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一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
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日知会被破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侦刺，武汉地区一时寒流滚滚。但是，革命力量吸取了教训，大喊大叫的公开活动转变为深入隐蔽的串联，更加坚实地成长起来了。
自1907年起，武汉地区先后出现一批革命小团体。计有：
同兴俱乐部：孙武等。
集贤学社：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方孝纯等。
湖北军队同盟会：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等。
种族研究会：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等。
中华铁血军：在狱革命党人刘静庵等。
群治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自治团：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贺公侠等。
军队同盟：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等。
将校研究团：蔡济民及三十标士兵吴醒汉等。
武德自治社：士兵董天人等。
湖北共进会：孙武等。
兰友社：四十二标士兵胡祖舜等。
钟祥学社（内附安郡公益社）：彭临久、赵鹏飞等。
忠汉团：炮八标士兵陈国桢等。
辅仁会：三十标士兵陈佐黄等。
蕲春学社：查光佛等。
振武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德育会：谢石钦等。
文学社：四十一标士兵蒋翊武等。
数学研究会：两湖总师范学生李作栋等。
群英会：三十二标士兵向海潜等。
黄汉光复党：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易正柏等。
竞存社：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孙毅等。
神州学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等。
义谱社：四十一标士兵张融等。
振武尊心社：军商各界聂豫、龚霞初等。
柳营诗社：二十九标士兵谢超武等。
益智社：四十二标士兵邱文彬等。
文学研究社：贺公侠等。
自新文学研究会：曾省三等。
在上述革命小团体中，以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湖北共进会等为重要。
1．湖北军队同盟会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当时，黄兴正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发动起义。任、李二人认为：钦、廉僻远，不能击中清廷要害；武昌地处腹心，在这里发动才能振奋人心，有所作为。二人经常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经任重远与新军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多人商量，并征得在狱的李亚东、梁钟汉的同意，决定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任重远等分头联络，两月之间，征集到同志四百余人。
7月26日，在大雷雨中于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以秦炳钧为主席。对会议宗旨，与会者一致赞同；但对军队同盟会这一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则意见不一。为了长期隐蔽活动的需要，会议决定不制定章程。会后，李亚东在狱中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积极撰文鼓吹革命。
尽管军队同盟会小心翼翼，但是，李亚东的活动仍然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由于经常有新军士兵到狱中探望李亚东，清吏严令禁止他见客。不久，《通俗白话报》停刊。任重远也因梁耀汉和四川革命党人的联系有进展，再度赴蜀。会务无人负责，军队同盟会的活动因而停顿。
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115)。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它虽然只存在了五个多月，但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却因之再度活跃起来。
2．群治学社
1908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正待举行阅兵典礼之际，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不久，又传来了熊成基起义的消息。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等即于猫儿岭宿营地左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杨王鹏认为这是革命的好机会，但可惜没有组织，不能动作。他建议从当时起，全力进行(116)。杨王鹏（1878—1916），字子鬯，湖南湘乡人。原为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士兵，因在军中宣传革命，被开除；改投武昌新军四十一标，和任重远同营。回到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钟琦、章裕昆等十余人讨论。决定成立群治学社，专门联络军中士兵。推钟琦为起草员，以杨王鹏、钟琦等十人为发起人。
12月13日，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钟琦为庶务。会议通过的宣言突出了爱国救亡这一最能激动人心的主题，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117)。《简章》规定了既积极又慎重的发展方针：社员每人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入社，但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并须派员考查。鉴于日知会时代以发展军官为主，一旦发生变故，大多不能坚持到底，因此，会议决定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简章》还规定，社员须以所得薪金十分之一交充本社经费。
成立会后，群治学社社务稳步开展。1909年7月，杨王鹏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结识队官潘康时，发现潘热心革命，破格发展其为社员。在潘的掩护下，该队成为学社的大本营。其后，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群治学社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钟琦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新近入队当兵的李六如继任。李继任后，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活动。逐渐，湖北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的社员。
这一年，湖北天门等县大水，饥民麕集。为了防止暴动，清政府于11月派四十一标驻防各灾区。1910年2月，同盟会员刘复基偕蒋翊武到鄂，协助詹大悲、何海鸣创办《商务报》。刘复基（1884—1911）字尧澂，湖南常德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曾参加华兴会在湖南组织的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12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州人，常德师范学生。1906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经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詹大悲（1889—1928），湖北蕲春人，黄州府中学堂学生。曾与同学宛思演创立证人学会。后宛出资创办《商务报》，詹大悲被聘为总主笔。他们三人听说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这一组织，便一起以报馆访员名义前往四十一标防地探访。在这一过程中，结识社员蔡大辅，获悉学社情况。蒋翊武兴奋地报名投军，在该标三营左队当兵。詹、刘二人回到武汉，持蔡大辅函去见李六如，备述《商务报》宗旨。当时，报社经费支绌，李六如即以社中积款资助。自此，《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喉舌。随后，刘复基也报名当了兵。
1910年4月，杨度路过汉口。在川、粤、汉铁路风潮中，他赞同清政府主张，力主借外债筑路，激动两湖人民公愤。11日，刘复基、李六如邀集数百人集会，推举代表八人去请杨度，想骗他到会场上来痛揍一顿。杨度觉察，拒绝出席。刘复基、李六如便拖着杨的辫子，拉出大门。行至英租界时，刘、李二人被巡捕房拘押(118)。《商务报》因登载有关消息，于15日被封。群治学社的名称也被侦悉。
同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与共进会的黄申芗、查光佛等密议。决定于24日夜十二时发动，先夺子药库，继则各标响应，攻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准备过程中，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派宪警逮捕，黄翻墙逃脱。其他人也纷纷逃离。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但活动已极感困难，不得不筹划改组。
