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1]》，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第一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最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2]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一个星期天，克罗普和我用杠子抬着尿桶穿过营房的场院，希默尔施托斯正巧走过来，他打扮得整齐光洁，准备出去，这时便停在我们的面前，问我们有多喜欢干这个工作。我们不由自主地绊了一下，把桶里的东西统统泼在他的腿上。他暴跳如雷，可是我们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应当关禁闭！”他吼道。
克罗普也已经受够了。“可事先得来一次调查，那我们就可以把真情吐露出来了。”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跟士官说话！”希默尔施托斯咆哮着。“难道你神经错乱了不成？你等着吧，自会有人来审问你的！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把有关你下士先生的事统统揭发出来！”克罗普说，将手指放在裤裆缝那里，这是一个侮辱性的手势。
希默尔施托斯发觉我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便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可是在消失以前，他还吆喝了一句：“你们自讨苦吃。”—但是这已经是他权威的终结了。他后来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里又试过一次，要大家“卧倒”和“预备，跑步走”。每一道命令我们都是执行的，因为命令终归是命令，总得要服从。但是我们执行得那么缓慢，把希默尔施托斯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去，随后用胳膊撑着地。他气坏了，下一道命令都喊完了，我们上一个动作还没结束。我们还没开始流一滴汗，他的嗓子可已经嘶哑了。从此以后，他便不再来挑衅。虽然他还是一直管我们叫下流坯，不过口气里多少带着一种尊敬的意味。
还有许多相当正派的下士，他们可要通情达理得多。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想丢了自己的好差事，而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对新兵严厉才能达到。
因此，营房场院上所有的军事训练项目，只要可能，我们就得全部进行一遍，常常气得号叫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此得了病，沃尔夫就是患肺炎死的。可是，如果就此认输，自己也未免觉得可笑。我们变得严酷，猜疑，残忍，爱报复，粗野——而这也挺好，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就跑到战壕里去，那么大部分人一定会发疯。只有现在这样，我们对行将到来的事情才有所准备。
我们没有被摧毁，倒是适应了下来。我们二十岁的年华，固然使其他许多事情变得艰难，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帮助了我们。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心里唤醒了一种强烈、实用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场上便发展成为战争中产生的最好的东西：同志友谊！
我坐在克默里希的床旁边。他越来越衰弱了。我们周围是一片喧腾吵闹。一列运送伤病员的火车刚刚开到，那些可以转移的伤员正在一个个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希的床边走过，连望也不望他一眼。
“等下一次吧，弗兰茨。”我说。
他用臂肘撑在枕头上，抬起身来。“他们把我的一条腿给截掉了。”
原来他也已经知道啦。我点点头，回答他说：“你应当高兴，这样一来你倒可以没有事了。”
他没有吱声。
我又说：“你本来可能两条腿都保不住的，弗兰茨。韦格勒没有了右胳膊。那要糟糕得多。况且，你可以回家去了。”
他瞅着我。“你真的这样认为？”
“当然。”
他又重复了一遍。“你真的这样认为？”
“没错，弗兰茨。只等你手术过后，健康恢复。”
他招呼我挨近一点。我朝他弯下身去，他小声说道：“我看不见得吧。”
“不要胡说，弗兰茨，过两三天你自己就会看到。那其实有什么大不了啊？只截去一条腿嘛，比这个更糟得多的创伤在这里也会给缝好的。”
他擎起一只手。“可你看一看这里，这些手指。”
“那是动了手术的结果。只要你吃得好些，马上就会恢复过来的。他们对你照顾得还不错吗？”
他指了指一个碟子，里头的东西还剩下一半。我激动了。“弗兰茨，你一定得吃啊。吃是主要的。这食物看上去挺好。”
他转过脸去。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说：“我曾经想做一个林区主任管理员咧。”
“你还是可以做的嘛，”我安慰他说，“现在有种了不起的假肢，让你简直看不出残缺了什么。是直接装在肌肉上的，有了这种假手，手指可以活动，你可以干活，甚至可以写字。而且，这类东西随时都有新的改进。”
有片刻工夫，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随后他说道：“你可以把我那双系带皮靴带去给缪勒。”
我点点头，心里捉摸着，该说些什么话来鼓舞他。他的嘴唇咧开了，嘴张大了，牙齿露了出来，看去像是白垩做的。皮肉萎缩，额头更显突出，颧骨也凸了起来。骨骼在往外挪动。眼睛早已陷了下去。再过三两小时，什么都会过去了。
他这种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不过，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这使得他与别人不一样。我曾经抄过他的作文。在学校里，他老是穿一件深棕色的外衣，系着一根带子，两个袖子都已经磨得发亮了。我们这些人里，也只有他一个能在单杠上做大翻转。当他翻单杠的时候，头发如丝一般飘散在脸上。坎托列克为他而感到自豪。可是吸烟他却受不了。他的皮肤非常白净，倒有几分女孩的模样。
