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
——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1]

胡鸿

【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古正史异族传的史料批判，试图揭示古代华夏如何对异族进行知识建构。异族传在正史中的编次结构屡有变化，其在《史记》、《汉书》中的编次位置，因二书对帝国秩序的侧重不同而有异。《史记》关注帝国秩序的形成，编次以事件为中心，异族传与朝臣传记混编在一起；《汉书》旨在树立帝国典范，编次以身份为中心，异族传遂被置于类传之末。“四夷”本是经学中的观念，魏晋以下影响渗透进了史学撰述中，结果是“四夷传”的出现。“四夷传”滥觞于鱼豢《魏略》，成熟于范晔《后汉书》，再经北朝继承而在唐初臻于完备。正史异族传的叙述策略亦有可论。《史记·匈奴列传》使用插叙和留白的叙述策略，将匈奴与更早的戎狄关联，建立其谱系渊源；这种文本结构和叙述策略被范晔《后汉书》模仿，用来叙述西羌、东夷和南蛮的渊源。这些叙事，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夷狄谱系树，也影响了非华夏人群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以及他们族群凝聚的方向，甚至误导了现代的民族史研究，必须加以分析和反思。

古代华夏以文明的承载者自居，即使他们不以自己为唯一的文明，也一定自认为是最高的一个。他们有描述和记录所知世界的使命感，周边的殊俗异族也是华夏观察和了解的对象。匈奴、鲜卑、百越等一定也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自身以及华夏的知识，可惜因为缺乏文献记录，这些声音在历史中湮没了。除了西域流沙中偶尔残留的一些非汉文材料，唐代以前有关东亚的知识竟只能找到汉文写下的记录。自4世纪以下，北方一些原本非华夏的人群进入并占据中原，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在南方也有相当多的非华夏土著开始用汉文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使用汉字和汉语进行写作，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难以跳脱先秦秦汉以来定型的华夏文化传统。从思维和表达方式到具体的知识，先秦秦汉的文献是他们唯一可以学习、模仿、取材的对象，他们虽然为华夏传统注入一些新的内容，但最终的结果是让他们自己越来越与华夏无法区分。因而有关非华夏的知识，仍然只有华夏单一视角的记录，虽然这个华夏有新旧之分。现代史学在研究古代非华夏族群时，面对的材料因视角单一而显得尤其一致，因而常常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客观事实”，并由此得出更多确定的“客观知识”。在无法找到更多视角的前提下，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此单一视角的特性，来重新审视和反思已有的知识。

秦汉时期华夏对周边异族的知识，有经学子学和史学两个体系。概括地说，经学子学体系的知识有更强的演绎性和建构性，而史学体系中有关异族的认识更重视实际收集到的信息。这两大体系虽有重大区别，但并非截然无关，它们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到南北朝以下渐趋合流。经学中确定的蛮夷戎狄概念以及其与四方的对应关系[2]，成为纪传体史书中“四夷传”最终成立的基础。限于篇幅，本文仅考察史学体系的异族知识，经学部分须另撰文论述。

一、正史中异族诸传编次的变化

史学中有关周边异族的系统性知识，始于《史记》，此后历代正史中几乎都有专门为夷狄异族所立的传记。正如王明珂所指出的，纪传体王朝史作为一种文类，所对应的情境规范便是“华夏帝国”结构。“正史”文类所蕴含的结构、规律与其文本内涵符号的变易性，也对应“帝国”内在的结构、规律与变易[3]。因此，考察正史中有关异族传记的结构变化和叙述范式，也有助于解明华夏帝国符号秩序的建构过程。

首先看异族传在纪传体王朝史主要是所谓“正史”编次结构中的变化[4]。《史记》分别用《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六卷的篇幅书写了汉朝周边异族及其政权的历史。这六卷没有放在全书某个特别的位置上，也没有连缀在一起，中间还穿插了许多华夏大臣、诸侯的传记。为分析方便，列表展示如下：

《史记·匈奴列传》的位置，按今本《史记》在《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与今本《太史公自序》中所述一致（《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但《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节录其文，则以其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之后，《南越列传》之上（《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2页）。张守节《正义》注意到有两种本子，并说“若先诸传而次四夷，则《司马》、《汲郑》不合在后也”（《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79页）。他认识到即使按第二种本子的编次，仍然不能说是“先诸传而次四夷”，因而《匈奴列传》无论取哪一种，都不能抹平《史记》在编次上的独特性。

《史记》这一部分的编次结构令后人费解。司马贞在《索隐》中曾对此表示不满，金人王若虚又进一步发挥说：

《史记索隐》谓《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此论固当，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5]

赵翼也注意到《史记》这一部分编次得“不合常理”：

《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6]

赵翼感到无法理解《史记》的编次规则，只好说是“随得随编”。《史记》的编次原则究竟是什么，古今学者讨论很多，仍无定论[7]。下文仅就表中所列部分进行一点解释。

《史记》列传据篇目可划为三种类型，即“人名传”（单传或合传）、“国名传”（或族名传）和“类传”（又称杂传）[8]。人名传都以人名、爵称或官职命名，绝大多数列传都是这一类；国名传以政权名（或族名）为篇目，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类传则以入传人物的共同身份冠名，始于《循吏》，终于《货殖》[9]，加上此前的《刺客》，也有人认为《扁鹊仓公》也是类传。在《史记》中，人名传与国名传被作为同一种类型混编在一起，而类传基本连成一片，与前两者判然有别。因而《史记》列传其实是人名国名传与类传二分的结构。近年有研究者总结《史记》的编次规律是以历史活动时间为根本，而在同一时期的则同类相从，同事相从，时间相同者以影响或功劳的大小排序[10]。这一总结大体不错，但就列传而言，应该限定为仅适用于人名国名传的部分，类传则另当别论。