经过军队同盟会的恢复，又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
3．振武学社
群治学社的败露使有些人泄气，但大多数人仍坚持再干。杨王鹏表示：“失败为成功之母，请毋自馁！”(119)
1910年8月，四十一标调回武昌防地，李六如随即于该标一营召开会议，报告反对铁路借债和准备响应长沙抢米风潮经过，以及社务停顿的原因。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沿用群治学社的名义，经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黄驾白、单道康、廖湘芸、祝制六、李慕尧、孙昌福、李鑫等议决，改名振武学社。会后，杨王鹏起草简章，声言“专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故定名为振武学社”(120)。群治学社简章中爱国救亡的主题不见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又变得谨慎起来。
9月18日为夏历中秋节，振武学社于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会议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加；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知彼此的情况。10月11日为夏历重九，振武学社于黄鹤楼边的风渡楼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据会上各标代表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但不得滥收。
杨王鹏的活动逐渐为黎元洪察觉。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1888年毕业，派赴北洋水师见习。1891年供职于广甲舰。中日甲午战争中，广甲舰中弹，他飘流海上，死里逃生。战后，投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被委派修建江宁、江阴炮台，得到赏识。1896年1月，随张之洞到湖北，任管带，协助德国教练训练新军。曾三次被派赴日考察，从护军马队长、前锋统带一直升到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得悉情况后，将队官潘康时传到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而不问？”(121)即将潘撤职，遗缺由施化龙接任。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便表示：“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122)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
杨王鹏撤差后，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老成持重的蒋翊武决心静观一段时期。他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123)
4．文学社
蒋翊武的静观策略只维持了两个多月。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多数人主张仍称振武学社，詹大悲却建议取一个不易惹人注意的名字。詹的意见得到了大家赞同，遂决议改名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124)
1月30日为夏历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为名于黄鹤楼畔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孙昌福、章裕昆、邹毓霖等十余人出席，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会议认为必须扩大组织，要求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成立仅月余，除马队八标外，湖北全军都有了社员；在士兵中，社员并占多数。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于黄土坡招鹤酒楼，增选新近合并入社的将校团负责人、三十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会议决定取消关于社员月捐和入社捐的规定；派章裕昆赴马队八标发展会员；同时提议社员采访的新闻及言论交《大江报》登载，各营队送报一份。《大江报》创刊于1910年1月1日，由詹大悲主办。该报标榜“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它以对不法军官的无情抨击获得了新军士兵的热烈拥护。
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章裕昆往马队第八标当兵。十天之内，发展社员四十余人。不久，四十二标胡玉珍、丘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也全体加入。这样，文学社的势力就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不过，由于军队同盟会以来革命党人主要在新军中活动，它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中止(125)。这以后，清吏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文学社的活动感到困难。为了保持各标营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刘复基勇于任事，请假出营，居住在阅马场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问讯。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会，决定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住社办公；增设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胡玉珍提议：四十二标分驻阳夏两镇及河南信阳，相距数百里，建议成立阳夏支部。会议肯定了胡的建议，决定以胡为支部长，以郑兆兰任交通，在汉口郑寓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中间发生过不少波折，但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这一年2月，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他从詹大悲处得知有文学社这一组织，便邀同蒋翊武、李长龄、王守愚等在武昌府狱胡瑛处聚会。见面时，谭人凤发现蒋、王二人像乡下佬，李像冬烘先生，心里不大满意。胡瑛悄悄地对他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126)胡瑛的评价是正确的。正是靠了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湖北革命党人才能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
二 湖北共进会
湖北共进会是武汉地区的又一重要革命团体。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就隔绝了和海外的关系。因此，孙武的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李白贞等群来问讯。黄申芗，大冶人。先世为明朝武官，以抗清战死。他年轻时即具有排满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标当兵，曾与林兆栋等发起种族研究会。孙武回汉时，传言为孙文之弟。他和郭抚宸往访。孙武出示共进会章程，并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情形。黄申芗非常高兴，愿将种族研究会并入。次年初，焦达峰抵汉，和孙武协商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办法。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组织，以“中华山”的名目统一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随后，在武汉、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立了秘密机关(127)。
当时，黄申芗与兴国、大冶一带会党关系密切，刘英、宋镇华在安陆、德安，彭汉一在黄州，袁菊山在襄樊一带活动，另有刘玉堂在汉口开设新大方栈，他在长江一带会党中很有势力，被人称为“刘大爷”。孙武因将上述五部会党编为五镇军队，以刘公为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黄申芗等分任统制。6月中旬，焦达峰的同乡周海珊、刘贤构等到汉经商，自愿将全部布款捐献，解决了共进会的经费需要。7月，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暴动，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一月，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暴动，也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久，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又暴动失败。连续发生的事件使清吏提高了警觉，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等人。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同时遣散部分骨干，湖北共进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大挫折。
