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启蒙运动时期皇家学会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以牛顿力学体系为理论旗帜。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的数理世界中，处处充满井然有序的理性定律，万物遵循相同的运转法则。因此，作为理性灵魂的几何学、力学、光学、天文学便成为此次运动最受推崇的自然科学分支。牛顿实现了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于170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直至去世。在学会内部，牛顿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领域也受到更多的重视。

18世纪上半叶，与数理实验科学的日益壮大相反，博物学虽然也在积累材料，整体上看却表现平平。在1703—1727年牛顿担任学会主席期间，相比于数理科学的突飞猛进，博物科学没有太多可以夸耀的，甚至被冷落了。以至于博物学家莫伊尔（Walter Moyle）无奈地抱怨道，“我发现在格林山姆学院（Gresham College，即皇家学会）没有博物学的任何生存空间，数学吞噬了一切”（Raven，2009：477）。

莫伊尔的抱怨不无道理。就在17世纪晚期，雷及其学术团体刚刚在植物学，以及更大范围的博物学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英国在欧洲博物学界的国际声誉。短短几十年，他们的成就便被牛顿的科学光芒所掩盖，以至于后来的许多科学史家在其著作中遗忘了雷的博物学工作。但莫伊尔的抱怨又是不准确的，包含着某些夸张成分。“即使在18世纪上半叶十分艰难的土壤中，博物学也有增长的迹象。雷的影响依旧存在着……”（Gascoigne，2009：74）。由此可见，数理实验科学和博物学之间并非简单的战胜与取代关系。代表科学最高机构的英国皇家学会内部两派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真实地还原两种文化的对抗与交融。

1.2.1 启蒙运动时期皇家学会内部的学科派别

由于研究背景、研究方向迥异，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为启蒙运动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也划定了不同的界限。但史学家通常都会把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称之为“漫长的18世纪”（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这里面包含着几个重要的政治、历史、社会和艺术运动。学者所给出的最长时间跨度为1660—1832年，也就是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开始，直到“改革法”（Great Reform Act of 1832）的颁布（Sloan，2003：13）。这里无法也无意清晰地给出英国启蒙运动的时间界定，而只是选取两位皇家学会主席——从牛顿到班克斯之间的100多年——考察学会内部主要学科分支地位的演变。

要研究这一时期学科分支的地位演变，必须先要了解当时的分科体制。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不像现代学科划分一样细致，拥有清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那时的科学还远没有进入专门化和职业化阶段。更重要的是，那一时期所使用的学科名称与今天相比，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包含或归属门类与今天相比也相差甚远。因此，有必要简单厘清当时的学科门类。

在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数理科学成为一切科学的典范。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地实现了数学化，才算成熟为真正的科学。数学学科可以分为两个门类：纯粹的理论数学（pure mathematics）和应用数学（mixed mathematics），后者包括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机械制造计算、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测量学以及气体力学等。重视实验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弗朗西斯·培根、洛克等人的影响下，经验主义传统在英国知识界盛行起来。实际上，从皇家学会建立伊始，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受到了会员的承认和推广。

学会内部的另一主要分支博物学，按照重视理论建设程度的不同，可以被简单地分为朴素博物学和精致博物学。前者主要指当时英国社会中贵族阶级所从事的“品鉴赏玩”（virtuoso）活动，他们有时间也有财富去收集新奇的动植物和古物；而精致博物学则更加重视理论规律，从大量的动植物活体、标本出发，追求一般性理论，或者致力于动植物的分类与命名。两种类型的博物学都不需要太高深的数学基础，特别是第一种类型，对普通公众的开放程度更高。当然，两类博物学之间也并非截然不同，而是形成了一个连续谱。在当时的皇家学会，对植物、动物、矿物、水、大气、制作工艺、土壤、国家与民族的研究都属于博物学的范畴。

