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奴隶身份的解放
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斗争。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夺取土地和劳动力的激烈的斗争。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势力，大大加深了他们对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在公元前543年，齐国的晏婴说：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国君，剥削劳动人民，已到了“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民食其一”的骇人的程度，以至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劳动人民的反抗，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晋国的叔向也描写晋国的国君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以至于“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统治的剥削阶级与被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当时有谚语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国语·周语中》）这是一个很确切的比喻。
随着奴隶主贵族剥削压迫的日益加深，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也日益加强。仅就当时鲁国的官方历史《春秋》所记载，我们就可以举出不少的事例。
前656年（鲁僖公四年）《春秋》记载“蔡溃”。《公羊传》说：“溃者何，下叛上也。”前624年（鲁文公三年）《春秋》记载“沈溃。”《左传》说：“凡民逃其上曰溃。”前641年（鲁僖公十九年）《春秋》记载：“梁亡。”《左传》说，“梁伯好土功”，“民罢而弗堪”，“民惧而溃”。《公羊传》说，梁是“鱼烂而亡”。这些例子都说明奴隶和劳动人民在不能忍受统治的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的时候，就用“溃散”的办法，消极抵抗。大批奴隶的溃散，正是奴隶制瓦解的表现。
前550年，陈国的贵族庆氏强迫奴隶和农民替他修城。因为他杀了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把庆寅、庆虎也都杀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484年陈国的贵族辕颇加重对于人民的剥削，为陈国国君的女儿作嫁妆，自己也中饱了一部分。人民把他赶出国外，“国人逐之”。（《左传》哀公十一年）这些例子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与前5世纪的时代，奴隶和劳动人民对于统治的贵族，已实行暴动，反抗他们的统治，拒绝他们的剥削。
人民力量强大，在贵族之间的矛盾中，也表现出来。
前563年郑国的贵族因争土地而互相火并。一派贵族聚“群不逞之人”进攻当时执政的贵族。执政的贵族有一家集兵抵抗，但是“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其另一家则得到“国人”之助，因而打败进攻的贵族。（《左传》襄公十年）这个例子说明，人民的力量，在贵族之间的斗争中，有举足轻重之势。
此所谓“不逞之人”大概是指逃亡的奴隶和摆脱奴隶身份的流氓无产者，所谓“国人”是指城市中的人，其中一部分是摆脱奴隶身份的工商业者。前502年卫大夫王孙贾说：“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左传》定公八年）
奴隶和劳动人民对于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与压迫，也可以用“逃亡”的方式，表示抵抗。从旧奴隶主贵族统治下逃亡出来的奴隶，多半投靠于新兴的统治势力，或依附于新的土地占有者。新兴的统治势力或土地占有者也采取减轻剥削的措施，或新的剥削方式，尽力争取劳动人民拥护自己的统治。上所说的晏婴说：齐国的国君对于人民是残暴的，齐国的另一新兴贵族陈氏施行了些新的措施，在他的统治范围内，减轻了剥削。结果“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
《左传》记载晋赵鞅的誓师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哀公二年）这说明在战争中立了军功的奴隶，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成了半自由人。到了战国时代，秦国采取了商鞅的措施，其中规定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鞅列传》）这也说明立了军功和努力于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改变自己身份，成为自由的人。这样，劳动者的身份也就逐渐起了变化，一部分奴隶变成了半自由的和自由农民——农奴和佃农。奴隶身份的解放和社会主要生产者——农业劳动者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向封建制的过渡。
奴隶和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更直接的办法是组织大规模的暴动。《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年）记载“郑国多盗，取（疑系聚字）人于萑苻之泽”，郑国的统治者动员了很多的兵才镇压下去。先秦的书中，常说到两个有名的人民起义的领袖，一个是跖，当时的剥削阶级诬蔑他为“盗跖”。一个是庄峤。《庄子》书中说：“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盗跖》）《吕氏春秋》说：盗跖临死，叫人于葬他的时候，在他手里放一个“金椎”；他说：“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当务》）“六王五伯”是当时统治阶级所尊崇的“圣人”。盗跖的话，表示他的反抗的意志。《荀子》书中说：“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不苟篇》）又说：“庄峤起，楚分而为三四。”（《议兵篇》）《韩非子》书中说：“庄峤为盗于（楚）境内而吏不能禁。”（《喻老》）《吕氏春秋》说：庄峤打过楚国的京城。（《暴郢》）这都可见当时人民暴动的规模是很大的；奴隶和劳动人民的暴动，强有力地打击了奴隶制统治的基础，为封建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在奴隶和劳动人民积极的与消极的反抗下，贵族们都恐慌起来。晏婴和叔向，都认识到他们的“公室”已处于灭亡的前夕，即所谓“季世”。（《左传》昭公三年）这些言论都是奴隶制瓦解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