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务府庄头制度的崩溃

道光十一年（1831）内务府会计司所属的庄头为四百四十余名，较清初所设立的六百四十余名减少三分之一，非但输纳钱粮较少，而且生齿日繁。此因内务府分与皇子之庄头，不补额。该衙门建议以英宅、牛坤入官地共571顷62亩，坐落大兴等二十州县，设立25名庄头，计二等庄头6名，每圈地三十顷有零、三等庄头8名，每圈地二十四顷有零、四等庄头11名，每圈地十八顷有零。原有租银暨以钱易银，共得银10,472.67两。

（一）革退庄头

会计司原设有庄头600名，所征钱粮总数在十一二万两，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会计司所属庄头剩三百余名，每年所征银不过五万余两。据统计，自嘉庆四年起至道光二十五年（1799—1845）止，革退庄头259名。庄头被革退的理由可能有二：第一，庄头本族人生齿日繁。第二，庄头差务增重，因革退庄头应交的差项银两，如猪、谷、豆草杂粮等项，仍在现充庄头名下按额分摊，庄头渐少而摊项加增。

庄头退交征租地四千五百余顷，道光二十六、七年（1846、1847）革退庄头，又退交征租地七百余顷，共地五千二百余顷。内务府认为这些地亩交给地方官收租打八七折，一亩地招民耕种不过七八分银，还不如编放新的庄头承领每亩租银，计一钱有余。会计司预计编放200名庄头，每年可多征钱粮四万余两。该年内务府奏准编放庄头175名，占用地三千七百余顷。但是过没几年，这些新编的庄头又开始欠租、被革退，内务府没办法只好改由州县地方衙门代征地租。

其次，乾隆年间以来，政府不断颁布禁止“增租夺佃”的条例，造成庄头所收地租银两不敷当差。道光六年（1826）九月，菜园头赵维城以承领官地租项轻微，不敷当差，呈请收领自种，原地租每亩交东钱一吊二百文。但各佃九十余户呈称，他们俱系康熙、雍正年间接种，且盖房一百四十余间为业。赵维城于道光五年（1825）增租东钱200文，次年赵维城复欲增租，各佃不允，便以自种名义令众佃户退出地亩。赵维城增租将佃户退租，引来众佃户控诉。但清政府仍重申禁令，咸丰元年（1851）军机大臣大学士等申明夺佃增租例禁：“其新庄头已领一钱以上之地者，租项永远照数征收，与旧庄头数目相等，以免日后庄佃抗租之弊。其一钱以下之地，业已报明户部者，亦即令新庄头照现征数收取。”清政府统治重点在于维持佃户生计，以免增租带来社会治安问题，所以一再颁行禁“增租夺佃”条例。

庄头所收地租银两不敷当差的理由之一是，官庄地租和实际地租价格之间有一段差距。道光十年（1830）九月，卢龙县民人孙立功控告大粮庄头史常泰增租夺佃，而史常泰却说要收地自种。事因大粮庄头史常泰承领2,880亩地，孙立功自祖辈佃种48亩，每年每亩交租东钱1,500文。道光十年史常泰不收孙立功的租钱，史常泰嫌孙立功的地租少，向他们增租不允，要想撤地另佃。因为他们租种的地亩，每亩租钱约值东钱4,000文。另一佃户郝祥供称，租种史常泰的旗地每亩租钱3,500文。由此可知，史常泰向孙立功等撤地名为收地自种，其实为增租转佃。如果史常泰每亩增东钱2吊（合大钱333文），则承领2,880亩地每年即增租东钱5,700余吊，合大钱960,000文。据卢龙县讯明，孙立功并无欠租，史常泰毋得违例增租夺佃。

（二）官征官解

清廷对革退庄头的官庄改由州县官收租，称为“官征官解”。州县征解的革退庄头后的官庄称为“庄头地”，属于八项旗租的两项。譬如革退庄头王庆儿退出旗地5顷、场院房基地6亩、土房36间。静海县令将地亩五顷每亩征租银7分、场院每亩征租银3钱、土房每间征租银1钱，共征租银40.6两，交地方官征租解交司库。乾隆五十五年（1790）查抄承安家产，承安坐落直隶三十一州县的入官房地，系内务府“令各州县径解内务府会计司。”每年应征解银21,616两。但是内务府会计司发现，州县官员“因无关考成，并不实力催征”，也就是说州县官的考成项目不包括内务府入官房地租银，官员也不认真办理，收租的成效亦不如田赋。据咸丰七年（1857）内务府派出委员，分往大兴等四十州县牌取租银，各州县兑交租银者不及十分之一，内务府认为此系地方官有意延宕。

