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路，带来电影盛宴

1975年至1977年，国家从四川修建了一条通往湖北的公路，公路的全称是“川汉天然气管道公路”，据说是为了将重庆（原来属四川）开县的天然气引入湖北和更远的东部地区而建设的一条用于维护输气管道的公路。如此看来，“霸气侧漏”的西气东输工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悄然开始，而主角，即真正的川汉（渝汉）天然气输气管道，是在公路修好30多年后才修建完毕的。

这条川汉管道公路刚好经过我们家门前，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四川和湖北两省之间的交通要道，后来称为“302省道”，其繁忙程度一直维持到在几年前稍微远离了老家的沪渝（上海—重庆）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前。

这条路修建期间，是给我和小伙伴们的童年带来最多快乐的时光，也是我们大长见识的几年。

筑路的农民工都不是本县人，是从邻近的兄弟县友情支援而来。最为幸运的是，大概为了表示重视，兄弟县的革命委员会居然也搬了一部分过来。由于我家房屋更靠近大路，据说本来革委会准备将驻地设在我家，但由于我家房屋实在老旧，作为县一级领导机关多少有些寒碜，于是就设在了我叔叔刚刚修好的房子里——那栋没有被我和堂兄玩火烧毁的木头房子，成了筑路大队战斗指挥部。

那几年，我见识了推土机、拖拉机、压路机等机械设备；认识了发电机、电线、电灯、电话和高音喇叭（战斗指挥部的必要设备）；摆弄过留声机和圆盘唱片；还看到了“华沙牌”轿车，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认为这种轿车两头都可以开。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知识面与大山里的孩子不太匹配，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条路。

其实，这条路还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和快乐！原先每半年才能看上一次、放映机还要被盖上红布的电影，在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可以看了。即使下雨，也会在知青们居住地的屋檐下小规模放映。

风雨无阻的电影放映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是为了丰富筑路民工兄弟们的精神生活，但我私下不大度地以为，更主要的原因是沾了县临时革委会驻地的光。

那个年代放的电影都很革命，片源很少，每部片子都会放映两遍或者更多遍，只不过有时候是过了一个月后再放一次。现在看来，对于成年人而言，这种简单重复有些乏味，但对小孩子却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不断重复乃加强记忆的不二法宝。

其中有一部动画片叫《渔童》，说的是某渔民捞到一个盘子样的宝贝，但被洋人神父老爷抢去的故事。字幕我自然看不懂，但由于连放了3遍，我很快就把影片中的台词完完整整背了下来，然后就在县临时革委会那位面相和善的主任面前表演。革委会主任夸我说：这娃儿的记忆力不错，将来读书一定呱呱叫。

感谢这位和善的主任在正确的时间给予的到位鼓励，因为，我从此就真的认为我的记忆力很好。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时间的文艺作品中，把革委会主任都描写成负面人物时，我都有些替他们打抱不平。任何年代任何环境，都有好人和坏人。

还记得放过的片子有《上甘岭》《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延河战火》《闪闪的红星》和《南海风云》等等。其中，我对《南海风云》记忆颇深。

放映《南海风云》那年我5岁多，当时是冬天。老家虽然属于三峡库区，但实际上是从三峡的游船上看到的那些高山后面更高的山，称为“二高山”，海拔有1500多米，冬天的积雪有时一两个月都融化不完。

那年的冬天我又病了，发着高烧，一直打针吃药。我哭着喊着要去看电影，但父母终于还是坚持没有让我去晒谷场的雪地里看露天电影。

母亲为了平息我的哭闹，就拿了张小板凳（老家不称“马扎”，称“独凳”），让我坐在家的后门里面，只把门开一道小缝，通过小缝从银幕后面反着看电影！

晒谷场距离我们家少说也有200米，但当时我的视力超级好，即使再远些估计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有农村经历的人都知道，反着看电影其实并不影响观感，只是由于风比较大，挂在两根高木桩上的银幕被吹出一层一层的波浪，人物有时候就会变形。最恼火的是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当风向东吹往我家的时候，人物的对话非常清楚，而当风向西吹往晒谷场的时候，就一点声音也听不见了。

这场电影对于病中的我是一件很大的礼物，短暂地缓解了一些病情，但没有能改变疾病的总体进程。我每天仍然要到赤脚医生那里打青链霉素，两边屁股都被打烂了，走路都是瘸的，需要用拐杖。父亲从山上给我找了一根很好的硬杂木作为拐杖，我用得很顺手，直到病好了以后我仍然要用拐杖。

母亲为了让我扔掉拐杖，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都没有能够成功。他们认为，我大概从此与拐杖分不开了。后来，一位远房姐夫“解救”了我。

远房姐夫当时刚从唐山某部队复员，经过我们家门口的时候，照例顺路进来拜访我们。他一进门就喊我的小名，并从挎包中掏出了一包糖。据说我当时正坐在火塘边烤火，一听说有糖，忘了拿拐杖就冲姐夫奔去，把糖拿到手以后，就欢快地跑到另外一间屋里开吃了。据说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忘了再去拄拐杖这件事了。这件事被老家的叔叔婶婶们善意取笑了很久，直到不久前我回老家，一位满嘴没有一颗牙齿的婶婶还笑呵呵地提到这事。

其实，抱病坚持看电影的那次生病并非我小时候最严重的一次生病。最严重的一次生病是在我3岁多的时候，也是高烧，几天滴水不进、不省人事。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多次被叫到我们家，最后他对我父母摇了摇头。

父亲已经到对面山头挖好了小坑，万事俱备。那天夜里，父亲将我抱起来向门外走去时，8岁多的二哥突然哭了起来，拖着父亲的腿说“我要弟弟，我要弟弟，不要把他埋了”。母亲看着不忍心，就对我父亲说，放回去吧，明天再说。

据说第二天早上，父母被我叫醒，我说要喝水……一场大病，竟这样自然痊愈。后来，老家的人一说起这事儿，就说二哥是我的贵人，以后可要好好待他。

然而几年后，在一次玩耍中，我用柴刀狠狠砍了二哥的脚一刀，鲜血直流，但二哥回家后对父母说是自己砍柴不小心弄伤的。

好在那场几乎让我“挂掉”的大病22年之后，1995年，我的那次被朋友们称为“小花”的行动，部分偿还了二哥对我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