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源阁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清末四大藏书楼成型于天下扰攘不安之际，其楼主以一家之力在一特定时期内积聚历代典籍文献，于保存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厥功至伟。到清光绪末年，先是陆氏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宣统初，丁氏八千卷楼书藏又归江南图书馆。至此，尚有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作为私家藏书实体南北互映。叶德辉就此曾云：“海内藏书家，固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杨，为南北两大国。”但就当时书藏的保存状态而言，由于海源阁所藏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封闭的保存方式，其完整程度要高于铁琴铜剑楼；再加之海源阁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江南成批购进，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社会无疑创造了南书北运的一个奇迹，所以海源阁历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它在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居四座藏书楼之首。

海源阁藏书楼作为中国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史最后辉煌时期的北方代表，不仅其藏书规模、藏书品质为以前所未有，就其聚书形成过程看，它首次大规模地把江南旧家所藏善本迁运北方，使自南宋以来所逐步形成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局面有所动摇，是我国私家藏书格局得以变更的开始。

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多重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到南宋时期才初步形成的。首先，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步完善助推了藏书风气的形成，为读书而藏书逐渐成为读书人生活中的一种需求，以后这种需求又发展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兴趣。南宋朝廷承北宋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重视科举，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途较历代更为畅通，社会各阶层读书治学气氛浓郁，购书、读书、藏书成为普遍风气。其次，随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运用使典籍刊印数量激增，给私人聚书提供了保障。杨渭生在《两宋文化史研究》中说：“宋代市上印本充斥，书多而价低，给私人收藏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至宗室公卿，下至四方士民，私家藏书蔚然成风。……仅浙江湖州一地，拥书数万卷的藏书家就有七八家。”南宋刻书业的繁盛，仅《昭明文选》的刊刻就能窥见一斑，当时在市上流通的刻本就有尤褒池州本、陈八部本、廖莹中建宁本、重修赣州州学本、广都裘氏重刊本，绍兴元年（1131）重刊六家注本、绍兴二十八年（1158）明州重修六臣注本、绍兴三年（1192）许衡补修尤褒刻本、景定三年（1262）补修尤褒刻本等。繁荣的刻书业，不但使得藏家藏书在数量上得以巨增，且让藏书家在藏书志趣的发挥，在同书不同版本的收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有专题的系统收藏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最后，“靖康之变”直接迫使江浙私家藏书中心的形成。这从某种意义上看，应得益于北宋私家藏书的南北均衡发展。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北宋时期，不仅形成了以京城开封为繁盛区的私家藏书中心，而且南方的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的私家藏书数量与规模也得到稳步增长。“靖康之变”后，由于淮河以北在伪齐与金的统治下，长江北岸和淮河之间又是宋金交战的主战场，宋代私家藏书和雕版良工几乎完全南移到长江以南，极大地促进了原本就有很好基础的江南私家藏书事业。这时江浙一带藏书家人数已远远超越了北宋的京城所在地河南。至此，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初步形成。

明代是江浙私家藏书中心地位巩固的时代。在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的第三章“明代私家藏书的历程”中对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所收明代知名藏书家358人按地域进行分析统计，得出江浙共计256家，占71.7%，由此认为“浙江和江苏为有明一代藏书独领风骚之地”。

清前期，江浙私家藏书中心的地位不但得以持续巩固，且带动南方其他地区私家藏书事业迅猛发展，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态。日本学者岛田翰在其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认为江浙藏书在清初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继承了明末的兴盛。到乾隆和嘉庆两朝，由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和考据学的盛行推进了编纂著述等学术活动的繁荣，社会对典籍的积累与利用的需求大幅度提升，进而使清代私家藏书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藏书楼的地理分布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基础上迅速向其他省份扩散。乾隆年间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鉴别》中讲，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不少藏书之家。另外，从乾隆为修《四库全书》向全国私人藏书家征集典籍的情况上也可以说明当时私家藏书地理分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教授在《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中得出，《四库全书》修书期间江苏进呈书籍4804种、浙江4600种、江西1042种、安徽516种、山东366种、直隶238种、福建213种、河南113种、陕西103种，百种以下则不计。该数据验证了这一时期私家藏书在地理分布上是以江浙为中心向全国各省呈辐射状扩散。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道光年间。

