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要
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需要和文化权利是三位一体互相影响的统一体。精神文化生活是以精神文化需要作为心理与生理根源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广泛性、复杂性决定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带有时代的烙印。精神文化需要的内涵比较宽泛，一般包括求知、娱乐、审美、信仰和道德的需要，也可类型化为求知、归属、交际、道德、娱乐、审美、发展、理想、信念等九类需要。但是，所有的需要只有进入法律领域变为法定的权利，才具有制度意义。精神文化需要一旦法律化、权利化，就会建构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以权利义务为特征的法律关系，同时也就具备塑造、影响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需要在内的社会现实的强大功能。
（一）精神慰藉和情感交流的需要
文化水平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质，总体而言，造成其心理适应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不强，自信心和信任感缺乏。另外，生存环境使新生代农民工承载较重的精神负担，加之交往空间狭小（只局限在同事或同乡之间），便易产生畏缩、消沉、急躁、自责等负面情绪，对未来生活缺乏热情和信心。有农民工反映，其平时经常感到身心疲惫、失眠、烦躁易怒、前途渺茫和生活艰难。这时若再碰到其他困难或遭受不公正对待，极易产生孤独、压抑和怨恨的心理。
前文关于手机话费大量支出的数据间接证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沟通和倾诉的渴求。反映“远离家人没有朋友感到孤独”和“感觉被人看不起”分别占受访者的21.6%和13.9%。“感觉被人看不起”，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中只有劳动身份，而缺乏公民或市民身份的被排斥和被剥夺感。“远离家人没有朋友感到孤独”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人生交友、恋爱、结婚高峰期，情感沟通、交流的需要很强烈。但是，由于工作、生活空间与城市居民相对隔离，交往对象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因为背井离乡，不能经常与家人、亲朋见面，缺乏情感宣泄的机会和对象。因此，“回家探亲”和“与朋友聊天”已成为陕西省新生代农民工节假日主要做的事情，分别占到受访者总数的63.9%和33.1%。
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还经常面临两地分居的困境。能否和子女在一起生活是衡量其亲子关系以及家庭关系融洽度的重要指标。对“是否至少有一个子女随同您目前在一起生活”这个问题，X市区对照组（即非农民工）回答肯定的比例高达95%，全省已生育的新生代农民工67%回答肯定，X市区的农民工却只有34%的受访者回答肯定，只有全省数据的一半比例。
父母周末能否照顾陪伴子女是反映亲子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在非农民工的对照组中，没有时间的仅占6%，而在全省与子女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3%没有时间照顾陪伴子女（参见表1-3）。在西安市区新生代农民工中，该比例达到16%。这说明亲子关系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和非农民工相比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表1-3 陕西省新生代农民工周末照顾陪伴子女的时间
农民工因外出务工的客观制约而缺少必要的亲情互动，极易酿成亲子关系的紧张，造成一些家庭矛盾的发生。如2011年11月，陕西省XY市农民工的13岁儿子投河自尽事件，其根源就在于亲子关系的恶化。
（二）参加文体娱乐和接受教育培训的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乡土社会的小农意识在其进入城市后和城市现代文明会发生文化的冲突。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黄赌毒、迷信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不良习惯，也和城市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格调和文化生活。浙江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8.6%的人订阅报纸、7.2%的人经常买书报杂志，超过一半的人每天至少花半小时阅读。
（1）通过文化活动缓解心理压力。听音乐（52.1%）和找朋友倾诉（34.3%）是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缓解心理压力的主要方法，看电影电视、上网聊天、户外活动等也是重要方法（参见表1-4）。这说明文化娱乐活动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缓解。
表1-4 陕西省新生代农民工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帮助同事或朋友解决心理困惑。近半数（47%）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34%的受访者认为要视情况和与当事人的关系而定，12%的受访者勉强愿意，只有7%的人表示明确拒绝。
（2）大多数人有接受教育培训的需要。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文化需要，表示不需要和很不需要的仅有11%。全省问卷中回答迫切需要和比较需要的比例比西安市区非农民工的对照组共高出8%，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技能需要更强烈。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关于江苏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调研也证明了此点。25.8%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接受的教育状况表示“满意，所学知识能胜任工作”,53.1%的表示“不满意，还需要继续学习”,21.1%表示无所谓。
但是，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教育培训机会、条件却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需要。公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及其需要的满足是一国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把精神文化需要提升到国家制度和文化政策层面，就体现为文化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