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

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探求荣誉的途中，已经在充盈着幻想与无限机遇的国度里迷失了自己。至少从表面看，他也许生活得很正常，与他周围的家人或其他人一样，正常工作或参加娱乐活动。对于自己生活处在隐秘与公开两个世界中这点，他并不了解，至少他不了解其中的程度。他无法统筹兼顾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生活，重复上章引用的病人的话：“生活很可怕，因为太现实！”

“现实”早已强势地把神经官能症患者分为两份，尽管他非常不愿意面对现实来反思自己；或许他天赋异禀，但从本质上讲，他依然有一般人的缺陷并且在人生的路途上也会遭受很多人所遇到的困难。对他来说，一个小时也只不过是六十分钟，不多不少，别人要排队等出租车他也不能例外，老板对他也不会另眼相看。

病人所回想起的孩童时代的小事情，可作为一个人感受到的轻视和侮辱的象征。比如，有个爱做白日梦的小女孩，三岁左右，总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如童话里般漂亮的女王。一次，偶遇一位相熟的老伯对她打趣道：“呀！小脸蛋好丑！”当时的羞愤和无奈她一辈子都记得。像这种人大概经常会被疑惑、痛苦和矛盾所困扰。她该做什么？她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能有什么影响？又或者如何消除它们呢？假如她觉得非常有必要增加自己的权力，却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苦恼时，那么这个世界有问题将成为她的托词。所以她不去思考解决自己的错觉，而提出了对外界的要求，她有权按自己的意志，让自身的命运被青睐。享受更好的待遇是她的权利，对于她的错觉，人人需要迎合，如果不这样的话，她就会认为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公平可言。

自己应该被别人照顾、尊重和体贴，这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常有的感觉。所需“尊重”的囊括面很大，有时会有明显的表现。但这仅仅是那些更加广泛要求中的主要部分，即人们应该满足和尊重他们因忌讳、恐惧或者矛盾及解决方法而有的需求，或者适当的为人敬重。另外，不论他们想什么、做什么，总感觉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好的结果。对他来说，精神疗法实际上已经起了作用。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做什么或者改变什么。何况解决问题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别人不应该去影响他的生活。

发现这些神经官能症患者隐藏要求的首位现代分析家是德国的精神分析家哈罗德·舒尔茨-亨克。他把它叫作“巨型需求”，认为它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起很大的作用。当我反复推敲他提出的重要性意见时，个人观点与他有很多的分歧。“巨型需求”这个术语我认为不恰当。容易让人误解，因为病人所提的要求已与要求本身的内容相去甚远。很多的例子里这些要求不仅过分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可在一些个例中又显得非常合理。人们普遍关注要求的内容是否过分，假如把关心的重点单独集中在这一点上，那么人们很难认识自己或者周围理性的人。

举例说明，一个商人对火车没按他方便的时间发车而愤恨不平。他有个性格对得失淡然的朋友，说这个商人的要求太苛刻了。商人认为这位朋友不理解他，所以对他恶语相向。因为对于忙碌的他来说，想让火车能在可知的时间段准时开动，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的确，他的要求并不过分，谁都希望火车能按自己方便的时刻表来运行。可我们实际上无权干涉火车的运行时间。这让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当一个人合理的愿望或需求变为一种要求的时候，而事实没有理会这种“要求”，会让人感觉受到挫折或者打击。这样，我们就有权对此表示愤怒。

要求与需求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可其现状若是被心里潜藏的情绪改变了的话，那么此差别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仅不了解，甚至对此逃避。诚然，他嘴上所说的愿望，非常合理且不过分，可实际上是他内心的某种要求，对于那些未必属于他的东西，他的明确思想让其认为自己有权享受。比如，某些病人生气的原因是一天多次缴纳停车费，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浑水摸鱼的期盼，可事实上停车场是他们无权免费使用的。不是他们不懂法律才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对别人蒙混过关而自己不行感到不平。

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一步步演变成了无理的要求，其无理处在于所假设的权利和资格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把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当作要求，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过度需求的特殊内容，它们的细节差异由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决定。一般情况下，病人感觉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自己都有权得到，也就希望全部特殊神经官能症的需要得到满足。

当我们说起一个需要较多的人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他的需求是什么？的确，人性的关系对神经官能症的要求起主导作用。如果我们有控制他的要求的想法，那就把他要求的范围低估了，它们正被引导为人造习惯乃至超越了它，参与到生活中。

单说人性的关系，一个病人的行为举止猥琐胆怯，但其内心所提要求也许是全面的。他之所以苦恼于普遍的惰性在于自身在智力上得不到开发，因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这种要求，他会说：“这个世界应该帮助我的，我不应该被这些问题困扰。”

一个不敢去怀疑自己的女人，其拥有要求与上述同样广泛，她觉得自己的所有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她有这种权利。她说：“如果我看上的男人，他就必须爱我，不爱我，他敢吗？”她的要求可以说来源于宗教术语：“我虔诚祈求的每样东西都会得到的。”以她的情况来说，她的要求有反面影响。如果愿望没法实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打击。所以她把大部分的愿望收敛起来，防止被“打击”所影响。