按照皇家学会建立的章程，一切能增进自然知识和国家财富的学科领域都得到学会的鼓励和认可。虽然各学科之间并无固定、清晰的界限，但一般认为，博物学的研究范围超出了数理实验科学，而后者才是启蒙运动的代表。特别是以牛顿力学体系为典范的数理科学，被其研究者贴上了高贵的标签，他们对博物学的研究方法横加指责，即使是博物学家所引以为荣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也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因为在数学家看来，博物学的活动在研究自然时充满了主观色彩（Spary，1999：273）。甚至有时候，这种学科之间的批判会伴有人身攻击和讽刺。

1.2.2 数理实验科学的胜利与博物学的暗自崛起

牛顿在近代科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做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贡献，还在于他塑造了后世所遵循的科学传统，其工作标志着第一次科学革命达到了顶峰。从此，他在皇家学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牛顿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领域，比如天文学、光学、力学等数学分支，受到了一批数理实验科学家的推崇和传承。在他们看来，只有牛顿式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数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在皇家学会内部，与数理科学研究方式具有明显区别的博物学受到了牛顿主义者的批评和嘲讽。他们认为，对自然的好奇与热情只能让人们感到快乐，但不属于真正的精神探索活动，而浅薄的自然知识也无法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概念体系。其实，在18世纪上半叶的皇家学会会议上，一直保留着公开报告或展示新奇事物的习惯，这从侧面说明了学会成员对博物学收集传统和研究方式的默许。这绝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娱乐会员。相反，这种报告和展示活动在当时还发挥了另外许多功用，比如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会员之间文明对话的能力，或者起到了某种教育作用（Da Costa，2002：147）。

从牛顿去世到普林格尔（John Pringle，1772—1778在位）当选，只有两位主席是数理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The Earl of Macclesfield，1752—1764在位）和莫顿伯爵，主要研究领域都是天文学，这一定会让那些狂热的牛顿主义者感到耻辱和不满。特别是牛顿的直接继任者斯隆爵士。他是一名内科医师、著名博物学家，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书籍、手稿、钱币和有关习俗的工艺品，逝世后捐赠的物品成为大英博物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理科学方面却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另外，还有两位主席是出身贵族的古物收藏家福克斯（Martin Folkes，1741—1752在位）和韦斯特（James West，1768—1772在位）。普林格尔也是医师，1772年，他参加学会主席的竞选活动时，同行的布朗（William Browne）都起来反对他，布朗认为“数学世纪应当是对18世纪最恰当的称呼。任何一位学者，只要不是数学家，就不应该认为自己能够担当自然知识学会（指皇家学会）的主席，别人也不应该去选他”（Goscoigne，1994：73）。此时，牛顿逝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那些牛顿主义者心中依旧保留着强烈的数学高贵论调，只是他们在人员构成和权威性方面并不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普林格尔还是顺利地当上了学会的主席。

普林格尔对班克斯的远洋航行和博物学考察表达了赞赏，并于1774年1月的某个星期五致信班克斯，感谢后者送给他的鸟类，并认为应该是Tarmakins。如果这种认定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是自己首次见到这个种类。但疑问是，英格兰本身没有这种鸟儿，它们如何能被保存得那么鲜活呢？于是普林格尔冒昧地将这些鸟儿呈现给了王后（Banks & Chambers，2007a：56）。两人在博物学上的共同兴趣使得彼此更加亲近，也正是这位普林格尔将班克斯引荐给王室，并使其最终登上了皇家学会主席的职位。

通过分析18世纪发表于《哲学汇刊》上的文章数量，我们会发现数学学科并不占有优势。有学者统计，1720—1779年间，博物类文章占34%，应用数学占21%，理论数学占2%，后两者相加，总和依旧远远低于博物类文章的数量。有趣的是，两位天文学家担任学会主席的60年代，应用数学类文章具有相当明显的增幅，几乎是之前数据的两倍，而到了70年代，数据又恢复了平稳（Sorrenson，1996：37）。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数理实验科学的成功使得一些追随者把数学奉为真正的科学，并不断贬低博物学。特别是一些贵族阶级所从事的简单收集活动和“橱窗”展示活动，受到了数学家的激烈批判。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皇家学会里，特别是遇到主席竞选或职务安排等活动时，两个学派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数理实验科学的胜利并没有将博物学赶出皇家学会，相反，博物学家借助自身的优势，在打压下暗自崛起。