《史记》列传中人名、国名传的“同事相从”和“同一时期”编次规律，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第一，所谓“同事相从”指的是如韩李、匈奴、卫霍等传紧紧相随，这点赵翼也指出了。但赵翼认为公孙弘、主父偃及司马相如与前后诸传无关，这是不对的。公孙弘与主父偃都曾反对征伐匈奴、开西南夷，在主父偃的传中还顺势记下徐乐、严安等人的上书，借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武帝开边的活动及其影响，实与匈奴等夷狄诸传记内容密切相关。主父偃是武帝削弱诸侯的主要推动者，淮南衡山之事又与他间接相关。司马相如与开置西南夷的关系则更为明显[11]。这种同事相从的原则提示我们，《史记》在编定列传次序时，是以事件而非人物身份为中心的[12]。从韩长孺至主父偃传连续五卷的篇幅，都与汉匈战争有关，不惜“以朝臣与外夷相次”，为的只是从不同侧面展示同一事件。这与后代纪传体史书按传主身份安排编次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所谓“同一时期”是以本纪为标准划分的，世家、类传以外的列传，都可以分拆以对应于本纪，此种结构为后来历代纪传体正史所继承。表1中韩长孺、李广都是跨越景、武两朝的人物，始登场于平定七国之乱的战斗中，后在武帝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下卫青、霍去病、公孙弘直至司马相如都确定无疑是武帝朝的人物，据此而论，则匈奴、南越、朝鲜、西南夷、淮南衡山等传在时段上也被归入了武帝一朝[13]。《匈奴列传》的叙事始于上古，详细确切的记述也始于秦汉之际，南越、朝鲜等传也与此类似，何以被划入武帝一朝呢？根据上文所证的《史记》以事件为中心的编次原则，这个问题只能从叙事重心，即史家最想要强调的事件去思考。自汉初以来，汉帝国困扰于内部的种种问题，对外一直采取守势，尤其对于匈奴，说卑辞厚礼亦不为过。直到武帝时四出征伐，开疆拓土，是为汉匈关系中空前重大的一个转折。而南越、朝鲜、西南夷等，原本是汉鞭长莫及之地，至武帝时纷纷国灭，成为汉的郡县，作为独立政权的历史于焉告终。淮南、衡山二王虽始封于汉高祖和文帝时，但他们因谋反而被诛，国灭为汉郡县，却是在武帝朝。吴王、淮南王始封时间都在汉初，但其传记一系于景帝朝，一置于武帝朝，其编次标准只能是国灭入汉的时间。汉前期诸侯国高度自治，汉廷视之如敌国，得二国之地为郡县，与征服夷狄而拓境差异不大[14]。司马迁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见证者，深知发生在武帝朝的上述事件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在各传中应当成为叙事的重心，所以才将相关的列传都归入武帝朝。总之，司马迁身处在华夏帝国急速扩张的时代，见证了帝国的成长，并以此作为《史记》的主题之一。《史记》所记下的因而不是静态的成熟的华夏帝国秩序，而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动态的华夏帝国秩序。描述一个动态的秩序，莫过于记下标志性的事件，如帝国疆土的开拓，新型华夷关系的确立等，这是《史记》以事件为中心进行编排的真正原因。

《史记》中的人名国名传有明显的时间性，类传则常跨越时间的框架，按某一标准将不同时代的人物编为一卷。因为人名传所记都是重要政治人物，国名传所记也是外交征伐等大事，类传的选编就有意采用另外的标准，如游侠、货殖之类，与政治关系较远。人名、国名传与类传一起，构成纵横交织的网络，让史书所呈现的不再只是单纯的政治世界，而是更加立体的图景。如果说人名、国名传意在描述一个动态成长中的帝国，那么类传似乎是要留住一些帝国秩序中稳定甚至永恒的元素，因而对应的是相对静态的帝国秩序结构。《史记》中类传没有全部连在一起，《刺客列传》置于先秦诸传之末，或许仍是以其传主时代为标准，而《循吏》以下诸类传中又混入了难以解释的《汲黯郑当时列传》，还有同样难解的《大宛列传》，这或许是由于初创之时体例尚疏，更可能是由于补作和传抄中的错乱，今已不可深究，但类传与人名、国名传纵横互补精神，仍是昭然可知的。

《史记》虽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真正为后代王朝史树立成熟典范的却是《汉书》。《汉书》之于《史记》，有承袭有损益。就表1所列的诸传而言，主要的变化是《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国名传被后移到类传中，并与新增的《西域传》连成一个单元，不再与人名传合为一编，开后世四夷传的先河。这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韩李卫霍公孙主父诸朝臣的传记，不再与匈奴、南越等相错杂。《汉书》中的传记，在大体以朝代划分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同类合传的原则，一朝臣僚的传记，一般按照相、将、诸侯王、能吏、儒生等不同类型分篇立传。决定传记位置的，不再是与某个事件的关系，而是传主的身份。编次的重心从事件转到了人物身份，附带的结果之一是家族传的大量增加。例如淮南衡山二王的传记，不再如《史记》置于武帝朝，而是以淮南王长始封于汉高祖为准，置于高祖朝诸传之末，并且将毫无事迹、《史记》无传的济北王与淮南衡山合传，只为使刘长家族的传记完整。第二，《汉书》继承并强化了《史记》区分人名传、类传的体例，尤其让类传部分更加严整有序。首先是让类传集中到一处，如《史记》中《刺客》或《汲郑》般混乱的编次不再出现于《汉书》中。其次，类传本身的顺序也做了调整，如下所示：

《史记》：刺客、循吏、儒林、酷吏、大宛、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

《汉书》：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夷狄）匈奴……西域、外戚

《儒林》被提到了最前，《货殖》也被提到了《游侠》之前，经过这番调整，《史记》中混乱无序的类传获得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以儒家道德为基准，越往后的道德水平越低[15]。从《儒林》到《佞幸》，能明显看出这种递减，而匈奴为代表的异族传仍被置于《佞幸》之后，也遵循这一规律。班固在《匈奴传赞》中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圣王禽兽畜之”，毫不隐晦他在道德上对异族的鄙夷，并且强调“《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16]。因此，夷狄决不可与华夏臣僚的传记并立无别，不能如《史记》一样按时间混编在人名传中，只能合成为类传，且立于类传之末，以示其伦理道德之低下。当赵翼说“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王若虚说“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时，他们心中奉为圭臬的，正是《汉书》的体例。

班固在《叙传》里自称《汉书》是“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17]。这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旨趣明显不同。司马迁想要探究终极真理和古今变化的过程，而《汉书》虽为史书，但“纬《六经》、缀道纲”意味着史事的过程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重要的是通过讲述兴衰成败和褒贬善恶贤愚来阐明儒学的大道。如同汉代人相信《春秋》为汉立法一样，《汉书》也想为后世立法，借助对西汉历史的撰述和评判（所谓“拨乱反正”），为后世留下一个理想帝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只能是相对稳定静态的、甚至永恒的理想秩序。《汉书》的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它所书写的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思想精神甚至士人言行，的确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另外，作为对汉朝典范的模仿行为之一，后世纪传体王朝史的修撰者纷纷奉《汉书》为圭臬，采用《汉书》的体例进行写作。其表现之一，即《汉书》以下的纪传体正史无一例外地将夷狄异族传放到类传之中。

类传既是同类合传，说明纪传体王朝史撰述者们把华夏帝国周边的异族政权看作同类的存在，他们的共同点即处于帝国有效管辖之外。异族诸传在类传中一般位于佞幸传之后、逆臣传之前，在逆臣传缺失的情况下，异族传即为类传的最末。《史记》开创、《汉书》确立的类传，其名目的增损变化暂且不论，即以编次而言，仍有不同于《汉书》的道德递减排序的。比较突出的是范晔《后汉书》，其类传的编次似不可以道德而论，否则难以解释《宦者》竟在《儒林》之前，而《逸民》仍在《方术》之后。合理的推测是按照各类人物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排序，从中心到边缘。各史编次标准不一，但异族诸传的位置却非常稳定地居于较末位。异族诸传的稳定存在表明夷狄在帝国秩序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较末位则隐喻着夷狄在帝国秩序中若即若离的边缘地位，或在道德光谱上恶多善少的地位，其实这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二、正史四夷传的成立

研究者习称异族诸传为“四夷传”，所谓“四夷”，即是经学体系中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事实上，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夷传”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与“四夷传”名实俱合的编撰形式，要到唐初所编《隋书》、《南史》、《北史》和《晋书》中才出现。