至咸丰十年（1860），内务府清查直隶四十九州县庄头欠租数量高达二十万四百余两。内务府还是按照旧办法，查抄欠租庄头的家产。事实上，内务府查抄庄头家产时，发现这些庄头也都非常贫困。据庄头康大谋等供称，实系佃户欠租，以及官庄被水冲沙压之故。该年内务府查抄庄头高堉一家，据称：“伊等所种地八十四亩，系清苑县旗人苑中美园地，所住房屋系在园地之内，单开家具系使用苑中美的”。苑中美在咸丰四年（1854）典到许洛玉的旗地86亩，他将地连麦苗、菜蔬及一切家具房屋等项租与高堉承种，每亩租京钱3,050文，共租京钱262,300文。内务府委员又传讯许洛玉呈验该地原典契，证明该园房家具等并非高堉父子等自置产业，应还给原典主苑中美认领。香河县新编庄头薄大用因拖欠钱粮，内务府牌饬香河县令将伊之家产查抄变价备抵。据香河县称，该庄头一家一门同居，均已先行逃避，难以拿到。

从以下几个州县代征革退庄头的租银数量来看，州县地方所征收的地租数额不多，佃户历年欠租数量仍高居数千两银。光绪元年的《银库进款档》载，会计司钱粮收锦州地亩租银26,787.55两、承安名下庄头996.61两、库平银50,074.58两。钱粮衙门庄头收库平银40,477.59两、都虞司收牲丁银5,007.47两、蜂蜜折价银2,874.39两、掌仪司收库银6,581.3两，以上共银132,886.5两。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由574,800亩增为3,730,900亩，大约增加6倍。光绪朝的地租收入则相当于乾隆年间的收入。尤其承安名下土地四十万亩只交996.61两，呈现内务府官庄经营上的巨大问题。

天津府青县县令申覆代征租银不多的理由是，庄头被革后逃匿，经地方官查缉未获，以致地亩荒芜；各佃户因庄头被革，亦皆不敢承种。

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坚持州县官必须遵照谕旨征银两：“已革庄头收去租银，均按库平、库色当堂固封黏贴印花出具印结，兑交委员持回归款。”同治四年（1865）蓟州代征革退庄头杨大龄、杨文范名下本年应征租银351.8两；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1850—1864）银3,086.34两。该年征起1865年银111.32两、1864年12.72两、1863年8.38两、1860年0.26两、1857年0.56两、1854年0.96两、1850年12.26两，共征银146.46两，实征银两占欠租的4.26%。蓟州地方官申覆文曰：“据佃户文生杨大来等以地薄租重，众佃出口负贩谋食，或因贫外出佣工未回，呈请缓增。”同治九年（1870）蓟州代征革退庄头杨大龄、杨文范名下本年应征租银351.8两；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八年（1850—1869）银4,223.7两，该年征起银80两。蓟州代征另一革退庄头薄岫租银，同治四年（1865）应征租银原为13.77两，又咸丰六年至同治三年（1856—1864）欠银82.62两。据蓟州申覆：“前项地亩系属洼下瘠薄之区，按照邻地官民租则比拟，每年额征租银四两五钱九分。”庄头薄岫租银，同治九年应征租银原为13.77两，又咸丰六年至同治八年（1856—1869）欠银128.52两，该年实征租银4.59两。光绪八年（1882）通州申报代征薄岫租银4.32两。

天津府沧州比照邻地核计议定每亩折银3.17分，令地佃按照成熟地亩纳租。因连年灾欠，光绪八年（1882）秋禾复又被水歉收，民力拮据，难以清完所有征起。本年地租银两照数固封黏贴印花出具印结，兑交委员延寿持回。

清朝后期内务府官庄低租收入减少和当时的环境变迁有很大关系。同治七年，延庆州清查革退庄头周瑾之地簿、花名册，其租地435亩每年额征租银66.56两。各佃户佥称此项差地系属河套沙薄下地，经官府逐一查勘属实，议照邻地租则每亩交租银6分，共交银26.1两。但内务府官员批饬照原额租银66.56两征收。据佃户屈登元等供称，众佃户种地一百多年，这地紧靠山坡，又是河套沙薄下地，每年山水横冲，收成歉薄，如遇旱涝，并有连籽粒收不起时候。佃户历年交租实是苦累极的了，因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也无可申诉。