在理论方面，前面已经提到过，雷的影响还远未消失。1724年，迪勒纽斯适时出版了第三版《不列颠植物纲要》的简装本，使雷的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Gascoigne，1994：74）。之后林奈分类体系和双名法传入英国，使博物学的系统研究具有了新的理论平台。在实践层面，随着英国海外航行和对外扩张的发展，新的动植物物种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经济物种的传入，受到了学者的高度重视。由此，博物学知识不断增长，其发挥作用的舞台逐渐坚实，学会内部的知识团体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博物学是一种科学。

博物学之所以能在数理实验科学的压迫下重新积聚力量并逐步崛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数学家虽然坚持声称，只有牛顿式的学问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人类真正的智慧，但牛顿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英国皇家学会却未能出现如此卓越的科学巨擘，甚至没出现过达朗贝尔、拉格朗日、欧拉这种级别的数学家。借用库恩的说法，这个世纪里，数理科学大都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而且受经验主义哲学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科学研究的优势在实验领域。其次，博物学活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实用性，与英国海外贸易和扩张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这一时期的数理科学成就却很少能够进入日常生活。再次，在皇家学会的人员构成中，贵族、绅士、医师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研究博物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体面的爱好，他们为学会中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护。

1.2.3 班克斯对林奈体系的传承、传播与推进

在避雷针顶端是尖的好还是钝的好这个问题上，普林格尔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从而与国王乔治三世交恶。1778年，他拒绝继续担任学会主席。当时皇家学会的委员会一共有21人，只有8人是科学研究者（men of science），因此他们很难在选举中胜出。两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分别是奥伯特（Alexander Aubert）和班克斯。前者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业余天文学家，像赫歇尔一样热衷于天文观测，并在不同地方建立了三个天文台。而此时的班克斯则通过三次海外探险，奠定了自己在博物学界的地位，并与国王、海军部关系密切。经过多次商议，委员会决定推荐班克斯继任学会主席（Lyons，1944：197-198）。

1778年12月14日，与班克斯私交甚笃的英国大博物学家本南德（Thomas Pennant）致信于他，祝贺他当选学会主席。本南德在信中感叹道，博物学终于得到了学会的认可，同时殷切地提出了自己对班克斯的期望，希望在班克斯的带领下，皇家学会每年都能产出高质量的博物学成果（Banks & Chambers，2007a：186）。班克斯没有辜负这位在自己早期博物学生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朋友兼导师，在接下来的41年生涯中，这位出身于大地主阶层的博物学家大大推进了博物学的发展，提高了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的地位。

首先，班克斯竭力使博物学成为一种科学。数理实验科学家大都选择最朴素的博物学形态为批判对象，笼统地把博物学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收集活动或是有产阶层的猎奇活动，而不是一种寻求自然规律或者有益于寻求深层理论的学术活动。不可否认，这种形态的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广泛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这是英国学术的社会大背景决定的，博物活动是贵族阶级地位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因此，在一个贵族、政府要员等人数占重要比例的学会中，朴素形态的博物学大量存在着就不足为奇了。雷之后，与之相对应的精致形态博物学虽然一直存在着，但整个18世纪上半叶，博物学理论都被雷的学说所统治，毫无创新，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的地位也不断衰落。

但即使这样，林奈的性分类体系在英国被接受下来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中间经历了几十年的传播、批判和改造过程。从生命周期和成名时间看，林奈要早班克斯三四十年，大约与法国的布丰同时期。正是在这一时间差里，林奈的性分类体系和双名法才逐渐被英国博物学家消化、吸收，年轻的班克斯才能有一个温和的环境去接触和接受林奈思想。这个过程不长，但却充满困难，险象环生。18世纪末，整个欧洲约有50种著名的植物分类系统（Fara，2003：20），因此林奈的著作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在英国阻碍尤其严重。一方面，雷的影响一直还在，他主张自然分类法，于是，林奈的人为分类法便与某些持传统思想的老博物学家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林奈赤裸裸的性分类体系和性隐喻与英国的保守风气难以调和，以至于有些道德卫士认为，这种知识有伤风化，损害女性的端庄与朴实（Fara，2003：39）。后来，经过威瑟灵（William Withering）、李、科林森（Peter Collision）、哈德孙等多位博物学家的翻译和引介工作，到1764年班克斯离开牛津时，林奈体系已被许多著名博物学家讨论、传播和接受（Gascoigne，1994：74-77）。特别是威瑟灵的介绍，清洗了林奈体系中许多性隐喻以及晦涩的拉丁语，博物学在大众层面也很快流行起来。