9月15日，孙武应共进会广东都督聂荆之召赴粤。10月初，自广东转往广西，参加共进会广西都督刘玉山等计划发动的起义。行抵南宁时起义事泄，孙武逃往香港，与冯自由、赵声、胡汉民等相见。11月，加入同盟会。
自孙武离鄂后，湖北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黄申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能诗善文，富于组织能力，因此，被选入陆军小学当学兵。他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调查同志人数，共得八百十五人，编为指挥团，共进会的会务又逐渐发展起来。1910年4月，响应长沙抢米风潮事败，黄申芗赴沪，共进会的会务再次受到挫折。
1910年6月，孙武自广东潮州归汉。同年7月，共进会第三任总理刘公毕业于明治大学，带着十八星旗、革命文告等与杨时杰由东京返国。刘因病回襄阳原籍。杨时杰与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128)。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孙武重整旗鼓。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设立秘密机关。同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托人致书同盟会员居正，要他联络武昌新军响应。居正（1876—1951），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共进会的内政部长。后在新加坡、仰光等地任《中兴日报》、《光华日报》主笔。1910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议，旋回乡。他接到黄兴密信后到武昌，访问了孙武、杨时杰等人。23日，谭人凤也受黄兴委派，携款八百元到汉，和孙武、居正密谋。
湖北共进会一直独立活动。居正、谭人凤的到来架起了它和同盟会之间联系的桥梁。为了响应广州起义，孙武决定加强对新军的工作。3月31日，由邓玉麟出面，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专门联络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加入共进会的人逐日增多。一个月之后，风声渐紧，资金也已用光，邓玉麟便将伺兴酒楼迁到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设立分机关，由离营士兵、原属兰友社的胡祖舜主持。其时，刘公已自襄阳到武昌，赁居雄楚楼街十号杨玉如家中，任共进会入会主盟人。
广州方面的失败促使孙武等决心在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5月3日，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孙武称：“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129)与会者一致同意孙武的意见。会议决定，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反之亦同。
武汉位居中国心腹要冲，被称为九省通衢。从自立军起事之后，这里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坚实的工作。这里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清政府在这里存有大量饷银，汉阳有全国首屈一指的钢铁和军火工厂。因此，在湖北地区首义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决策是作出了，但是经费却毫无着落。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没有联系，不可能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焦达峰等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没有得手；邹永成暗暗地在酒中放进闷药，企图麻倒伯母，偷出钱财，也没有成功。直到刘公拿出了他父亲要他报捐道台的五千元钱，革命党人才有了一笔款子，得以从事必要的起事准备。
除湖北外，湖南、江西也先后建立了共进会组织。
1909年8月，焦达峰回到故乡浏阳，在普迹市以“中华山”、“光复堂”的名义召集会党头目，开山立堂，到浏阳、长沙、湘阴、醴陵、平江以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县的“龙头大哥”三十多人，全体加入共进会。不久，在长沙设立机关部。1909年10月，邓文辉回到江西，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
长期以来，同盟会放松了长江流域的工作。湖北等省共进会的成立，这一带就多了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
三 同盟会中部总会
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相当普遍的不满，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130)。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谭人凤回到东京。这时，东京同盟会员不少已灰心失望，无人过问会事。宋教仁自1907年辽东归来后，经常郁郁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后来更准备遁迹隐居。6月10日，孙中山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不久，赵声、黄兴继至。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会务，孙中山表示同意。其后，宋教仁往谈，孙中山因对宋一度支持章炳麟、陶成章不满，愤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故，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131)次日，宋、谭同往，谭人凤反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132)。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匆匆离去，没有通知谭人凤等。由是，谭人凤也对孙中山不满，便和赵声等商量改组，主张以长江流域为进行地点。赵声非常赞同，便约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会议。
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他说：“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经公议，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33)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
方针既定，但缺乏经费。宋教仁采纳邹代藩的建议，准备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公推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同时，谭人凤南下香港和黄兴等协商。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怒极，几乎要给胡一拳，愤然说：“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134)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次日，谭人凤邀请赵声、胡汉民共饮，以一杯敬赵声说：“愿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以一杯敬胡汉民说：“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135)当夜谭人凤即离港返日。
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正确的集中，才能有战斗力。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区上的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既缺乏民主，又缺乏集中，不能有效地统一意见，因此，分歧愈来愈大。
谭人凤返日后，日夜奔走，经费仍无着落，改组事因而搁浅，仅每周组织谈话会一次。同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