那些有权利需求的人，觉得自己不该被指责、猜忌或者诘问，因为他们有这种权利，而被权利所支配的人，觉得自己应该盲目服从并把这当作义务。有些人为了能高明地操纵别人，把生活当作竞赛，他觉得自己有权戏弄任何人而保证自己不被戏弄。那些害怕直面矛盾的人认为自己有不去面对困扰自己问题的权利。如果以公平交易来要求一个经常搜刮别人且飞扬跋扈的人时，他会认为对自己不公平，并且十分愤怒。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假如不得已而冒犯别人又要别人体谅他，不管他因为什么冒犯别人，他都会认为自己有得到“宽恕”的权利，他觉得自己有权让别人不与他计较，与这种要求相同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为了得到“原谅”，不论一个人脾气多么暴躁易怒，他都有得到原谅的资格。认为“爱情”是种稳妥解决办法的人，会要求对方感情专一且要绝对奉献。看起来淡泊名利的人，却有不被打扰的要求。他觉得自己别无所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有权不被打扰，包括那些紧要关头。“不被打扰”暗指免于努力奋斗，不用被寄予期望，免于错误与批评，尽管这里包含对他有利的也是枉然。

神经官能症患者在人格关系上的要求，通过上述的观点及例子也许足以得到诠释。通常在更多非人格的情况或法律方面，带有否定内容的要求会较占上风。譬如，通过法律规章而得到的利益被视作合乎情理，没得到的话，就会让他有不公平的感觉。

上次冲突中所发生的事件，让我注意到自己乃至他人隐藏在潜意识里的要求，所以我至今仍感激它。那次从墨西哥参观归来，没有坐上飞机，因为圣诞节那天有太多的人排队买票了，尽管我原则上认可排队买票的规定也觉得它很合理，可我却非常生气它发生在我身上。去纽约的路程历时三天，在火车上我一直心情很不舒畅，并且非常疲惫。但是，当我开解自己，飞机可能会出事故，可能是上帝在保佑我，心情顿时舒畅许多。

我忽然在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心情糟糕得没有理由。我思考那些反应，让我发现了两种“要求”：一是想与众不同；二是期待好运降临。从那时开始我对坐火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不再对一整天坐在普通车厢里而感到疲惫，虽然那并不舒服，我甚至对旅行感兴趣起来。

任何人的这种体验，都会随着多观察他人或者自己而得到增长扩大，这一点我始终相信。举例来说，不管开车还是步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般是由对这些规则人们潜意识中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所导致的，觉得自己不用遵守这些规则。有的人讨厌银行总盯着他们透支账目不放的“失礼”行径。人们对考试或者考不过的惧怕，也是因为有“免试”的要求。相同地，因观看到低水平表演而感到生气的心理，也是由于他感到自己没有享受到应得的上等待遇。

寻求“特例”的这种要求与精神或者身体方面的自然规律有关系。一个病人很聪明，当他知道了自己精神问题的来源及结果后，竟然会变得极其愚笨，这个现象令人非常惊讶！对此我想到一些原因：假如我们让某事成功就要尽力而为，若要自立就得有担当。换种说法就是“满招损，谦受益”；不自爱就会对爱有怀疑，而不再相信别人会爱我们。病人被告知这些因果后，可能起初病人会心生疑惑引发争辩，乃至有逃避的想法产生。

造成这种“愚笨”的原因非常多，我们先要了解为何让病人懂得这种因果关系？是要病人面对“内在变法”的重要性。固然，我们很难改变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因素。除此之外，跟我了解的相同，病人有应受制的需要，但他们大多数都讨厌去了解这些需要。如果病人只是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规则、必要或限制这类词语的出现会让他们心惊胆战。病人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会认为可以心想事成。而那些在他们身上运用的必需领悟，实际上会把他们拉回“现实”中，现实里他脱离了高高在上，而变得与别人一样地被自然规律制约着。那些“必需”的想法需要在他的生活里消失，这种需要能够变为要求。经过分析，此现象可以表现在他们认为有超越“改变”的必要性。所以潜意识告诉他们不要去发现，他们想要自力更生而不受到打击，或者想赢取别人的爱和信任，这些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多数的“迟疑”总体来说是对生活的隐秘要求，在此范围里对无理性“要求”的猜忌必定不复存在。毫无疑问，它会让病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支离破碎且无法重拾，从而让他面对现实，我们所能够做的对于命运来说微不足道，所以生命是短暂而充溢着危险的，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然而各种不幸因素，如死亡、意外等随时可以摧毁他的良好感觉。我们只能够尽量避免那些能导致死亡的危险活动，而且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让自己避免与死亡相关的财产损失，但是人避免不了死亡。与人类害怕面对生命的波动性相同，神经官能症患者提出了许多要求：他们不能被冒犯，好运一直跟随自己，拯救世界的人，舒服的生活等。

那些跟生活有关的“要求”与产生于人性关系上的要求相比得不到有效的维护。而只有两件事是有这些要求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能够做的，在对于所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持否定观念的情况下，他的倾向会悍然不顾，在他感冒发烧的时候，哪怕是天寒地冻也不能够影响他的出行，不预防也不理会可能会发生的传染性疾病，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衰老和死亡所影响一样无忧无虑地活着。当不幸猝然降临到他的身上，当然会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并且可能会让他惊慌失措，虽然这不幸也许无足轻重，可是却对他那高不可攀的超级信仰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或许他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过分小心地面对生活。假如那些高不可攀的要求无法让他依赖或他的要求没有受到尊重的话，那么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他就没有能够依赖的东西了。这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全部要求，只是不想让自己面对吃力不讨好的行为而已。

