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希腊人
有一座偏居于地中海一隅的岩石半岛，它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各个领域，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吧。它是怎么办到的呢？数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每一位哲学家究其一生，总希望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与研究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总是掩饰不住对那些想要揭示“历史规律”的人的轻视。比如，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看起来就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世间的确存在这样的规律。我们现在掌握的规律确实很少，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上面下工夫。我们只是忙于积累事实，而没有下足工夫进一步消化、吸收、升华这些事实，以萃取对人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感到惶恐，特意借鉴了一下科学家们的成果，得出以下历史结论。
据现代科学家最优秀的理论成果，生命体不同于无生命的物质，只有在所有物理和化学因素全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时，第一个生命细胞才开始产生。
如果把这段话用历史学术语表述出来，便得到以下观点：
只有当现实世界里的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等所有条件都达到或者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那些看似突然、无意识的文明形式才会爆发出来。
还是让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吧！
一个种族的头脑发育水平如果只达到穴居人的程度，即使他们到了天堂，其文明也不会繁荣昌盛的。
打比方说，伦勃朗、巴赫和普拉克西特利斯[1]必须像爱斯基摩人那样生活，一天到晚都要留意冰面上洞口的动静，以捕捉海豹，那么伦勃朗就不可能勾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巴赫就无法谱写出朦胧幽暗的曲调，普拉克西特利斯也雕刻不出那惟妙惟肖的雕像。
希腊
同样，如果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一间棉纺织厂里打工，那么他就不会对生物学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只是罗曼诺庄园里的一个身不由己的卑微农奴，那么他也万万发明不了电话机。
埃及曾最早建立起世界上高度发达的文明，当时的天气虽十分宜人，但是那里的原住民既没有健壮的体格，也没有较强的进取心，加上当地糟糕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始终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巴比伦和亚述也是同样的情况。后来闪米特人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没什么问题，可是政治和经济状况实在太落后。
巴勒斯坦的气候乏善可陈，农业落后，除了在往返于亚非之间的大篷车里有些交易外，其他的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权也全被耶路撒冷圣殿的教士所掌控，这些都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条件倒是无可厚非，当地人生得人高马大，经商条件也很不错。可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却严重跛脚。一小撮船主不仅把持了全国的财富资源，而且还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商业垄断制度。就这样，提尔和西顿这两大商港城邦的政权早早就落入特权阶级的手中，穷人想要创造哪怕一丁点的事业，都会被剥夺权利。于是，他们渐渐变得麻木不仁。腓尼基由于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统治暴虐，他们和迦太基一样，逃不掉被毁灭的命运。
总之，每一个早期的文明中心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欠缺某种因素。
公元前五世纪，一个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不过它只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奇怪的是，它没有降临在希腊本土，而是诞生在爱琴海中，希腊的殖民地上。
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描述过一些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岛屿桥梁，很久以前它们就帮助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的商人来到欧洲。他们登陆的地点就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片狭长的地带上，这个地方叫爱奥尼亚。他们的到来，不仅繁荣了商业，也促进了亚欧之间思想的传播与交流。
这片狭长的山地有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早在特洛伊战争前的几百年，这里曾经被来自欧洲大陆的希腊部族占领，并在这里建立了以弗所、福西亚、厄里特里亚和米利都等著名殖民城邦。正是在这些城邦的周边，成功的条件终于成熟，文明程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至多与之并驾齐驱，无出其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这些殖民城市里居住的是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中最活跃、最具上进心的人；
第二，在与欧亚新世界与旧世界的生意往来中，这些城邦累积了巨额财富；
第三，当地殖民政府的统治有利于广大自由民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聪明才智。
我在这里没有提及气候，是因为在一个专注于商业的国家里，气候因素无关紧要。无论刮风下雨，船只可以随时修建，货物可以随时装卸，丝毫不受天气影响。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结冰，没有潮湿到洪水肆虐，居民们一般不会关心天气预报。
相反，爱奥尼亚的气候非常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知识的传承依赖人们的口耳相传，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期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形式。
在米利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有三百五十天既不刮风也不下雨，为人们在城镇的水泵周围学习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期的爱奥尼亚学者们就是充分利用这一绝佳的气候优势，成为指引未来科学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
据史料记载，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成了真正的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但他来历不明，并不是说他因抢劫银行或是谋杀了家人，不知从什么地方逃到了米利都，而是无人知晓他的身世。他是比奥蒂亚人、腓尼基人、北欧人（用我们种族学家的行话讲）还是闪米特人呢？
这倒也说明了麦安德尔山口这座古老小城，在当时是个多么国际化的城市啊！它的居民（和今天纽约的情形一样）来自世界各地，人们仅凭相貌识人，并不在意别人的出身。
既然这不是一本数学史或者哲学手册，因而没必要在这里展开关于泰勒斯[2]的种种猜测，除非这些猜测足以体现爱奥尼亚人对当时流行的新思想的包容态度。那时的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泥泞的小河上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市镇。犹太人还受着亚述人的奴役和欺压，北欧和西欧也只是一片人迹罕见的孤寂旷野。
