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做好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的思考

产权局　王　靓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并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既是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状态的准确描述，也势必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如何理解新常态，如何引导中央企业适应新常态做好转型升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论断，内涵是十分丰富的，2014年2月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指出，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简单来说，新常态是宏观经济在“三期叠加”的影响下呈现出许多新的积极而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从过去年均GDP增长10％左右下降至增长7.5％左右，而且未来可能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进一步降低；二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主要依靠投资变为消费、投资、出口相对均衡；三是不轻易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不断简政放权、改革体制机制，以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经济更加高效的增长，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四是配套城镇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改革措施，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加广泛地惠及全民。

理解新常态，除了以上的“新”之外，还要理解什么是“常态”，“常态”是指这种转变将持续较长一个时期，结合近一年中央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情况来看，中央决策层对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十分坚定的。中央企业应当按照总书记所说，早做谋划，未雨绸缪，主动自我调整，尽快适应新常态。

二、提出新常态的背景

（一）原有的模式维持经济高增长已难以为继，必须降低经济增速为改革留出空间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呈现出“经济下滑——为了保持增长，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经济增速回升——货币增发导致通胀——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经济下滑”的循环，而且出现这样的循环周期越来越短，已经明显反映出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问题。

经济增长经典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分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偏重于投资和出口拉动，国内居民最终消费相对不足是导致出现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比较中国、印度、日本、美国2000—2013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后可以发现，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形成率都是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即使考虑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等尚不完善，资本形成率高于发达国家有一定客观因素，但这一指标也应当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而逐渐下降。但是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从2000年以后就在不断提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资本形成率有明显跃升，接近50％。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始终在20％左右徘徊，印度也从未超越过40％，如图1所示。

再看消费，以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考察依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3年，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从47％逐渐下降到35％左右，下降的趋势明显。同期，美国的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逐渐从66％增加至69％，世界平均水平则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明显偏低了，如表1所示。

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虽然投资可以继续拉动经济，但负面效应将越来越大，最终一定要对经济增长结构进行调整，而且调整得越晚，付出的成本越大。调整的前提就是将对经济增速的目标合理降低，在保持就业也就是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结构进行全面调整，尽快促使社会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为未来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经济换档期的国际比较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看，像中国一样持续高增长之后，经济增速“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剩余10个经济体都从第三个10年开始减速，第四个10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我国台湾地区，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10年。（管清友，2014）

比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赶超型非均衡发展战略，1950—1972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9.7％，1968年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随后，受石油危机和国内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第一次减速换挡，1973—1990年，日本经济增速回落到年均4.26％，相比此前速度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日本经济，1991—2012年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仅0.86％。

再如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实施经济开发计划，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61—1996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8.02％，保持了近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97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宝钢铁等大企业相继破产，韩国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增速出现显著回落，1997—2012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4.07％，相比此前高速阶段回落了近一半。

三、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多方面都会有很多新的特征出现，在本文中将重点研究对企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特征。

（一）大规模刺激经济将格外谨慎

从我国近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看，2004—2007年，经济增长呈现出良好趋势，平均增长率处在10％以上。2007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快速下滑，2008年4季度仅为6.6％，随后由于大规模刺激政策，经济增长又快速回升，于2010年恢复至12.1％，但刺激经济没有转化为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从2012年2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率就始终低于8％，开始在7.4％至7.9％的区间运行，如图2所示。

应该说，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换档期，同时，中央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关注点已经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比如，李克强总理就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面对经济压力，不会实行‘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不会放松银根和扩大赤字”，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是7.5％左右，“只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比7.5％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习惯性地将经济增速下滑与政府出台刺激政策挂钩的思维方式必须改变了。

（二）第三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产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采矿、制造、电水燃气等的生产和制造、建筑）、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外的行业，以服务业为主）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分别为10.0％、43.9％、46.1％。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历年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攀升至46.6％。

2013年科技部曾就中美经济的差距进行过专项研究，结论指出，当前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差距，2013年美国第三产业的绝对值是中国的3倍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8.0％，占比超出中国30个百分点。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要“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他分析，“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现在中国一般工业产品供应充足，一些行业还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现象，而服务业许多领域却供不应求。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深化社会化专业分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无论是从现有的政策导向出发，还是从未来的发展空间看，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都是大势所趋。