表现更加明显的似乎是对生活和命运所抱的其他态度，问题是态度背后所隐藏的要求能否为我们所察觉。很多病人苦恼于特别的困难，因而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情绪方面愤愤不平。比如，当他们说起朋友的时候，通常是对自己的神经质不加顾忌地指出：某人有神经质问题，可却能够在社交场合左右逢源；某人更加善于同女性打交道；某人比自己更加上进或者更会享受生活等。这样的闲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大概也更容易理解。毕竟每个人所看重的都是自己的困难，认为也许没有那些困难他们会活得比较舒服等。但是，这些病人和他们羡慕的人在一起时的反应，说明了一个更加严重的过程。也许他态度会突然转变，变得冷漠或沮丧，分析这些反应，发现其源自一种固执的要求，他本该没有任何问题。他的要求是：他的天分有权比别人的更高。而且他所拥有的权利不仅仅是生活不存在丝毫问题，还要拥有如同电影人物般的才略，查尔斯·卓别林的聪明谦虚，斯赛宾·特雷西的仁慈果敢，克拉克·盖博的矫捷和胆识，这些他都要有。“我不应该是现在这样”，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十分明显且无理，他根本无法得偿所愿。此要求表现在多方面，比如，嫉妒比他运气好或者天赋好的人，崇拜或效仿他人，分析者被要求满足他全部这些合适却又矛盾的完美要求等。

为了拥有至高无上的属性，蕴含的意义非常不确定，致使人们有长时间的不满和嫉妒产生，还给分析工作造成了实质上的阻碍。任何神经官能症的苦难对病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存在，如果再期望他考虑自己本身的问题，必然会让不公平感加倍。相反地，病人认为没必要通过艰苦的改变解决问题。

我们并没有充分地研究神经官能症的要求种类。因为对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其“需要”都能随时转变为“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作个别讨论给予“要求”更加全面的描述。而有的时候，纵然简短的研究也能让我们感到它的特性。我们现在试着对其共性给出一个更加透彻的诠释。

“要求”本身就有不切实际的两个方面，一是权利要求仅仅在想象中存在，二是不理会“要求”能否实现，这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显著，最突出的是对于自己不会生病、衰老和死亡的天真愿望。自然其他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一个好客的女病人，觉得自己有权让别人都接受自己的邀请，所以当遭到拒绝时，她都会不问理由地愤怒。一位学者一直觉得他所遇到的任何事都该是简单的，所以他对撰写论文或者实践理论的工作很厌恶，不论这种工作的重要程度有多高，即便是知道不竭尽全力将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他也会有厌恶感产生。一个穷困潦倒的醉汉，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他人的无私帮助，而假如这种帮助来得不够及时或者是帮助者显得不情愿（无论别人的表现是否真是这样），都会让他感到不公平。

上述例子阐明了神经官能症要求的第二个特征，“以自我为中心”十分明显，以至于在别人看来觉得就是“天真、幼稚”的表现，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一样。理论上这些观念可支持一项结论：全部的这些要求是“婴儿”的特性，存在于无法长大成熟的人群中。可是，这个论点在实际上是错误的，小孩子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仅仅因为他们还没有在心理上发展出想要与人沟通的感觉。通常小孩子并不知道别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的上限，譬如，妈妈也要睡觉休息，妈妈也没钱买玩具等。然而，神经官能症的“以自我为中心”所建筑的基础，是完全不同而且十分复杂的。因为精神需要驱使着他，所以他被自我所占据，矛盾冲突困扰着他，他被逼迫坚持着他那种特殊的解决办法。这里有两个现象表面相似而本质不同。由上述可知，要想达到治疗效果，绝对不能告诉病人他的要求是多么天真。只能够适当地用事实来引导，让他了解这些要求是没有理由的，这最多只能引发他的思考。如果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治疗，这对他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以自我为中心”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普遍都有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间的差异十分大，用我的经验解释就是：优先权有时是正确的，但前提是我要有绝对的优先权。假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身体感到不适或是想要做某事，那其他所有人都要停下手头上的事务来帮助他，当分析者有礼貌地回绝他的交谈时，要么根本不被理会，要么就会经常遭到病人愤怒无礼的报复。病人需要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得有时间。神经官能症患者越疏远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就越不能理解他人及其情感。就像一个偶尔对现实表现出狂妄且轻蔑的态度的病人所说的：“我就是一颗彗星，放荡不羁，穿越在宇宙中。这表明我所需要的就是真实的，而别人需要的是虚幻的。”

期望“不劳而获”是神经官能症要求的第三个特征。对于孤独的时候会想起别人，他予以否认。相反地，他认为应该是别人想起他。想要减肥就得对食量加以控制，病人通常会从心底里反对这个简单的理由，他依然不停地吃喝，而且会对他不像别人一样苗条感到不平。另外，可能有人对自己的职业、地位、工作量及薪资要求为职业应该是得体大方的、地位应该是优越的、工作量与薪资应该是少劳多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用去乞求工作。至于自己想要什么他不需要准确地知道，而应该处在一个决策的地位拒绝或者接受任何事物。