司马迁使用过“四夷”的词汇[18]，但没有在《史记》中将它们合为一传，甚至没有刻意归为一种类传。《汉书》将匈奴、西南夷、两粤、西域前后相接地放入类传中，表现出将异族视为同一类别的观念，在随后的纪传体正史中，异族外国传成为一个稳定存在的板块。《汉书》又将《史记》中各自独立的南越、东越、西南夷合为一编，其依据是“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19]，即因为他们都在武帝时被征服，与他们的方位无关。这三卷基本上还是按与汉朝的关系编次的，并未采用经学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整齐形式。东汉时官方编撰的本朝国史《东观汉记》的异族传部分几乎承袭了《汉书》的结构。据吴树平考证，《东观汉记》有《匈奴南单于列传》、《西羌列传》和《西域列传》，还有一篇记载西南夷史事的，或名为《西南夷列传》，然而其篇次已全不可考[20]。魏晋以下的所谓八家《后汉书》，皆散乱不全，从辑佚的情况来看，谢承书有《东夷列传》，司马彪书有《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鲜卑传》，华峤书有《西南夷传》、《南匈奴传》，袁山松书有《西域传》[21]。其中有些是类书中引出篇名的，有些不过是辑佚者根据内容推测出的[22]，至于卷次更不可知。从上述诸传的轶文来看，范晔书所列的异族诸传主要是承袭旧本[23]。范晔书用六卷篇幅为异族立传，而又在《狱中与诸甥姪书》中提到“《六夷》诸序论”[24]，是否他所写的是“六夷传”呢？答案是否定的。六夷一词不见于经书，集中出现要晚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时有“六夷大都督”等官职，此后成为习用的词汇。它与五胡一样，原是一个没有确指的概念，泛指诸异族[25]。范晔书这六卷中的所记的异族数，无论怎么计算，也不可能是六种。范晔书的卷目标明了东夷、南蛮，如果再以西羌、西域对应西戎，以南匈奴、乌桓鲜卑对应北狄，可以发现范晔书异族传的编次顺序正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那么在现存的唐以前编撰的纪传体王朝史中，范晔《后汉书》的异族传最为接近“四夷传”的结构，恰恰从范书异族传的内容中也能看到很强的经学影响。

三国史的撰述，实际与东汉史同时，而完成得更早。《三国志》体裁独特，类传较少，异族传仅有一卷《乌丸鲜卑东夷传》。陈寿在行文中提到“备四夷之变”，又提到“西戎”、“东夷”，说明他对经学中的夷蛮戎狄的观念是熟悉的。但他在撰述时没有按这一框架进行，他的理由是：“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26]三史中重视实际事实、不追求形式完备的传统，在《三国志》仍然得到了体现。从《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裴注中，可以知道《魏略》立有《东夷传》、《西戎传》，另外也有述及乌丸鲜卑的传记，但篇名不详，根据《御览》和《后汉书·南蛮传》注所引，可知《魏略》中还记有槃瓠、哀牢等内容[27]，或许是《南蛮传》。《西戎传》之目应首创于此，其内容不仅包括氐羌、赀虏，还包括了西域诸国，“西戎”的所指显然被重新定义了。《魏略》为“魏时京兆鱼豢私撰”[28]，时间早于陈寿志，然而其受经学四夷说的影响更为显著。魏晋以下，经学对史学撰述的浸润仍在继续[29]，刘知幾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30]，概括得很准确。此种影响，前辈学者多以晋以下大量出现的《春秋》体史著以及其中对经学语言的模拟当之[31]，这固然是正确的，但看似仿效三史的纪传体史书在编撰中也不同程度融入了经学的观念。仅以异族传的编次而论，吴谢承《后汉书》、魏鱼豢《魏略》、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都有按照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框架编次的倾向，魏晋时期的确是经学全面渗入史学的转折点。范晔《后汉书》异族传的体例正与这种倾向一脉相承，而陈寿《三国志》仍可视为前三史风格的延续。

南朝宋齐二史，皆为江左所撰，除了仍将异族传放入类传而外，无论从篇目还是编次都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一方面，江左学术以玄学佛学为尚，经学退居次位，在史学编撰中的影响也随之变小。另外，时势与两汉魏晋已大不相同，北朝作为一个对等政权的地位逐渐得到承认，需要在夷狄传记之首为之立传[32]，这类似于《史记》、《汉书》中的《匈奴传》，而《史记》、《汉书》的异族传并未遵循四夷传的结构。

与南朝不同，北朝始终存在着论证自身合法性以及争夺华夏正统的问题，在历史撰述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僭伪附庸传的发达以及四夷传结构的空前完整。以《魏书》为例，魏收给十六国君主中的大部分冠以匈奴、羯胡、鲜卑、氐、羌、卢水胡、賨等强调族类属性（即非华夏）的称号，对于少数公认为华夏人物的君主张轨、李暠则冠以“私署”以标明其非正统所在。东晋被称为僭晋，是因为在孝文帝之后，北魏承西晋之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33]。既然无法否定“晋”，只好去强调江东的晋不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魏书》主要从司马睿的血统以及东晋政治文化偏离汉魏轨道两点来进行的论证。对于宋齐梁三个政权，因为不需要顾忌与西晋的关系，《魏书》更是明确冠之以“岛夷”的称号，而且有意将东晋南朝与冯跋、李雄等同编等列。对魏收的这一套做法，刘知幾讥为“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浦起龙说是“夸己斥邻”[34]，均可谓一语中的。

《魏书》的僭伪附庸诸传可以说是从显处否定十六国东晋南朝，正面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正因为其显与正，破绽之处也至为明晰，说服力反而下降。与僭伪附庸传相比，四夷传的结构可谓是委婉而含蓄地举四裔而见中国，因其隐蔽，反能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人们的观念。《魏书》似有完整的四夷传存在，今本《魏书》仅存东夷一传，其他补自《北史》，尚不能确论其篇目与编次。或许我们可以从唐初官修诸史来加以推想。唐初官方主持下集体修撰的诸史，包括《晋书》、《隋书》在内，都是由北方史家主导的[35]，可以认为代表了北朝史学传统。《周书》、《隋书》、《北史》和《晋书》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完整的按夷蛮戎狄排序的四夷传，虽然篇目仍有细微差异[36]。这一传统在唐代得到了发扬，杜佑在《通典·边防典》中，严格地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格局，囊括了历代史书中出现的所有异族和外国。宋初的《太平御览·四夷部》也完全采用这一结构，“四夷传”形式的完备于此达到顶峰。两《唐书》以下，“四夷传”的结构又由排序松动走向彻底解体。

北朝的纪传体王朝史何以形成四夷传的结构？一者北方继承了汉魏旧经学的传统，没有像东晋南朝那样受到玄学的冲击；二是魏晋以来融经学入史学的倾向最终结集于范晔《后汉书》，而范晔书在北朝也很受重视。东魏孝静帝逊位时，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37]，即为一个很好的证明。范晔书按四夷传的框架编列诸异族，也会成为北方史家模拟的对象。第三，最关键的一点是，汉代经学中构建的四夷与中国相对的五方格局，本是用来强调华夏或中国在帝国秩序中的优先地位，故而标举四夷则中国自见。对急于建立自身华夏身份、争夺中国正统的北朝来说，四夷传是一个极好的手段。北朝纪传体王朝史中所展现的，可以称为攀附式华夏帝国秩序。