为了弄清楚当时的发展情形，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希腊殖民者为夺取富庶的特洛伊堡垒，扬帆渡过爱琴海之后这里发生的变化。那些威名远扬的希腊神话英雄，不过是些极其原始的文明产物。他们只是一群发育过度的孩童，把生命看成漫长而刺激的打闹，并引以为荣。还有摔跤、赛跑等许多好玩的活动。要不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埋头于日常琐碎的工作中，我们也愿意像他们一样天天玩耍打闹。
这些英雄与天神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直接的，他们在处理日常生活里的严肃问题时也是一样的态度。那些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统治着公元前十世纪的希腊，他们和凡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与普通人相差无几。至于他们后来是何时何地，以及怎么与人类分道扬镳就不得而知了，从未有人说得清楚。然而即使是住在云端，天神们仍然对匍匐在地上，对自己膜拜有加的希腊子民怀有好感，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未间断过。这种亲密的色彩无疑给希腊的宗教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
希腊所有的小孩都知道，宙斯是一位法力无边的统治者，蓄着大胡子。每当他心血来潮，狂舞着他的闪电霹雳，世界末日似乎就要来临了。但等孩子们逐渐长大，可以自己阅读那些古老的英雄故事时，便会发现自己在童年时就耳熟能详的可怕神明也存在缺点和局限性。诸神出现在欢乐的家庭宴会中，无休止地相互恶作剧，在凡人的政治纷争中各站一方，每当意见相左，都会在凡间引起轩然大波。
商业城市
尽管宙斯身上有凡人的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位非常伟大的天神，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个神圣不可亵渎的角色。同时他又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物，至于“通情达理”是什么意思，华盛顿的政客们怕是再清楚不过。但只要方法得当，他还是可以挺通情达理的。最为重要的是，他很有幽默感，打趣过自己，也调侃过世界，并不想把所有事情都搞得太严肃。
这或许不是一位天神最高贵的品质，却带给古希腊人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从没有一些硬性苛刻的条例，规定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时还没有出现“信条”这个词，更没有一帮专职教士借助绞刑架的威力推行僵硬的教条。在古希腊各地，人们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
住在奥林匹斯山下的色萨利人对他们山上的邻居的敬畏之情，远不及偏居于拉科尼亚湾的阿索庇的村民们，这是不难理解的。雅典人自以为得到了守护神雅典娜的庇护，便可以在这位女神的父亲面前撒野，而居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中的阿卡迪亚人则坚持纯朴的信仰，无法忍受别人对严肃的宗教事务表现出任何举止轻浮的行为。另外，对于福基思人来说，他们靠着到德尔斐[3]的朝圣者过活，因为这座阿波罗的圣地能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他们坚信，阿波罗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所有远道而来的人，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子儿，都应当虔诚地供奉出来。
唯一神的信念使犹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而这种信念的产生与犹太人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当时，犹太人生活仅仅局限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力量足以摧毁其他朝圣地，并维持这种单一的排他的宗教信仰的权威，其他信仰都毫无立足之地的状况长达十个世纪之久，否则只信仰一个上帝的宗教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但在希腊，这种条件还达不到。不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能成为希腊本土公认的首都，并且它们双方争夺首都的矛盾激发了多年劳民伤财的内战。
难怪，这样一个包含如此众多伟大个性的民族，可以为独立思想精神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常常被称作希腊的《圣经》。但实际上，这两本书压根就与《圣经》毫无关联，它们仅仅是“书”而已，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圣书”。书里所讲的是英雄们波澜壮阔的冒险经历，他们总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是自己的祖先。而且里面的天神均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凡人的争端，将自己的正经事弃置不管，反而专心欣赏起在自己领地里上演的罕见厮杀。这便给这两本书添上一层宗教色彩。
哲学家
但是，荷马的著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被宙斯、密涅瓦和阿波罗影响过，这一点古希腊人从没有想过。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两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成为漫漫冬夜里的谈资，也可以增强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但，仅仅如此。
在一个充分尊重知识并崇尚精神自由的环境下，在一个充满了来自七大洋航船的浓烈海腥味的城市里，东方的纺织贸易让这里富甲一方，城市里充满衣食无忧的人们的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环境下，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座城市学习、工作直至最后死去。如果你发现，他得出的结论与当时大部分人的观点相左，请记住，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米利都的普通百姓们可能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吧，就像今天的纽约人大概都听说过爱因斯坦。可是要是问起谁是爱因斯坦，人们便会说他不就是那个叼着烟斗，拉拉小提琴，留着长头发的家伙吗？他有时还卖弄下文墨，写过一个男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小文章，登在了星期日的报纸上。
就是这个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真理的一星半点火花，并最终颠覆（或者说大大改变了吧）了过去六十个世纪以来的科学观念。而对于成千上万随和的纽约老百姓而言，这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痛痒，只有在他们喜爱的击球手能否冲破引力的束缚进球时，他们才会稍微关心一下数学问题。
古代历史教科书为省去麻烦，只印上“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前624年—约前546年）”的字眼。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利都报》上刊登“本地毕业生发现科学的真正奥秘”时的情景。
但至于何时、何地，泰勒斯如何另辟蹊径，开创出自己的学说，我没法告诉你们。有一点却可以非常肯定，他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个知识沙漠，也没有凭空臆造自己的智慧。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便有大批的科学成果出现，大量的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的资料随时供科学家们参考。
巴比伦的观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的奥秘。
埃及的建筑专家们经过大量精心的计算，才敢将两块百万吨重的花岗岩放在金字塔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地的数学家们潜心研究太阳的运转规律，预测出了旱季和雨季的规律，并制定出一部农业的历法，帮助农民更好地从事农活。
但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仍然将大自然的力量看作某些隐形的神的意愿。神掌管着四季更迭、星辰运转、潮起潮落，就好比现在的总统内阁管理农业部门、邮政部门和财政部门一样。
