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哲学中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
哲学中的对立面,就其认识论的根源和阶级的根源说,都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这在上文已解释清楚。这是对立面的对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它们之间的统一或同一。
毛主席指出,同一性有两种意义。“一切对立的成份……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三一六至三一七页)
这个普遍的原则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可是,一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一性的时候,很有些人就感觉到困难了。他们觉得,这两种“主义”是对抗的,怎么会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而且互相转化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回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观和形而上学观,是相反的;但是它们相反,正是由于它们所要回答的是一个问题;前者是关于物质和思维的问题,后者是关于运动和静止的问题。它们的回答相反,所以它们就斗争。但因所答是同一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就有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等的同一性。就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说,这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可是这样说还不解决问题。有很多人对于互相联结等的具体内容的了解,还感觉有困难。
他们的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在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离开哲学史中的具体的哲学体系,而只想到抽象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实这种抽象的“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哲学史中具体的哲学家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如果从这些具体的体系出发,就很容易地看出来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当然,所谓从具体的体系出发,也不是说,只注意于这些体系的偶然性。我们所注意的还是这些体系的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本质。这里所说的,只是说,不能离开哲学史中的具体的体系而凭空地谈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一般只存在于特殊之中。
困难的另一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只有唯心主义中的正确部分,才可以与唯物主义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但是唯心主义中不会有,或不一定有,正确部分。只有唯物主义中的错误部分,才可以与唯心主义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但是唯物主义中不一定有错误部分。对于“贯通”和“渗透”的这样的了解,也是片面的。
就哲学史中具体的体系说,例如儒家和墨家是互相批评的。墨家对于儒家的批评,构成墨家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儒家对于墨家的批评,也构成儒家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两家之中,正是“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这一对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和互相依赖。如果说,离开儒家,墨家还可以有它的唯物主义体系,离开墨家,儒家还可以有它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那就不是中国哲学史中的墨家和儒家。这样地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还是抽象地谈,不是对于具体的体系作具体的分析。抽象地谈永远不能了解二者之间的同一。
如果一方为对方所批评的那一部分思想确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思想也就是对方的借以发展它的正确思想的资料。因为有这一批评,正确思想就更明确、深入。这就是说,毒草转化成为肥料。这也可见,统一和斗争是分不开的。离开统一而言斗争,那就是抽象的斗争,离开斗争而言统一,那也是抽象的统一。
更困难了解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互相转化了。照上面所引的,毛主席所说的是两种转化。“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这是说性质的转化。“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是说地位的转化。这两种转化也不是截然分割的。性质的转化,也包涵有地位的转化;地位的转化,也包涵有性质的转化。正如一切事物的质变也包涵着量变;量变也包涵着质变。
可是这个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怎样应用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转化呢?特别是性质的转化,更觉难于了解。有人认为,如果承认有性质的转化,这就很难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恐怕会流为相对主义的诡辩。
为要免除这样的误解,列宁有一段话,可以引为说明。
尤尼乌斯曾经论证,在帝国主义时代,“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列宁批判这种论点说:“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三〇二至三〇三页,重点是原有的)
从列宁的这段话中,可以得到两点教导。第一,辩证法中的“转化”,其内容是极丰富的。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化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个例子中,“产生”也是“转化”的内容。并不需要拿破仑自己也为民族解放而战,才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
有人不承认唯心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唯物主义,但承认有些唯心主义体系曾经“刺激”或“诱发”唯物主义,使之有进一步的发展。其实,在这些例子中,这就是“转化”的内容。这就是转化,可是转化并不限于此。
从列宁这段话可以得到的另外的教导是:辩证法跟相对主义和诡辩在本质上是相对的,虽然在表面上有一点相似。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对立面只有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才可以互相转化;相对主义和诡辩则离开具体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谈矛盾对立面的转化。这样地谈,就好像对立面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而且似乎也可以说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既然可以互相转化,照相对主义者和诡辩论者看起来,二者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也可以说,帝国主义战争就是民族战争,民族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教导我们,跟相对主义和诡辩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以上所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转化的情况还比较容易了解,比较更难了解的是转化的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体系,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以向着它的对方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于这种转化举了不少的例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在黑格尔,思维过程——他在‘观念’的名称下,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界的创造主;现实只是它的外部现象。反过来,在我,观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质。……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综合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的运动形态的,还要算他最早。在他手上,辩证法是倒立着。必须顺过来,我们方才能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核。”(《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十七至十八页)