三、《史记·匈奴列传》的叙述策略与匈奴的谱系

为夷狄立传始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因袭不改，遂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夷狄传的标准范本[38]。《史记·匈奴列传》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板块：①族源；②族源插叙；③习俗；④先周及西周与戎狄的关系史；⑤东周诸侯与戎狄的关系史；⑥冒顿的崛起；⑦冒顿以下的政治军事制度；⑧汉兴以来的和战史。这七个板块的史源和行文风格各不相同，它们被巧妙地编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叙述策略，试作分析如下。第⑥板块冒顿崛起以后的历史，是基于汉代以来的官方档案，内容详细，可信度也较高。值得分析是之前的五个部分。说明族源的第①板块和第②板块只有两句：

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②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第2879页）

清人梁玉绳发现这两句之间存在时间错乱的问题，他指出：

然言夏后苗裔，似夏后之先无此种族，安得言唐、虞以上有之。而《五帝纪》又云“黄帝北逐荤粥”，服虔、晋灼亦皆云“尧时曰荤粥”。是知夏后苗裔之说不尽可凭，而乐彦所述者妄也。夫自天地即生戎狄，殷以前谓之獯鬻，周谓之玁狁，汉谓之匈奴。莫考其始，孰辨其类，相传有所谓淳维者，难稽谁氏之出，未识何代之人，而史公既著其先世，复杂取经传，合并为一，无所区分，岂不误哉。[39]

的确，这两句之间是有矛盾的。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采取的解决方法多是择其一而从，要么相信獯鬻、玁狁、匈奴一脉相承[40]，要么相信夏后氏苗裔之说[41]，或者折衷地将獯鬻、玁狁系于殷周之世。

然而，批评者或许没注意到，司马迁从未断言唐虞以上的山戎、猃狁、荤粥与匈奴到底谁是谁的族裔。他只是在写完匈奴族源之后，突然插入一条信息，说从前还有这样一群人。更有趣的是，太史公紧接着进入第③板块，开始描述其生活习俗，“随畜牧而转移，其畜……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一段所描写的是典型的骑马游牧人的生活，而他们的作战方式是骑射。骑射最早出现于公元前800年近东的斯基泰人，然后向东传播，约在公元前四五世纪，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之前不久，才成为中国北部草原上主流的作战方式[42]。因而，司马迁所描述的过着游牧生活和骑射作战的人群，不可能是唐虞以上的山戎，或殷、西周的獯鬻、猃狁，这一部分的真正史源只能是汉代派往匈奴的使节的报告。问题在于，从板块②进入板块③的过渡在语气上极为顺畅，以至于顾颉刚等在点校时将“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徙”合为一句，于是下文描述的游牧生活就变成山戎、猃狁等与匈奴自古以来的习俗了。但是，司马迁同样没有确然断言这究竟是匈奴的习俗，还是山戎、猃狁等共有的习俗。如果将“居于北蛮”从上断句，似乎也可以将“随畜牧而转徙”看作是仅仅是对匈奴习俗的描述。

描述完习俗后，进入第④板块，从“夏道衰，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开始，历数周人与戎狄之间的重大事件，到“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以下转入第⑤板块与胡有关的叙述，又借由汉代“胡”和“匈奴”的互称[43]，顺利从林胡、东胡过渡到匈奴。这部分的史源是周代以来的文献如《竹书纪年》、《尚书》、《诗经》、《左传》等，大多可考其出处，也有很多信息已经出现于《史记》相关本纪、世家中。然而与它书每有不合，梁玉绳指出多处。比如上引“公刘失其稷官”一句，按《国语》、《周本纪》等均言“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而公刘为不窋之孙。又如“戎狄或居于陆浑”一句，梁引《大事表》曰：“犬戎与山戎及陆浑各为一族，其地亦各殊，史公混诸戎而一之，并混戎、狄而一之，疏略甚矣。”又其传中屡屡用“其后百有余岁”、“二百有余年”等，按之多有夸大[44]。太史公为什么会如此疏略呢？可能这部分的写作意图本不在于理清两周时期纷乱零散的戎狄史，也不在于说明林胡、东胡与匈奴的关系，只需要强调出戎狄自古为中国患，为匈奴的出现做好铺垫足矣。换个角度看，这种模糊和疏略，让相互关系不明的戎、狄、东胡、匈奴既保持足够的距离，又被编织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之内，借助模糊和留白建立起一种松散的关联。

第⑥板块讲述完冒顿崛起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写道“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官号乃可得而记云”。于是转入板块⑦，描述匈奴的官制、法律、祭祀典礼等。在读者不经意间，又有这样一段内容插入进来：

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第2892页）

这一段与第③板块中描述习俗的内容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如上文已经提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而此段中又有“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如果将本段移到“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之下，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妥。正是这种文本内容上的呼应，让读者感到冒顿的匈奴与开篇所描述的那群游牧人，是同一族群。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两段关于风俗的描述有什么区别的话，前一段的重点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特点，而后一段的祭祀、法律、战争赏赐制度等侧重于其政治形态。尽管这两段都来自于汉代人对匈奴的观察和记录，司马迁却将他们按照内容的侧重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经济和社会的部分代表一种原始朴素的生活，被视为淳维时代以来恒定不变的传统，隐约地与山戎、猃狁等关联起来；而政治形态的部分则被系于冒顿时代，代表着一种较高级的政治文化，甚至暗示这是冒顿时代始创的制度。在山戎、猃狁、淳维和冒顿之间的空白，则以与周人频繁冲突的戎狄的历史来填充。综上，《史记·匈奴列传》的叙述结构可以用图1表示。

图中的序号标明上述各个板块，插叙而与匈奴直接关系不明的板块列在了下一栏，文本叙述的线索将它们与匈奴的历史进程编织到了一起。且不论事实上匈奴与山戎、猃狁或殷周的各种戎狄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关系[45]，后代学者能提出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史记·匈奴列传》的这种叙述结构。它代表了而且塑造了古代华夏对于异族的认识模式。

四、《后汉书》异族诸传对《史记》的模仿

《史记·匈奴列传》的影响之大，还在于它开创的这一叙述策略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汉书》匈奴等传全袭《史记》而续以昭宣以后史事，可以不论，正史中真正全面发挥此种叙述模式的是范晔《后汉书》。上节已经说过，《后汉书》的诸夷狄传在编次上采取了夷蛮戎狄的顺序，显然是接受了经学中的四夷框架。而在各夷狄传叙述模式上，除了可以接续《史记》、《汉书》的《西域传》、《南匈奴列传》、《西南夷传》[46]外，《后汉书》的《东夷列传》、《西羌传》、《南蛮传》和《乌桓鲜卑列传》无一例外地模仿了《史记·匈奴列传》。如果想到作为断代史的《后汉书》与作为通史的《史记》之间的体裁差异，这种模仿就显得尤其突出。其中模仿得最为精确的首推《西羌传》。为了避免繁冗，先将《西羌传》的叙事结构表示如图2。

