齐国，工商发达。子产经营郑国，鼓励和保护商业活动，智退秦师的弦高即是郑国大商人。中华很早就形成儒商文化传统，陶朱公范蠡和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早期的儒商。后来的徽商、晋商，都能把文化与商业相结合而两得之。近代儒商张謇、胡雪岩，当代儒商陈嘉庚、李嘉诚、荣毅仁、王光英、汤恩佳、杨钊、蒋震等，能够把西方企业管理文化与儒家智慧结合起来，并获得成功。
儒商各有特色，而其共同点在于：第一，以义取利、诚信为本，企业享誉社会，创出知名品牌，由此而能长远发展；第二，敬业乐群、内部和谐，员工爱企如家，形成合力；第三，领导人有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热心于民族振兴、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病的缘由在于市场大发展于“文革”之后，中华传统美德遭受重创，市场经济未能接续儒商传统，走上唯利是图的道路。但中华文化的根基还在，人们在实现初步富裕之后不满足于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而普遍出现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向中华文化的回归。企业界人士对儒学和中华经典学习有强烈渴求，儒商队伍的重建是有希望的。
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是著名“裤王”，他将西方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与中国儒佛道文化结合起来，成功创造出东方企业文化模式。其特点是：将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从单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改变为把剩余的财富用于服务社会、利益大众的各项事业；将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关爱职工生活与家庭，努力提高职工文化素养和主人意识，形成企业内部人际和谐关系；将企业之间生死竞争关系转变为互促共荣关系，竞争是温和的，包含着彼此扶助、共同繁荣的内涵。显然旭日集团的发展体现了儒学仁爱、人本、中和的精神，它打破了韦伯“儒学阻碍市场经济”的偏见，证明中华传统与现代化事业、与西方先进经验可以相结合，而且能够走出一条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新路。
现在中国大陆工商界成功人士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用以确立人生价值，建设新型企业文化，努力实现达则兼善天下的目标，他们代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新仁学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三、与当代国民教育的改革
古代儒家的“教育”是大概念，超出当代国民教育的范围，包括道德教化和学习修身，而且教育是终身的，不为行业和年龄所限。其目的：一是“化民成俗”（《礼记·学记》），改善社会风气；二是使人的社会品性如仁、义、礼、智、信等能得到健康发育，养成君子人格。孔子办私学，有教无类，不分行业阶层；以人文传习为主，“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没有固定学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思并重，启发教学；听其言观其行，“言忠信，行笃敬”；因材施教，鼓励各种人才成长；教学相长，师生对谈讲论。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符合人性发育、文明生长的规律，是中华民族文明昌盛、人才众多的重要保证。
以儒学为指导的中华教育在二千多年时间里是发达的和成功的，它使孔子的教育思想通过家族系统，到达多数家庭，使一个个家庭成为一个个学校；又创办众多家族和村社私塾，使更多的少年儿童接受中华经典熏陶；还致力于兴办地区性的民间书院，与官方学府相配合，传承中华主流文化，活跃当地的文化生活，培养更高级的人才，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
传统教育的不足是在一定程度上与科举考试挂钩，增加了功利主义的成分，出现了唐代“帖经”、清代“八股”等弊病，在向政界输送有文化素养官员的同时，也使“读书做官论”广为流行，扭曲了教育使人“成己成物”的目标。
中国当代学校教育模式主要采自西方，其特点是大、中、小学相衔接，按现代学科门类分专业和设置课程，采用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有确定学年制、毕业和升学制和学位授予制，教师资格要取得教育部门统一认可。百年大计，教育为先。当代学校教育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设事业专门人才，系统传承世界上各国科学家积累的科技知识成果，在城乡有力普及国民教育，其覆盖率空前广大，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使中国由落后国家变为先进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它对西方教育的精华未能充分吸收，自身存在很多弊端，并且日益凸显其负面作用。其一，中小学教育更深地陷于应试教育泥潭，严重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大学教育日益变成职业训练，由市场指挥，偏重知识技能传授，忽略道德人格养成，学生丧失人生理想，学习只为求取功利。
其二，重普世科学教学，轻中华经典陶冶；重英语水平提高，轻母语读写运用。多数学生对中华文化无知，对祖国缺乏深厚感情和责任心，一心向往出国学习和生活。
其三，大学参照类似工业工程监管方式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统一量化管理，用项目课题控制教学科研，教师处于“项目化生存状态”，学生按统一模式塑造，漠视自主性发挥，扼杀个性化发展。在教师队伍里出不了大师，在学生群体中也出不了各种偏才和特异之士。其结果是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学生，一无道德魂，二无中国心，三无创造力。
其四，社会教育尚在起步，家庭教育严重畸形，加以独生子女居多，只养不教，溺爱娇纵，几成普遍现象，遂使青少年个人中心，不能吃苦任怨，心理脆弱，独立生活和创业能力低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不进行重大改革，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没有保障的。