我朝自己的长筒靴瞥了一眼。这双靴子又大又笨重，裤脚都塞在了里面。套着这两个宽大的靴筒站起身来的时候，看样子倒是又魁梧又健壮。可是等我们去洗澡，把衣服都脱光了的时候，蓦然间我们又只有两条纤细的腿和两只瘦小的肩膀了。我们不再是军人，而是跟孩子差不了多少，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还能背行军装备。我们赤身裸体站着的那个时刻，可真是个古怪的片刻。那时，我们又变成了普通人，而且我们自己几乎也有那样的感觉。
洗澡的时候，弗兰茨·克默里希看上去又瘦小又柔弱，真像是一个小孩子。现在，他躺在那里，为的是什么呢？全世界的人都应当从这张床边走过去，说：“那是弗兰茨·克默里希，十九岁半，他不愿意死。就别让他死吧！”
我的思想混乱了。一股石炭酸和坏疽的气味充塞在肺里，仿佛稠粥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
天逐渐暗下来了。克默里希的脸变了颜色，他从枕头上抬起脸来，苍白得闪闪发光。嘴稍微动了一动。我朝他靠近一点。他悄没声息地说：“如果你找到我的表，就把它送回家去。”
我没有回答。这已经不重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太阳穴已经凹陷下去的额头，这张仿佛只看见牙齿的嘴，这个尖簇簇的鼻子！还有家里那个正在流泪的胖女人，我还得写信给她。要是这封信早已发出去了，那该多好啊！
医院里的护理员，拿着瓶和桶，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跑过去。有一个人过来了，向克默里希觑了一眼，随即又走开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等着，多半是想要那张床。
我朝弗兰茨弯下腰去，跟他说了几句话，好像这样会救他的命似的：“也许你就要到克洛斯特堡康复所去，弗兰茨，那个康复所在许多别墅中间。到那时，你可以从窗子里望出去，越过田野，看到天边那两棵树。眼下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庄稼都已经成熟，一到傍晚，田野浴着阳光，看去像是珍珠母似的。还有克洛斯特河边那条白杨夹道的小径，从前我们还常常到那边去捉棘鱼呢！你可以再弄一个鱼缸，在里面养些鱼，你可以随便出去，用不着问什么人，要是高兴，你甚至还可以弹钢琴咧。”
我朝他那张藏在阴影里的脸俯下身去。他还在呼吸着，很轻很轻。他的脸湿漉漉的，他正在流泪呢。由于我这一番蠢话，搞成一个何等糟糕的混乱局面哪！
“可是，弗兰茨，”我用一只手臂挽住他的肩头，把我的脸贴到了他的脸上，“你现在要睡一会儿吗？”
他没有回答。眼泪从他的腮帮上滚下来。我原想把他的泪水抹掉，可是我的手绢太脏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瞅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生怕他也许要说什么话。万一他开口，喊叫起来，该怎么办呢？可是他只是在哭泣，头转到了一边。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兄弟姐妹，他什么也没说，这一切都已经落到他的后面去了。他现在只有孤零零一个人，只有他那十九岁的小小的生命，他哭泣，因为这个生命就要离开他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安、最使人难受的一次离别，虽然蒂德耶恩的情况也一样糟，他喊着他的母亲，他是个跟熊一样结实的家伙，一双疯狂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拿着一柄刺刀，不让医生走近他的床前，一直到他颓然倒下去为止。
忽然间，克默里希呻吟起来，喉咙里开始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
我一骨碌跳起身，磕磕绊绊地奔到外面。“医生在哪儿？医生在哪儿？”
我看见一身白色罩衫，便一把把他抓住。“快来，弗兰茨·克默里希快要死了。”
他挣脱了身子，问一个站在旁边的医院护理员：“哪一个？”
他说：“二十六号病床，一条大腿给截掉的。”
他呵斥道：“这我怎么知道啊，今天我已经截掉五条腿了！”他把我推开，对那个医院护理员说：“你去照料一下吧。”便一溜烟跑到手术室去了。
我跟那个护理员一路走着，气得直打抖。那个人瞅着我说：“今天早晨从五点钟起，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简直发疯了，我告诉你，光是今天，已经死了十六个——你们那位是第十七个。总共大概要有二十个咧——”
我头晕脑涨，忽然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再也不想吵骂，那是毫无意义的，我真想一头栽倒，永远爬不起来。
我们站在克默里希的床边。他已经死了。那张脸仍然湿漉漉的，淌着泪水。他的眼睛半睁着，颜色黄蜡蜡的，像是用旧了的角质纽扣。
那护理员往我的腰肋碰了一下。“你打算把他的东西给带走吗？”
我点点头。
他接着又说：“我们得马上把他搬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他们都还躺在地板上呢。”
我把克默里希的东西收拾好，将他的士兵证章解下来。护理员问起他的薪资簿在哪儿。我说很可能在军营办公室里，说罢就走了出来。在我背后，他们早已把弗兰茨放在一张帐篷布上了。
走到门外，我感觉到黑暗和晚风拯救了我。我尽可能深深呼吸着，觉得微风吹在我的脸上，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既温暖又柔和。姑娘、繁花盛放的草地、白云，这些思绪忽然飞进我的头脑里。我那双穿着长筒靴的脚开始向前移动，我加快了步子，我奔跑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只听见他们的谈话声，却不清楚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大地涌起一股力量，穿过我的脚底，注进我的心头。黑夜仿佛闪电似的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前线瓮声闷气地轰鸣着，如同鼓乐的合奏。我的四肢在灵活地移动，我觉得自己的关节很有劲，我大声而急促地呼吸着。黑夜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到一阵饥饿，一阵比光从肚子里涌起来的更为强烈的饥饿。
缪勒站在营房门口等着我。我把那双鞋给了他。我们走到里面，他就拿来试了一下。他穿起来正合适。
他在自己的存货里翻拣着，找出一段美味的干腊肠送给我，除了这个，还给了我热茶和朗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