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

一

国学热方兴未艾，读经典蔚然成风。在中华文化随着国力强大而复兴的此时，本书即将付梓，欣喜之情，难以言喻。

本书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1年重大项目《中华经典诵读教育与语文素质、语文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研究》的结题成果之一。开展这项研究，初衷之一，便是对新学百年以来的国文教材进行梳理，从中了解百余年来，国人从中小学课文中接受传统文化的基本状态，并进而推荐相关作品供读者阅读。尽管百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但从语文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考察，一个基本判断应无问题：国人的国学修养，最直接的来源还是课文。新学以来，语体文与文言文合编是“新学制课程标准”。20世纪以来，普通国民，无论中国的哪个地方，接受国学的主要场所还是学校，主要渠道还是课本。只是后半叶的政治格局的不同，各地学生的接受程度有多寡之别。从调研的结果看，百年的国学传播呈递减趋势，大陆地区尤其明显。这也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从新学以来古典诗词入选教材的统计数据看，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些现象：

一、在20世纪上半叶，国文教材具有多元的现象。从调研结果看，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颁布的中小学教材，是全国多数学校选用的主要教材。但各出版社和名家自行编辑出版的教材也颇有市场和影响。20世纪上半叶教材编写的百花齐放，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学自主招生。既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自然就无必要全国统一语文教材。20世纪下半叶，大陆地区的教材主要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课本为主，80年代前，基本是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大陆地区允许区域性教材出版和使用，其背景是高考不再全国统考。允许地方自主考试，地方教材也就随之而问世。 可见，教材问题，一直是与考试制度密切相关的。多元化的升学制度，决定了多元化课本的产生。

二、从课文入选的古典诗词数量看，百年间基本呈递减趋势，但近年大陆国学持续升温。这直接反映为传统文化再度被民众、专家和政府重视。古典诗词在课文中的分量加重，明显表现出主流价值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从文化发展战略看，意味着全社会对中华文化复兴的到来而做准备：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建设文化强国。

三、语文课文，是义务教育阶段最重要的国学入门的最佳载体。通过对百年语文课本的抽样调查，可以明确感知，代表着中国文化最优秀的文字，多在其中，而这正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因子。熟悉这些篇章，不仅仅是阅读写作的基础，还是文化血脉、精神谱系的良性构成，本书的基本思路就此产生。

二

近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国人的国学素养的现状如何，究竟该如何有效地提升？在信息丰富的今天，一个学生，一个家长，一个成年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较合理的国学知识，读什么书，读多少书？进而言之，从一个中国人掌握母语的角度考虑，国学知识有无一个最基础读物或最低阅读量？这是一个困惑大众的话题，也是我近年投入主要时间和精力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清代以来的最普及的诗文读物，首推《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但从记诵考量，一是篇幅不少，二是诗仅一朝。能否为大众提供一个相对精粹且系统的读本，可供记诵，可供鉴赏，可供把玩，甚至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可用以证明自己对母语文史作品的基本了解？我深感这是一项意义重大且颇具挑战性的工作。

在我看来，一个中国人，除了肤色语言等外在表征，还应该对中华文化最基础的作品有一定了解和熟悉，由此形成文化基因。这项任务的完成时间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样，不管他以后深入某个学科学习或从事某项职业，或者在外国学习和生活，他对中华文化的最优秀的部分，都有了相当的基础，尤其在思维、情感和写作、表达上，具有一个中国人的气质。文化基因亦为文化抗体，也可以称之为精神谱系。本书作为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就是希望发挥相应的作用。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可望建构国人精神谱系的最值得记诵和精读的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史作品。其初衷是为中小学生及成年人提供可以背诵的作品。学生或成年读者，可按兴趣选读和背诵。这些篇章都是中国文史作品中的精品。所谓开卷有益，在这里最能说明问题。

