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背后的原因尚且不明。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诸多帝国终结，几乎所有前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愿反思过去。帝国的话题似乎成了明日黄花，有更迫切的事宜亟待解决，例如建立新的欧洲共同体。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帝情绪，与前殖民地国家打交道，最好不要再搬用帝国的那套游戏规则。学者或许还在撰写有关帝国的专著，但学生基本上更愿意学习其他知识。我曾经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尽管我的导师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帝国研究方向的杰出学者罗纳德·罗宾逊，但当时我仍不愿选修关于帝国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众的立场一致，对重新检视历史上的帝国的成就与创造毫无兴趣。
不少人认为，冷战看起来很像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家的对抗。但不妨换一个更合理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冷战更像一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无论如何，伴随欧洲众多帝国的解体，短短半个世纪里就兴起了50多个新的国家，这使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帝国，因为民族国家更符合未来的趋势。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其领土上成立了一众崭新的独立国家，这似乎也印证了未来是属于民族国家的。
本书的第一章会详尽阐述人们对帝国研究重新产生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首先，即使没有怀旧幽古之情，欧洲的帝国对我们来说也已是一个足够遥远的题目，可以相对客观冷静地进行研究。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似乎不再坚信，在未来民族国家是最好的或唯一的国家形式。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全球性的冲突迫切需要各国协作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恐怖主义的缘起及其影响也不仅存在于单一国家。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呼吁一种跨越国界的思维和管理模式。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还有关注环境恶化的“全球民间组织”都意识到自己肩上扛起了新的责任。因全球人口迁徙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更使人们反感并抵触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与理想。
当然，重建帝国绝非解决方案，至少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但帝国确实是庞大的跨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政治实体。或许帝国有些许经验值得世人借鉴？或许帝国研究能对今天大国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有所启发？这是不少研究者的初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常清楚帝国的缺憾与不义（这一点与民族国家不相上下），但帝国研究起码能拓宽我们的眼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帝国是相当重要的篇章。帝国国运持久，其存在即便不以千年计，也至少长达数个世纪。如果帝国研究毫无裨益，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帝国将告诉我们，在同一的政治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地位未必平等，应如何和平共处。当然，暴力是解决手段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办法。
本书无意成为这方面的教科书，本书主旨在于探究帝国的治理，具体而言，即统治者如何运作帝国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政治实体。换言之，本书无意巨细无遗地讨论帝国统治术，而是想要探讨帝国治理背后的思想与影响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抑或有多强烈的意愿去贯彻其政治理想，每位君主都有差别，这是学术界的研究热门。但帝国的思想与统治并非毫无关系，思想也绝不是权谋的烟幕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共同承担起帝国的使命，让统治者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清楚自己为何作为。若不是这样，帝国便无法延续如此长久。对于帝国统治来说，正义性和合法性与暴力和权谋同等重要。
在讨论完第一章的帝国思想，以及第二章罗马帝国在这一思想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之后，本书剩下的篇幅将围绕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逐一展开。这些名号代表了历史的进程，不仅体现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更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逐渐演化。罗马帝国当然是王朝帝国，但很难厘清其统治者的身份，甚至难以为其命名。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时，“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称呼。“俄罗斯人”的说法更适用于沙皇时期，提到沙俄时人们总会想起“罗曼诺夫”。至于英法帝国，民族性格鲜明：英国由大不列颠人建立，尽管关于其统治者是英格兰人还是不列颠人，我们尚存疑虑；法国则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帝国的典型，即“单一民族帝国”，彰显的是法兰西民族的不断向外扩展。
