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的文化的整理和发展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孔子所谓“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叙述，而是对于在他以前的东西加以理解和解释。可是这种理解和解释实际上就成为这些东西的比较新的内容。这不是“述而不作”；这是“以述为作”。孔子的这种“作”，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奴隶社会中的一大部分文化、制度，适合于封建社会的使用。在孔子这样“作”的过程中，对奴隶社会的东西就有批判，有继承。

上文说到，孔子认为，任何时代，对于以前的东西，总都要有“因革”、“损益”。在他的“作”中，孔子对于以前存的东西，是“因”多而“革”少，继承远多于批判。并且，继承和批判都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的文化、制度的批判和继承都是从封建剥削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孔子的这样“作”使中国文化有进一步的丰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孔子的这样“作”，集中在他对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理解中。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国史。掌国史的史官，对于各项事情的记载，有传统规定的程式；这就是所谓“书法”。照这种程式，一个君虽然没落，但总还是君；一个臣虽然强大，但总还是臣。孔子从这些“书法”中归纳出来“正名”的原则，在后来封建社会中，这样原则的发展，使《春秋》具有宪法的意义。

在春秋时期，在各国的外交场合中，贵族们都以背诵《诗经》作为外交辞令。贵族们“学诗”的主要目的在于办外交。“诵诗三百”，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语·子路》）。子夏因《诗》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悟及“礼后乎”，孔子许为“可与言诗”（《论语·八佾》）。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可见孔子讲《诗》，注重于其中的道德的意义和一般的知识，不是只练习应对，只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书经》是古代统治者们的一些言论的记录。《论语》说：“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孝友”就是“为政”，这就是以“齐家”为“治国”之本。可见孔子讲《书》，注重于引申其中的道德的教训，不只记诵其中的言论事迹。

当时“礼”中的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所谓“三年之丧”。当时的“礼”规定，父母死了，其子要为服丧三年。在三年中有许多的活动都要停止。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三年太久，主张缩短。宰我主张把“三年之丧”缩短为一年（期），以免耽误对于“礼乐”的学习。（见前第四节）此后墨子更以耽误生产为理由，主张把“三年之丧”缩短为几个月。孔子主张保持“三年之丧”，从他所认为是心理的根据，给这种旧制度以理论的根据，用以维持封建的宗法关系。《论语》还有不少关于“礼”的一般的辩论。《论语》说：“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又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孔子又认为音乐必须尽美而又尽善（同上）。可见孔子讲礼乐，注重“礼之本”，及乐之原理以及其道德教育的意义，不只讲其形式节奏。

照传统的说法，《易传》中的《系辞》、《文言》等，都是孔子所作，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孔子跟《周易》本来没有关系。这也是片面的见解。《论语》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爻辞。孔子在下面接着说，“不占而已矣”，可见他是在这里讲《周易》。由此可见孔子讲易，注重于引申卦、爻辞的意义，以之作为道德的教训，不只注重于筮占。

孔子的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和倾向，传于后来儒家。所谓“七十子后学”努力于“以述为作”；这样“作”就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周易》是当时本有的东西，是儒家所述；《系辞》、《文言》等，是儒家所作。《周易》在哲学史上的价值，也就在《系辞》、《文言》等。《春秋》是当时本有的东西，是儒家所述；《公羊传》等则是儒家所作。《春秋》在哲学史上的价值，也就在《公羊传》等。《仪礼》是当时本有的东西，是儒家所述；《礼记》是儒家所作。《礼记》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远在《仪礼》之上。

这是孔子后来在封建社会中成为“圣人”的一个原因。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尊奉孔子为他们的“至圣先师”，也不是偶然的。如果《周易》离开《系辞》、《文言》等，不过是筮占之书。《春秋》离开《公羊传》等，不过是“断烂朝报”。《仪礼》离开《礼记》，不过是一幅礼单。这些典籍，只靠其本身，不能起巩固封建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