当代国民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如重视博雅和通识教育）的同时，认真继承和发扬中华教育优良传统，大力吸纳儒学元素，参照新仁学的理念，使教育回归生命培植这个总根上来，把生命的健硕成长、全面发展放在首位，扭转教育市场化的趋势，使教育真正成为生命教育。
第一，把中华经典特别是儒道经典正式纳入教学核心课程，让大中小学生接受经典系统训练，从中吸取哲学、伦理、历史、语言、文学的智慧，传承中华文化的基因，养成独立健全人格，促进文化生命的健康成长。经典的范围要适当扩大，除六经（《周易》、《尚书》、“三礼”、《诗经》、“春秋三传”、《孝经》）、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外，还应包括《史记》、《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必须大力加强国学师资培养，让教育者先受教育。在中考与高考中，中华经典的题目应占较大比重。从儿童到大学生和研究生，经典阅读应成为风气，逐级加深对经典内涵的理解，并使之与学生修身待人结合起来。大学必须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同时，要适当阅读世界各大文明的经典代表作，使学生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
第二，教育的重心由围绕着升学就业转变为围绕着德智体全面发展，把专业知识技能训练放在重要但非首要的位置上。为此，一要增加人文学科课程的比重，提高通识教育的地位。二要使教学活动走出课堂，走上社会和社区，要求小学生在家里关心父母亲人，为他们做好事；让中学、大学的学生多参加校内外志愿者活动，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培养扩展爱心。考核学生成绩不唯答卷分数，而把平时品德表现列入其中，中考、高考皆须把统一考试与平时成绩表现结合起来，真正择优录取，不再宣扬所谓“高考状元”。研究生录取更要全面考察其品格、学识和能力，在读研中重点培养他们的志向、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用人机构也要全面考察高校毕业生的社会责任心、文化素养加专业能力，不应唯名校是优、唯高分是取。总之，要使应试指挥棒不灵、市场指挥棒不灵，素质教育才能落实。而品德好、素质高、能力强的全面发展、敬业乐群的人才的增多，恰恰最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推动文明的进步。
第三，教育事业要官办与民办相结合，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兼备，发挥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这样才有利于生命教育的发展。现代发达国家的一条先进经验，就是私立大学多于国立大学而且名校也多，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民间办学较少政府统一规则约束，可以更自主地发挥民间资源的优势和民间人士的创造性，形成特色名校。我国古代的民间书院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授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既有推动学术文化传布的功能，又有普及教育于民间、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应加以借鉴。
现在各地众多新式书院正在兴起，有的成为教育体制内的特区、有的运行于现行体制边缘、有的独立运作于民间社会，多姿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文化的创造力，成为现今中国国民教育的重要补充。它们可以率先把生命仁学落实为生命教育，为教育革新做出示范。香港民间团体法住学会推行“喜耀生命教育”，已在中国广东、香港和新加坡开花结果。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在冯哲院长带领下，在民间探索新的青少年教育之路，以中外经典为核心课程，全面兼顾人格培养、智能开发、礼仪德育、才艺训练，提升学生生命内涵，强调立志、尊师、求学、践行，重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四，运用仁学精神重建家庭教育。当代中国，家族体制已经过时，但家庭将继续存在。家庭是人生的起点和儿童第一学校，父母是儿童第一教师，人的性格与习惯往往取决于童年时代。孝悌为仁之本，爱人起始于爱亲。培养孩子的爱心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并从孝道做起。孝悌为仁之本，孝道是传统美德的基础，儿童懂得爱双亲才可能进而爱他人；懂得事双亲才可能进而事社会；懂得承双亲才可能进而承大业。然而当下家庭教育已经变形，青年父母只养不教，甘为“孝子”，造成孩子自我中心意识；期望过度，强迫训练，窒息孩子活泼生机；校家一线，作息监督，断绝孩子社交往来。如此家教，不啻“揠苗助长”、“牢笼天性”，欲求儿童身心健康，其何能得！
新仁学主张父母与子女在平等互爱中共同成长，儿童在感受父母深爱的同时，也能爱父母并学会用行动感恩；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点从全是生活转变为身心兼顾、性情发育；儿童爱心从小事做起，帮父母做点家务、给来访亲友让座倒茶、为穷困之人捐款捐物、为社区老弱病残服务、爱护动物花木等，都应受到鼓励；保护儿童的一片天然纯真，尊重他们的兴趣、感受和交往，给他们自由成长的空间；父母想要孩子成为文明君子，自己首先做好文明君子，身教重于言教，处处都是表率；家庭和谐温馨，孩子便舒畅快乐，家庭争吵破裂，孩子便痛楚抑郁，父母之责大矣，能不慎乎。
现在社会上培训班很多，只培训学生，不培训家长，是一大缺失。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社会应建立许多家长学校，请儿童教育专家讲课，请优秀家庭示范，帮助青年父母学习家教。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能成为一所所小的学校，儿童教育就有了根基，社会的未来就充满了希望。
四、与当代文明对话的开展
在“地球村”时代，文明对话是化解民族宗教冲突、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有识之士提倡文明对话数十年来，文明对话步履维艰，阻力重重，成效甚微，它对国际政治生活中连续不断的争斗、对抗、流血，似乎发挥不了多少化解的作用。于是有人认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比较现实，而“文明对话论”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而已。然而，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合理的早晚会成为现实的。