班克斯早期的博物学启蒙老师李、哈德孙都是林奈思想在英国的先驱和大力鼓吹者，为他接受新体系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加上班克斯勇敢和热情奔放的性格，使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林奈体系，并视林奈为自己心中最敬重的学术偶像。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去瑞典拜访林奈大师，倾听他的教诲（Fara，2003：33）。

班克斯在博物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评价。一方面，班克斯一生致力于发展博物学，亲自参加了三次海外探险航行，收集到大量的博物学信息、标本甚至活的动植物，但生前并未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著作或系统化学说。从这点来看，他依旧接近于朴素博物学传统；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却用大量的博物学实践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博物理论的发展。班克斯自60时代初就成了林奈信徒，他认为自己收集、整理博物学资料的活动不属于外行的猎奇性收藏传统，而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活动，因为自己能够有意识地、系统地理解和应用林奈系统。1768年，班克斯踏上著名的奋进号时，便随身携带着林奈最新版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一书，而且林奈最得意的门生索兰德（Daniel Solander）也作为班克斯博物学小队的重要一员随船出航。航行过程中收集到了大量的新植物或标本，他们都按照林奈的性分类体系去归类，并用双名法来命名。

班克斯作为博物学家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博物学，并坚定地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精致博物学。他反对毫无秩序地收集博物学资源，而是明确表示将博物学收集活动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了收集而收集，只求种类多样和新奇，完全不懂林奈分类体系并以此组织起来的收藏品，不能反映任何科学内容（Miller，1996：108）。

起初，林奈与班克斯曾经相互敬重，班克斯以林奈为榜样，而林奈也看好班克斯在博物学方面的远大前途。但奋进号归来后，班克斯与索兰德没有将博物学收藏品交予林奈，这让林奈有一种受骗感，两位博物学家的关系渐行渐远。林奈一生给植物命名无数，甚至连园丁的名字都写进了植物名字中，但始终没用班克斯的名字。林奈死后，小林奈用班克斯的名讳命名了一种澳大利亚独有植物——欧石楠班克木（Banksia ericifolia），以纪念他在澳大利亚博物学方面所做的贡献（Fara，2003：156）。林奈死后，收藏品的出售活动还与班克斯有一段小故事。

1783年12月23日，还有一天就是圣诞前夜了，班克斯正在伦敦西部斯普林格罗夫的家中赋闲，但他却高兴不起来。赫顿（Charles Hutton）事件后，数学家霍斯利联合了学会中的一些成员公开反对班克斯，这让他在皇家学会中的工作难以继续进行，于是他主动离职，准备回击敌对者。正在此时，班克斯收到了林奈遗产变卖信，这次，他却犹豫了。

其实就在一年前，也就是林奈刚去世不久，班克斯就动过心思，他热切渴望小林奈能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动植物标本、笔记、图书等重要物品卖给自己，并报价1000畿尼，但被严词拒绝了。一年之后，事情突变，小林奈突然逝世（1783年11月1日）。乌普萨拉大学急着为继任者清理房间，加上林奈逝世时没留下多少财富，遗孀需要变卖这些“无用之物”给四个女儿置办嫁妆，就委托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变卖收藏品。这位教授一下就想到了班克斯，于是通过私人关系将出售收藏品的意愿书寄送给他，价钱还是1000畿尼。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处，班克斯却不想接手，或许他的心情太糟糕了，即使如此幸事也提不起精神；也或许他担心自己地位太高了，会引起瑞典人的一致抗议而导致买卖失败，毕竟就在不久前，瑞典日益崛起的民族情绪燃烧到这儿，声言要保护本国财产；现实经济状况自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让班克斯的土地收益受损，准备出版的植物图集（Banks'Florilegium）虽然已经暂停，但已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他已经开始压缩开支了（Carter，1988：191-192）。