泰勒斯拒绝接受这种观点，但作为一个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读书人，他是不会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或反对的。每当海滨的水果摊贩们遇到了日蚀，他们便会惊恐地匍匐在地上，呼喊着宙斯的名字保佑自己，以驱散那不祥之光。但那是他们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多管闲事，去告诉他们，但凡稍有天体基础知识的小学生都能够预测出，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月亮会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由此，整个米利都城会陷入几分钟的相对黑暗之中。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正在与利迪亚人混战，由于光线不足，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战。泰勒斯并不认为这是利迪亚的神仿照几年前在阿加隆山谷战役中的先例，暗中关掉天国的灯，以帮助自己偏爱的一方取得胜利。
泰勒斯的成就和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敢于将所有自然现象都看作是永恒意愿的表现，受永恒法则的支配，完全独立于神的意志之外，而那些神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他觉得，那个下午即使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仅仅有两只狗在以弗所的大街上打架，或是在哈里奇举行了一场婚礼，日蚀也同样会发生。
经过他的科学观察，得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结论，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有一个总的法则，不可逃脱。他猜测，万事万物的本源是水，因为水在地球上无处不在，可能在世界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他的猜测在某一程度上是对的。
希腊传说
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泰勒斯本人留下的任何文字。当时的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字母，因此，泰勒斯很可能已将他的思想付诸于笔墨，但我们今天却找不到半点他留存于世的文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所有了解，全部来自他同时代人的书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泰勒斯是个商人，他与地中海各地人都有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大多数早期哲学家的典型生活写照。他们都是“热爱智慧”之人，但他们从未忘记，活着便是生活最崇高的真谛，从不超越生活本身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否则就成了“为智慧而智慧”。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为艺术而艺术”，或是“为吃饭而吃饭”。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都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一闲下来便琢磨人这种奇怪的生物，并且实事求是地做研究，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
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当时的人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们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这要比他们挨家挨户向人们说教太平盛世强得多。
他们从不要求人们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只要真正理解了大自然的力量，人们就会得到内心的安宁，而这种安宁正是所有幸福快乐的根源。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他们便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继续学习、探索和研究，甚至还可以涉足那些大众认为只有上帝才可以干预的领域。泰勒斯作为这种福音的先驱，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项伟大的事业。
天文学家
尽管泰勒斯把希腊人眼中的整个世界分解了，还分别考察了每一个最细小的部分，尽管他曾公开质疑过自古以来人们就深信的观点，但当他寿终正寝时，并没有人为难他。不过就算曾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学说负责，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自他开了头，后人便纷纷效仿，安那克萨哥拉就是个例子。
来自克拉佐曼纳的他在三十六岁时就从小亚细亚来到了希腊，此后多年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好几个希腊城市里做家庭教师。他专攻天文学，并告诉人们，太阳不是他们所认为的上帝驾驶的战车，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红色火球，离希腊有成千上万英里的距离。
见那时还没有人出来指责他胆大包天，也没有受到天打雷劈，他变本加厉，将自己的理论继续深入。他大胆地提出，月亮的表面其实被山峰和峡谷所覆盖。到最后，他甚至还暗示，自开天辟地之始，万事万物皆有一个“本源”。
但像许多后世的科学家一样，他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讨论的是人们熟悉的东西。太阳和月亮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天体，哲学家们怎样称呼它们对于希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没多大关系。但当这个哲学家开始说，万物皆由一个“本源”发展而来，而这个“本源”又说不清道不明时，他便有点过火了。希腊神话传说中，是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大洪水过后，点石成人，造就了人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传说。而安那克萨哥拉的言论背离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这严重威胁到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的安定。这会导致孩子们质疑长辈们的智慧，这绝对不行！因此，安那克萨哥拉受到了“雅典家长联合会”的声讨。
若是在君主专制时期或是共和体制早期，统治者还是有能力保护一个饱受争议的教师免受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的无理谩骂，但那时的雅典已经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个性的自由早已今非昔比。况且，当时并不受欢迎的伯里克利[4]正好是这位大天文学家的学生。于是，对安那克萨哥拉的起诉被看作反抗独裁的运动，广受欢迎。
有一个教士叫迪奥菲特，同时也是当时人口稠密的一个郊区的行政长官。他提出“对一切不信奉现存宗教和亵渎神灵的人，应当立即治罪”，且这条法律得到了通过，安那克萨哥拉也因此蹲了监狱。但最后，还是城市的开明势力占了上风，在交了一点罚款后，他重获自由。之后，他搬到了小亚细亚的兰普萨克斯，于公元前428年寿终正寝，其美名流芳百世。
他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官方对科学理论的镇压从来都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安那克萨哥拉被驱逐出雅典，但他的思想却流传了下来。直到两个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被他的思想吸引，并把它用作其科学假设的基础。冲破千年的黑暗时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被一位叫做阿威罗伊[5]——这位著名的阿拉伯内科医生所接受。这位医生在西班牙南部小城摩尔的大学里教书，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播给了他的学生。他将这些思想写成了书，当然也加进了他自己的观点。有人带着这些书翻越比利牛斯山，带到了巴黎和布伦的大学里。在那里，它们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为广大西欧和北欧的人们所接受，至今已成为许多科学的入门必备知识，就和乘法口诀一样无害。