人们常会用貌似合理动人的话来表达自己十分渴望幸福。但很快，他的家人或朋友就会知道，让他快乐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于是有人便告诉他，他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他心里积压了太多不满的情绪。在听了劝告后，也许他会去找心理分析医生。

病人为求得快乐的愿望，在分析者看来是达成分析的良好动机，他也会问自己病人对快乐充满渴望却又得不到，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病人许多条件都令人羡慕：富足的经济条件，和睦的家庭，美丽的妻子，可一切多余的事情他都不会做，什么事都无法引起他的浓厚兴趣，许多的消极性和自我放纵都被这个描述所包含在内。第一次交谈中他发现病人并没说他的困难，而是表达了一系列的“愿望”且很急迫。接下来的交谈使分析者证明了第一次诊断的观点，惰性是分析工作中病人的首个障碍。所以真相得以水落石出，这是一个遗失了自由的人，他的智力不能自行开发，却固执地要求生活中一切完美事物，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该在他的身上发生，这样他就能求得自满了。

而另外的一个例子更让“不劳而获”的要求特性得到诠释。一位病人因为被前一次治疗时引发的问题所困扰，所以他中断分析治疗一个礼拜。离开前，他表示了对于克服这些困难的愿望，这是个非常合理的愿望。于是我尝试对发生在此人身上的特殊问题的根源进行挖掘，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他不是很配合，他的惰性会阻止事情的顺利进展，而我得一直引导着他。他会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感觉不耐烦了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状态予以肯定的回答，整个礼拜都被这些困难所烦恼是他所不愿意的，而且我一直也没有把任何有效解决的方法告诉过他。我指明他的愿望必须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可明显的是它已经转变成了无理的要求。问题的难易程度，他与我的配合程度，都决定了我们能否更好地解决这个特殊的问题。对他来说，肯定有些事情阻碍着他向渴望的目标前进。他经过了反复斟酌也理解了我话中的本意。他安静了下来，那些无理要求与急迫感也在他身上不见了踪影。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特征浮现了出来：他把问题原因归咎于我，认为我有责任去解决它。他觉得我对此有什么责任呢？他的本意并不是说我犯了错误，只是通过上次谈话他了解到，自己依然存在报复心理，而当时他毫无察觉。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他，并不想去除它，仅想把它带来的一些困扰解决掉而已，因为他的要求我无法即刻满足，所以报复的要求被他当作自己的权利。这个解释已经让他指出了要求的根本所在：他从心底里抗拒自我负责，而且建设性的利己观点十分匮乏。这让他变得麻木且不能独立作为，从而导致一个需求的产生，依靠别人（此处指心理分析者）来为他解决事情，这种需要转变成了一种要求。

“报复性”是他们具有的本性，这就是上述例子所告诉我们神经官能症患者要求的第四种特征。这种特征很早就被人发现了，这种病人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对于报复非常坚决，比如，它在创伤性的神经病与某些妄想性的神经病的情况下都显而易见。许多关于这种特征的描述在文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如《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斤斤计较的性格，对海达·高布乐的描述：当丈夫无法获得教授职位被她知道后，她就变得刻意要求铺张奢侈。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中，报复性需求是否为“常见”（如果出现时间不定的话）元素？对报复性的要求的感知程度，人们给你相互间都不一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夏洛克的病例来说，那些是有意识的需要：就好像病人对我发怒的时候，他们都处在有意识的状态，但在大部分例子里他们是无意识的。按照我的经验来说，我猜想在全部神经官能症要求中这些需要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我发现，这些要求频繁出现，于是我把它们当作一贯的规律来观察。说到“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时，我发现数量相当庞大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隐藏着报复的心理。因为曾经受到的打击痛苦而产生的要求，或是提出暗示战斗的要求时，还有认为满足要求是一种胜利，反之则是失败的时候，就是报复性元素在发挥作用。

怎样发觉自身的要求？当一个人需要去了解自身要求的时候，在他对自己及周围人的看法中他的“遐想”越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他就越觉得自己及其生活是全部真实的。他的心里已经没空对自身是不是真的有某种需要或者要求而去做了解了，而且，他还会攻击那些提到他要求的人。等待是他完全不需要的东西。他认为任何意外都不该来找自己，并且他将永远平安愉快。在他旅游时天气必须是万里无云的，任何事情都得符合他的心意，并且要顺顺利利的。

神经官能症患者好像都了解他们的要求，他们对自己特殊权利的要求从来都是明目张胆的，或许对当事人自己来说，观察者感觉明显的事情他并没有感觉，他所感觉的与别人看到的是两码事。主动强调自己要求的人，他所察觉到的顶多是他所要求的一些表现和所蕴含的意义。比如，感到不耐烦，或者忍受不了跟自己相斥的观点。也许他知道不喜欢向你表示感谢或者索要什么，也许他也知道自己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感受，但这两种感觉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有的时候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莽撞，但通常会被他掩饰成自信和勇敢。比如，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他会没有任何理由地选择放弃，态度十分坚决，而没有工作用来替换，他认为这是自信的表现。这也许仅仅是个个案，但它凸显出了病人的莽撞，他觉得自己对命运带来的一切都有权利去承担。他在灵魂的深处暗地里以为自己能够长生不老。这些他或许知道。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经逾越了生物极限的想法他还是毫无察觉。