冬季的寒冷加上人情的冷漠，让班克斯家中的客人顿时少了许多。但有一位叫史密斯的青年却很热情，时常到班克斯家中做客。出售林奈收藏品的信件到达的那一天，史密斯正好在班克斯家中吃早餐。班克斯看他如此热爱博物学事业，而且其父又因羊毛生意积累了大量财富，遂建议史密斯出资购买林奈的收藏品。因为担心史密斯的父亲看不到这笔生意的重要意义，班克斯还特意写了一封推荐信：“时间紧迫，现在许多公司都在讨论这件事，大批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购买者。据说俄罗斯的女王就想购买。”（Carter，1988：192）

最终24岁的史密斯以1000畿尼买到了林奈的收藏。1784年9月17日，“显现号”驶离斯德哥尔摩，几周后到达英格兰。史密斯打开26个大箱子，喜出望外，他竟然购得了19000份植物标本，3200份昆虫标本，1500份贝壳标本，2500份矿物标本，3000部图书，林奈的全部通信约3000封，以及大量手稿（刘兵，2011：212-232）。对于瑞典人来说，林奈的收藏是无价之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事件令瑞典人耿耿于怀。1788年林奈学会在英国成立，史密斯担任第一任学会会长。

1778年，林奈的《植物种志》被伊拉斯谟·达尔文翻译出版，实际工作是在班克斯和其他一些博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Lysaght，1971：294）。班克斯对林奈体系的自信在1785年2月4日致法布罗尼（Giovanni Fabbroni）的信中展露无遗：

马森（Francis Masson）最近从北非归来了，为国王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带回了一些新的植物。国王的植物园植物繁茂、品种繁多，堪比过去林奈的标本集。当然，这些标本集现在被一位英国人购买，并已经安全抵达，所以我们才是定义或解释《植物种志》的专家。（Banks & Chambers，2007c：20）

另外，晚年班克斯对林奈分类体系的信任程度发生了某些改变。随着观察、收藏物种的不断增多，以及与其他博物学家的交往，班克斯越来越有了自己的思考。1817年12月25日，班克斯致信史密斯，信中谈到，他尊重斯密斯先生对林奈分类体系的辩护，该体系确实精巧易用并饶有兴趣，但自己现在更喜欢法国博物学家裕苏（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的分类体系，两者相比，裕苏所用标准更加自然，只是它不够稳定（Banks & Chambers，2007f：260）。

其次，在实作层面，班克斯将林奈博物学研究进路与帝国扩张活动联系起来。博物学为帝国富强和殖民探险提供智力支持，反过来，帝国活动为博物学的田野工作和海外收集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皇家学会一直以来秉承着精神之父弗朗西斯·培根的伟大理想，把知识变为伟大的力量，以解决人类的日常困难，并为国家服务。但在18世纪，数理实验科学与政府合作以形成生产力的情形相当少见。倒是博物学，从斯隆时代起就已经逐步与大英帝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班克斯将博物学与帝国扩张的合作向前大大推进，并形成模式固定了下来。例如，大型海外探险船上必须配备一名科学家（博物学家），以扩展知识领域，巩固帝国利益。班克斯成名于三次伟大的海外探险活动，所以总能为海上扩张和全球博物研究提供建议和帮助。他自身拥有丰厚的土地收入，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精于交际的人，总能很轻松地拉拢富人来资助博物学。另外，他还利用自己与国王、海军部的私人关系，不断将博物学“推销”给皇室与政府。在担任皇家学会主席的40多年里，班克斯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全球博物学网络，极大地增强了科学、贸易和国家之间的联系。

但正是在博物学具有实用性这一方面，数理实验研究者找到了批评的理由。他们认为，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的发展渗透了太多的商业动机，其活动和成就都是由外部目的推动的，违背了学问的纯粹性原则（Heringman，2003：3）。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特别是班克斯时代的博物学，在博物学的实用性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