仔细推敲可知，不同帝国的差异非常明显，首先是“民族性”在帝国中有多大程度的体现。从民族性最低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中等程度的俄罗斯，再到民族性较高的英法帝国，当然法国较英国更胜一筹。而更为人熟知的内陆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罗斯）与海洋帝国（英法）的区别就更明显，其区别与帝国的民族性强弱有关（见第一章和第六章）。但要注意，英法帝国在开始海外征服之前，都先建立了内陆帝国，无论是号称“六边形帝国”的法国还是作为联合王国的英国。此外，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家族内的两个分支在内陆（奥地利）和海洋（西班牙）帝国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和英法帝国一样，成为海洋和内陆帝国的桥梁。海陆的差异的确重要，但不应过度强调。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
况且，先不论差异，这些帝国还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无论民族性如何，帝国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压抑着统治者自身的民族认同？如若不然，帝国功业将危在旦夕。即便如此，随着帝国的发展演进，“从帝国到民族”的变化，至少其民族性的强化（和传统说法稍有不同，这里指的不是帝国的终结或被取代），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把帝国视作民族的过程。即使是最具民族性的法兰西帝国，也在不断地证明自身的普世性与开放性，即法兰西人只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传递者。
正如第一章中的讨论所指出的，帝国与民族国家有相似之处，但又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有着不同的政治原则。就帝国而言，从被统治的民族，甚至到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民族主义对帝国存亡的威胁。在统治者开始强化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时，无论作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英格兰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帝国衰亡的开端。帝国最大的矛盾在于，一旦之前不存在的民族被发明出来，帝国就会全力压制。民族的宗旨与帝国的原则总是互相违背。
最后，关于本书的材料与方法。本书采用综合的方式，广泛援引学术界成果，主要来自历史学家，也不乏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但我更希望提供与众不同的见解。我会在比较不同的帝国之后，得出其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的共性，特别是统治群体是如何在帝国中建立自我身份认知的。这属于“自上而下”的观点，并非来自帝国底层的观察。这一观点更关注帝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态度，而非被统治的臣民。原因是最近的研究习惯建立在帝国臣民的经验之上，而较少留意统治者，比如统治者如何认识自己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回应帝国发展的需要。即便不存在所谓“帝国逻辑”，但不同帝国一定遭受过共同的困难与挑战，我们研究欧洲帝国当然也有助于形成应对策略。
与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的杰作《世界帝国两千年》不同，我发现最好还是独立检视各个帝国以便阐述观点，当然在适当的时机我也会进行比较。原因是我希望较完整地展现帝国的发展历程、帝国对其前身的态度以及对其同时代竞争对手的看法（包括所有我研究的帝国对罗马帝国的看法）。正如从法国大革命脱胎而来的革命传统，我们也将发现一种帝国传统，即帝国延续的概念，每个帝国通过表达自身的独特地位和普世关怀来宣布自己继承了某个此前帝国的衣钵。这可以说是欧洲“帝国的套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每个帝国都从思想、记忆和经验的宝库中汲取养分，即使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帝国传统的捍卫者。
至于选择讨论如下这些帝国的缘故，包括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则多少有几分任意，既出于我的研究兴趣，也囿于本人的知识水平。我本打算论及葡萄牙和荷兰帝国。而如若能涉及非欧洲帝国，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帝国等，哪怕只强调其差异性对讨论亦大有益处。当然还有不少有关古代帝国的研究，今天已有不少丰硕成果。此外还有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或其他建立在美洲新世界的帝国，比如今天的“美利坚帝国”要如何处理？如果在历史和地理的尺度上牵扯得如此广泛，将产生概念性的难题。因此，无论如何要将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哪怕会留有遗憾。至少，我自信本书论及的帝国，无论疆域、权威还是影响力，都是现代帝国最重要的代表，在任何关于世界帝国的讨论中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