比较图1和图2，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后汉书·西羌传》完全在模仿《史记·匈奴列传》。这里还有几点值得说明。第一，《史记·匈奴列传》中插叙殷周时期的戎狄，兼采诸戎与狄的记载，没有明显的选择性，而《后汉书·西羌传》相应部分专取诸戎的记载，不涉及狄。这说明《西羌传》想要特意强调戎与羌之间的谱系关系，之所以单取戎而不取狄，一定是因为接受了经学中西戎北狄截然二分的观念。《后汉书》按照夷蛮戎狄的框架编次诸传，此处虽名为《西羌传》，占据的实际是《西戎传》的位置，西羌被视为西戎的继承者。这种观念在西汉经学知识体系中是被普遍接受的，李巡《尔雅》注编造的“六戎”之中有“耆羌”[47]，《说文》以羌为“西戎牧羊人”[48]，应劭《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49]。《西羌传》在叙述殷周时期的戎狄时，两次插入古籍中有关羌的内容，一次是《诗·殷颂》中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一次是“武王伐商，羌、髦率师会于牧野”，这与《史记》的手法一样，通过将没有直接关系的戎与羌紧密编在一起，使两者在读者印象中产生关联。而在叙述无弋爰剑的来历时，写道“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50]。既与《风俗通》所说的“西戎卑贱者”相合，又以“不知何戎之别”为这一谱系留出了空白和弹性。《西羌传》对戎与羌的谱系建构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现代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如马长寿，仍然认为西戎内有大量的氐羌，只是从笼统的西戎转为强调其中的姜姓诸戎。他还认为义渠人属于氐羌一系，理由之一是范晔《西羌传》将义渠置于传首，列入西戎范围之内[51]。

第二，羌与匈奴在实际政治形态上有很大区别。汉代匈奴已经形成一个高级政治体，出现了稳定的最高首领单于，整个政治体以单于的部族为核心得以凝聚。因此以匈奴单于头曼、冒顿的世系来叙述匈奴史是可行的。但是汉代西羌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更没有一个类似单于的最高首领，如何将他们作为一族来叙述呢？从上面的结构图2中，可以看到《西羌传》文本将无弋爰剑置于《匈奴列传》中冒顿的位置。为了解决单一祖源和种类林立之间的矛盾，传中写道：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第2875—2876页）

通过无弋爰剑“子孙分别，各自为种”，解释了何以西羌种落林立，互不统属。不仅如此，越巂、广汉、武都等地的羌也得以与河湟羌连结到一个谱系之下。各地被华夏称为“羌”的人群是否有共同祖源的认识，我们已不得而知。从无弋爰剑作为秦国亡奴的身份符号以及劓女所暗示的罪人身份看，这不太可能是羌人的本土记忆，因而这个以无弋爰剑及其子孙为主线搭建的谱系也极有可能只是华夏单方面的建构。《西羌传》记载的羌人种落多达20余种，其中只有烧当种豪酋的传承谱系最为完整，烧当上溯八世至研，研为忍之子，忍为爰剑曾孙，而烧当以下豪酋姓名入传者十余人，大多符合父子连名制的特征，详实可信。烧当以外的诸种，酋豪姓名偶见记录，都不成体系。可见东汉官方掌握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以烧当羌最为详实，而无弋爰剑最初可能只是被构建为烧当羌的祖先，《西羌传》既以烧当羌为核心组织诸羌的史事，遂以无弋爰剑为河湟诸羌以至越巂、广汉等地所有羌人豪酋的先祖。

《后汉书》中与《西羌传》性质相近的还有《东夷列传》。“东夷”原本是经学中建构的一个异族集团概念，欲立此传，首先需要确定到底哪些异族是当代的东夷。《东夷列传》中立传的对象有夫余、挹娄、高句丽、沃沮、濊、三韩、倭及海中诸国，这些族群或政权习俗各异，世系大多不详，很难将他们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不过是同在汉帝国的东部尤其是东北部边境之外。尽管如此，《后汉书》依然按照《史记·匈奴列传》的传统，从族源、习俗、先秦事迹三个板块开始叙述。因为汉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有关上述诸族的知识，可以分别叙述其族源和习俗，事实上《后汉书》的确这样做了。只是在分国分族的叙述之前，仍然有一个类似总述的部分：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第2807页）

这里每一句话的出处都很清楚。“《王制》云”点明了《东夷列传》所述的东夷正是《礼记·王制》中所言的东夷，意味着对经学知识中四夷框架的采纳。鉴于《东夷列传》是《后汉书》诸夷狄传的第一篇，这一句话所宣示的立场显得尤其重要。毫不意外地，在《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可以看到《王制》里的另一句“南方曰蛮，雕题交阯”[52]。“夷者，……万物柢地而出。”出自应劭《风俗通》[53]。“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似脱胎于《白虎通·礼乐篇》“东方者，少阳易化”[54]，而“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来自《说文》“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55]。下列九种夷的名称李贤注从《竹书纪年》中找到了出处[56]，值得注意的是范晔没有采用李巡《尔雅注》中的“九夷”之说[57]。李巡是汉末人，无从见到《竹书纪年》。范晔书放弃李巡注而采用新出土的《竹书纪年》，多少显示出与经学间的距离。最后一句“孔子欲居九夷”当然来自《论语》。这样拼凑起来的族源、风俗，为本来仅在相对位置上具有共同点的诸族群找到了共同的渊源，甚至共同的族群性（ethnicity），从而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从一个原点分化出去的分支。先秦事迹的部分，同样充当了连接经学想象中的远古东夷与东汉时有真实记录的夫余等国的桥梁，此种联系同样的虚实相间，具有很大的模糊和弹性。在先秦事迹之后，仍有“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也”，这是对下面分国叙述的习俗的总括，相当于《史记·匈奴列传》中冒顿以下的“习俗二”板块，其与开篇所描述的习俗相呼应的模式也是一样的。

五、《后汉书·南蛮传》与南蛮的谱系

在《后汉书》试图整合经学四夷框架与史料记载中诸蛮夷的努力中，《南蛮西南夷传》与前述《东夷列传》《西羌传》显得有些不同。尤其是所谓“南蛮”，既无“东夷”一样明确的政权区分，也不像西羌那样种落划分及首领传承清晰可知。蛮的地域处于汉朝郡县的包围之中，并未能建立起持续有传承的政治体，官方记录中习惯以地方化的某郡某县蛮称之。如何将郡县化的分类与收集到的族源传说相结合，以及如何将先秦的史事分配到不同种的蛮之中，使它们都各自具有《史记·匈奴列传》式的完整结构，充分体现出范晔的叙述技巧。

《后汉书·南蛮传》是现存最早的系统翔实描述“南蛮”历史的文献，依次记述了长沙武陵、交阯（含乌浒、九真、日南）、巴郡南郡、巴郡阆中四个区域被称为“蛮”的人群。此前的《史记》、《汉书》均未为蛮立传，先于范晔的诸家《后汉书》大概也没有《南蛮传》，唯一可能立有《南蛮传》的是鱼豢《魏略》[58]。从文本上看，范晔书不甘于仅仅整理东汉有关蛮的各种记录，而远法《史记·匈奴列传》，利用各种文献，追溯蛮的源流。于是原本按照地域划分的分支，分别获得了古老族源或先秦以来的历史连续性。具体来说，长沙武陵蛮上溯至高辛氏时的神犬槃瓠；巴郡南郡蛮上溯至廪君并与先秦的巴人联系起来；巴郡阆中夷人没有英雄祖先，只有在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的英雄事迹，那时他们已经是“夷人”群体；交阯族源更不可知，仅据《礼记》所言“南方曰蛮，雕题交阯”而归入蛮类，最早的事迹则被追溯至周公时献白雉的越裳国。范晔所追述的部分，依据的是《风俗通义》、《世本》以及《尚书大传》、《礼记》、《左传》等，史源皆可考知，但将这些资料分别与东汉时期活跃的四个区域的“蛮”联系起来，则应该是范晔或更早的撰史者研究的结果。以槃瓠传说为例，这一文本出自《风俗通》，李贤注已经指出。但细看李贤加注的位置，出自《风俗通》者，仅至“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一句，下文“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则只能是范晔的判断。同样，交阯一条中“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前一句出自《风俗通》，“故曰交阯”则很像是范晔自己的推论[59]。