民族、国家、集团、文化之间的激烈纷争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形成强大惯性。而“地球村”的真正形成，若从两大阵营对峙消失算起，不过二十余年，多数人尚未能清醒意识到“天下一家”、“同舟共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文明冲突论”从远处说是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延伸，从近处说是冷战思维的继续，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可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强权政治集团在有意加剧文明冲突，它们所激起的民族宗教极端主义的报复又在火上浇油，多数人的不觉悟和被蒙蔽、被煽惑，又使得强权主义和极端主义有一定市场，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冷战时期核战争边缘的危险、多次局部战争的两败俱伤、“9·11”恐怖袭击的猛烈震撼、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地球生态的频频告急，都在不断敲打着有理性的人类的神经，向人们发出警报，提醒各国掌权者，赶快联合，消弭仇杀，否则大家都将陷于困境和灾难。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一种顽固的偏见和极端的意识，因为它无视别国的利益，其危害性在于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去损害他国，最终不能不损害自身。强权国家迷信实力，以为“强力无敌”。然而以力服人，压而不服，反遭抗击，陷于泥潭。
明智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开始重视道义的力量，其骨子里仍保留着“实力”的影子，很难消除。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其真理性长期得不到认可。然而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以德行仁者才可以服天下，因为有德者多助，强暴者寡助，孟子的理念必将成为新世纪人类的共识。
新仁学认为，人类共同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只有在谋取人类共同繁荣发展和相互协调中，才能真正体现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时代不再允许零和单赢，只可能互利共赢。在这方面，孔子和儒学的“天下一家”的人类观与中和之道，最能体现“地球村”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一种先进的新人文主义旗帜。
文明对话的最大障碍是极端主义的流行，它包括国家强权主义、民族宗教极端主义、种族排外主义、意识形态冷战思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好勇斗狠，强调对立面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并采取各种非人道的残酷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宁可伤害大批无辜善良的平民而在所不惜。事实证明，各国利益之间存在的差异、矛盾和摩擦，只有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而互补搭配是最好的途径。相反，若被极端主义所绑架，便会走上邪路。极端主义是真正的魔鬼，只要它掌控了政权、族权、教权，便会把民众拖入厮杀相残的深渊。因此要实现文明对话，必须抵制极端主义的传染，增强各界对它的免疫力，使它不能兴风作浪。
新仁学能够在对治极端主义和推动文明对话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一，它的天下一家的情怀使它容易超出民族国家的界域，而在世界各地流传，并受到欢迎。第二，它向各种文明展示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信仰，而是不同信仰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共生的智慧，即“和而不同”的文明原则，而这正是各种信仰最缺乏的能力。儒家仁学是一种社会德教，它有教（道德教化）而无会（教会组织），没有通常教会那样严密的组织系统，它不以发展教徒而以传布仁和思想为己任，容易为各教所接受。第三，它把“爱人”作为文明最高价值取向，既可以与各种宗教包含的博爱教义相沟通，又可以避免宗教原教旨主义把爱神与爱人割裂的消极作用。第四，它的中和之道是一种最合乎情理的温和主义，不偏不党，无过不及，善于折中、妥协、兼顾、包容，在它的影响下能使各种主义都温和起来，从而彼此渐行渐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儒家温和主义不断向外辐射，逐渐使资本主义温和起来（不再走帝国主义老路）、使社会主义温和起来（放弃革命）、使有神论温和起来（不再唯我独尊）、使无神论温和起来（不以反宗教为宗旨），各国政权、族权、教权都能掌握在奉行温和主义的稳健派手里，文明对话便可顺利进行，太平世界就能逐步实现，极端主义纵然想兴风作浪，也由于越来越孤立而影响不了大局。让温和主义在世界上流行起来，那么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便不会造成人类的分裂，只会使人类的文化百花争艳，多姿多彩。
儒家在历史上与佛教、道教对话并进而会通，实现了三教合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教之同，同在劝善，北周道安《二教论》说：“三教虽殊，劝善义一。”这是一条重要的共识。今日世界，信仰多元，只要以善为念、以生为本，都可以走到一起，形成正义力量的联合。
五、与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
农业文明的生产力低下，但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温情友好的，它是一种自发的循环经济，它的轻微污染可以随时被自然界消纳。西方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推动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已形成全球性危机，并且危机还在日益加剧。森林在消失，物种在速减，大气、土地、河流、海洋在污化，淡水在枯竭，气候在变暖，冰山在融化，自然灾害在递增。古人随时可以享受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对于今天人类已是一种被追逐的高级奢侈品。还有核污染时刻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美丽的地球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西方有识之士为此而忧虑，于上世纪中叶提出生态学理论，强调维护自然生态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迫切性，可以说这是一种被迫的觉醒。