再回到安那克萨哥拉，在他受审后又过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科学家们才被获准教授与大众观点有所出入的学说。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最后几年，另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
这次的受害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一位来自爱奥尼亚殖民地阿布戴拉村子的流浪教师，这个村子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的“欢笑哲学家”，他曾经说过：“只有能让大多数人获得绝大部分幸福和极少部分痛苦的社会才是值得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受到当局严加监视。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种学说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研究多年后，向人们宣布说：人是测量万物的价值尺度。然而人生苦短，经不起折腾，将时间花在研究那些神的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简直是一种罪过，我们应当把有限的精力致力于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普罗塔哥拉
当然，他的言论触动了传统的根基，动摇了人们的信念，比以往任何的言论都要厉害。更要命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值雅典与斯巴达开战，人们饱受战败之苦和瘟疫之灾，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在那个时候质疑神的超能力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他以散布无神言论的罪名受到控诉，勒令其认罪伏法。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免受审判，但此时他已去世了。普罗塔哥拉只是个科学家，也不愿殉道。于是，他逃跑了。
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岛的路上，他的船沉了。自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应该是溺水而亡了吧。
另一位深受雅典不宽容势力迫害的受害者——迪奥格拉斯，他其实不是哲学家，而是位年轻的作家。因为他输掉了一场官司，认为是神没有站在他那边，因而对神怀恨在心。他整日郁郁寡欢以致性情大变，到处散播神的坏话。但在希腊北部人们对神灵很是尊敬，对于他的过分举动，足以使他万劫不复，被判死刑。但在行刑前，这个可怜的家伙趁机溜走了。他逃到了科林斯，继续谩骂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直到最终因肝火太旺，一命呜呼。
后来希腊人的不宽容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我们掌握的历史记录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审判。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希腊人也不比后人宽宏大量多少，苏格拉底的名字便会被拿出来，作为希腊人狭隘可怕的有力证据。但是，经过彻底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位才华横溢却又招人厌烦的街头演说家，其一生对于公元前五世纪时盛行于希腊的自由精神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而直接的贡献。
当人们仍然相信世间存在多位神灵的时候，苏格拉底就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了唯一神的先知。尽管那时的雅典人还弄不懂他说的“daemon”（即神指导他说话、行事的内心灵感）是什么意思，但人们清楚的是，他的言论正向他们千百年来奉为神圣的理想发出挑战，他根本不尊重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秩序。最终，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并清除了他的学说（官方硬说此举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实则证实与审判结果毫无关联。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凿石匠，家里孩子多，但收入菲薄，导致子女没钱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并且，当时的哲学家们很实际，通常上一门课就要收取两千元。此外，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学习单纯的知识和无用的科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一个人要想净化自己的灵魂，他只需培养自己的意识和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他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心灵的救赎也不一定非要懂天文学知识。
同样，这位披着件破斗篷、鼻梁塌陷的平凡年轻人，白天在街角和小混混们争论不休，晚上则要聆听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她靠给别人洗衣服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因为丈夫完全不把维持生计放在眼里）。他曾打过仗，参加过多次远征，当过雅典的议员，最后做了教师，是一个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放弃生命的勇士。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了解当时雅典的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思想沉重打击了当时的政治，对人类智慧和进步事业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虽然他在七十岁的时候被杀害了，但他的一生都在告诫人们，他们在浪费他们的机会，他们的生活是空虚、肤浅的，他们将太多的时间花在了毫无意义的享乐和虚荣的成就感上。伟大而神秘的神赐予人们神圣的天赋，而人们却为了空洞的荣耀和自我满足，肆意挥霍它们。他突破了之前哲学家们的思想束缚，深信人的命运无上高贵。他深化了普罗塔哥拉的思想，后者提出“人是测量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宣扬，“人的无形的意识才是测量万物的最终价值尺度，我们的命运应由我们自己创造，而不是神”。
苏格拉底在掌握自己生杀大权的法官们面前发表了一篇演说（准确地说，当时共有五百位法官在场，他们都是被苏格拉底的政敌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不少人还有读写能力）。这篇演说对任何听众而言，不论他们是否持同情态度，都无疑是最鼓舞人心、通俗易懂的。
这位哲人说：“这世上没有人有权强迫别人的信仰，也没有人可以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只要一个人不违背道德良心，有良好的意识形态，即使没有朋友的赞许，没有金钱，没有家庭，甚至没有安身之所，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但是，对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深入的权衡，我们便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完全的自由，就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官方干涉。”
但不幸的是，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表的错误言论。自伯罗奔尼撒战争[6]以来，雅典的穷人与富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一触即发。而苏格拉底是个“温和派”，一个既看到双方政权组织中的利与弊，又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以满足所有的人。但结果可想而知，他得罪了所有人。不过那时两方势力均衡，无暇对付他。
最后，在公元前403年，那些纯粹的民主派控制了城邦，驱逐了所有的贵族，苏格拉底便在劫难逃了。