谭卓垣先生曾讲：“在考察清代的主要藏书楼时，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三百多年间的五百多个藏书家承继着藏书的事业，私人藏书的链条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往往彼时彼地的藏书散开了，而到此时此地又被重新聚集了起来。”此话形象地印证了私家藏书集合在私家藏书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特点，如果我们把海源阁放置于私家藏书发展的链条中来考察，它也只是其中的“一环”，但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它首次打破了藏书传承的地域规律。

以江浙为代表的私家藏书中心之所以能持续维持达七百多年，这主要是因为独特的藏书传承地域关系所导致。私家藏书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家族成员间的传递，如父继祖业，子承父志，原有的藏书体系被完整地传承下来；社会成员间的传递，如友朋间的赠与，或某一书藏无法在家族成员间传递的情况下出现外散，其他藏书家闻风迭起收购，进而形成新的藏书集合。在海源阁出现之前，这种藏书集合的传递有着明显的地域范围，不论哪种形式的传递，从书藏的整体上看，都在当地或一定区域内进行重组，当然这并不排除书贾对零星书藏跨区域的长途贩运。但海源阁则首次打破这一书藏重组的区域规律，把江浙故家旧藏大宗成批地通过大运河迁移至北方。后来学者在对杨以增这一南书北运的创举惊叹之余，尚不惜笔墨评价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意义。

刘阶平云：“故有清以来，吾国私家藏书，莫不身后即沦亡，或及身竟散出，除二三家外，莫不旋得旋失，流播辗转于江南境者，凡二百年，此吴趣之所以为‘藏书中心’也。……至道光间，聊城杨至堂得艺芸书舍之藏书，辇载东鲁，情势始为之一变。及后杨协卿又于北平得清宗室乐善堂之旧藏，将吾国南北精帙，悉荟萃于山左，为吾国清初以来藏书史上，一大转移也。”王献唐也中肯评价云：“清代私家藏书，初以江浙为中心，辗转流播，终不出江浙境外。迨聊城杨至堂，始得百宋一廛之精本，辇载而东，情势乃稍稍变矣。”

根据杨氏南书北运的史实对私家藏书发展格局的改变程度，结合前辈学者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认为，海源阁的建立使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局面有所动摇，是我国私家藏书格局得以开始变更的标志。

于是有一种观点，在此应有所辨识。就是把海源阁的建立看作是冲破以江浙为私家藏书中心的标志，这多少有些夸大了海源阁在改变中国传统藏书格局的作用。

马明琴在其《论“海源阁”藏书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清晚期崛起的聊城杨氏海源阁以它独有的条件雄踞中原，其藏书‘为海内之甲观’。我国私家藏书的中心，从此由南方移到了北方，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私家藏书的传统格局。”宋红也认为海源阁“几乎冲破了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马明霞说海源阁的建成“一举改变了我国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局面，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对峙的‘北杨’”。

首先，这种观点有悖于当时藏书楼南北分布数量的客观实际情况。仅就四大藏书楼而言，只有海源阁居长江以北的山东聊城，其他三座都位于长江以南的江浙。盖因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所藏宋元善本规模相当，故有“南瞿北杨”之说，但如果把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和皕宋楼看作是一个藏书整体的话，海源阁无论从所藏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它们抗衡。另外此时的江南虽屡遭战乱，私家藏书的社会环境基础受到重创，但历史的发展惯性使得私家藏书楼还是在此消彼兴地不断产生，虽然从个体规模和持续时间上远不能与清前期相比，但南方私家藏书事业整体发展上还是优于北方的。

其次，从私家藏书史发展的整体上看，江浙私家藏书中心地位被冲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多重因素起着作用。清道光二十年（1840）后，由于江浙一带还是中国封建经济动荡最为剧烈的地区，在旧式生产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经济浸透的过程中，封建官僚及世家大户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来源，致使其藏书事业在经费支出、楼舍维护、藏书保护等方面全面受阻，有的书藏无力世代相传，于是典当变卖典籍成为必然，其结果就是使这一区域的藏书规模逐渐下滑。另外，清末废科举后，读书人一方面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型教育机构的兴办，又为读书人提供了更广阔的从业发展途径，但不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份，读书人的嗜书聚籍的文化传统习惯没有改变。因此，藏书家的身份与清前期相比，其种类得以增多，像官绅、实业家、学者教授等均成为近现代私人藏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科举取士基础上的江浙一带藏书文化的地缘优势也在消退。再就是清前期的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方式多为建楼而贮，盖因藏书家生活稳定所致。到了近代，社会进步显著，交通便利，藏书家南北往返收书频繁，加之由于一些地区自然经济环境的差异，也导致藏书家的迁徙。孙殿起在《伦哲如先生传略》中就讲：“家乡多潮湿，其旧藏之书尽饱蠹鱼，始悉藏书不宜，因尽置移北京。”而且在近代以后有多种原因造成职业的流动性较大，致使藏书家的书藏也非固守一处，他们以后南来北往愈与书亲的同时，也使私家藏书南北分布数量日渐均衡。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彻底变革，尤其是在溥仪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后，许多前清遗老前往天津，传统的藏书风气在天津悄然升温。由于近代交通的便利，以及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使天津和北京成了民国间私人藏书大家的寓居地，如李盛铎、傅增湘、周叔弢等。这使继杨氏海源阁南书北运开始打破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以来，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私家藏书格局。