（三）不符合新常态要求的落后产能等将面临淘汰

2013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指出2012年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左右，而美国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高峰期的产能利用率为66.8％，2012年已经回升到78.9％。即使考虑经济周期波动和统计口径的差异，现阶段中国工业总体产能的利用率不高、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严重偏低是存在的。

另一个例证是，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裴长洪，2014），2014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为11.4％，产能利用不足对于工业企业的利润影响是较大的。

产能利用不足的背后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行业基本上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工业产品等方面，居民最终消费产品较少。这些产能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或者经济增长水平显著回升才可能完全消化，新常态之下，这是较难以实现的。

（四）居民最终消费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人民日报，2014）

最低工资标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平均收入水平。2011年至2013年期间，每年全国分别有24、25、27个省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22％、20％、17％，可见，很多地方都是一年一调。以北京为例，2010年至今已经5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月增加至1560元/月，累计增幅为62.5％。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劳动政策等配套措施，客观上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为增强居民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四、新常态下中央企业做好转型升级的建议

（一）从根本上扭转观念，努力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不亚于一场经济上的革命，必定会对各个行业和领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企业是宏观经济下运行中的微观单元，应当而且必须顺应改革发展的历史趋势，越早预见到改变，越早扭转观念，越早采取行动就会在未来占有越大的主动权。

新常态下做好转型升级，最根本的就是要转变观念，改变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固有认识，如果仍然在等待经济周期大起大落带来的机会，等待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就会陷入被动。现在，我们正处于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逐渐消退、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是企业转型发展、布局调整的最佳窗口期，企业要从根本上认清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尽早转变观念，认清转型升级才是保持长期发展的唯一出路，早动手，早规划，顺应新常态的历史趋势。

（二）应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机遇

根据产权登记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中央企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国有资本数额占全部国有资本的比重分别为0.19％、54.89％、44.92％。某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央企业的资本布局就反映了那个时期国家经济重点发展的方向，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那个时代形成的中央企业资产分布必然都集中在这些重工业领域，比如石油石化、重型机械、钢铁等行业。

新常态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点落在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中央企业也应当结合宏观经济重点对自身的国有资本布局进行合理调整。从产权登记的数据看，由于农业的特点，第一产业的国有资本比重小是合理的，重点是如何考虑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在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分布。第二产业中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如高端制造业，也有较多的压缩落后产能的任务，比如普通钢铁、水泥等，但从总体来看，第二产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的红海。相对来说，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更大，还是发展的蓝海，顺势而为地发展服务业将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中央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在制订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时将行业的发展空间考虑进去，充分研究国家重点扶持服务业的发展机遇，将国有资本投入到更加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中去。

（三）用更具前瞻性的眼光进行产能结构调整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生命周期，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到平台期、衰退期，行业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一个阶段，对于从事该行业的企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行业，企业发展相对更快，处于平台期、衰退期，企业发展相对艰难。

以钢铁行业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建设需要大量的钢铁，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61万吨增长到1959年的1122万吨，10年间增长了17倍，此时的钢铁行业处于成长期。1977年钢铁产量为2374万吨，到1996年首次超过1亿吨，20年间年均增长16％，增长速度有明显下降，钢铁行业依然还是工业的支柱，但此时已步入成熟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钢铁的需求不可能始终保持很高水平，到2009年，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了5.7亿吨，产能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钢铁行业进入平台期。在此期间，钢铁企业的利润也随着行业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

其实可以说，所有的行业都存在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市场需求刺激新增产能，但是新增产能和需求之间存在一个时间滞后性，因此，对企业来说，所谓的淘汰落后产能不单是对已经明确为过剩的产能进行压缩，而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主动调整，比其他企业调整得更早的就会取得先机，李嘉诚先生曾说，他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这个意思。

宏观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的变化导致过去一些潜在的产能过剩行业会逐渐暴露出来，从一个行业或者领域退出转型最好的时机应该是行业的高潮期，而不是平台期或者衰退期，一旦进入平台或者衰退，退出的难度将大大增加，退出的收益也相应会大打折扣，因此，中央企业应当未雨绸缪，认真跟踪和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提前安排存量产能的调整退出。