朋友们知道了消息，纷纷劝他赶紧离开，好汉不吃眼前亏。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敌人不比朋友少，在他生活的那几十年里，他睿智、勤勉，他时常揭露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丑恶行径，并以此为乐，就像是今天的“专栏作家”，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因此，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往往他在清晨讲了个笑话，到晚上全镇子的人就都知道了。甚至还有人以他为原型编了剧本，以至于当他被抓起来送到牢里时，全阿提卡[7]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法庭上的审判员们慷慨陈词，认为这个人的言论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腐化，奴隶中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涨，他们深信，他们正在为“文化界”除掉一个危险分子，为社会造福。其中有一个颇有名气的粮商，大字不识一个，却自认为领悟了神的旨意，在审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苏格拉底还是以其精湛的说辞为自己辩护成功，居然博得了大多数审判员的同情。他们认为，只要他不再大放厥词，与人争论不休，彻底摒弃与人辩论、争吵、说教以及说服别人的可怕习惯，他便可以被无罪释放。换句话说，只要他离人们远一点，不再将他的偏见强加于人，不再质疑这质疑那，大家便都相安无事。
但苏格拉底拒不听劝。
“不可能！只要我的良心还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便会将人们引向通往真理的正道！”
说完这话，再也没有人为他惋惜了，他已在劫难逃。
苏格拉底的死刑延缓三十天执行。因为那时开往提洛岛[8]朝圣的船还没有返航，雅典的法律规定，在此期间是不准执行死刑的。在这一整个月里，这位老人安静地在牢房里完善他的逻辑理论体系。尽管他有许多逃跑的机会，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已经活够了，他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而他现在太累了，可以放手了。直至行刑前，他还在与他的朋友娓娓交谈，尽可能地将他的真理传授给他们。他还嘱咐朋友们，应当将精力花在内心世界的满足上，而不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
随后他饮下一杯毒汁，躺在床上，与世长辞。一切争论都随他的逝去而终结了。
一时间，他的门徒们都被公众爆发出来的愤怒给吓住了，打算先出去避避风头。
苏格拉底之死
但是后来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他们便开始重操旧业，宣扬导师的精神，以至于这位老哲人虽去世多年，其思想仍熠熠生辉，比生前更加流行。
然而，当时的雅典正经历艰难的时期。对希腊半岛的统治权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最终雅典战败，斯巴达人成了希腊的主人。这是一次肌肉与头脑的较量，最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斯巴达人赢得了胜利。但自不待言，这场胜利是极其短暂的。斯巴达人自始至终从未为后人留下过任何值得称道的文化遗产，也未给人类智慧做过任何贡献。当然，如果非要找出什么的话，现代足球运动里广泛运用的战略技巧倒是个例子。而且斯巴达人认为，推倒了敌人的城墙，摧毁了敌人的舰队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雅典人的智慧却从未因此损失一分一毫。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还不到十年，比雷埃夫斯港重又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热闹非凡，雅典的海军军官也重拾希腊海军的领导地位。
另外，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不受他的同代人重视，却把雅典打造成了全世界的文明中心，使得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便取得和今日的巴黎一样的地位。在罗马、在西班牙、在非洲，但凡供得起孩子上学的人家，要是能把孩子送到卫城的学校，哪怕是参观一下，都会感到无上荣光。
我们现代人很难准确地理解这个古老的世界，当时的人把生存方式看得太过严肃。
异教文明是早期基督教的死敌，而当时的罗马人或希腊人都受异教文明影响，故而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生活放荡，道德低下，任意崇拜一些来路不明的神灵。剩下的时间要么动不动就胡吃海塞，畅饮一整桶萨莱诺酒；要么倾听埃及舞女的缠绵情话；间或为了调剂一下生活，就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或者达契亚人，满足自己嗜血的爱好。
当然，在希腊和罗马，大批的商人和军火商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对苏格拉底在审判员们面前精辟阐释的道德准则不屑一顾，而罗马人更甚。因为这些人有钱，人们不得不忍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受到人们的尊敬，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优秀代表。
我们挖出了埃帕弗洛迪特的豪宅遗址，他是个十足的恶棍，曾作为罗马皇帝尼禄的帮凶，掠夺了罗马及其殖民地，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靠着聚敛的不义之财，他建造了这座有着四十个房间的宫殿。看到这里，我们禁不住摇头叹息道：“真奢侈腐败啊！”
爱比克泰德[9]是这个老恶棍的奴仆，他的精神崇高而典雅，当我们坐下来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仿佛在和一位高尚显赫的魂灵打交道。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邻居或者其他国家评头论足，但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是他那个时代的正面代表，同埃帕弗洛迪特，这个朝廷的马屁精也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反面阶层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圣洁美好的生活，这种欲望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现代人。
毫无疑问，当时人们所追求的神圣跟我们的比起来大相径庭。它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与东方世界无关。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建立了这一理念，并视之为崇高、理想之物。他们慢慢地发展了这样一个人生观，如果我们也认同，那么就表示我们的追求目标和他们是一致的：身体不在于多强壮，健康就好；财产不在于多，够用就好。不奢求太多，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他们不大关心灵魂何去何从，认为人类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哺乳动物，由于能把知识用于实践中，便高于爬行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如果他们经常提到上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个代号罢了，就如同我们用“原子”、“电子”或“乙醚”这类词汇一样。原始的事物总要有个名字，比如宙斯在爱比克泰德的嘴里，便成了欧几里得的数学原理中X、Y的问题，可以指代宇宙万象，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当时的人们最关心的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因此，他们按照苏格拉底界定好的分析方法，研究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其发扬光大，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遗憾的是，在他们追求完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偶尔会走向荒唐的极端。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在众多古代学者里，柏拉图是唯一一个完全出于对完美世界的热爱而宣扬不宽容教条的人。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苏格拉底的思想大都是由他记载的。
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谈话和想法收集成册，编成一系列的对话，都可以叫做《苏格拉底福音书》了。
这项工作完成以后，他开始阐述导师的一些晦涩难懂的观点，洋洋洒洒地写进他的著作里，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学，使雅典人公平、正义的思想冲破雅典城邦的束缚，扬名四海。
