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诗经》
有位学界前辈曾言：不知《诗经》，不足以言吾国文学之流变。这是就《诗经》文学地位说。今天，还应再加一句：不知《诗经》，不足以言中华文化之根源。《诗经》三百篇，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圣经”。
就文学而言，《诗经》表现的生活是无限广阔的，举凡祭祀、宴饮、征战、农耕及婚恋等方面，都有出色的篇章。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诗经》“国风”部分，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将文学的触角深入到社会下层小民生活、情感世界的文学。论接触的广泛，表现的深切，完全可以说在当时举世无出其右者。《诗经》的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个贵族时代。但是，《诗经》在表现贵族生活的同时，也以大量的“国风”篇章歌唱了胼手胝足的小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小民”，不但有周人群体中的下层，也有周人群体统治下的小民。如《卫风·氓》这一篇，所表现的桑蚕之女，从她与“氓”的婚姻看，诗篇女主人公还不是当时的“国人”，亦即是非周人群体成员，而是与“国人”相对的野外之民。诗篇对这位桑蚕之女婚姻生活的不幸，给予了高度的同情。《诗经》关注下层，开创了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乐府”传统。采集民间歌唱、向民间歌唱吸取营养，不是后世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现象吗？
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创生、发祥时期的文学相比，《诗经》是现实的人间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诗经》中如《周颂》，多祭祀的篇章，但是，这些关乎鬼神的篇章，没有鬼神的非人性，相反，这些祭祀的篇章，歌唱的是“德”，具体说是“文王之德”，换言之，歌唱的是人性，而且是最有价值的人性。此外，诗篇歌唱的还有为了祭祀而操练的礼乐，还有迎送助祭客人的礼仪。在《大雅》中，也保存着一些与祭祖相关的诗篇，如《大雅》的《绵》、《皇矣》和《生民》。但是，这些周人心中的神圣，诗篇不是夸赞他们多么神异灵怪，多么超人，多么能杀好斗，而是赞美他们如何率领族人寻找适合农耕的原野，开辟生活的世界。祖先神不是神灵，在诗的歌唱下，一个个复活为创造生活和历史的英雄。歌唱祖先的篇章，其实是祖宗创业的英雄谱。
关注人间，又表现为对劳动的珍视。这也是在《周颂》中就有表现的，例如《载芟》篇，是年终祭祖的颂唱，但是，诗篇却从春耕典礼上“侯主侯伯，侯亚侯旅”即在君主率领下的农耕劳作写起，以此表达对祖先传统的尊重。与此相关，《豳风·七月》更是全面展示了古代色彩缤纷的农事生活，有劳作的艰辛，有收获的喜悦，语带风霜而格调健朗，健旺的生命力充溢其间，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
关注人间，还表现为对和平的珍爱，对战争杀伐的厌弃。《诗经》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冲突的时代。总体而言，《诗经》战争诗篇，或歌之于遣将出征场合，或唱之于班师还朝的庆典。出征的篇章多述离别的辛酸，如《召南·殷其雷》，由《孔子诗论》可知，那是一首赠别的篇章，充满眷恋之情。还表达了将士归来之际无限的感伤情怀，其例如《小雅·采薇》。无论出师，还是还朝，战争题材的诗篇都很少出现大段的血火杀伐的描述。这不是不经意的。《诗经》中的战争诗人对战争现象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出于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与道义，也即是说，人们的走上战场，与其说是去创造杀伐的英雄业绩，毋宁说是不得已起而捍卫自己所热爱的和平生活。《诗经》的战争诗固然歌唱胜利，却不表现杀伐，以及在杀伐中显露个人勇力的英雄行径。古老的战争诗篇，实际映现的是一个珍爱和平的文化民族对战争现象所抱有的人道精神。说到《诗经》的人道精神，又不仅表现为战争，还表现为其他各方面，如对弱者的同情，对邪恶现象的揭陈，孔子的“思无邪”的评价，就在今天看来也无疑是十分确当的。
《诗经》是民族歌唱的第一声，真纯而高亮，其中不乏精美的玲珑之作。如开篇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无意间传达的光景是何等的优美！又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片段，不是追求境界的古典诗歌精神最早的传达吗？又如《秦风·蒹葭》，其艺术境界仙风竹影的营造，不是已经把握古典诗艺秘诀才有的歌吟吗？