在初中毕业前完成本书的记诵，一定不成问题。一个有兴趣的孩子，在十岁前完成也并不困难。如果你的孩子决定在国外念高中或大学，那么，建议最好在出国前将这些内容熟知，不管孩子以后在国外工作或生活，这些作品，将让其终生受用。一个成年人，也可时时把玩这些精品，因为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语文的知识，更是文化的瑰宝，值得一生一世学习和亲近。

三

课题收集统计的百年语文教材有400余种，诗文5300余篇。要在五千余篇中选出二百余篇，除了作品在百年间课堂上的影响即各类课本入选率的高低，也有现实的考量。既然有精神谱系建构的愿望，当然要按照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要求进行综合考量，从而确定相关篇目。有意思的是，排位靠前，尤其是前三十（含并列）的篇目，确实是千百年来得到国人认同的好作品。其“好”，就是文字精炼、结构完整、文笔优美、思想健康，能够充分传达中华文化充满正能量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

在几百种教材、几千篇曾经入选的课文中再选出二百余篇诗文，其依据何在，目的何在？这是我在课题研究中时时追问自己，也常常和朋友讨论的话题。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我与学界前辈、同仁、社会各界人士、各级学生讨论交流：有无必要或可能编著一个可以尽可能适应学生和社会人士的读本？回馈的信息是令人鼓舞的，大家都在盼望有这样一个读物问世。

我深知，这样一个大家期待的读本，未必让大家能欢呼。更深知，这可能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世上好作品千千万，只读这一套，这几本，这几百篇，就解决文化的问题了，就解决经典阅读的问题了，就腹有诗书了，就有文化了吗？答案显然不易统一。但可以肯定地讲，这套书中的诗文的选择标准，是目前我所读过看过的国学读物中，最有学理依据的一种。入选的作品，固然有编者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判断，但与他书不同的是，这套书所选用的古典诗文严格限定在百年间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范围之内。我个人认为很好的作品，在我主编的其他书中也入选过，但如果在百年间的语文教材中从未入选，在这套书中就不能入选。我坚持一个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项目的成果，个人喜好一定只能限定在研究的范围内，此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简单地讲，这套书所反映的，是百余年间中国人在语文课文中见过的作品，反映的是百年来国人通过课堂接受国学教育的轨迹，最后呈现的是百年中小学语文教材入选的经典篇章。

此读本或许还有文化交流的作用。我认为，既然这是现代中国人接触最多的中华文化的经典诗文，那么，让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也通过这样的书来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岂不是更直观和形象，更容易深入中国文人的思想和情感？他们与中国人的沟通交流，也应该更容易一些。这个想法，在课题开题报告会上一讲出，即得到答辩专家和中华书局领导的激赏。

四

本书的结构，经课题研究人员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反复研究讨论，确定为目前的呈现样式。排序按抽样统计的数据，篇前有“推荐理由”，说明百年语文教材的入选位次以及简短的入选理由——编者对作品特色的总结。“文化解读”意在从不同角度增进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各种课文的选择，在一百年间，确实是体现了见仁见智。在五千余篇课文中，仅被某一教材选入1次的文章就占了大半（近3000篇），入选2次的有近900篇，入选3次的500余篇。当然，这一类具有“独特性”的课本，往往是早期的真正的“国文（古诗文）”教材，而非语体教科书，其选编标准更是严守古文法之类，有的教材专以桐城古文为其入选标准，极具个性，但事实就是一次而终。这类个性化的选本加大了课题数据统计的基数。不过，这种金字塔式的分布，确实展示了百年来语文课文的选向。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

前10位（含并列），18篇。（入选66—32次）

第11至20位（含并列），26篇。（入选31—22次）

第21至30位（含并列），159篇。（入选21—12次）

入选11次40篇，10次33篇后，此后并列的大幅度增长：

入选9次，64篇

入选8次，71篇

入选7次，86篇

入选6次，122篇

入选5次，179篇

入选4次，280篇

入选3次，520篇

入选2次，894篇

入选1次，2965篇

入选12次以上的课文，已超过200篇。

入选9次以上的课文，已超过300篇。

入选8次以上的课文，已超过400篇。

入选7次以上的课文，已超过500篇。

简单分析可知，在抽样研究的课文中，入选7次以上的课文，是总量的9%。算到5次以上，占总量的15%。而排在后四位的入选课文，占总量的85%。一次性入选的，更是占到54%。