柏拉图将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不带任何私心，他的丰功伟绩可以与圣保罗媲美。圣保罗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将思想的浪潮带到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不同，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花园的椅子上，便有各地的人前来拜访。
他能做到这样，有赖于他的出身和可供他支配的财产。
首先，他拥有雅典国籍，从他母亲一脉甚至可以追溯到梭伦。而他一到法定年龄便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对于他的简朴的生活来说绰绰有余。
其次，他的口才相当好，只要能听到他讲学，人们情愿不远千里跨过爱琴海，来到柏拉图学园。
除此之外，柏拉图与当时普通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他也服过兵役，但对军事没什么兴趣。他也经常到户外参加体育运动，曾是不错的摔跤手和短跑运动员，但从没因此成名。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他也爱好旅行，他曾跨越爱琴海，来到了埃及北部，他的外祖父梭伦在他之前也到过那里。在那之后，他回到家并从此不再远游。塞菲斯河流经雅典的郊区，河畔有座静谧的花园，他便在花园的树阴下悉心传授他的学说，五十年来从未间断，人们称之为“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起初是研究数学的，但后来逐渐转向政治学。在这个领域，他为我们当今的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坚信人类进化是一个平稳渐进的过程。因此，他教导学生，人的一生是由低级层次发展到较高层次的过程。人类世界先有必要的物质基础，然后才能建立完善的体制，有了完善的体制才能产生先进的思想。
这要是在书上看看还行，但当柏拉图试图为他的完美理想设定具体的原则时，对公平正义的炽热追求却让他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容不得其他的考虑了。他理想的共和国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造者们奉为人类世界最完美的典范。而这是一个畸形的共和国，它代表的是退伍上校们的偏见，他们拿着丰厚的退休金，习惯于出入上层社会，对下层阶级深深地质疑，生怕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想挤进“上流阶层”分得一杯羹。
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欧中世纪的学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遗憾的是，在他们手中，他的《理想国》成了对抗宽容最可怕的武器。
这些博采众长的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柏拉图形成他这一理想时的背景与十三四世纪的情况大相径庭。
例如，以基督教的教义来看，柏拉图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崇拜的神明不屑一顾，认为那些只不过是马其顿边远地区的乡巴佬。他曾为特洛伊战争中祖先的无耻行径深感羞愧。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坐在花园里的那株橄榄树下，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越发对各城邦里的愚昧纷争忍无可忍。亲眼目睹自己的民主理念彻底失败，他开始慢慢觉得，平民需要有某种宗教来约束，否则，他的理想国将顷刻间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因此，柏拉图坚信，他的理想国立法机构需要建立起明确的规范体系，并普遍适用于所有公民，不论奴隶还是自由民，如不遵守，将处以拘禁、流放甚至是死罪。苏格拉底不久前还为宽容的精神和信仰的自由抗争，并英勇献身，而这听起来像是对导师的全盘否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柏拉图学园
想要搞清楚他的态度为何转变并不困难。苏格拉底来自民间，其思想深深扎根于普通大众，而柏拉图不同，他惧怕生活，面对世界的丑陋和不如意，他选择了逃避，逃进他自己编织的王国里。他当然清楚，他的理想决不可能实现。不管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的，各自为政的城邦时代已经完结，中央集权的时代来临了。马其顿王国的国土幅员辽阔，东至印度河，西至马里查河，希腊半岛也划入了它的版图。
但就在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的那些难以控制的民主城邦还未落入征服者的巨网之前，这个国家便已出现了一位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他让这个如今早已绝迹的古老民族受到世界的敬仰，长盛不衰。
没错！我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他是来自斯塔吉拉[10]的神童，他在有生之年通晓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类智慧宝库贡献了大量财富。他的著作成为后来多少代欧亚学者的智慧源泉，使他们无需寒窗苦读绞尽脑汁，便可一劳永逸受益终生。
亚里士多德在十八岁的时候离开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讲学。毕业之后，他开始到各地讲学，直到公元前336年，他回到了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开了间自己的学校，这便是亚里士多德学园，他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络绎不绝。
亚里士多德
令人费解的是，雅典人并不支持在他们的城邦里建更多的学园。终于，这座城市开始失去其传统的商业地位，年富力强的人们纷纷前往亚历山大、马赛等南部和西部的城市。留下来的无非是些身无分文、懒散惯了的人，他们是老一辈愤世嫉俗的自由民众中墨守成规的残余分子，他们曾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共和国的骄傲，但同时也为这个国家埋下祸根。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的事情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柏拉图死去十几年以后，他那臭名昭著的学生回到了雅典，并公开教授世界起源、神灵威力的有限性这样的歪理邪说，引起了轩然大波。老顽固们煞有介事地摇着头，暗地里诅咒他将这座城邦变成了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的代名词。
如果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肯定会把亚里士多德赶出雅典，但他们很明智地保留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位眼睛近视，又矮又胖的绅士可是当时政坛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饱览群书，衣着讲究，不是随随便便找几个小无赖就能撵走的无名之辈。他出身显赫，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从小和皇子们一起长大。并且，他一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太子的老师，一做就是八年，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相交甚密。因此，亚里士多德与那位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从未间断，并不时得到庇佑。在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的时候，统领希腊各省的摄政王也对他悉心照顾，生怕他受到什么伤害，要知道，他可是皇帝最要好的伙伴！
可好景不长，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岌岌可危。他清楚苏格拉底的下场，他可不想重蹈覆辙。于是，他后来像柏拉图一样，言论变得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将哲学和时政掺和在一起。但是，众人皆知，他对当时政府的民主形式深感厌恶，对人民权力也持怀疑态度。当雅典人民的愤怒突然爆发，赶走了马其顿部队，他也随之被驱逐出希腊，渡过埃维亚海峡，到了卡尔希斯，在马其顿卷土重来、实施严惩叛乱之前，他便与世长辞了。