（四）运用好存量优势，提高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是国家战略，也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里不能没有中央企业的身影，也不能离开国有资本的支撑。根据产权登记数据的统计，中央企业仅分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国有资本数额较大，从事该行业的各级企业有5003户，还不包括分布在军工、电信、航天等其他领域的科技产业，有许多科技成果都是中央企业几十年下来延续研究获得的，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央企业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的基础。因此，应当引导中央企业梳理好自身的存量科技优势，充分挖掘潜在科技积累和科技成果，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存量科技成果等的价值转化，提高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大有可为。

对于新兴技术领域的增量科技创新，比如北斗导航的各类应用、基因测序、无人机、3D打印、新能源汽车等需要新开拓的领域，中央企业应积极探索以有限合伙基金等多种方式引入各类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共同研发创新，既提高了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也降低了单独研发所承担的风险。

除了科技创新，现代商业领域中的商业模式创新也非常重要，比如淘宝通过互联网将分散且单个金额较小的理财需求聚集起来形成的“余额宝”，短短几个月内的余额就超过几千亿；再比如网上购物对传统零售的替代、微信等信息消费对传统短信和电话的替代等，都是基于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央企业也应该从机制上入手，在市场竞争领域里探索更加灵活的方式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

（五）对人力成本的逐渐提高要有准备

国内人力成本将随着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各项劳动保障政策的严格落实等逐渐提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数据，新兴亚洲各国中，平均工资最低的国家是缅甸（年均最低工资401美元，下同）、柬埔寨（672美元）、孟加拉国（798美元），中国年均最低工资为1500美元。传统的以低工资为优势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相对素质更好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这样的趋势不可逆转，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考虑人力资本的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普通制造业成本的提高将持续较长时间。中央企业应当结合自身转型升级的实际，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五、国资委引导中央企业做好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一）组织力量研究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总体战略

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引导本国发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创新革命，纷纷推出促进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美国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主要促进清洁能源、生物工程、航空和空间技术、纳米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的发展；欧盟2010年提出“欧洲2020”战略，强调以知识和创新驱动的智能增长、以绿色经济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等；日本于2012年提出“日本再生”战略，以节能环保、健康医疗等为重点。

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有责任组织力量从全局的高度对包括金融、文化等在内的全口径国有资本布局的总体战略进行深入研究，从世界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及国家战略意图的高度把握好中央一级国有资本的配置，这样的布局调整应不拘泥于现有的企业建制和国有资本多头管理的现状，从整体上把握会更加有效。

（二）探索对中央企业的主业管理实施清单管理制度

转型升级需要有的企业根据国家战略和自身实际探索新领域的投资布局，有的投资虽然与企业现有主业无关但可能具有极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对中央企业主业管理可以探索分类管理，有的企业所处行业发展空间较大而且应该控制多元化投资的，应明确主业。有的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从低端到高端、从产能过剩行业退出到投资新兴领域，都涉及跨主业投资，对这类企业的主业管理可以探索负面清单+正面清单结合的管理模式：既严格限制其将国有资本进一步投入到房地产等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或产能已经过剩的行业中，同时对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科技领域，企业投资实行事后报告制度，尽可能简化程序，在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之间的投资，则监管力度适中。

（三）通过考核机制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对公有制而言，在新常态下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就要不断转型升级，要探索用更加灵活的考核机制这个指挥棒引导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假设一位企业领导人在一个任期内固守一亩三分地，也许不会有大的业绩，但也不至于太差，另一位企业领导人勇于开拓，带领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也可能失败，合理的考核机制应当是鼓励后者、鞭策前者的。新常态下，尤其是对于要推进不断转型的企业来说，合理设置一些个性化的考核指标，探索分类考核是有必要的。

（四）转型升级过程中应注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国有资本监管上，要放松对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限制，既要简政放权，也要加强监管，放管结合，加强对国有资本的基础管理，高效、准确、完整地掌握下属企业的产权变动情况、基础财务信息、经营重大事项等基础信息，防止出现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还应注重防止内部人控制，结合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目标，协同推进公司治理规范化。

王靓，1984年出生，2002—2006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工学学士学位，200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2009年在中国银行工作，2009年通过公务员考试到国资委产权局工作，现任产权局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