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吉米长着一头和他妈妈一样的红发，而不是像爸爸那样的棕发呢？”

“为什么人生不出小狗来？”

“马和奶牛能交配并生崽吗？”

“为什么玛丽的父母那么矮，她却长得那么高？”

和成年人相比，孩子们的这些问题总是少了几分先入为主，又往往直指生命最深奥的秘密。事实上，这些疑问已经困扰了哲学家和科学家数千年之久。为了回答它们，人们借助过神话，借助过迷信，最后不得不用名为“常识”的世俗认知敷衍了事。

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物种都是亘古不变的——一代又一代，奶牛总是生出小奶牛，胡萝卜的种子只能长出胡萝卜，而女人也只能生出人类的婴儿。《圣经》的作者为之深深折服，他在《创世记》中把物种繁衍的能力赞颂为神的旨意。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每个物种的个体之间在外形和样貌上又存在巨大的差别。对此，你只要看看大街上形形色色的行人就可以略知一二了。人类繁衍的后代，不仅符合作为“人类”的各种特征，他们在外貌上也会更接近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们身上不光有“各从其类”的指令，还有决定诸如每个个体的身高、体重、肤色、眼睛、毛发等特征的具体指令。我们的祖先一方面把繁衍中的这些现象当成理所当然，一方面又试图寻找合理的解释，只是久久没有人能想明白。无奈，历久经年的追寻无果让人们一头扎进了神话和迷信里。

人类个体特征变化的范围非常大，大到人们偶尔会认为某些新生儿长得根本不像人。极端情况下，有些新生婴儿会患有严重的先天畸形，公众的想象力往往会把他们塑造成某种祥瑞或者天启。通常人类的后代都是普通人，但是多亏了人类特征的浮动性，才让每个新生儿显得独一无二。为什么生物在繁衍的时候能够同时保持自己的物种稳定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呢？这个明显的生物学悖论只有通过我们对遗传的研究才能解决。由此，我们把研究生物遗传现象和遗传规律的学科称为“遗传学”（genetics）。

现代遗传学起源于1900年，那一年，人类发现了生物的遗传性状在代际传递的基本法则。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所有动植物和微生物，类似的通用法则揭示了生物体之间相似的本质。不仅如此，遗传学的发现还赋予了人类操控物种的巨大力量。应用遗传学家们借此成功地培育出了高产的家畜和农作物品种，可以量产抗生素的真菌品系，以及自然界本不存在的珍奇花卉和金鱼。自从人类理解了生命的分子基础，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生物的能力便由科幻电影变成了现实。每天充斥媒体的新闻和故事无时无刻不在宣告，我们已经身处基因工程技术的新纪元。

通过把遗传法则应用于人体，人类知晓了许多遗传病的发病机制及生理和行为学特征的基础。遗传学因此成为我们认识人类本质的又一个角度，发展更早的内分泌学、生理学和胚胎学已然为研究“人类”立下汗马功劳，可以预见遗传学也不会例外。虽然起步较晚，但是遗传学领域的发现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和伦理冲击。比如，一对富有远见的夫妻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堕胎——当胎儿有严重的生理或心理缺陷，如患有唇腭裂，还是当他们对孩子的性别有期待时？发育中的胎儿在哪个时间点才能被定义为人？还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在第一颗原子弹展现了惊人的破坏力之后，1947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为《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作的序中写到：

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一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肮脏的污迹，但是人类演化的进程却不会为之动摇……人类真正的变革总是源自灵魂和血肉的深处，而不会基于外部的因素。

如今，这段话正在渐渐变成现实。当新纪元来临，我们最好已经对新技术所处的历史和社会大环境做过一番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