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时间约两年多。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相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扬的时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因而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时期。

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支持下，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孙中山为了完成从兴中会开始的未竟之业，备经困顿，屡蹶屡起，不幸赍志而殁。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正是这位先行者和许多英烈未竟事业的继续。它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小军阀集团。由于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并有苏联援助，因此进展迅速。在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克两湖，下江西，平定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西南、东南的小军阀们纷纷望风归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然而，北伐又是在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背景中进行的。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政策、思想理论以至北伐的时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又存在许多分歧。北伐前夕，发生中山舰事件，反映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的尖锐斗争。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以退让求团结，支持蒋介石达到了他前此未曾达到的权力高峰，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在北伐开始后，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又感到对蒋介石策略的不当，企图限制和削弱他的权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已经军权在握，左派和中共的胜利并不巩固。

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权益，因此，一直关注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列强逐渐感到，单一的武力镇压未必可行，也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倾向于软硬兼施，怀柔与威胁并用。在次要权益上，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在主要权益上，则竭力加以维护。在他们逐渐看清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两派的分歧后，便企图利用矛盾，施展各种手段，分化、软化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由于实力下降，不得不逐步后退，日本由于实力上升，日渐发展为侵略中国的头号力量。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北伐期间，爱国官兵，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当时统一战线内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复杂。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反对群众运动，部分人并因运动中群众的失序与过火而仇视群众；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群众运动，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与过火现象不能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纠正。1927年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部分地区的农村革命由减租减息突然跃进到重新分配土地。这一跃进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扩大和加深了本已存在的各种分歧和裂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本来就是顾虑重重的，当群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的时候，他们便转而向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寻求保护。

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在1927年春演变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列强的诱迫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暴力“清党”，随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接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中共则在南昌发动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令人为之扼腕的变化。“清党”和“分共”的结果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农群众，国民党内的专制与腐化现象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群众运动、军队政治工作、部分国民党地方党部中取得了领导权或支配地位，为前期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共当时正处在幼年时期，还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下，右的、“左”的错误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还需要历史的长期磨炼。

国共两党分裂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宁汉对立与合流等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北方的张作霖集团也粉墨登场，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王朝。1928年，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派系获得暂时妥协。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不愿中国顺利统一，悍然出兵济南，蒋介石下令部队忍辱绕道，继续北进。此时，张作霖集团已经成了孤军，被迫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解决办法”，退出关外。1928年6月，日本侵华激烈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同月，北伐军和平进入北京和天津。自1912年袁世凯上台开始，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自此，中国历史即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时期。

为了写好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尽可能地收集、研究了这一时期各方面、各种类型的公私档案和文献，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前苏联的，只要我们力所能及，都加以收集、利用。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记述、揭示历史的客观运动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客观的史实只能有一个，解释、分析、评价却可能多种多样。写历史要尽量减少主观性，力求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历史学家要为读者，特别是后代的读者、研究者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必要的条件。基于此，我们将清理、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第一任务。我们不指望读者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本书所阐述的史实能经得起各个时代、各种读者的推敲和质疑。我们的写法是以叙述为主，适当加以分析、评论，有时则只叙事实，不作评论。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的政派和人物尤为复杂。中国戏曲常常喜欢将人物脸谱化，忠奸分明，美丑立判。社会生活里也往往有类似现象，扬之则上九天，抑之则入九渊。历史学不能采取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而要从历史真实出发，写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姿多彩的特点。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固不足取，对反面势力、反面派别、反面人物所做的好事，视而不见，一概骂倒也不可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为正道。北洋内阁是为军阀处理内政外务、治民理财的机构，本书在指出它的这一特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在“修约外交”中的作用。对北洋系人物维护民族利益的言行，本书也如实作了叙述。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仍然是应该提倡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忠于史实，言所当言，既不为权势所屈，利害所动，也不为派别所囿，风向所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学家写的虽然大都是过去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笔时总不能不有所避忌。距离现实愈近，这种避忌也就愈多。例如：过去讲共产国际，只讲其正确，不讲其失误，所有的板子都打在陈独秀等人身上。又如，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只讲帝国主义炮轰，不讲此前中国士兵（包括北伐军散兵）对外人在宁机构、人员的抢劫，而在中国军民死伤人数上，又采用当时为了宣传而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如此等等，例子不少。这样的写法，自然很难成为信史。