现在想追究亚里士多德对神明的不敬之罪是相当困难了，多少年过去了，要找到确切的证据谈何容易。和大多业余演说家一样，他的活动也与政治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他之所以不受欢迎，与其说是他散播的异端言论惊世骇俗，使雅典人民处于宙斯神报复的风口浪尖，还不如说他没有迎合几个对他颇有微词的地方官员。
当然，这些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各自为政的小共和国耀武扬威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很快，罗马人继亚历山大之后，成了欧洲的主宰，希腊变成了它的一个省。
罗马人比黄金时代的希腊更加宽容，这一点毋庸置疑。只要希腊人不去质疑他们自古以来赖以维持安定繁荣的某些政治手段，他们便不会干涉希腊人的思想自由。
尽管如此，西塞罗[11]同时代的人所推崇的理想与伯里克利的追随者们信仰的理想相比，还存在着某些细微的差别。希腊早期思想家们，从几个世纪以来孜孜不倦的思索和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以此建立起他们的宽容理念。但罗马人却认为他们不需要这种准备工作，对这些理论嗤之以鼻，并引以为傲。他们更关心实际的东西，崇尚实干，鄙视空谈。
如果有人愿意在午后的橄榄树下，讨论政府理论或是潮汐影响，还是会受欢迎的。
而如果这些知识可以用于实践，他们就会更受重视了。但是，像哲学，以及唱歌、跳舞、烹调、雕刻和科学这一类事情，就交给希腊或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做好了，仁慈的朱庇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从事这些真正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事情的。
与此同时，罗马人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管理他们无限扩张的领土上；他们反复操练足够的外国步兵和骑兵，以戍卫边远省份；他们巡视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维持五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稳定。
让我们把荣誉献给理应获得如此殊荣的人吧！
罗马人苦心经营的管理体系，以各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绝不是一件平庸之作。只要人们缴纳一定的税，表面上遵守罗马统治者制定的规章行为，就可以享受最大程度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的信仰，可以信仰一位神，信仰多位神，抑或是整个神庙的神，这些都没关系。但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在这个几乎囊括世界版图的帝国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依靠的是广泛推行的“共生”原则。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许妨碍别人，就算是自己家门口的陌生人。即使自己的神遭到了侮辱，也不得向官府申诉。因为，正如提庇留大帝说过：“如果神灵觉得受了委屈，一定会自己摆平。”
就靠了这么一句话，所有相似的案件都被法院驳回，而且人们也不能把个人见解带进法庭。
如果一群卡帕多西亚商人决定在歌罗西定居，他们有权继续追求自己的信仰，还可以在城镇上修建神庙。反过来，歌罗西人因为相似的原因选择在卡帕多西亚人的地盘居住时，他们也理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宗教自由。
人们常常争辩道，罗马人之所以能够高高在上地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歌罗西人、卡帕多西亚人和其他生活在拉丁姆[12]以外的野蛮部落放在眼里。这个推断可能是对的，但我不确定。不过，在整整五百年里，这种宗教上近乎彻底的宽容一直流行于欧亚非或文明，或半文明的广大地区。罗马人还发明了一种治国方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获得最大的实际效果。
大多数人觉得这似乎已经是太平盛世，相互理解宽容的状态也一直会持续下去。
但世事无常，尤其是对一个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而言。
罗马人虽征服了全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无形地毁灭了自己。
年轻罗马战士的皑皑白骨在无数战场上堆积如山。
差不多五个世纪以来，社会的精英们都把才华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里海的庞大殖民帝国上。
最后，报应来了。
以一个城邦之力来统治整个世界，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罗马帝国从物质和精神上都拖垮了。
对立的宗教
接着，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人们逐渐厌倦了生活，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房子，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游艇、马车，以及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珍馐百味，阅尽天下美景，闻遍世间奇闻。
他们喝遍天下美酒，踏遍千山万水，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女人。他们的图书馆里藏有全世界的书籍，墙壁上挂着最好的绘画，用餐的时候还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师在一旁伴奏，他们的孩子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老师给他们授课。到最后，他们觉得美味佳肴全失去了味道，书籍变得枯燥乏味，女人不再生动有趣，就连生存也变成了一种负担，只要有体面的机会，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生命。
剩下能安慰他们的，只有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很多年前，人们就不再崇拜原先的神灵了。对于傻乎乎的摇篮曲里描写的朱庇特和密涅瓦的故事，凡是有头脑的罗马人早已不屑一顾。
这时，享乐主义、斯多葛学派和犬儒主义的哲学体系出现了，它们都宣扬仁慈、克己的美德，希望人们过一种大公无私且有益身心的生活。
然而这些道理实在太空洞，虽然在芝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中颇具吸引力，而且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类书籍。
但从长远来看，纯理性的精神食粮不能供应给罗马人必需的营养。于是他们开始呼求自己的精神食粮里需要一定的“情感”成分。
从此以后，纯粹的哲学“信仰”（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对高尚有益的生活的追求联系起来，那么这就是纯粹的哲学“信仰”）只对小部分人有吸引力，他们几乎都属于上层阶级，从小就受到希腊名师的单独辅导。
这些精雕细琢出来的哲学思想对老百姓来讲什么都不是。但他们的思想也进化了不少，古代神话在他们看来，成了粗俗愚昧的祖先留下的幼稚产物。不过他们还达不到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分子的高度，无法否认神灵的存在。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一样，表面上一本正经地信仰官方认可的宗教，但为了追求真正安逸幸福的生活，私底下却投入某个宗教秘会的怀抱。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类组织在台伯河畔深得民心。
“秘会”这个词起源于希腊，原指入会者的集会，男女都有。为了保守组织里最神圣的秘密，他们必须做到“守口如瓶”。这些秘密就像大学里的兄弟会杜撰的骗术或者海鼠独立修道会的神秘咒语一样，把会员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且只有真正的成员才能知晓。
然而在公元一世纪，“秘会”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一种教派，或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已。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离开了长老派教会而加入基督教科学派[13]时（请原谅我混淆了时间），他会和邻居们说自己转到了“别的秘会”。毕竟“教堂”、“教会”和“耶和华殿”是新发明出来的词，那时候还没有这些概念。
如果碰巧你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希望了解一下罗马当时的情况，你可以买一份下周六的《纽约时报》。随便哪一版都行，你会看到四五个宣传新教条、新秘会的专栏，它们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或其他什么国家引进来，都许诺能给人们带来健康、财富及永世救赎。