“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很不景气。赵声病死，黄兴专意准备暗杀，闭门谢客，没有人出面处理善后，引导大家前进。谭人凤目睹这些情况，心灰意冷，决志归家。6月初，路过汉口，焦达峰、孙武等正在会商，拟乘湖南铁路风潮暴动。焦达峰劝谭说：“事在人为，何可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的意见。次日，孙武邀蔡济民、邓玉麟等共进会干部和谭人凤见面。谭劝孙武等和文学社和衷共济，相辅而行。过了几天，谭人凤东下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计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勒生等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成立会。到会二十九人。计湖南籍七人，浙江籍七人，四川籍四人，福建籍五人，江苏籍三人，安徽籍二人，云南籍一人。会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章程》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此外，它并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136)《宣言》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它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待贤。同时它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它批评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慕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137)。8月2日，开第二次会，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不久，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南京由郑赞丞、章梓主持，安徽由范光启主持，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曾杰、焦达峰主持。
为了使各地革命党人不致急躁从事，中部总会定“宣统五年”（1913）为大举时期。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适合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中部总会确定在这一地区发动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看到革命大风暴已经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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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鹤卷町某君来函，转引自《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6期。
(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45页。
(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1页。
(4)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
(5)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6) 樊光：《章太炎、陶成章合传补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7) 《革命党觉醒之时期》，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8) 《革命党觉醒之时期》，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9) 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
(10)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9页。
(11) 《为防城起义望筹画接济饷械致宫崎寅藏》，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91页。
(12)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13) 《复张继函》，孙中山佚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原件照片。
(14)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15) 竹内善朔：《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日本评论社《中国研究》（五），1948年9月。
(16) 《亚洲和亲会约章》，陶铸（冶公）藏。
(17) 《答祐民》，《民报》第22号，第130—131页。
(18) 《答祐民》，《民报》第22号，第130—131页。
(19)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民报》第15号。
(20)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中译案语》，《天义报》第15期。
(21)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
(22) 《天义报》第8—10期合刊。
(23) 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报》第3期。
(24) 汪公权：《法国女杰露伊斯传》，《天义报》第2期。
(25) 刘师培：《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报》第5期。
(26) 刘师培：《悲佃篇》，《民报》第15期。
(27)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报》第8—10期。
(28)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天义报》第8—10期合刊。
(29) 《国家论》，《民报》第17号，第1页。
(30) 《朱希祖日记》（稿本），1908年3月20日。
(31) 《五无论》，《民报》第16号，第1—22页。
(32) 《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同上第17号，该文第5页。
(33) 《与马良书》，同上第19号，第110页。
(34) 《满洲总督侵吞赈款状》，《民报》第22号，第38页。
(35) 《章太炎电复统一党》，《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
(36) 《党人》，《新世纪》第117号，第6—9页。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37) 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
(38)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
(39) 《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40) 《谢奉琦之惨死》，《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4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2页。
(42) 谭人凤：《石叟牌词序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
(43)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3页。
(44) 《共进会宣言书》，《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96—98页。
(45) 《孙武演说》，《亚细亚报》，1913年2月27日。
(46)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页。
(47)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38页。
(48) 《孙武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3月13日。
(49)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页。
(50) 《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第33页。
(51) 邓文辉：《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7页。
(52) 《在星架波成立南洋支部之通告》，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第173页。
(53) 《致王子匡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54) 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第三节。
(55)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版，第116页。
(56)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27日。
(57) 转引自《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
(58) 《国父全书》，第417页。
(59)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7页。
(60) 《为孙中山受谤致各同志望同心协助函》，《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页。
(61)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11页。