应该如何认识范晔书中的这个谱系呢？不能简单认为它是范晔的面壁虚构，他一定有所依据。以槃瓠与长沙武陵蛮的关系为例，南朝人记载武陵的武山有间“槃瓠石室”，蛮人认为其中一块石头是槃瓠像[60]。山有石室，在华南绝非罕见现象，但此处的石室独与槃瓠联系到一起，无疑是当地居民信仰文化的反映。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这间“槃瓠石室”命名的时代，也完全有可能是在范晔《后汉书》流传以后，受其影响的文人附会出来的。而且，即使槃瓠信仰在当地非华夏族群中早已形成，而且最晚在东汉末被应劭在当地采集到并记录下来，也很难保证长沙武陵二郡广大区域的蛮人都具有这一族源信仰。六朝时也有这样的说法：“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61]“惟此”二字不知是当地人群的排他性强调，还是华夏作者自己的观察。可能有些地方的蛮人，是在读过华夏史书的长吏“教化”之下，才知道自己原来是“槃瓠子孙”。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尚大量出现[6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应该也会发生。有趣的是，同样记载了槃瓠神话的《搜神记》，描述完槃瓠子孙的习俗后，判断“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群夷是也”[63]。这个范围包括了《后汉书》里交阯以外的三种蛮，显然与范晔的认识大不相同。但干宝在《晋纪》中又说“武陵长沙郡夷，槃瓠之后。杂处五服（当为溪）之内，凭山阻险。每常为猱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俗称赤髓横裙子孙”[64]。干宝在两部书中自相矛盾。范晔应当能参考到干宝的作品，这更说明他重新做了研究和取舍。另外，范晔并不总是有依据，有时甚至故意移花接木地使用史料。比如在交阯蛮下提到“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今乌浒人是也”之前的部分剪裁自《墨子·节葬下》及《墨子·鲁问》，吕思勉早已指出“墨子所识，地不得至交广之间。范书所云，似近牵合”[65]。“今乌浒人是也”显然又是史家的判断。

不管怎样，范晔定下的蛮族谱系遂成为后代对蛮认识的基本框架。古代的历史编撰家如此认识，近现代的研究者也一样。在基本沿用的前提下，每一位修史者和研究者都多少要对此谱系做一些修正。首先是交阯一支有显著的变化。在范晔划出的谱系中，交阯一支不仅是南蛮，而且因为有“南方曰蛮，雕题交阯”的经文，甚至可说是最正统的南蛮。范晔在深为自豪的《南蛮传论》中[66]写道，“蛮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再次强调交阯是蛮的分布区。但后代的《南蛮传》中一律不再收入交阯的非华夏人群，现代研究者也不将其归入“蛮族”或“苗瑶系”而是归入“百越系”，因而在有关蛮族的研究中几乎不提。其次，另外三支中的板楯蛮，在其后的正史中不再获得独立标目的地位。仅在《通典》中，魏晋以后荆雍梁豫诸蛮史事尽附于“板楯蛮”之下，马端临《文献通考》虽有疑问而仍照录。这或许如蒙默分析的，杜佑是因为汉以后蛮人“移徙交杂，不可得详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67]。杜佑的这一故意犯错的做法，事实上显示了他对前史中以廪君、槃瓠二种统括蛮族的不满[68]。近代学者中也不乏这样的认识，吕思勉曾质疑：“夫槃瓠、廪君，皆不过一小部落，安能散布至于如是之广？”[69]最后，即使廪君、槃瓠二系在后来的谱系中得以发扬光大，但哪些人群归入廪君种、哪些归入槃瓠种，却从来没有定论。如沈约《宋书》以荆庸州蛮为槃瓠之后，以豫州蛮为廪君之后。对比《后汉书》不难发现，范晔所称廪君蛮活动的中心区域巴郡、南郡即宋时宜都、天门、巴东、建平诸郡，到了沈约笔下全归入了槃瓠子孙活跃的地区。如果我们想到范晔正是生活在刘宋时期，这两人之间的分类差异就更说明问题了。

以上分析了范晔《后汉书》中《东夷列传》、《西羌传》和《南蛮传》三篇在叙述模式上对《史记·匈奴列传》的模仿。《后汉书》中还有《乌桓鲜卑列传》，在叙述模式上与上述三篇十分接近，但其族源与习俗部分全录王沈《魏书》[70]，且一无先秦史事可述，最早的记录仅始于冒顿时期，所以不必仔细分析。《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不过是接续《汉书》相关部分，《西南夷传》在接续《汉书》之外补充了几条新采集到的族源传说，结构上并无太大变化，亦不足论。

六、小结

本文分析了汉唐之间正史中诸异族传的撰述情况，主要是异族传在全书中的编次结构和异族传文本的叙述策略两个问题。

异族传在正史编次结构中的变化可以总结如下。《史记》的编次以事件为中心，意在记录帝国秩序生成的重要节点，异族诸传被作为武帝朝的重大事件与相关朝臣传记编在一起，没有作为特别的一类。《汉书》以人物身份为中心，旨在展现理想状态下的帝国结构，于是将异族传转移到类传中，居于道德上和政治权力结构中双重边缘的位置。《东观汉记》以下诸史，承袭了《汉书》将夷狄置于类传中的体例，在对诸异族传内部编次和类目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三国志》仍遵循三史的传统，记述随事，不求有常，仅编《乌丸鲜卑东夷传》，以历史现实中的实际影响为准，不求形式的完备。而鱼豢《魏略》、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代表另一方向，即借用经学中夷蛮戎狄的框架来编撰“四夷传”。这一趋向至范晔《后汉书》臻于成熟。随后南朝诸史中经学影响渐退，但在努力论证自身合法性的北朝，史家接续了《后汉书》以来的趋向，用更加完整的“四夷传”参与打造新的华夏帝国秩序。到延续北朝史学脉络的唐初官修诸史中，遂出现了形式最为完备的“四夷传”，正与新华夏帝国秩序的确立同时。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夷狄传叙述策略的分析，可以清晰揭示所谓夷狄谱系、分类的建构性。这三部正史一起构成了关于上古至两汉历史的典范叙事。它们所呈现的两汉帝国，成为后代王朝全方位效法或借鉴的对象，而其叙述模式本身，也为后代的修史者所模仿。具体到诸夷狄传，这三部正史完成了对两汉已知的所有异族的分类，并为其中的绝大部分建构了族源和谱系。此后的纪传体王朝史在撰写夷狄传之时，大多只需将其渊源上溯至两《汉书》的记载的某族，即完成了与上古以来诸异族谱系的对接。《史记》和两《汉书》奠定的叙述模式，加上此后诸正史对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源远流长、纵横交错的夷狄谱系树，也让非华夏诸族群本身接受了这种分类和谱系，提供了族群凝聚可以借用的认同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谱系化的思维方式不仅深深植根于古代华夏和非华夏知识精英的思想中，也在现代民族史的研究中留下无处不在的影响。要想认识古代族群的实态，必须首先对谱系化的思维定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源流研究进行全面的反思。本文只是反思的初步尝试。

