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研究丛书总序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与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通力合作的文化工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在历时六年之后，终于全部完成，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更让我欣喜的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编撰完成之后，即着手湘学研究，这是对湖南地域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因此当“湘学研究丛书”执行主编、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书良先生嘱余为丛书作序时，余乐见其成，遂欣然应允。
湘学作为一种极富地域色彩的学术思想，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并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湘学的独特品格是儒学地域化的结果。但这一地域化的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既有南北的交流与互动，也有东西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不断对湘学施加影响，湘学也因其自身特质影响了全国的学术发展。其表现最突出的主要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南宋的湖湘学派，一个是晚清湖南的理学经世派。
南宋时期，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主张“性本论”和“气本论”，与朱熹的“理本论”和陆象山的“心本论”三足鼎立，朱熹更是深受胡氏父子和张栻的影响。过去我们过多强调张栻接受朱熹的观点，修正师说，而忽视了朱熹所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实际上，朱熹正是从湖湘学领悟到践履功夫的重要性，并纠正了佛老之弊。刘师培在论朱熹学问的进程时曾指出“考亭早年泛滥于佛老之学，及从延平问道，讲明性情之德皆由发端处施功，乃渐悟佛老之非……乃从南轩于湘南，而治学之方始易以察识为先、以涵养为后，由蹈虚之学加以徵实之功”（《刘申叔遗书》之“南北理学不同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这一点随着对南宋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深入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至于湘学与晚清学术思潮的转变，最突出的就是湖南理学经世派的强势复兴。陶澍、贺长龄、魏源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第一批领袖人物，在道光年间积弊丛生的时局中崛起，他们因此而有机会将湘学的经世传统付诸实践，湘学也正是在此时再次兴盛。到了咸同年间，中兴名臣曾国藩借由湘军的壮大不断传播其“以礼调和汉宋”的主张，将“经济”一门与“义理、考据、辞章”并举，将经济藏于义理之中，在乾嘉考据之外，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他强调时务致用，兼收并蓄，以撮合、化解汉宋之争，成为当时经世学风的主流。但曾国藩的这种努力，基于更多的现实考虑，从学术上来说，并没有解决汉宋之争存在的学理问题，事实上影响了清代理学的发展。同时，在对西学的引进上，湘学的思考习惯和学术精神也影响了时人对中体西用关系的理解。对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次第引进，在湖南本土产生了激进与保守的严重分歧，它不仅使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关于这些，仍有待更多的研究。
作为传承近千年的地域学术思想，湘学的学术内涵极为丰富，一方面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学统上的延续性，形成了一种学术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民风民俗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因此，开展湘学研究，对湖湘地域学术文化和学术群体深入开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有关湘学的研究，近年来湖南地区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这种学术自觉充分显现了湖湘学人的自信，也非常契合湘学的旨趣与独立精神。但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概念，湘学的历史研究和学理研究仍然很薄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机构，牵头组织部分学有专长的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共同整理、研究、编写“湘学研究丛书”，显示了他们的学术勇气与社会担当，昭示着湘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后，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成为各省地域学术研究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