恩格斯说:“然而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久时期,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只是纯粹思维的力量。恰恰相反,实际上,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日益迅速的和日益猛烈的强大发展。这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是一望而知的,而且唯心主义者的诸体系也渐渐充实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谋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就是这个体系,不论就方法或就内容来说,都不过是按照唯心主义倒置起来的唯物主义罢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三六九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是一回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正是因为他的哲学体系是倒立着的。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顺过来”,也包含着把他的哲学体系“顺过来”。
马克思、恩格斯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完成(中译本原译为“结束”;这是不恰当的。原文为“vollendete”,与下文“完成了对基督教的批判”的“完成”是一个字。看《神圣家族》德文本Dietz verlag 1953年柏林版二七二页。——引者)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一七七页)马克思、恩格斯又说:“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同上,二四五页)费尔巴哈的工作也就是把黑格尔“顺过来”。当然,所谓“顺过来”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批判、改造的过程。批判、改造是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转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完成了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这就明确地说明了转化的过程。黑格尔的哲学,由其自身的发展而转化为它的对立面。
恩格斯又说:“哲学是由黑格尔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乃是集以往的哲学全部发展之大成;另方面,因为他本人——虽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体系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认识世界的途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三六二页]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理智的活动,不是主观的理智,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列宁在这里加了批语说:“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
列宁在这里又说:“在这里,黑格尔正是从认识论上驳斥康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一段,他写道:反对康德的主要之点,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所能指出的,都已由黑格尔指出了),——他揭露了康德的二重性、不彻底性,揭露了康德的那种可说是在经验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并且黑格尔完全是而且纯粹是从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这种论证的。”(《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七九至一八〇页)
黑格尔完全是而且纯粹是从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从认识论上驳斥了康德”,可是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到了“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这是什么道理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没有更详细地说明。但是,他在别的地方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时候,列宁说:“但是,若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看作成熟的和一成不变的体系,也未必正确。从1899年到1908年这九年中,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中的浪游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即半自觉的、本能地忠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这本书就带有这个阶段的鲜明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末流行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的阶段,也就是在某些地方踬顿在唯心主义上的混乱的不可知论的阶段。波格丹诺夫从奥斯特瓦尔德(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封面题辞是:“献给马赫”)那里转向了马赫,也就是说他采用了像马赫的全部哲学一样不彻底的、糊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第四个阶段是:企图清除马赫主义的若干矛盾,创立一种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普遍代换说’表明波格丹诺夫从他的出发点起差不多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比起先前的几个阶段,波格丹诺夫哲学的这个阶段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还是更近呢?如果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当然是更远了。如果他继续顺着他九年来走的那条曲线前进,那末就更近了。现在他只需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需要普遍抛弃他的普遍代换说,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因为,就像(Si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用小比大的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费希特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一样,这个普遍代换说把摇摆不定的唯心主义的一切过失和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以前费尔巴哈只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要普遍抛弃,完全根除绝对观念这个黑格尔的‘代换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剪掉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也就是说,他把自然界当作基础,而没有任何的‘代换’。”(《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二四二至二四三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黑格尔对于康德的驳斥,也有这种情况。如果黑格尔停留在一个地方,他就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如果他坚持对于康德的驳斥的精神和论证,把它推到逻辑的结论,他就更近了。
事实上黑格尔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因此,他是距辩证唯物主义更远。但是更远之中也有更近的可能,费尔巴哈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
总起来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中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关键。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处在转化的“前夜”。其所以能够如此,大概由于下面所说的几种原因。一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已经包含了不少的唯物主义内容。另一种是像列宁所说的,黑格尔把过去的唯心主义的矛盾和弱点都集中起来,“编成一条辫子”,可以说是集唯心主义之大成。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集以往的哲学全部发展之大成”。这就使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能够把唯心主义的体系一举而扫除之。另一种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列宁说:“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〇八页)还有一种是,他的体系跟他的辩证法思想本来有矛盾。他的辩证法思想,“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径”,同时也为他的体系的转化准备了自身的条件。