那时的罗马与我们现在的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国内外各种宗教思想，其国际化本质决定这一切在所难免。这时，从小亚细亚北部长满蔓藤的山坡上流行起对西布莉[14]女神的崇拜，弗里吉亚人将其尊奉为众神之母。然而，这种崇拜却使人们情感过于放纵，罗马当局不得不多次取缔西布莉神庙，最后还出台了严厉的法律，禁止怂恿公众酗酒和其他伤风败俗行为的宗教信仰继续传播。
在埃及这块既矛盾又神秘的古老的土地上，曾诞生过好几位怪诞的天神：奥西里斯、塞拉皮斯和伊希斯。在罗马时代，这些名字同阿波罗、得墨忒耳和赫耳墨斯一样如雷贯耳。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希腊人就为世界贡献了一个以道德为基础，抽象真理和实际行动准则的初级体系。现在，他们又给信奉神明的异国居民带来许多远近闻名的“秘会”，包括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俄尔甫斯和阿多尼斯的。虽然以公共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些神灵中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却深受人们欢迎。
一千年来，腓尼基商人频繁造访意大利，让罗马人熟知了他们伟大的上帝巴力[15]（耶和华的死敌）与其妻阿斯塔蒂[16]女神。为了对这位女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年迈的所罗门专门为她在耶路撒冷城中心修建了一座“神坛”，令他忠诚的臣民惶惶不安。这位厉害的女神为称霸地中海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此期间她还被誉为迦太基的保护神。最后，她在亚洲和非洲的神庙都被摧毁后，却以最令人尊敬、最端庄的基督教圣人的形象重返欧洲。
还有一位天神，他誉满全军，被认为是众神之中最重要的一位。从莱茵河的入河口到底比斯河源头的罗马边境线上，我们都可以在废墟之下找到他破碎的神像。
这就是伟大的密特拉神。
据我们所知，密特拉原是掌管阳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明，在里海低地平原地区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一块肥美的牧场，打算在那片山谷和山峦之间定居下来，那里就是后来的欧洲。人们不但相信密特拉神把世间最好的东西都赐给了他们，还认为这块土地的统治者须在他的授意下发号施令。密特拉神周身环绕在天火里，他有时将一缕天火赐给身居高位的人们，以示恩典。即使他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淡忘，但只要我们看到中世纪圣人头上的一圈光晕，就会想起早在基督教出现数千年之前的那个古老传说。
然而，尽管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受人们尊崇，但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准确地掌握他的生平了。这是有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密特拉神恨之入骨，其程度百倍于对一般宗教秘会的仇恨。因为他们深知这位印度神是自己最强劲的敌人，于是处心积虑地毁掉任何能让人们想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显然很有成效，所有供奉密特拉的神庙都消失了。这个曾在罗马盛行了五百多年的宗教，与当今长老宗和循道宗[17]在美国受欢迎程度相当，如今却未曾留给我们只言片语的记载。
幸好那时炸药还未问世，我们从那些还未完全毁掉的废墟和一些保存在亚洲的原始资料中搜寻到相关信息，克服重重困难，才对这位有趣的天神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很久以前的一天，密特拉神奇地从一块岩石中蹦了出来。他刚躺进摇篮，路过的牧羊人就立刻围上来参拜，还送上礼物逗他高兴。
孩提时期的密特拉历经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冒险。这不免让我们联想到赫拉克勒斯[18]，他的经历使他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不过赫拉克勒斯性情十分暴虐，密特拉却和蔼可亲。一次，密特拉和太阳神比赛摔跤，虽然密特拉赢了，但他却表现得非常大度，结果他与太阳神亲如手足，以至于人们常常把他们二人认错。
当邪神降下一场干旱，意图毁灭整个人类时，密特拉用箭射穿了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浇灌了饥渴的大地。不料，邪神阿里曼又准备借机发一场大洪水使坏。密特拉得知后，立即告诉了一个人，让他赶快建造一艘大船，带上他的家人和家畜离开，让人类躲过灭顶之灾。他竭尽全力将人类从自己种下的恶果里拯救出来，并最终升入天堂，成为执掌正义和公正大权的神明。
若想加入密特拉教，必须通过一套复杂的入会仪式。首先要吃一些面包和酒作为圣餐，以此纪念密特拉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过的晚餐。接着，一定要在水边受洗，还要做很多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不过这种宗教仪式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被废弃了。
一旦入教，所有的信徒一律平等。他们在圣坛的烛光前一起祈祷，一起唱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庆典活动，纪念密特拉的诞辰。另外，为了表示对这位伟大的天神的崇高敬意，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都会停下一切工作休息，这一天被称作太阳日（即现在的星期天）。他们死后，遗体被排放整齐，等待复活日的到来。在那一天，好人有好报，升入天堂；坏人有恶报，被投进熊熊烈火，永世不得翻身。
各式各样不同“秘会”的传播，以及密特拉教在罗马兵营里的广泛影响，无不表明人们对宗教怀有极大的兴趣。而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不断寻找能够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精神产物了。
公元47年年初，一叶扁舟离开腓尼基，驶向佩尔吉，该城是通往欧洲大陆的第一站。船上的乘客中，有两人双手空空。
他们的名字叫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都是犹太人，但其中一人不仅持有罗马通行证，而且对非犹太教的知识也了如指掌。
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就此开始。
基督教就要开启征服世界之旅了。
注释：
[1]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
[2]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6），据说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
[3]希腊古代神庙所在地，也是阿波罗神谕的发布地点。
[4]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古雅典著名政治家。
[5]即伊本·路西德（1129—1198），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和法学家。
[6]古希腊两大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的战争（前431—前404），再加上各自的盟国，几乎包括了希腊所有其他城邦。主要起因是害怕雅典的势力扩张。雅典同盟依恃的是其强大的海军，而斯巴达这边靠的是强势陆军。战争分为两个阶段，中间有一段六年的休战期。
[7]希腊中东部古代地区，东面和南面濒临爱琴海，其沿海地区因海上贸易而繁荣。
[8]希腊东南部一岛屿，位于爱琴海南部。
[9]爱比克泰德（约66—？），古罗马哲学家。
[10]斯塔吉拉，古代马其顿城市。
[11]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西塞罗修辞学的创立者。
[12]古意大利半岛中部一区域，古罗马国家的发源地。
[13]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基督教派别。
[14]古代地中海地区崇奉的女神。
[15]（古代腓尼基人等崇拜的）太阳神。
[16]古代近东地区所崇拜的女神，地中海主要海港提尔、西顿和埃拉特等地把她奉为主神。
[17]又称卫斯理宗，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
[18]亦译为海格立斯，罗马神话中称为赫丘利，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力大无比，以完成12项英雄业绩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