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鲠直敢言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京，授职检讨起，道光二十一年充国史馆编修官，二十三年补授翰林院侍讲，二十四年转补翰林院恃读，二十五年充文渊阁直阁事，到这时名位已经慢慢显耀了，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二十九年升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这样接续着升官，在旁人一定得意忘形，可是曾国藩却官位愈高，警惕愈甚。他拿着国家的俸禄，不愿尸位素餐，要为国家做点事。

当时清政府昏庸无能，一般做臣僚的，乐得开着眼闭着嘴，吃粮不管事，所谓满朝群僚，少有拿出逆耳之言进于朝廷者。因为说话可以招祸，大家不说直话，也是明哲保身之道。曾国藩眼看着内忧外患，国事将不可收拾，想提倡率直的风气，扫为政者畏葸退缩的弊病，所以便在咸丰元年，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里而都是切直的话头，奏折上后，引起满朝官僚的极大注意，大家代他危险。但那时的咸丰皇帝还算比较开明，并且登极伊始，正想笼络时望，所以曾国藩总算没有遭遇什么不测之祸，而他鲠赢的声名，却因此为大家所知道了。关丁他这次上奏折的用意，他在家书中写得很明白：

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谏，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延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致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这本意也。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一

（《成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四住弟》）

清文官一品补服

曾国藩在做京官时，便想以一二人的身体力行，改变朝野的风气，所以他能不惧危险，勇敢进言。这种拙诚的事情，最初看不出有什么力量，但日子一久，这种感应的力量很大，自然会成为一时风气的。倘若有人怀疑这话，那么曾国藩晚年时代，朝野都充满着一种朴实的空气，一时政界的生活姿态，都以曾国藩为依归，这便是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