在某种情况下，“要求”也许在有这些要求的人和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之间潜藏着，只要是因需求而提出的正当理由后者都会接受，这些通常并不是他心理上的无知，而是因为他自身的神经官能症理由。比如，他的妻子提出了挑逗的要求，他一方面会感到厌烦，同时又让他遐想自己对她来说是无法替代的。或者，一个女人仅仅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做了无用的要求，这都是因为她的痛苦与无助，她也许会变得过度小心，她会要求自己不要去利用那些对于不满足她的愿望就有负罪感的人。（对她来说，这些人可能是保护者与帮手，也许是一些坚持原则的人，他们都有一种特性，若是无法满足女人的期望，就会产生负罪感。）

即便是知道了自己有某些要求，但他还不知道，其要求是不恰当而且无理的。事实上消灭要求的第一步，就是去怀疑它的真实性。所以，神经官能症患者只要觉得这些要求对自己是重要的，就会为了让这些要求变得合理，而在心里把情形建立得天衣无缝。他也肯定会深信那些要求的公正与合理性。在分析过程中，病人会竭尽所能地证实，他对于即将获取事物的期望是心无旁骛的。相反，以治疗目的为出发点，对于特殊要求的理由性质及其存在性的认知是十分关键的。“要求”是否能够成立是伴随着它所根据的基础而变换的，而这个基础自然处于战略地位。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功劳让自己有受到各种优待的权利，所以他对这些功劳一定会言过其实，致使他在所求无法实现之时义正词严地认为自己被亏待了。

文化毕竟是普遍衡量要求的基准。因为我是女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我是你母亲，因为我是你老板，等等。这些看上去貌似正当合理的理由之中，每条都让人有权提出要求，所以其重要性被过分烘托。比如，某国并没有传统明确规定洗碗是对男人尊严有损的事情。假如，有个病人有避免这种杂务的“要求”的话，必定会把男人或者老板的尊严夸大，觉得洗碗是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优越感”作怪是永远不变的基础，因此“要求”的依据都是，我在什么地方表现得特别出色，我有什么样的权利去怎样，等等。这些大多是下意识的直接阐述，可是这类人会很在意他的工作、时间、规划以及他永远正确的这一特殊意义。

相信“爱情”足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且觉得“爱情”有权让人面对一切的人，肯定会把爱情的作用或者价值夸大，这结论并非是刻意的借口，而是更多的爱所带来的真实感受得出的。这种浮夸的重要性常会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对那些孤独、痛苦产生的要求更加严重。比如，有许多人胆小，不敢打电话去询问别人。假如以确定其压抑程度为目的而对这样的人做调查以了解情况，这会让他感觉到压抑的情绪比过去还要多。一个女人如果因为过分的孤独抑郁而不能操持家务了，那么她会让自己的孤独抑郁感比以前更加剧烈，其结果就是这些痛苦会现实化。

可是仓促地就下结论说别人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也肯定持同意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同意与否都能够让情况更加棘手，也就是同意与拒绝都可能导致要求变得更让人惊异。一般情况下，只有在神经官能症患者开始或是正在开始能自我负责的时候，“拒绝”才能有所帮助。

也许从“要求”的的基础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公平”。因为我虔诚地相信神，我一直勤恳地做事，我一直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都是合理的，所以任何的不幸都不该降临到我身上，并且我理所当然地应该万事顺利。世界上的一切好处当然应该给好心、虔诚、勤恳的人，而背道而驰的事实，“无私奉献”却被抛弃了。病人如果拥有此种倾向，这种他自认为“合理”的感觉常被他提出也得适用于他人，别人的行为如果不合理，就会引得他大发脾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可这仅仅意味着他在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了要求，很明显，他已经把这种需要总结成了一种“真理”。

强调“公平”也有相对的一面，在出乎意料的困境中它能够让人更有担当。一个人“自觉、公正”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他能否专注应对困境，如果不够坚定则他会认为（基本前提是自觉），所经历的全部困境都是不合理的，可将“报应性的赏罚”规则强加于他人身上对他来说是更加容易做到的。比如，他会把被解雇，当作别人“真的”不想工作，又好像宗教迫害的责任在某些方面也许该由犹太人来担负。

这种人在更多的人格问题中会觉得为了既定的价值而去接受某种价值观是自己的权利，前提是他不会为两种价值观而分神，或许这种现象没有错。因为他认定的价值无论善意与否在其心里已经过于夸大。所以它在人性关系上造成的困难被忽视了。通常这种价值标准也是不平衡的。例如，病人在受分析时，通常会专心于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合作、渴望去除障碍性的症候或让自己出入均衡。使病人康复应该是分析者的立场。但是，这两种立场并不平衡，病人如果不愿意了解自己或者做不到了解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话，那么他是很难痊愈的。所以病人的有效努力加上善意，对病情的康复将会是卓有成效的。如果病情反复使得病人产生厌烦情绪，那么上当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他会认为分析师不值得相信，而埋怨与指责是他表达不平的方法。

对公平的过度夸大，可能（但非必定）是在掩饰“报复”。假如为了“应付”生活而从根本上提出“要求”，那么通常会夸大个人的优点，要求所造成的伤害程度与它本身具有的报复性是成正比的。而这种伤害与其带来的同情必然会被夸大，这种伤害程度不达到依稀地让“牺牲者”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挽回是不会停止的。