海源阁虽然和其他大多数私家藏书楼一样，不可避免地屡受“书厄”之患，但其传承典籍文献之功为世所念，堪称私家藏书文化的典范。

周少川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是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它既有汗牛充栋的图书、巍然矗立的藏书楼等物态文化，又有在长期藏书活动中形成的措理之术和风尚、习俗等行为文化，还有藏书家主体因素潜层的心态文化。”我以为，私家藏书文化应该包括以书藏为核心的藏书楼实体、藏书家在藏书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世界的追求等内容，其核心文化价值当是传承书藏，嘉惠世人。

李万健先生曾讲：“藏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保存流传下来了大量的珍贵典籍，为了搜罗图书，藏书家们不辞辛劳，许多人为聚书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极尽经营网罗之能事，才达到书富一时程度。大部分藏书家所搜聚之书，经过一代代藏书家辗转递藏，才流传至今。”海源阁历经杨氏家人的四代传承，书聚达近百年之久，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也属少见，它最后虽然屡经匪患之扰，造成大批善本藏书的毁佚，但所庆幸的是散佚的部分典籍几经周折和留存的旧藏最终化私为公，成为目前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入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秋，海源阁复原落成，胡乔木同志题联“以一人之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世流芳”，则是对海源阁护持典籍，传承学术，嘉惠后世的核心藏书文化价值实现的中肯评价。

杨氏四代从事藏书活动期间虽未有“节衣缩食”、“倾家荡产”的境遇，但从杨以增南书北运，到杨绍和补充整理家藏，再到杨保彝奔走护书，乃至于杨承训携书外迁，其辗转劳碌，艰辛备至。可见杨氏家族为藏书付出了极大心血。另外海源阁藏书在管理上严格有序，自始至终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加之维护修缮方法得当，才有传承四代多归国有的结果。杨氏为书藏所付出的艰辛，从另一个角度看，鲜明地反映出私人藏书家在藏书活动中所具备的一种仁人爱物的精神，“仁人”就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竭尽全力使所藏流传后世；“爱物”就是对典籍的穷力搜集，精心保护，细加整理与合理利用。其中体现出藏书家对典籍的一种珍爱态度以及追求精神享受和内心平静、悠远的鲜明的情趣特征，充分展现了私家藏书中丰富的思想感情与文化内涵。正是这种仁人爱物的精神使海源阁藏书的核心文化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可以讲，杨氏海源阁是中国私家藏书文化的典范。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后对海源阁的重视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来。

1949年后，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对馆藏海源阁典籍精心守护。北京图书馆将其储存在善本书库中，山东省图书馆则辟“海源阁书室”专藏。

1956年12月，海源阁被列为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开展，在“高度发展的明清文化”陈列中设有“官私藏书处”的内容，海源阁作为清代私家藏书楼的典范与明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明清两代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和清代乾隆年间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并列其中。

1960年在文物出版社为旨在反映我国文化瑰宝而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一书中，海源阁旧藏宋元珍本44种入选。

1961年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标点本“二十四史”，其中对“前四史”的点校编辑就是以海源阁所藏为主要参考底本。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亲赠一部影印海源阁旧藏的《楚辞集注》，并简要介绍海源阁藏书楼历史。

1986年，山东省政府决定在杨氏故宅旧址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拆毁的海源阁。1992年10月，由聊城市人民筹集巨资，仿旧制复建的海源阁落成。

1996年在海源阁西侧，兴建两千余平方米建筑，聊城市图书馆迁移至此，并改称海源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