【附记】本文的两位审稿人在审稿意见中提出了深入而细致的批评和提示。根据这些意见，终稿尽力做了补充和修改，虽学力所限，难以达到两位先生的要求，在此仍要对两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为2013年6月9日。

---

[1]本论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2]现在所知最早将夷蛮戎狄配于东南西北四方的文献是《墨子·节葬下》，反映的是战国时的一种学说。此说到汉代被沿袭下来，经由《礼记》、《尔雅》等经学文献而得以权威化。可以参看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收入《童书业著作集第2卷·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514—522页。经学中关于异族的知识不止于四夷，而且即使就四夷而言，对其名称和种类也有多种解释，对它们的分析可以说明此种知识的建构性，因越出本文范围，拟另文专论。

[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第57页。

[4]中古时期也产生了很多编年体的王朝史，但编年体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进行叙事的详略取舍，无法对叙述对象进行结构性的安排，因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中。

[5]见王若虚撰，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卷一一，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所引司马贞的评论不见于三家注本《史记》，仅见于单行本《史记索隐》卷三〇，可参看四库全书所录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及其《提要》。

[6]（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史记编次”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6—7页。

[7]上引两段之外，仍可参看（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4页。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收入氏著《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8]徐复观将《史记》列传分为三种类型：一为个人为主体之列传，次为有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之集体活动之列传，又次为外夷列传（参看徐复观《论〈史记〉》，收入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3页）。本文的分类与此大体一致，但微有不同，除了更偏重以篇名而非内容进行划分外，徐先生以外夷列传为一独立部分，而本文倾向于将它们与人名传归为一大类来讨论，由此得出的编次原则是很不相同的，详见下文。

[9]《汲黯郑当时列传》何以在《循吏》与《儒林》之间，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

[10]杨光熙《论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第111—114页。

[11]徐复观注意到卫将军以下有五篇朝臣传记侧杂于外夷及《循吏》之间，认为这五传“或系反对当时对外用兵的政策，或系暴露出选将用兵的真实情形，及由此引起的内部危机。若其次序不以侧杂出之，再加上《酷吏列传》，则因集中所反映出的对武帝的批评性，更为强烈，史公于此不无顾虑”。参看徐复观《论〈史记〉》，第232页。此立论的前提，即徐先生认为司马迁强烈反对和批判武帝的专制体制，然司马迁是否具有此种精神，尚不无可以存疑之处。就这几篇传记而言，不妨以同事相从的原则去简单解释。

[12]逯耀东早已指出《史记》“列传并非专为叙人物，而是以人系事，如编年以时系事一样，而且所叙的事不是孤立的，和其生存时代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息息相关，和个人独立的传记完全不同”，但逯先生认为《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列传继承了这一特点，则与本文的观点不同。见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2008年，第255页。另外，姚大力也曾撰文指出，司马迁对历史编撰学的一大突破就是在其中加入了探查历史过程、原始察终的意识，这是先秦史学所不具备的。见姚大力《把过程归还历史书写——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突破》，收入《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6年，第75—112页。

[13]徐复观认为“匈奴等外夷六列传的先后，大体上系按照与汉发生关系，或得到解决之先后为次……其以时间为次序之严如此”。如匈奴在高祖时已发生关系，故首《匈奴列传》。南越于文帝时愿奉贡职，故次《南越列传》等等。参看徐复观《论〈史记〉》，第232页。单就几篇异族传来说，这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不以《汉书》以下将异族传单列的模式来理解《史记》，便不必认为卫将军等传有意厕杂在外夷传中，而可以说这几篇异族传夹杂在武帝朝诸臣僚列传之中，只是为反映武帝朝的事件而编次的。

[14]其传末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第3098页。似乎有意暗示此地为蛮夷之地。

[15]至于《外戚传》、《元后传》和《王莽传》置于最后的问题，小林春树认为这几卷是为了说明前汉王统断绝的必然性，从而为后汉王朝进行正统性论证。见小林春樹《〈漢書〉〈元后伝〉·〈王莽伝〉の構成と述作目的》，《東洋研究》172，2009年，第41—68页。

[16]《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34页。

[17]《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71页。

[18]《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第3318页。

[19]《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89页。

[20]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收入氏著《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第157—158页。

[21]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2]类书所引篇目有时也不可尽信。如《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南史·四夷传》“滑国”条，又引《后周书·四夷传》（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000页），而今本《南史》无“四夷传”篇名，滑国在《夷貊传下·西域诸国》中。《周书》亦无《四夷传》，称《异域传》。

[23]周天游指出：“从谢书佚文推断，范书传目中之东夷列传，毫无疑问本之于谢书。”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第5页。

[24]《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页。

[25]参看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一章，汲古书院，2006年，第26页。三崎先生还统计了“四夷”“六夷”等词语在经书和正史中的出现次数，结果在《史记》到《北史》的十五部正史中，“四夷”出现214例，“六夷”仅仅21例（同上，第25—26页）。这也说明“六夷”不是可以和“四夷”相抗衡的一类概念。

[26]《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58页。

[27]见《后汉书》卷三〇《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0页；《太平御览》卷七八五“盘瓠”条，第3476页；卷八六五“盐”条，第3838页；卷九一二“獭”条，第4042页；卷九七九“瓠”条，第4337页。

[28]见（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7页。有关《魏略》的研究，可以参看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31号，1998年，第1—29页。

[29]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史分离，即史学不再附庸于经学而获得独立的地位，这一进程即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参看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以及《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俱收入同氏《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胡宝国《经史之学》，收入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等。那么如何解释在经学衰落、经史分离的时代，经学仍在影响史学撰述？首先，史学与经学、文学等明确知识分界，在目录学中被当作独立的门类，并不代表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丧失。如胡宝国指出的，史学从经学中独立的基础就是古文经学，“经史”一词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经史的分离，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其次，魏晋南北朝虽被认为是经学衰落的时代，玄学、佛学等似乎成为思想的新潮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经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未被放弃，北方尤其如此。最后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知道的史学家中，大多同时治经学或者具有经学素养。如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晋书》卷八二《虞预传》，第2147页）；谢沈“博学多闻，明练经史。……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晋书》卷八二《谢沈传》，第2152页）；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第1698页）；臧荣绪“惇爱《五经》，……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南齐书》卷五四《臧荣绪传》，第937页）。而范晔亦出身于经学世家，其祖父范宁是有名的经学家，不仅著《王弼何晏论》严厉批判清谈玄学，还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晋书》卷七五《范宁传》，第1984、1989页；亦可参看吉川忠夫著，王启发译《六朝精神史研究》第三章《范宁的学问》，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114页），范晔本人也有“少好学，博涉经史”的名声（《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19页）。例子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经史之学在学科范式上的分离，不妨碍它们在个人精神世界的交融。可以说，较之玄学，经学与史学更有亲和力。

