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哪部作品能像《诗》那样包蕴如此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具备如此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早在孔子时代，《诗》就已广为传唱，成为学校教育、公私宴集，甚至外交场合的必备内容。《论语》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论述正准确揭示了《诗》在那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诗》的特质作了细致精当的归纳和分析。毋庸置疑，在先秦两汉时代，《诗》的地位是崇高的。而以毛诗和郑笺为代表的两汉诗学，更将原本属于文艺作品的《诗》演绎为一部体现统治者政治意图的儒家经典，《诗》的文学性特点受到了空前削弱。伴随着文学的自觉，魏晋人开始关注《诗》的艺术特性，其中最典型的是《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对《诗》的批评，广泛涉及了《诗》的作者及编次、内容特点、艺术、文体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等方面。此外，《文心雕龙》还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录等形式论《诗》，相对于显性的总结概括和分析评判，这些材料多数是隐性的，因而也是难以做出精确统计的。

刘勰认为，《诗》及“六经”是文学的不尽府库，“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文能宗经，才能矫正末流，归于正道；后世作文者，无论是“建言”还是“修辞”，都应当参定古法，师圣而行。《诗》乃六经之首，刘勰对它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宗经》）《诗》以言志，它运用了比兴手法，文辞华美，比喻奇谲，风格温润，最能确切地传达思想，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质和鲜活的生命力。刘勰因此将之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的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文心雕龙》对《诗》的特点作了非常精当的分析和论述。现撮其要者，论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