读这样的诗篇，常使人想：天才的诗人是不分时代的。我们何以要读《诗经》？不仅是因为《诗经》早，文学地位的辈分高，还因为她的好，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可以启迪人们去想健康质朴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态。
《诗经》是民族的文学经典，曾经启迪了无数的诗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燕燕于飞”以及“麻衣如雪”的比兴，不是后来古典诗歌营造艺术境地的看家本领吗？又如，“杨柳依依”、“逃之夭夭”，又引出了后世多少人的心追手摹、变化翻新？南北朝的钟嵘作《诗品》就说过某某诗人渊于“国风”，某某诗人渊于“小雅”的源流论，如果有谁把那些后世诗人对“杨柳依依”或“桃之夭夭”或其他《诗经》名句的追摹翻新的地方，一样一样找出来，罗列排比，前后对照，不是可以写一部关于《诗经》影响的微观“文学史”或“诗歌史”吗？
在这里，我还想举一个看上去远一点的例子。唐代好“捉对”说诗人，例如“李杜”、“王孟”、“岑高”之类（见李肇《国史补》）。实际上，那些被“捉”了“对”的诗人，其间的差别往往很大。就说“岑高”即岑参和高适吧，两位诚然都是“边塞诗人”，可是，岑参的边塞诗，是随军记者的手笔，不到当时的西域，就写不出“胡天八月即飞雪”、“马毛带雪汗气蒸”的句子。可高适就不然，他完全可以不到燕北榆关之地，坐在家里，也可以写出《燕歌行》，表达他的非攻反战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古老的边塞诗的传统，有许多的艺术手法可以借鉴，有高远的观念和高超的诗才，就可以写像《燕歌行》那样的大作。去不去相关的边地，反而不打紧。说起来呢，这边塞诗悠久深厚的传统，就发端于《诗经》。《小雅》中有一首《小明》，即“我徂西征，至于艽野”的那一篇。诗里出现了“共人”，过去学者解释这两个字，总是把它与其他篇中出现的“恭人”混同了。其实“共人”的“共”，就是《小雅·六月》“共武之服”的“共”，也就是甲骨文中所说的“共人五千征土方”的“共人”，是王朝征调的军士。这个词的弄清，一下子使诗篇的题旨清晰了起来，原来这是一篇最早的边塞诗，诗篇中的“我”是参加行动者，地位要比一般军士高。其赋诗的意图是想提醒那些在朝养尊处优的高官同情“至于艽野”将士们的疾苦。高适的《燕歌行》不也有这样的意思吗？而且，《燕歌行》的“少妇城南欲断魂，征人蓟北空回首”的句子，把女人的思念之苦嵌入篇章，明显是深化了反战主题。然而，这又不是高适的发明，《诗经》的许多篇章中就已经在战事庆功的篇章里加入了女性的歌声了。我想高适写《燕歌行》的时候，未必想到《小雅·小明》，或者一定是想继承《诗经》战争诗而有所出新。但是，有对《诗经》篇章的研读，还是会发现像高适这样的边塞作品中流淌着《诗经》的血液。
为什么还要读《诗经》？高适诗篇的例子，不是耐人寻味吗？
前面还说，《诗经》也是一部文化的圣经。这与《诗经》产生的时代有关。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大致形成的时期。一个民族的形成条件多样，但是共同的语言，相同的理念、崇尚等的形成则是必需的。西周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举例而言，一个民族总得有大家都要读、反复读的经典，影响中华两千年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主要文化经典，《诗经》而外，《易经》、《尚书》以及作为行为规范的礼仪，都形成于这一时期。从这个角度而言，要理解我们自己，深入理解《诗经》就成了必然。一个文化人群，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自己与他人的文化区别，如何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本书的“对话”部分谈了不少。例如《诗经》所蕴含的几大精神和谐线索，《关雎》这首诗背后的文化逻辑问题，等等。在此就不多说了。《诗经》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学上，应该在民族文化根源的发掘了悟上多下功夫。过去的“经学”，是参与了当时的文化生活的建构的。今人也应在符合人类生存的最高追求的目的下，使《诗经》的研究更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中来。当然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了！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诗经》？不是因为别的，一言以蔽之，读文化创始时期的诗篇，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