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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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美”的“原初意识”新探

萧兵、李泽厚等先生认为已含糊、泯灭了的“美”之古义是“羊人为美”,此果为“古义”吗?著者近读叶舒宪先生新著《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获得了一些新的启发。在该书第六章《美神》中,叶氏以“美始于色”绍述古代希腊与古代印度的“性美学”,于中国则沿用成说,曰“美始于食”为“食美学”。为什么古代西方的希腊和东方的印度,人们皆由男女两性关系而生发美感,对女性,尤爱其美,难道中国古人就只求满足口腹之欲而淡漠于两性交欢之美、无视于人类之尤物——女子之美?叶氏以古印度《大林间奥义书》等证实古印度人的“性快感是产生美的体验的重要来源和手段”,著者于古老的《易》之中,可提出多个卦象来证明中国古人也不乏如此的“性快感”与“美”的体验,如:(1)“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上六》),其本义为天地交合、阴阳交合、男女交合。(2)“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脢”“咸其辅颊舌”,这是《咸》卦描述少男少女相会交欢的三条爻辞,虽不着“美”字,但充溢着“性快感”。(3)“归妹以娣,跛能履”“眇能视”,这是《归妹》卦描写少女出嫁时的喜悦情态,表现她即将与夫君交合的兴奋。

《诗经》之《风》诗,尤其是郑、卫之风,多描写男女约会交欢的情感美、“性快感”,以致后来的“道学”先生纯以“淫诗”斥之。对于女子之美的特别关注,马叙伦先生引《周礼》之“媺”“媄”,以证“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女人的美丽和对这种美丽的感受”。笠原先生断然否定了这一观点:“马氏把所谓‘色’——美人所给予的美的感受性,看作是中国人原初美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这种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然而……”实际上,《诗经》之中如《卫风·硕人》《郑风·野有蔓草》等描述女子给予人们美的感受性的诗篇,是对马氏之说有力的支持。《左传·桓公元年》有一则欣赏女子美的记载: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这位宋国的“大宰”督(字华父),垂涎“司马”孔父妻之美,竟借故将孔父杀害而取其妻,国君怒,他竟连国君也杀了,于是酿成小小的宋国一场大乱。此事发生于公元前711—前710年。古代中国人对女人之美的欣赏与迷恋,实不亚于古希腊、印度人,这在记载统治者行为的史书中多有所见,如商纣王之于妲己,周幽王之于褒姒,陈灵公之于夏姬,皆因贪美好色而亡身丧邦。“食色,性也”,先人们的性意识不可谓不强烈,而《易经》与《诗经》两部经典,都以性意识贯穿其中。

《易经》之八卦符号,应是中国最古老的尚未形成正式文字的简单符号(《易》在周代以远称《连山》《归藏》),并且最原始最简单的仅是“”“”,按《系辞》“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说法,人类首先是认识自身,然后而及周围和更远的世界。“”是男根,“”是女阴,属“近取”;推及身外,“”为天,“”为地,是“远取”。而后形成的经卦,继续是扩大的“近取”(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和“远取”(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并行的两个序列,体现了原初性意识的广义化,宇宙间万物皆由两性关系中产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系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易》,就是男女性意识的扩大化(天、地)、广义化(动、植、万物),继而是观念化(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丽、艮—止、兑—悦)的总体表现。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都被性意识渗透了。正是这种无所不及的渗透,解释《易经》的《易传》的作者们,面对日益复杂化的观念再度简化为两个包容性极大的观念—“阴”“阳”,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此“性”,即人之性、物之性,而人之性最根本的当然是男女之性(物之性亦有雄、雌之分),进而又发明“性”之质—阳“刚”、阴“柔”。男刚女柔,将男女的生理之质与心理之质揭示出来了。由此可言:一部《周易》(从《易经》到《易传》)具有最透彻的性意识。

《易经》之《乾》《坤》两卦,前者为纯阳之卦,以“潜”“跃”“飞”之龙象征“君子”“大人”;后者是纯阴之卦,以“牝马”之性喻阴性——女性之柔顺,并且揭示了两性关系:“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直言则是,女子以内在之美德辅佐男人的事业,成功不在自身而有美好的结果。“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隐喻男女交合诞育新的生命。此二卦于其他六十二卦,那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易传·序卦》)。此可见古人将性意识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诗》三百”就是以此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关雎》列《诗》之始,汉代治《诗》的匡衡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寡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之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汉书·匡衡传》)请看,匡衡语中,连“情欲”二字也出现了,不是性意识的明白表述吗?古代中国人不但不回避性意识,而且非常重视正当、健康的性意识,将其升华而融入“王道”意识孔子之孙子思对此说得更明白:“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十二章》)。与此呼应的是,《诗经·大雅》之始的《文王》,歌颂周文王子孙兴旺、繁衍,而《大明》一诗,八章中有五章描述周文王父亲和周文王的婚姻生活,“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文王的新娘漂亮美丽,像天上的仙女一样。《思齐》首段,又歌颂周初三位国母:文王之母“思齐”,端庄严谨;文王祖母“思媚”,德貌皆美;文王之妻太姒“则百斯男”,即善生儿子,生下武王姬发,夺得商的天下。这些描述,实质上都表现了当时统治阶级规范了的性意识,与郑、卫之风表现的性意识只是层次不同而已。

以上所列述的原始资料足可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性意识是与“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且“美”又偏重于对女性的审视,那么,“美”字是不是体现了这种“原初意识”呢?让我们从多个角度对它进行一番解构性操作,探究其“羊”“大”后面的隐含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