(62)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第112页。
(63)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2页。
(64) 《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65)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6)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7) 《致柱哥》，《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71页。
(68) 《致石哥函》，《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53—55页。
(69) 孙中山佚稿。
(70)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6—67页。
(71) 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72)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明治四十四年11月版，第51页。
(73)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第67—70页。原名《龙华会章程》，据山口升《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此章程应即为《革命协会章程》，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09。《章程》指斥清朝统治者“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这里所说的“狗屁的上谕”指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907年9月27日）颁布的《旗丁改筹生计谕》，见《德宗实录》卷578。据此，《章程》的拟订应在1907年冬或1908年初，原署“甲辰（1904）正月朔日”云云，是有意倒填。
(74) 陈去病：《张恭传》，《革命人物志》第4集；《尹家双女豪事略》，《民立报》，1913年5月3日。
(75) 《熊成基被逮始末记》，《神州日报》，1910年2月13日。
(76) 《薛哲供词》，《神州日报》，1908年12月11日。
(77) 《是否革命党》，《神州日报》，1908年12月18日。
(78) 《熊烈士供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第241页。
(79) 《熊成基临刑记闻》，《申报》，1910年3月12日。
(80) 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4页。
(81) 《黄洪昆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2) 《江运春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3) 《黄洪昆供》，广州《砭群丛报》第6册。
(84) 陈景吕：《庚戌之役倪映典遇害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300页。
(85) 新加坡《星洲晨报》，1910年4月18、19日。
(86) 《黄克强先生上孙总理述革命计划书真迹》。
(87)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76—77页。
(88) 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
(89) 黄编：《总理全集·自传》。
(90)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58、259页。
(91) 《革命文献丛刊》第5期，第2页。
(92) 《喻培伦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17页。
(93) 《林觉民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98页。
(94) 《方声洞传》，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89—190页。
(95)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0页。
(96)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0页。
(97) 施正甫口述：《“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在广西》（上），第17页。
(98) 韦能宝口述：《“三二九”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在广西》（上），第23页。
(99) 《民立报》，1911年5月6日。
(100) 《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172页。
(101)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黄编：《总理全集·杂文》，第10页。
(102)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报》第6期。
(103) 白话道人（林獬）：《国民意见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12页。
(104) 关于爆炸细节，各书记载不一，此据刘思复自述，见《驳江亢虎》，《师复文存》第225页。
(105) 《黄但喻陈诸同志谋炸端方之经过》，《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版，第649页。
(106) 《留别南洋同志书》，《汪精卫文存》第372—373页。
(107) 《汪精卫供词》，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第243页。
(108) 《邝佐治事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
(109) 《李佐汉传》，《革命人物志》第1集。
(110) 《温生才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111) 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29页。
(112) 《致美洲同志书》，《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79页。
(113)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12页。
(114) 《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115) 李长龄：《民元致日知会调查纪录所书》，张难先：《鄂党史料杂抄》，稿本。
(116) 《杨王鹏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6页。
(11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5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第6页。
(118) 《杨度狼狈之近状》，《神州日报》，1910年4月20日。
(119) 《杨王鹏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6页。
(120)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第14页。
(12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12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123)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6页。
(124)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8页。
(125) 《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67页。
(126) 《胡瑛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63页。
(127) 《孙武传》，武汉《强国报》，武汉市图书馆藏剪报。
(12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
(129)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130)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131)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笫42页。
(132)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笫42页。
(133)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134)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笫3期，第43页。
(135)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笫3期，第43页。
(136)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页。
(137)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