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致许广平
百年来的文坛，要论名气，鲁迅绝对是“大名垂宇宙”了。然而在五四那一辈文人中，鲁老夫子又属于“大器晚成”者。如果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狂人日记》而一举成名算起，那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比起二十多岁就活跃于文坛的胡适、刘半农、傅斯年、郁达夫、徐志摩等，鲁迅显然算是“高龄”作家了。不过，相比于“文名”，鲁迅还有来得更晚的，那就是爱情。尽管我们都知道，一九〇六年鲁迅奉母之命自日本归国，与朱安女士完婚，但那是牵强无奈的婚姻，并不是亲密无间的爱情。而真正的爱情，却是鲁迅又苦苦过了将近二十年之后，由于许广平的出现并主动追求，才终于修得了正果。
我时常于网上读到一些关于鲁迅婚姻情感方面的文字，似也颇有微词。譬如同样是旧式婚姻，将胡适与鲁迅来比较，以胡适的“从一而终”和鲁迅的“半途出走”，来评判两位文坛巨子在婚姻问题上所显示出道德水准的高下。其实，做出如此结论者，往往是既不了解胡适，也不了解鲁迅。胡先生的婚姻是否坚贞完美，限于题旨与篇幅，本区区小文暂不作引申讨论。而鲁迅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当时鲁迅考虑自己负笈东洋，无法时时陪伴母亲身旁，既然母亲替他选定了儿媳妇，也允诺了对方，尽管他满心不喜欢，在要求母亲退聘未果后，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或难堪，少年丧父的鲁迅也许最懂得母亲的艰难，他只得放弃了自我而选择了顺从。可是，鲁迅的性格却是坚韧倔强的，他妥协了婚姻，但没妥协爱情。
据与鲁迅交往颇深的学生兼好友孙伏园介绍，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当他被母亲以“病危”的急电“骗”回绍兴后，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就等他跪拜当新郎了。他不忍心再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当然，在这场错误的婚姻中，朱安也是无辜的，她作为一名没有文化又缺乏独立能力的旧式女子，面对爱情和婚姻，皆无选择的权力，自然也无法让她承担这个过错。无奈的只是爱情无法强求。从某种角度而言，朱安和鲁迅一样都值得同情，他们都是悲剧婚姻的牺牲品。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如果鲁迅硬是退了这门婚姻或是休了她，这无疑是更不忍的事，因为鲁迅深知，软弱平庸的朱安一旦被“休”回家，乡邻的歧视、舆论的压力，等于是把她逼上了绝路。当鲁迅一九二三年与二弟“闹翻”准备搬出八道湾时，就曾征询过朱安的意见：留在八道湾，或者回绍兴老家，每月给她寄钱生活。但朱安坚决表示要跟着走，在她的心中，“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已是永恒不变的信念。
从北京迁至西三条胡同后，鲁迅由八道湾的大家庭而改为仅和母亲、朱安的“三口之家”，虽说冷清了许多，但也不乏一些学生来串门，尤其是几位绍兴籍的女学生，像许羡苏、俞芳三姐妹等，语言相通，与太师母、大师母都聊得挺热，而许羡苏更是长期借住鲁迅家，平时与老人说些外面的新闻，或代劳跑腿买些日常用品，或偶尔陪太师母出门游园听戏等。应该说，鲁迅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状态的，尤其是当他忙于授课写作之时，可以有人陪母亲和朱安聊聊天。其实，鲁迅自己也极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一些较亲近的年轻朋友都知道，先生热忱待人，乐于助人，平时爱说笑话，并无师长的架子。一次邀请几位女弟子在家里聚餐喝酒，大概喝到高兴了，还互相一起嬉戏打闹了一番。这次嬉闹活动的参与者，除了上述的许羡苏和俞氏姐妹外，还有一位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在学校是学生会的总干事、学生运动的骨干。当校方迫害打压这批闹学潮的进步学生时，鲁迅挺身而出，并联合了几位老师对学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保护，结果以学生获胜而告终。这个斗争的过程也就是许广平和鲁迅先生从相识到相亲再到相爱的过程，后来鲁迅将两人的通信编成一册《两地书》，以见证和纪念他俩诚挚但并不浪漫的爱情。
不过这一场师生之恋，是以学生的主动示爱为开始的。鲁迅起初颇费踌躇，他有自知之明，力陈自己的“不配”，并反问对方：“为什么还要爱呢？”
然而处世一向有自我主见的许广平并不退缩，她以鲁迅上课时曾讲过的一句西方名句巧妙作了回应：“神未必这样想！”
所谓《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篇诗题，它描写一对忘年恋人的遭遇，男人顾虑年龄差异，没有勇气结婚，女人十年后委身于一个不爱的人，男人依旧单身，和一个女伶交往，结果四个人都很不幸。此时男人才悟到：当初的种种顾虑才是违反天意的，其实“神未必这样想”！
面对许广平的凌厉攻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再三的沉默之后，鲁迅终于对她说：“你战胜了！”