黑格尔哲学这两个方面,都给后来唯物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整个哲学史的发展说,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内部发展,使其自己向其对立面转化,好像资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他自己的掘墓人。
资产阶级跟以前的剥削阶级有一点不同。一方面它揭去了过去剥削阶级用以掩盖他们剥削的宗法的、宗教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了剥削阶级的本质;这就把剥削阶级的弱点集中地表现出来。另外又一方面,它又把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少数资本家的统治,就可以把已经集中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转化为全民所有。
有人认为费尔巴哈只是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所谓转化只是这些因素的继续发展,并不是黑格尔的整个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转化。可是,列宁所说的是客观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他不是说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某些唯物主义因素的转化。如果所谓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仅只是一个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继续发展,那就仅只是量的增加不是质的变化;这就不是转化。持这一种见解的人,实际上是否认转化。
我们承认,一个哲学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因素,我们也承认这些因素可以继续发展。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在一个体系中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不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焊接起来的,更不是由不同因素堆积起来的。一个因素的量的增减,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引起整个体系的质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向对立面转化,只有就整个体系说,才有意义。
这并不是说,有了这样的转化,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本身就不是客观唯心主义了。它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譬如我们说坏事变成好事,只是说,它引起了跟它相反的结果。后果虽然是好的,原来的坏事还照旧是坏事。对立面的转化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可以改变的是现在和方生的事情,并不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
这也不是说,转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主观的努力。转化需要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主观的努力是哲学家对于以前的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客观条件主要的是阶级利益的要求和当时社会发展为这种转化所准备的客观的条件。上文说过,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可能,是因为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日益迅速和日益猛烈的强大发展”。这就是当时的有利的条件。没有有利的具体条件,就不会有转化,也不会有转化的可能。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经过费尔巴哈转化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批判和改造的结果。所谓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顺过来”,也就是说,把黑格尔的整个体系“顺过来”。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不是真像一个头脚倒置的人,只要别人用手一扶,就可以把他“顺过来”。要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顺过来”,就要像列宁所说的“普遍抛弃,完全根除绝对观念这个黑格尔的‘代换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这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事情。对立面的转化是斗争的结果。没有斗争就没有转化。
毛主席在论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的时候,也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导。毛主席说:“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八三二至八三三页)
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运动本来是以反对八股和教条为目的的,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的革命的效果。但是,在后来事情的发展中,它本身也成为八股和教条,这就是说,它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当然,洋八股和洋教条并不就是封建主义的旧八股和旧教条。这其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说明,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它的发展,虽然近似于一串圆圈,但实际上是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在其中有反复也有进步。反复和进步是融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其中有两条直线,一个是反复,一个是进步。所以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并不是循环。承认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并不等于承认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
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就是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是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它的消极因素就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这两种因素不是平排互不相干的。五四运动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所用的方法,就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所以就认为封建社会中的东西一切都是坏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这种方法,就必然使五四运动时候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东西转化成为死硬的、后退的、阻碍革命的东西了。后来一部分走了正确道路的人,虽然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但是也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对它加以改造。改造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就是跟形式主义正相反的,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走向错误道路的人,或者把五四运动中的形式主义更向右发展,完全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或者把形式主义向“左”发展,这就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论断,实际上就是教导我们怎样了解对立面的矛盾和统一,怎样运用辩证法的方法处理哲学史中的问题。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四一一页)用辩证法的方法所写出的哲学史,也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这样才合乎或者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合乎或者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的科学性。它的科学性和它的党性是一致的。只有这样的哲学史才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只有这样的哲学史才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最好的战斗武器。这样的哲学史正是资产阶级所畏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