鉴于此，在“推荐理由”的排序表述中，本书采用了一个先明晰后模糊的变通方法，故特别加以说明。

入选频次前十位的，明白告知此篇的位次。此后只标明前某某位。入选最多的作品，如《木兰诗》（《木兰辞》），归入一类统计接近70次，在四百种教材中，位列第1。第2位为《登泰山记》，入选49次，是散文第1。《登泰山记》在20世纪的课文中入选散文第1，显然反映了清代桐城派古文在后世的文学教育和文章作法上的巨大影响力。这也十分明确地反映出文学思潮和审美风尚的时代性。好作品必定得到了共识，大量作品多为并列。入选并列为11次的，也有40篇。如按这样的排序，则入选一次的这近3000篇，都会是并列48位。这显然不妥。因而，前30位（含并列）之后，排名做调整，即并列11次和10次者，其排名均为前40， 并列9次者均为前50，并列8次者为前60，7次者为前70，6次者为前80，5次者为前90，并列4次及以后，一律为前100。排名仅是一个参考，提示该作品在百年间的关注度和传播度。

关于定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本书采取的是单纯的诗文入选教材统计，如果考虑到有些课文与经典诗文的相关性，类同期刊论文评价的影响因素，排名则会有一些变化。具体地讲，有些文史名篇，在低年级的教材中，是通过故事的形式展示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低年级教材中会是“渑池会”或“负荆请罪”的故事，而不是原文。假定一个故事算半篇文章，加权50%，就会有新的排序位次。再如《三国演义》之“赤壁大战”及诸葛亮、岳飞、王冕等重要人物，也有讲故事的课文。一部名著，也会有多篇选文进入课文，合在一起按总量计算，则会有《诗经》《论语》《孟子》等排名的变化。有心的读者，可以留意课题后续的研究成果的发布。本课题只介绍诗文篇目的数据。

另外，这是百年教材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是新中国学生使用的主要教材。有意思的是，尽管现代中国百年间风云变幻，天翻地覆，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祖国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木兰诗》。无论是民国还是新中国的教材里，这篇作品都是名列第1位。在大陆任何时期，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低潮期，这首诗都是语文课文的保留篇目，这也说明该作品在中华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经典，就是这样通过课文深入影响国人的文化素养的。

课文的选择，永远也不可能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变的是时代风尚和审美意趣，不变的是文化的本质，是经典的价值。本书篇幅有限，读者时间精力有限，只能在今天的审美标准及价值观衡量下再作选择。

五

本课题组主持人刘明华，担任本书主编，负责课题前期调研，在统计的基础上，确定本书架构和篇目，修改审定全书。课题组主研杨理论、赵天一、王飞、占如默，分工担任初稿注释点评工作。中华书局顾青先生在项目开题报告时即表示极大兴趣，全力支持纳入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祝安顺先生、梁皓女士及编辑部诸先生，四年来一直关注，反复斟酌最终方案，本书形成亦全赖其力。

研究生刘敏锐、唐瑞、孙丽娟、侯光耀、彭琳等参与资料收集、整理、注音等工作。重庆图书馆任竞、袁佳红、张丁同志为民国教材查阅提供了诸多方便，凡此种种，怎一个谢字了得。

傅璇琮先生是重庆国学院名誉院长，三年来先生对国学院工作操劳甚多，除指导日常工作，还一直关注此书的研究过程。成书之时，先生因摔伤卧病在床，却一如既往关心我们的工作，付梓之前，欣然作序，鼓励有加。感激之情，难以表达。继续做好国学的教育和推广工作，先生的榜样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