地方官也有他自己的立场，因为革退庄头的官庄若按照钱文起租，则约略符合当地的地租；若按照银两起租则增租一倍以上，以致于佃户退佃，更难收租。据满城县令申文说，该县查出革退庄头邵立言地亩共807.45亩，共租京钱242,530文。内务府委员认为所征系属钱文，不肯承收。该县令以为因地瘠民贫，若将钱租改成银租，则租钱加于倍蓰，恳请照钱租完纳。

（三）天然灾害的影响

清代直隶地区水患严重，几乎每年发生洪涝灾害，根据《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记载，自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1736—1911）的175年间，永定河流域的宛平、武清、沧州等地发生洪涝达一百多次。大清河、滹沱河、子牙河等流域的州县亦洪涝频仍。位于直隶三十一州县的官庄，受到水患影响颇巨。直隶地区的永清县、东安县、武清县、霸州等被圈八至九成，这些地方为永定河流经之地。乾隆六年（1741）永定河泛滥，淹没固安、良乡、涿州、新城、雄县、霸州境内村庄地亩。大陆学者尹钧科、吴文涛认为，明清时期永定河下游易于漫溢成灾，是因上游森林滥垦滥伐，造成泥沙淤积之故。

康雍乾盛世对水利的问题较为重视，其中以永定河的整治最为显著。李辅斌讨论清前期对直隶河道的治理，由国家财政支出治理大型的水利建设工程。清后期国家财政恶化，直隶的水利建设由地方筹措资金，规模小，且各州县自行其事，徒劳无功。官庄受水患的影响，按被灾地亩数目，分成豁免。譬如道光二年（1822）内务府大臣英和奏称，该年应征银92,370.87两，庄头孙祥桂等146名，地亩被灾豁免杂粮等折银8,918.71两，官庄被灾之豁免银两占收入的9%。

咸丰九年（1859），内务府委员到蓟州面交清单，要求耕种革退庄头侯鹏年之佃户每年交银30两。据佃户张富文等呈称，他承领269.4亩地，此地有一半靠近山坡，俱系零星散段，每逢夏秋大雨山水下注，即有沙石积压；又一半坐落青甸极洼之区，一遇夏雨积多，禾稼即被淹没。近年来往往收获不敷工本，是以前旧庄头因租不敌差使行被革。佃户所交蓟州官府为蓟钱144,140文，实与附近邻地地租相当，若按照内务府官定折银三十余两，则须提高一倍以上地租为288,280文。这些佃户认为内务府收取银两，实属“增租”，他们力有未逮，情愿退佃。其他州县的佃户亦反映他们终年辛苦，除去牛粒籽种，租项下所获之粮不但不能养生，实属不敷租项。因此蓟州地方官之申文仍表示只收钱文，不愿折收银两。

同治十二年（1873），滦州境内有内务府大粮庄头孙连波等25名，并钱粮庄头蔡凤三等13名联名呈称：“身等承领差地，坐落州属张家庙等处，多半毗连各河，今春久旱不雨，麦禾减收，至闰六月山水大发，灌入清河、滦河、陡河、沂河各河水溢，身等差地均被冲淹。有颗粒无收之处，亦有棉花、谷豆俱经泡朽，而高粱稗禾稍有收成者，然终不敷工本籽粒。”

光绪七年（1881），直隶各属歉收村庄分别蠲缓粮租，直隶定兴等州县因夏间缺雨，秋霖过多，致有水旱及被雹被虫之处。着收成灾五六分村庄，应征本年钱粮照例蠲免十分之一；成灾七分村庄，应征本年钱粮照例蠲免十分之二，各项旗租蠲免十分之一；成灾十分村庄，应征该年钱粮照例蠲免十分之七，各项旗租蠲免十分之五。

光绪十八年（1892），庄头许焕章等交六成地租，此项地租银钱委因春旱麦收欠薄，民力拮据，除麦季征解过庄头许焕章租银100.76两，京钱5,181文、赵玉名下银6.34两，各乡猝遇水患，前项租地坐落村庄间有被水成灾、民情困苦。续征庄头许焕章租银61.14两，京钱2,850两、赵玉名下银7.1两。光绪二十五年（1899）霸州、静海县被灾，霸州淀地953亩，征租银28两，减免十成之五银14两，剩银14两；静海县地4936亩，征租银74两，减免十成之四银29两，剩银44两；又洋芬港独流村淀地30,622亩，征租银459两，减免十成之三银137两，剩银321两。