既要充分掌握史料，又要善于运用。史料常常有片面性，甚至虚假不实，轻信就会走向谬误。因此，我们在写作中，力求参稽、比较各方面的史料，加以淘筛分析，以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譬如报刊，既读革命一方的，也读北洋一方的；既读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也读东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方的；既读国民党的，也读共产党的；既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总之，史料掌握得多一点，全面一点，片面性就可能少一点。有些史料，真伪混杂，就更加细心地考订鉴别。1927年，张作霖集团查抄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后将所得文件汇编成书。其中有篇文件，被海外的有些历史学家视为共产国际指使中共制造暴乱和排外事件的铁证，但是，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件可疑。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已经查明：此文是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伪造的，其他文件的翻译虽不可靠，但并非赝品。苏联政府当时否认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一种姿态。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文学是人学，历史学也是人学。两种“人学”有共通点，也有相异点。其共通点是都要求“人”有性格，有血肉，其相异点是：文学家可以集中，可以想象，可以夸张，使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即鲁迅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只要生活中可能有，而不必求其实有。历史学家则不能像文学家那样自由，他所写的一切，连细节在内，都必须是历史上实有的。历史学家要把人写“活”，只能依靠历史人物自身实有的思想和行为。本书努力这样做了，但远未能将人写“活”。比之中国古代的某些史学名篇来，我们于惶愧之余也有一点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掌握那些使人物“活”起来的资讯的？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讲求文采。我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书能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但是，我们主张无一事无来历，而且必须是可靠的来历。我们决不做因文伤真，以文害意的事。我们不敢以想象来填补史料的空白，不敢想当然地猜度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不敢编造细节来塑造人物，渲染气氛，那种以牺牲真实性来换取可读性的做法，不是严格的历史学的方法。科学和文学有别，不加区分，会造成历史学的灾难。

写战争，可以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写。前者着重兵力配备、作战过程和战略战术的运用，后者着重战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战场上的人物活动。本书企图将这两种写法结合起来，在大的政治背景中表现北伐战争的各主要战役。是否有当，尚祈读者鉴定。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政坛的风云变幻常常和国际舞台声息相关。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列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在研读日本外务省文书、美国国务院档案、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和内阁档案上下过较多功夫，因此，本书的相关论述也就多一点，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外交机密。

唐人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修史如同磨剑，不能急就。本书从准备资料到定稿付印，已经超过十年。当然，其中插进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部分执笔者在完成初稿后也都离开了编写组，但是，我们用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仍然是不算很短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一定会存在某些疏漏和讹误。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台湾大溪和前苏联的档案，我们是乐意进行一次大的修订的。

本书各人执笔章节如次：

　　杨天石：前言
　　　　　　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部分）、第三目；第三节；第四节
　　　　　　　　　第一目、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五节
　　　　　　　　　第六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
　　　　　　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一目（部分）；第四节（部分）
　　　　　　第三章第六节
　　　　　　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二目（部分）、第三目
　　　　　　　　　第六节
　　　　　　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牛大勇：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五节
　　　　　　第四章第二节；第五节第一目、第二目（部分）
　　习五一：第二章第二节
　　　　　　第四章第四节
　　　　　　第五章第四节
　　徐　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部分）、第二目；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周兴旺：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目（部分）、第三目、第四目
　　　　　　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部分）、第二目；第四节（部分）
　　张学继：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部分）
　　任建树：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目（部分）
　　　　　　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目、第四目

杨天石拟订纲目，主持全书编写，整理、修改各章初稿，对其中若干章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或补充。李新审阅全书。王学庄参加设计过纲目草案。王贤知提供了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目和第五章第三节第二目的初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韦慕庭（C．Martin-Wilbur）、狭间直树、汪荣祖、顾廷龙、方行、万仁元、陈兴唐、陈铁健、李玉贞、薛衔天、杨奎松、吴永清、柴寿安等学者的各种各样的帮助，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