见证鲁迅和许广平爱情的情书集《两地书》，共收两人通信一百三十五通，于一九三三年出版，那时两人已于上海定居了六年，爱子周海婴也已四岁了。说是情书，其实也没有多少卿卿我我和“啊呀啊哟”的陈词滥调，那些素来为鲁迅所反感。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来得太迟，而他们真正聚在一起的日子又相对太短，也仅十来年的光景。一九三四年底，鲁迅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三集》上所题的一首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正是他俩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过，一本《两地书》，虽然没有“浓得化不开”的甜腻之语，但从两人信中有趣的称呼，也可以看出他俩不断递进的亲密关系。起初是“鲁迅先生吾师左右”，落款也是毕恭毕敬的“学生 许广平谨上”，其后则是“迅师”“MY DEAR TEATHER”（我亲爱的老师）以致开玩笑的称呼等都来了。许广平在北女师大风潮中，因为常常带头而被校长杨荫榆斥为“害群之马”，后来这句骂词则被鲁迅幽默地借来，略写为“害马”以示对许广平的“昵称”了，所以鲁迅信上的称呼常以“DEAR H.M”来表示亲昵。
如图的这封情书写于一九二九年，此时因母亲生病，鲁迅自上海北上省亲，而许广平则由于怀孕，不便于路途颠簸，故未能同往。这是他俩居上海一年半后的第一次小别，刚到北京当晚，鲁迅就迫不及待地给许广平写信了，这次北行总共二十天，两人往来信札二十一封，其中鲁迅写了十一封，许广平写了十封，等于每天不是写信就是收信，情之真念之切，足可见矣。
乖姑！小刺猬！
在沪宁车上，总算得了一个坐位；渡江上了平浦通车，也居然定着一张卧床。这就好了。吃过一元半的夜饭，十一点睡觉，从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点钟，醒来时，不但已出江苏境，并且通过了安徽界蚌埠，到山东界了。不知道刺猬可能如此大睡，我怕她鼻子冻冷，不能这样。
车上和渡江的船上，遇见许多熟人，如马幼渔的侄子，齐寿山的朋友，未名社的一伙；还有几个阔人，说是我的学生，但我不识他们了。那么，我到北平，昨今两日，必已为许多人所知道。
今天午后到前门站，一切大抵如旧，因为正值妙峰山香市，所以倒并不冷静。正大风，饱餐了三年未吃的灰尘。下午发一电，我想，倘快，则十六日下午可达上海了。
家里一切如旧，母亲精神形貌仍如三年前，她说，害马为什么不同来呢？我答以有点不舒服。其实我在车上曾想过，这种震动法，于乖姑是不相宜的。但母亲近来的见闻范围似很窄，她总是同我谈八道湾，这于我是毫无关心的，所以我也不想多说我们的事，因为恐怕于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兴趣。平常似常常有客来住，多至四五个月，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打开过了，这非常可恶，大约是姓车的男人所为。他的女人，廿六七又要来了，那自然，这就使我不能多住。
不过这种情形，我倒并不气，也不高兴，久说必须回家一趟，现在是回来了，了却一件事，总是好的。此刻是十二点，却很静，和上海大不相同。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度过豫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
今天就是这样吧，下回再谈。
五月十五夜
信中所述的事情大多也是日常，但此信最让读者发生兴趣的依然是奇妙的称呼：“乖姑、小刺猬”。此信所让人感动的也是“此刻是十二点……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以及“乖姑要乖”之类的情话。不过，这些句子，鲁迅在编印《两地书》时，可能觉得太私密化，都删去了。即便开头的称呼，也被鲁迅改为“H.M.D”（“亲爱的害马”之缩写）了。幸好如今有书信的原稿影印，才让读者一窥鲁老夫子当年写信时的心迹，否则也太可惜了！
我们今天欣赏鲁迅的原稿，不仅在文字上被感动，即使在书法艺术上，也同样被震撼。虽然鲁迅无意作书家，但是他在书法艺术上有着极高的认识和修养，笔下的文人字非常含蓄有味。鲁迅一生都是用毛笔，他的字笔力沉稳，自然古雅，结体内敛而不张扬，线条凝练而有风致，即便是长篇的书稿尺牍，也照样是首尾一致，形神不散。深厚的学养不经意间已洋溢在字里行间了。所以，赏读鲁迅书法，在你悄然不觉的时候，书卷气已经扑面而来，就好比盐溶于水，虽有味而无形。
鲁迅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墨迹存稿，书信、日记、诗文手稿、书法作品等等，但大多珍藏于北京、上海、绍兴三地纪念馆中。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许广平先生，在鲁迅身后的数十年里，她不惜以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来收集、整理和保存鲁迅的遗稿，才使今天鲁迅墨迹最大程度的得以保存。近年来，民间偶尔有一两件鲁迅的片页残稿于拍卖市场亮相，皆引得众多买家竞相争抢。譬如前几年的一页《古小说钩沉》残稿和一页“致陶亢德信”，虽仅数十和二百来字，但均拍到将近七百万元的天价！可见鲁迅手稿的稀罕度。若是谁今天还能找出一页类似“乖姑”之类的情书，那价格一定是直冲八位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