（四）银钱比价

清代银钱比价问题已有许多学者注意，这问题对地租的影响颇深。徐泓教授讨论盐价和银钱比价的关系，提到雍正至乾隆初年银钱比价约为一两银比800文钱至900文钱，但至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银钱比价即超过1,000，甚至涨到一两白银比制钱1,300文至1,450文。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的趋势达一两银子比一千五六百文，甚至高达两千文以上，对盐商来说，因银钱比价上的亏损极大。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更详细列出1644—1911的银钱比价。1786年以前1两银换铜钱不足1,000文；1786年银1两等于1,000文；1845年1两超过2,000文。然而，银钱比价的变化使庄头收钱文租，转交内务府为银两，庄头在银钱折算上损失财力。

在北京附近还有所谓的京钱，乾隆年间约为一两银合京钱二千文，2文京钱等于1文制钱。例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蓟州申报庄头黄廷槐退出地亩，应征三十年份租银25.319两，每钱二千文合银一两。庄头张四德佃户名下共追出租钱129,284文，折大制钱64,642文。佃户郝文亮供称：“每亩议征租清钱三百文，共地租清钱十二千九百文，以清钱二千合银一两，共合银六两四钱五分。”

林满红认为，随着市场与官方银钱比价的差距扩大，政府地位就越来越低落。市场银钱比价造成庄头的亏损。道光四年（1824）清苑县呈报革退庄头屈谋退出入官差地二顷七十亩，每亩原租京钱266文，如遇折给银两均按市价核算。因市集银价较前更昂贵，以2,450文合银一两。如此原租京钱77,412文折银31.57两，直隶总督议请按照是价格银酌减为27.49两。户部议直隶总督酌减银两，此与定例所载：每制钱1,000文合银1两不合，应征租银33.67两。道光二十八年（1848）庄头徐恒呈报，他“承领官地为二百五十五日，每年共收租钱三千一百吊，除了缴纳国课钱二百五十余吊，剩下二千八百五十余吊，每年应交差银二百五十两。当时每两值钱十三吊五百文，徐恒自己买银二百五十两花费市钱三千余吊，核计一年亏短三四百吊。”原本在道光二十五、六、七年（1845、1846、1847）应收租钱9,300吊，除国课钱800吊，又被徐宽、徐成搂使钱1,500吊、又扣除以前垫交买银钱一千余吊、各民佃拖欠钱一千五百余吊，还有徐恒养家钱一千余吊，拖欠三年的差银总共才得3,500吊，折合银两只够缴纳一年差银而已。

又，庄头向佃户收取地租时，收取各种“小数钱”即县级铸造的小钱，庄头由小钱折合制钱、京钱或者银两，在不同比价中赚取差价和银两火耗。这些都起因于清代法令禁止“增租夺佃”后，庄头巧立名目的增租，佃户必须应付庄头各种需索，但也因此取得永佃权。由此可知，从官庄地租的演变亦可观察到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道光十六年（1836）查丈蓟州6名革退庄头梁楟、康士伯、屈七儿、刘三格、刘松亮、王花子之地亩，共计8,547.82亩、场基地5块、草土房空基共322.5间，每亩原交租钱有数十文至百余十文，原交制钱932,653文，每制钱一千易银一两，共计932.65两。照依原租按例酌减一成三分银121.24两，实应议征租银811.41两。

若是佃户交京钱、东钱等，亦先折成制钱，再以每制钱一千易银一两。如道光二十年（1840），易州革退四等庄头金万选承领地为1,806.5亩，易州地方官传该庄头携带租册赴县对明，清查地亩后议租，原来佃户租种每亩地租为京钱500文，共租京钱903,250文，合制钱451,625文。每制钱一千易银一两，合银451.625两，照例酌减一成三分，共征租银392.914两。又道光二十二年（1842），蓟州革退庄头张玥地1446.5亩、房18间，实际清丈后多出66.37亩，实地1512.87亩，佃户共交租东钱806,110文，合制钱134,352文，每制钱一千易银一两，合银135.352两，照例酌减一成三分，共征116.87两。由此可知，在道光二十年左右1,000文制钱合京钱2,000文，合东钱6,000文。