最后，我对待帝国的态度是否过于宽容？或许如此。但指摘和批判帝国的著作已经不在少数，帝国黑暗和残暴的一面已被无情揭发，而我则试着从新的角度看待老问题。本书试图说明帝国尝试过用不同的手段处理现代国家也会面临的难题，譬如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即便崛起并不是帝国建立的初衷，但帝国确实因为纷繁复杂的原因而崛起了，而这些不在重点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征服和治理新的帝国时，统治者要面对一系列障碍，而跨越这些障碍又极易导致帝国的瓦解。本书最大的发现不是帝国曾经犯下的过错和暴行，而是帝国的辉煌成就，这是值得今天的民族国家借鉴的。
和许多同类书籍一样，本书缘起于一次特殊的机会。2004—2005年，我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员。我十分荣幸跻身如此优秀的帝国研究者之列，其中有马克·贝辛格、保罗·德西德里、丹·迪纳，马尼亚·拉兹瑞格和玛丽·路易斯。而且研究院的帕特里夏·克罗内以我们的名义组织了关于帝国的研讨会，持续了一整年，其间吸引了众多研究院成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包括琳达·科利、桑卡尔·莫修和珍妮弗·皮茨。克利福德·格尔茨和尼古拉·迪科斯莫的加入让研究院熠熠生辉，我与两人都有过愉快的对话。很难想象有更适合写作本书的时机和条件。感谢以上所有人，也感谢研究院及其提供的帮助。不过回想起来也略带感伤，克利福德·格尔茨和帕特里夏·克罗内两位老师相继离世，帕特里夏老师去世之时，我正在筹备本书的出版。我多想将本书交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为本书的成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我非常幸运能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重新结缘。正是他鼓励我向出版社申请本书英文版的立项出版。之后他升任出版社社长，依然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他的建议对本书最终定稿起了关键作用。之后，彼得让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尔担任本书责编。布丽吉塔待人友好，富有同情心，非常支持我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她再三鼓励，给出建议，特别是我在担任系主任的6年间，当时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顺利交稿。我要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谢她。因为有了彼得最初的鼓励和布丽吉塔的督促，我才挺过艰难的写作过程，尤其是最后的阶段，我无以言谢。感谢出版社的林赛·克拉罗、阿曼达·皮里和劳伦·勒普的排版工作，以及迪米特里·卡列特尼科夫为本书制图，还有梅利莎·弗拉姆森和德博拉·尼科尔斯在插图绘制上提供的协助。感谢戴夫·卢加卡为本书制作索引。
此外，还要感谢业内同人在专业和学术上对我的提携与指教。包括帝国研究小组的成员朱利安·郭、濮德培、乔治·斯泰因梅茨和尼古拉斯·威尔逊，我们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会以及其他场合都有过深入交流。耶鲁大学是帝国研究的重镇。朱莉娅·亚当斯和史蒂文·平卡斯共同组织了气氛友好的、关于帝国研究的研讨会，于是我有幸能与众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共同探讨，收获颇丰。2008年10月，保罗·德西德里在佛罗伦萨大学举办“古代作家与现代帝国”研讨会，其间我和戴维·卢弗尔和萨拜因·麦科马克交换了意见。我们关于经典名著和帝国研究的讨论成为先前在马里兰大学由亚瑟·埃克斯坦组织的讨论会的重要补充。
我还要感谢戴维·阿米蒂奇、杰克·戈德斯通、约翰·A.霍尔、克里斯·汉恩、西尼沙·马勒舍维奇和吉纳维芙·祖布兹斯基的支持与协助。感谢安东尼·帕戈登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特区富尔杰研究所组织的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从而让我得以向他讨教帝国研究的诸多想法。我很珍惜与杰弗里·霍斯金在伦敦ASEN会议上的谈话，他关于俄罗斯与苏联的研究对我理解相关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我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同事罗伯特·热拉西非常慷慨，与我分享了他在俄罗斯帝国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另一个同事伊丽莎白·汤普森督促我着手奥斯曼帝国部分的写作。在弗吉尼亚大学，我连续多年开设了帝国研究方面的课程，从学生那里我也收获了不少心得体会。此外，不得不提到市议会图书馆的跨馆借书的便利服务，馆员热情又高效，我深受触动，他们当然也是本书问世的重要帮手。
我还要由衷感谢剑桥大学的邓肯·贝尔寄给我他撰写的关于大英帝国的政治理论的论文，以及对本书做出的点评。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安德鲁·汤普森和约翰·达尔文组织了关于大英帝国对英国社会影响的会议，这是极富争议的主题。他们关于大英帝国的优秀研究成果让我受益颇多。学者克里斯·贝利生前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大英帝国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帝国研究，对我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我还想感谢两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学者。多年来，卡佳·马卡洛娃与我探讨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的异同，以及两国人民在帝国瓦解之后面临的困境。我们的讨论成果是本书的中心论点。基里·库纳科维奇是杰出的青年历史学家，在中欧与东欧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常能提供新的见解。感谢两位学者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洞见，更感谢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陪伴与支持，让我的创作过程少了几分孤独与挣扎。
克里尚·库马尔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