[30]见《史通通释》卷八《模拟》，第224页。

[31]胡宝国《经史之学》，第34—39页。

[32]参看川合安《沈約『宋書』の華夷意識》，《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1995年第6期，第125—145页。

[33]参看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5页。

[34]《史通通释》卷七《曲笔》，第197页；卷四《题目》，第93页。

[35]胡宝国《南北史学异同》，收入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187页。

[36]《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兽部》“橐驼”条引“《南史》曰《四夷传·滑国》有两脚橐驼”（第4000页），又引“《后周书·四夷传》曰：且末西北有流沙”（第4000页）。而今本《南史》、《周书》皆无“四夷传”之目，所引语句分别在《南史》卷七九《夷貊下·西域诸国·滑国》和《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鄯善传》中。或许是唐初所修诸史虽未标明四夷传目，但其体例已经至为明确，以致后人径以“四夷传”名之。

[37]《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314页。关于南北之间书籍交流的情况，参看吉川忠夫《島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伝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東方学報（京都）》72，2000年，第133—158页。

[38]《史记》中的另外几篇国名传：《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和《大宛》，与《匈奴》的叙述结构并不相同。《南越》、《朝鲜》和《东越》，叙述的是三个政权的历史，南越国和朝鲜国的建立者最初来自中原，而东越的统治者可将族源上溯到春秋的越国，接上了《越世家》；《西南夷》、《大宛》较为接近，政权林立，原始材料只能是汉使臣的报告，以及一些战争的记录，而这类报告的数量和深度显然不能与匈奴的材料相比，故而地望、风土、物产、习俗或可略知，更深入的内容则付之阙如。唯有匈奴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供各种叙述策略尽情施展。因而本文着重分析《匈奴列传》。后来的史书也证明，当材料足够充分时，史家更愿意模仿的是《匈奴列传》。

[39]《史记志疑》卷三三，第1380—1381页。

[40]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收入氏著《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页。

[41]如（唐）杜佑《通典》卷一九四《边防典》云：“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维。殷时奔北方，至周末七国时，而与燕赵秦三国为边邻。”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5302页。

[42]E.G. Pulleyblank, “Tribal Confederations of Uncertain Identity: The Hsiung-nu”, in Hans Robert Roemer （ed.）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in the Pre-Islamic Period.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00, p.53;Robert Drews, Early Riders: the Beginnings of mounted warfar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pp.115—116.

[43]参看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71页。

[44]《史记志疑》卷三三，第1381—1382页。

[45]匈奴为北狄之后，到汉末已成为一种常识。如扬雄上书称：“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12页。

[46]《西南夷传》除了接续《史记》、《汉书》继续叙述其与汉朝的和战关系之外，还根据新积累的资料补充了一些族源传说，对风俗的描述也更为细致。

[47]李巡注一一指出了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的名称，见《尔雅·释地》刑昺疏、《礼记·王制》孔颖达疏所引，见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616页、第1338页。王利器将此辑入《风俗通义》佚文，而略去“李巡曰”等字，恐误。见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第487—488页。

[48]《说文解字》卷四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第78页。

[49]《风俗通义校注》，第488页。

[5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5页。

[51]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97页。

[52]《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4页。《礼记·王制》原文见《十三经注疏》，1338页。

[53]《风俗通义校注》，第487—488页。

[54]（汉）班固撰集，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14—115页。

[55]《说文解字》卷四上，第78页。

[56]另可参看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13页。《订补》与李贤注所引文句顺序不同，且另有“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一句（第12页），据《御览》卷七八〇引文，“来御”之下仍有“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十九字，此即《后汉书》本条的真正史源。

[57]李巡《尔雅注》中列出的九夷是：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五曰凫臾（一作更），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见《尔雅·释地》刑昺疏、《礼记·王制》孔颖达疏所引，《十三经注疏》2616页、1338页。王利器将此辑入《风俗通义》佚文，而略去“李巡曰”等字，恐误。见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第487—488页）这个一一指实的名单是经不住推敲的，《尔雅》所记自称是周制，再看看李巡举出的国名，就破绽百出了。玄菟、乐浪为汉武帝灭朝鲜后所设的郡名，在此前从未曾见于文献，应劭曰玄菟本真番国（《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索隐》引，第2985页），《后汉书》言“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卷八五《东夷列传》，第2816页），则玄菟非原有的族名或国名是可以确定的。倭国在武帝灭朝鲜之后始与中国通使，先秦亦无此名称。

[58]按现存佚文来看，《东观汉记》和诸家《后汉书》均未发现有《南蛮传》。只有鱼豢《魏略》有一条关于槃瓠传说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已引（第2830页），另有一条“南蛮皆用獭皮为冠”，见《御览》卷九一二“獭”条引，第4042页。但有趣的是，《魏略》中的“槃瓠”或许与南蛮无关，《魏略·西戎传》曰“氐人……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三国志》卷三〇裴注引，第858页）。《魏略》“槃瓠”传说的“老妇耳疾”一项，亦不为《后汉书》所采，因此有理由认为两者的文本没有承袭关系。

[59]鲁西奇在《释“蛮”》一文中，也从史源学和史书编纂的角度分析了槃瓠和廪君两大谱系的形成，同样认为这是干宝、范晔等史家的主观分类。见《文史》2008年第3辑，第71—72页。不过，鲁先生并未专论这一问题，而且与大多数研究者一样，忽视了《后汉书》中的蛮还有“交阯”一支，因而与本文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

[60]“槃瓠石室”的记载见于黄闵《武陵记》，散佚已久，此条保存于《太平御览》卷四九“武山”条和《后汉书》李贤注，清末学者陈运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辑佚了此《武陵记》（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影印本，2008年，第97—98页）。黄闵生平时代不详，仅知其撰有《武陵记》、《神壤记》（原注：记荥阳山水。按姚振宗于此条谬误特甚，既以此为河南之荥阳，又将其与王韶之《神境记》相并列。黄闵既撰《武陵记》，似不能又悉荥阳山水，观下文王韶之《神境记》内容，必为湘州之营阳。荥阳乃营阳之讹），姚振宗、章宗沅皆不能考其始末。唐长孺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引用了黄闵《武陵记》的材料（《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第165页），并推测是南朝后期著作。陈运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题为“齐黄闵撰”（第97页），然不知何据。

[61]见李贤注引《荆州记》。《太平御览》卷七八五“槃瓠”条亦引此条：“阮陵县君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郡在武陵溪之北。”文字稍异。此《荆州记》作者不详，故时代也无可考。

[62]可参看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47—162页。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63]（晋）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卷二四“盤瓠”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401—402页。

[64]《太平御览》卷七八五“槃瓠”条引干宝《晋纪》，第3476页。

[65]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九章《粤族》，收入《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墨子》文见吴毓江、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卷六《节葬下》（第267页）及卷一三《鲁问》（第735页）。《节葬下》所记食人国在“越之东”，而《鲁问》所记在“楚之南”。

[66]范晔在狱中所作《自序》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见《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30—1831页。

[67]蒙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收入氏著《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68]《通典·边防典》中的“南蛮”则是另一种混乱的大杂烩。既有狭义的南蛮，也包括巴蜀之獠、西南夷、岭南夷獠、南海诸国，基本等同于“所有南方的异族”。

[69]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11页。

[70]可参看《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第832—833页，第837—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