咸丰年间，直隶省各州县中有庄头被革退者改由官征官解，即由州县代征地租，此时出现各地方小数钱。如万全县官向内务府呈报，庄头宋元弼因拖欠钱粮革退，退出地一顷二十六亩六分，庄头张奇文退出地一顷七十九亩五分，每亩原交宣钱不等，每年交租宣钱428,200文，每宣钱一吊合大制钱333文，共合大制钱142,733文，依照市价每制钱2,150文合银一两，共合银66.387两。但内务府原定入官地亩原租制钱一千文易银一两，若要求万全县官按市价收租，虽然条例上规定州县征租酌减一成三分，但实际上是增加地租。咸丰四年（1854）庄头徐恒供称，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承领官地255日（折合1,530亩），一年共应收租钱3,100吊，除纳国课钱二百五十余吊，下剩钱二千八百五十余吊，每年应交差银250两。近年来银价昂贵，每两值钱十六七吊不等，250两须用市钱四千余吊，核计所得租钱每年就亏短钱一千余吊。道光二十八、九年（1848、1849），并咸丰元、二、三年（1851、1852、1853）五年租钱不敷买银银两数目，以致短欠银六百余两。

因为银价昂贵，导致佃户无法交租，因此有地方官要求改征租钱。例如房山县官奏园头王文安名下退出差地十一顷九十九亩，原来的佃户每亩交租京钱600文，照内务府园头交租每亩纳租一钱八九、分。咸丰年间银价昂贵，较从前增五分之二，又民间购银不易，恐怕佃户观望不前。故请内务府同意每亩交京钱600文征收，或酌减银数。

有些庄头向佃户征银之后，又加上火耗，引起佃户抗租、退租的事件。在咸丰四年（1854），庄头鄂云舒控告宝坻县佃户陈文相等二十余户，不按规定加三火耗案。据佃户呈称，原租种和珅地亩每亩交租东钱700文，嘉庆年间和珅入官地改征银，每亩议征租银一钱七分，当时一两银折合东钱五吊。至咸丰年间每两东钱十七八九吊不等。佃户认为他们租种的土地丰收之年，每亩收粮四五斗，仅足交租，但在十年七歉的年代，收粮不够交租。庄头承领地亩，非但灾歉之年不报请豁免，又要先付地租后种地，况且每两银加银三钱。他们情愿退租。

为了解决民间银价昂贵导致佃户退租的情况，咸丰七年上谕新定章程：“按照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大钱三成搭征。”但是直隶省的武清县、玉田县、大兴县代征内务府官庄地租时，户部却拒收，随即札行顺天府：“立即通饬所属州县，嗣后征收旗租银两，务令按银七票三搭解。”

咸丰七年（1857）按照钱行开报时价，蓟州银钱比价为每蓟钱9,300文换松江银一两。由于庄头向佃户收钱文，内务府则要求庄头纳银两，有些庄头欠差被革退是因收租之数不敌差银。以咸丰七年蓟州收取革退庄头地租为例，革退庄头李保太退圈地70亩，每年额交差银10.9两，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拖欠起至咸丰六年（1856），共应征租银87.2两。又革退庄头侯柏年退圈地392.47亩，每年额交差银51.37两，自咸丰三年（1853）拖欠起至咸丰六年，共应征租银205.5两。又革退庄头侯金麟退圈地823.33亩，每年额交差银92.21两，自咸丰三年拖欠起至咸丰六年，共应征租银368.85两。该年内务府牌委笔帖式德贵前往蓟州牌取银两661.53两，德贵只取到75.55两，加足六分库平银4.82两，共蓟平银80.37两。随后又起征李保太名下咸丰七年份租蓟钱28,360文。又征侯柏年名下咸丰四年（1854）份租蓟钱51,650文、五年（1855）份租蓟钱142,600文、六年份租蓟钱148,180文、七年份租蓟钱1,080文。又征侯金麟名下五年份租蓟钱245,860文、六年份租蓟钱78,950文、七年份租蓟钱379,920文，共征1,076,600文。按照钱行开报时价，蓟州银钱比价为每蓟钱9,300文换松江银一两。共易租正银109.21两，又加六分库平银6.55两，共蓟平银115.76两。

任邱县虽然坚持收取银两，可是征收额数却非常低。举例来说，光绪三年（1877）代征革退庄头高焕章名下应征京钱905,850文，并历年拖欠京钱36,362,181文。该年仅征得京钱60,798文。按任邱县当时银价每两合钱4,150文，共收库平银14.65两。同年，代征另一处革退庄头吴丕康退出地租银，应征77.91两，以及历年所拖欠租银2,329.35两，但实际征到的地租只有7.6两。代征革退庄头高发祥退出地租银，当年应征76.18两，以及历年所拖欠租银422.23两，但实际征到的地租只有0.8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