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历史的转折（二）

国民政府和苏联（苏共）的关系因为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件破裂。然而，日本退出国联后，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日军在中国东北、内蒙的行动，引起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警觉。民国二十三年，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失利，军事力量十分弱小。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阻止和牵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侵略，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国民党，而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这个战略考量，民国二十四年春，苏联同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当年底，国民政府派陈果夫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民国二十六年正式公布）。

蒋介石早年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留学，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看到日俄侵华的野心，题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赴日留学归国后，投身民主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民国十三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至此进入国民党军政中枢，崛起于民国政坛，相继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执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蒋介石熟悉中国历史，深谙封建帝国“攘外必先安内”之道。从他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执著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执著于剿共。蒋介石与日军有过多次交锋，屡受其辱，对日本恨之入骨，早已誓雪前耻。然而，他认为民国国力贫弱，远不具备对日开战的条件，需要隐忍，积蓄战力，而中共却是心腹大患。因此，消除国内隐患成为蒋介石主导的大事。然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一次又一次把蒋介石推上了风口浪尖。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出于对蒋介石不抗日的痛恨，晨光报记者孙凤鸣准备在蒋介石和与会代表合影时行刺。碰巧蒋介石迟迟不露面，而同样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差点成了替死鬼，孙凤鸣等之不及，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连向汪精卫连开三枪。这件事对蒋介石触动很大，让他意识到抗日的时间紧迫性，如果再不抗日，将会成为全国民众的公敌，此后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迫于苏联提出中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这一年底，蒋介石开始派人秘密与共产党接触。但是，国民党反共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团，递交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首次提出了停止内战、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经斯大林同意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重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致蒋介石书》，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对中共方面的呼吁置之不理，先后于十月上旬、十二月上旬亲赴西安督导剿共。在张学良、杨虎城进谏放弃剿共团结抗日失败后，这就有了十二月十二日的“兵谏”，也就是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与蒋介石见面，蒋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合红军及抗战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南京谈判。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至此，全国民众都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民众想像那般顺利和平解决。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对张杨的训词》。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签订的六项协议公之于众，敦促践行。在这份声音中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由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

声明发表后三天，国民党何应钦下令中央军进攻西安，企图再起战端。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五日，杨虎城通电南京政府，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萁豆相煎之争。否则，若再打内战，则虎城等欲求国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不悔。”

三日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停止内战通电》，披露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以“拥蒋”为名挑动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调动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结成联军，准备迎接亲日派的进攻。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这才真正同意坐下来谈判和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开启了中国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开始，国共两党水火不容，同室操戈，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关系发生了戏剧性转折，从此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

尽管胡立德并不知道张学良在近两年已经曾向蒋介石进谏过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还是对张学良的行为进行了认真地思量，对于张学良在此事件中所做出的牺牲，当然了然于心。不觉之中已经慢慢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也暗暗为张学良的转变而震惊。只是由于张学良过去所做所为太过不堪，对张学良的成见太深，而不愿在语言上承认对张学良看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