对于神经官能症的保持来说，“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这些要求的“保护”是很重要的。只是这仅仅是针对人们的要求来说的，无须赘述这种对要求自身的保护行为会遭到生活与命运的嘲笑。众多场合里我们对此问题将重新探讨，这里要说的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从各方面来说，为了让别人接受他的要求所用方法与要求的根据基础是脱不开关系的。简单来说，他能利用其独特的重要性来尝试加深别人对他的印象，献媚、迷惑或者是应承他人，这些他都可以做到，夸大自己的痛苦来博得别人的同情或者愧疚感，利用别人的罪恶感或者美妙感觉来驱使他们为自己效力，夸大对他人的爱勾起别人对爱情的渴望或者骄傲，用愠怒来威逼强迫他人，这些他都可以做到。欲壑难填的要求是每个报复型的人破坏他人的惯用伎俩，为了胁迫他人服从自己他会全力严酷地斥责别人。

我们在对神经官能症患者诠释或保护要求的动机进行分析后，当要求受挫时的激烈反应也就在意料当中了，在这当中隐藏着恐惧感，可不满才是主要的反应。这种不满的特别之处在于，“要求”在主观上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相反，挫折就是不公正合理的。所以这种不满本质上是义愤。换言之，此人感觉不满与其不满的理由都是理所应当的，患者在分析过程里竭尽全力地保护着这种“自认为理所应当”的感觉。

在深入谈论这种愤怒的不同表现之前，我要说一个主要由约翰·杜兰德和其他人所提出的理论——对于任何挫折我们都抱以敌意对待，即实际上敌意主要是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可事实上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发现这点并不需要复杂的观察。相反，人面对挫折时没有敌意的例子多不胜数。敌意产生的前提只有挫折是不公平的或者别人认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是不公平的。愤怒与受虐是它所具有的特性。其造成的伤害或祸患，偶尔被夸张得让人忍俊不禁。假如一个人感觉被虐待的时候，那么他会认为虐待他的人残酷、卑鄙、肮脏、可耻，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人的判断被这种愤怒所强烈地影响着。“神经官能症的猜忌”就来源于此。综上所述，就是造成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他人阴险不可信赖或态度轻易变得不友好的主要原因。

不满或者愤怒的强烈反应简单来说不外乎以下三种表现。第一种，不问理由地压制，如同敌意一般被压制，紧接着身心出现疲劳、偏头痛、恶心等症状。第二种，明确地表现出来，或者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到它，此种情况下病人认为更加不能生气，他一定会把其认为别人的错误更加夸大，接着他为了还击犯错者貌似毫无理性的错误会无意地建立一种情势。病人越发表现出肆意报复，理由已经不重要了，必然的结果都是报仇。第三种，表现为沉浸在自艾自怜和痛苦当中，其意志消沉并会感到极度地被伤害或受虐。此种情况下，谴责把痛苦当作了介质，他会觉得“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对我”。

因为自我批判被“正当”所抑制，所以与观察自己相比，观察别人的反应要容易许多。当某些不好的想法徘徊在我们脑海时，或是开始想起某些人的可恨之处时，或涌起一股报仇的冲动时，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检讨自己的反应。然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反应与错误行径所呈现的比例是否合理，假如二者比例经过我们诚实的详查后发现并不相符，那对于隐藏在其中的某些要求，我们就很有探究的必要了。假如想要了解个体对挫折的剧烈反应与其隐藏的要求，那么对一些特权的需求我们就得甘心放弃，又或者能熟识那些因为我们遏抑了心中敌意而表现出的特殊形式。可是发现了一两个例子中的要求不代表要求就可以被我们全部丢掉。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能克服的要求只是那些非常明显而又荒诞不经的。这一过程能让人联想到条虫的治疗过程，虫体的一部分虽然去除了，可是只要它的头还在，它依旧会再生并还会继续不停地损耗我们的体力。这意味着我们要想摒除全部的要求，除非我们可以完全遏制对荣誉的所有探求和由探求引发的所有行动。与治疗条虫所不同的是，人在重寻自我的道路上，每一步的前进都是有价值的。

在生活和人格上很大程度都受到具有渗透性要求的影响。他们的不满情绪与强烈的挫败感都是由这种要求产生的，所以我们简称其为性格的特点。当然，其他因素也是助长这种长久不满情绪的原料。具有渗透性的“要求”在这种不满情绪产生的根源里，是最为明显的。之所以变得对境遇无法产生满足感，是因为不满情绪主要针对其本身所匮乏的东西或者为难的事情等，这些与任何的形势或境遇都无关。比如，有一个男人，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他最满意的，他还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可对于弹琴这件对他极有生活意义的事情来说，他却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做，或者是他的一个女儿体弱多病，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让他困惑苦恼，从而让他没办法发觉自己已经拥有的幸福。又比如，有一个人，每天过得都很幸福，而这些也许会被逾期未到的货物给破坏掉。再比如，有个人对旅游的目的地虽然回忆是美好的，可是他对旅行的感受会被交通不便所破坏。基本上人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而这些态度也是很常见的。人们偶尔会对此惊讶，为什么总是看到坏的那一面，而忽视了积极的那面呢？也许他们自以为悲观绝望地对所有问题都排斥，这种态度除了让人无法理解，而且在论点上也很含糊，进而认为对逆境自己是不能够忍受的。