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连续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过度损耗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生态危机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使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我们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科学家指出，地球已进入“人类纪”时代，人类的活动正在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做得不好会使地球生态发生灾变甚至溃变，不可逆转；做得好，可以通过有效治理逐步恢复生态平衡，但地球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类必须猛醒。
新仁学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它的生态观称之为“天人之学”，“天”代表自然环境，“人”代表社会人生。天人之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一体”，其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生态危机下被迫的应对，而是发自人性内部的真情和体认，具有人类童年率性之美德。
首先，它主张人对天要有敬畏之心。孔子说：“畏天命”，“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大自然是人类的慈母，同时也是严父，它爱养人类，又能惩罚人类的过错，它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作为大自然的儿女的渺小人类，能不对之敬畏吗？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口号是“人要做自然的主人”；上世纪中叶以来新的口号是“人要做自然的朋友”；现在儒家更新的口号是“人要做自然的儿女”。
第二，它主张人对天要有报恩之情。《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古人祭天祀祖，其用意在报天祖之恩，使人不忘本初。今日之报恩，除了纪念活动，便是爱护自然、美化环境、育养生命。如植树造林，保护物种，滋养水土，改良沙漠，减少排放，低碳生活等。
第三，它主张一种大生命观。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人是宇宙生命的组成部分，迷失者人为阻断了人与天地万物的有机联系，而仁者感受到与物同体，万物不在身外，“莫非己也”，因此爱心自然而然地传递到动植物乃至草木瓦石上，而不忍其遭到损害。有此同体之爱，才能从根本上端正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它不是功利性的，而是天性的真诚流露，是本当如此。
第四，它主张人在自然面前应当有所作为，其作为不是“胜天”，而是“补天”。老子讲“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提出一个“辅”字；《中庸》讲“赞天地之化育”，提出一个“赞”字，都是助天之义。自然界不是完美的，人有责任改良它，使之正常运转。张载进而提出“为天地立心”，自然界本来无心，人就是它的心，要自觉承担起对宇宙的责任，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使自然界保持生态多元平衡，能够健康发育流行，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第五，它把“天人一体”的生态观落实到人与自然交往的行为上，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生态文明规则。例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皆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体现对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应以清醒之心、顺应自然的规律来养生用物，而不可胡作妄为。
源自《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礼记·月令》，乃是一篇根据儒家“天人一体”思想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政令与月令相结合的古代农事活动和保护生态的管理守则。如孟春之月，“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禁止伐木”，“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可以称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季冬之月，“乃毕山川之祀”，“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古代政府机构专设“虞人”一职，掌管山泽、草木、鸟兽，禁止乱捕滥伐。上述具体规则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强烈的生态意识与环境关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我们应当在会通中西生态哲学观的基础上，逐步建设生态经济学（论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生态政治学（论述国家管理、国际政治与生态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论述道德向生态的拓展）、生态美学（论述审美与生态的关系）、生态教育学（论述国民生态意识和生态学人才的培养）等。新仁学认为，在工业文明之后兴起的更高级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它借助并超越现有文明的成果，向大自然回归，其基本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性的提升与环境的优化同步进行，并形成良性互动，这真正是人类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