这种态度会让人们在多方面把自己的生活堕入逆境当中，假如我们认为辛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体现，那么无论何种辛苦都会成倍上涨。对于这一点，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一次旅行中，所乘坐的是普通客车，其收费让我觉得不公平，导致什么都不顺心，而自己也肯定更加不舒服。可当察觉了事情背后隐藏的要求以后，忽而觉得不是特别难受了，尽管座位不怎么舒服而且行车时间很长。这一点用在工作方面也是一样的，抱有“它不公平”的厌烦情绪或是“它本来该简单的”隐秘要求来做任何工作，必定会变得事倍功半。换言之，我们因为神经官能症的要求而失去了部分的生活艺术，其中包括轻松工作的态度。有些经历无疑非常重要而具有代表性，可是我的一生中这些经历非常少。一些细微的小事情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也会变成极端的灾患，然后生活会变成一系列的困扰。相对而言，也许神经官能症患者会特意关注生活中别人比他强的事情，如这个人业绩好，那个人有小孩，有些人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能做更多事情，有些人的房子很漂亮，那家的草地长得比自己家的膏腴，等等。

这些想象虽然描述起来非常容易，但难的是彻底地了解它们，尤其是了解我们自身。别人有而己方所没有的重要事物，这看起来既真实又实际。所以，可能会在记录本上记下下述两方面的扭曲：有关自己的方面和有关他人的方面。大多数人都谆谆教诲过自己不要把自身的缺点与他人的优点相提并论，要全面整体地看待他人与自己，而不要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优越的部分作比较，尽管他们知道但是却无法遵守这种正确的劝告，他们扭曲的观点单纯是因为内在情感的盲目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因为内心潜意识的需要引发的盲目所导致的，并不是无知或者一时松懈的表现。

神经官能症酿成了对别人既羡慕又冷酷的心理结果。总的来说，这种羡慕心理并不是遍布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仅仅在生活方面存在而已，一般会有下述的感觉伴随：觉得只有自己被拒绝了，唯独自己是烦恼的人，感觉到孤单、惶恐和束缚等。“没有感觉”不是对一个人肯定失去全部知觉的判定，而是源自广泛的要求，凭借着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的“自我中心”作辩白，他在思想中会疑惑别人的全部都比他好，为什么还要追求更多？他更容易被忽视且不被人理会，周围所有人都没有他的需求大，他就该有权只身寻求自己！所以他对确立这些要求更加坚决了。

而第二个结果就是对于多数权利的怀疑，这种现象十分复杂，广泛的要求只是当中一个决定因素。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自己的世界中觉得自己拥有任何权利，而这是虚幻的，所以在现实世界中他会混淆自己的权利。他有各种无所顾忌的要求，可他在能够实现或是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又因为胆怯而感觉不到或者无法保护权益所在。比如，有一个病人，他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帮他可又对我提出改变日期的要求或者向我借笔来记录。还有个病人，一旦其对寻求尊重的神经官能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变得极度敏感，可是他对于某些朋友的欺骗行径却能够容忍。病人无权的感觉也许是抱怨的中心或者是起因，尽管对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他感到不在意，但是这些要求刚好正是一个促成或者就是困扰的原因。

促成“惰性”的强力因素就是具有广泛的要求，惰性也许是最常见的神经官能症障碍，它的表现形式或是隐藏的或是公开的。它与闲散的随性享受比起来，就是精神能力上的麻木。惰性不单普及存在于工作方面也触及在感知与思考方面。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一切问题研究的主动性都根据惰性的定义被要求所取而代之，他们因此无法得到发展成长。他们在无数例子里都是因此而普遍嫌恶排斥努力。所以他的意图被潜意识的要求所主宰并且是唯一的意图，这也许能够让他有所建树，让他谋取一个好的工作、获得充分的幸福或能够战胜困难，可以拥有不劳而获地完成这些事情的权利。这偶尔表示实际的工作应该由别人来做，即工作就让别人去做吧。假如无法实现这个目的，他便有了表达不满情绪的理由。所以他一般都讨厌做一些诸如购物、看电影之类的额外事情。人的疲劳从分析角度看偶尔可以快速地去除。比如，一位病人，当他想到还有很多事要在旅行之前做完的时候，在工作开始前甚至就会感到累，所以我建议他把“怎样做好每件事”当作智力挑战来考验自己，这一建议让他很感兴趣，所以，很快累的感觉不见了，这以后他就能够逐步地完成每件事并且不感到有丝毫累的感觉。可那种全心全意做好每件事情的冲动消退得十分快，尽管他也体会到了积极主动的一面，并且也感悟到自己有主动并且快乐做事的能力，但是，在他的脑海里潜意识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坚不可摧、无法动摇了。

“要求”具有的报复性对“惰性”的程度所起的是增幅作用，前者越多则后者越强。其论点在潜意识当中呈现为：我面对的困扰都是别人的责任，我理当为此获得补偿。既然是补偿，我就没必要尽全力了。可以确定的是，唯有当一个人觉得生活既没有意义又无趣的时候，才会这样辩证。所以他们推卸了生活相关事情的任何责任，让“他们”自生自灭，或是听天由命。

病人在分析当中，为了维护他们的要求而采用了“固执”的方式，这说明了相当主观的价值，“要求”应该有的价值。他得拥有多种维护方法来交替使用而不是只有一种。最初，他基本没有任何要求，所以对于分析者所说的他全都不了解，后来“要求”成了合理的，反正他为了自己的主观根据开始据理力争。他起码在了解到事实上这些要求是不正当的而且自己其实没有要求时，对于要求好像没有了兴趣。他也许会意识到要求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而众多的。比如，他会变得总是不悦而且极易动气，假如他没有固执地憧憬着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能够更加主动，情况至少比现在好很多。要求实际上就是在麻痹他的精神力量，而其所收获的微不足道，这点是他所无法忽视的。人们偶尔会满足他显示或没有显示的要求，但这也是迫于他的压力。可如果只有这种方法可以用的话，那没有人会快乐地生活。不管怎样关于他对生活的要求都是有害的。他是否认为自己有破例的权利都不重要，因为生物或者精神的规律都约束着他。而他也并没有被他所求取的“杰出”的要求改变一丝一毫。

病人认识到“要求”的不利影响和本身的有害对于病情本身来说不一定会有坏处：分析者把希望寄于病人所了解（看法）到的而戒除的要求，可事实上却屡战屡败。分析发现病人的要求并没有根除而是隐藏了起来，但其减小了要求的强度。我们在进一步的深究中发现了病人潜意识中无理想象的内容，他的理智虽然告诉他自己他的要求是没好处的，可他潜意识里还固执地相信，有意志力的奇效在万事上皆可为。只要愿望够强烈就能够心想事成，只要够坚决就会事事顺心顺意。假如实现不了，原因也是他的意念不够坚定，并不是要求本身不切实际，然而，分析家们就想让他相信事实上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已经了解了，病人的这种意念稍微改变了整个局面，他自己以为可以享受并不存在的种种特权，从这种影响来说其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某些要求我们也了解完全是幻想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期望力量驱使着所有的要求，为了实现理想的自我，“要求”是必不可少的。虽说病人如果想凭着成就或业绩证实自己的杰出，而这种价值并不是现实，但却让他有了借口和证据，他要证明自己是凌驾于精神和自然规律之上的。尽管他频频发现别人不认可这样的要求，在他身上法律仍会奏效，而平常的失败、烦恼依然与他并驾齐驱，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让他的那种“无尽机遇”的凭证遭到否定。他依然坚信有一天自己的要求肯定能够实现，只要他坚持。最后事实只能表明到现在为止，他以后要想获得荣誉就得有要求的保障，这就是他已经遭遇的一项不公平。

我们现在知道了病人为何明知“要求”对现实生活的有害影响后还会选择熟视无睹，对于损害他不会作丝毫辩解，他无视现在的状况只是为了期望以后获得的荣誉。他就好似一个对自己拥有遗产合法继承权坚信不疑的人，倾尽所能维护他的权益而不是生活。到那时他也就丧失了对实际生活的兴趣，看不到一切能够让他活得更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期望将来的成就遂成为他对生活唯一的所求。

比起那些幻想自己拥有遗产继承权的人来说，事实上，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情况要更坏，他觉得如果想要满足以后的愿望，就不能对自身及其人格发展感兴趣，这一点是他的根本感觉。以他的条件来说这是合理的，但那个例子中实现理想的自我事实上没有任何价值。一旦目标的诱惑能够摆布他，那可以肯定的是选择途径是具有阻碍性的。这表示他不把自己区别开来，而是与别人一视同仁，大家同样会为困难所扰，他应该对自己负责，还要知道只有自我负责才能克服困难、发展潜能。这时困难会让他觉得一无所有。这条路唯有当他坚强起来并且能够把自我理想化中发现的障碍克服掉之后才会考虑到，从而走向健康。

我们如果要彻底理解坚持性，就不能仅把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当作幼稚的表现（指的是实现自我荣誉化的形象），或者是把它当作患者对别人满足自己要求的强迫性的需要欲望。神经官能症患者所依赖坚持的这种态度，恰恰表明其在神经官能症的构造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要求大概为他解决了许多问题，这点是我们是已知的，要求的全部作用就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身那种长时间存在的错觉并且把责任转嫁给除了自己以外的因素。凭借把需要升级到“要求”的高度，来对自己身上的困扰进行否定，推脱自己的责任，把它们转嫁给命运环境或者他人身上。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别人为他安排好幸福的生活供自己享受，他不应该被困难所烦扰，而困难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比如，他虽然讨厌别人向他募捐或者借钱，但是在心里觉得要施舍给他们。实际上他已经生气了，由于他的要求是不被骚扰。他的要求因为什么而变得不可或缺？这个要求实际上已经让他陷入了自身存在的一种矛盾当中——在同情他人与让他人受到挫折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何种理由，只要他害怕或者不愿意面对自身矛盾，他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坚定不移。从他不希望被骚扰的想法里可以发现他的要求，但他对别人不要触动自己矛盾冲突的要求（并让他认识）却是更加明确。我们会在今后了解摆脱责任对他为什么那么重要。不过我们已然了解了“要求”的实际价值就是能够让他避免亲自处理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神经官能症能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