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兔子”一台戏：陈独秀致蔡元培
百年的光阴要算起来也很漫长，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将近百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一批有识之士当年风云际会，于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如今，风云人物早已尽归黄土，然而每每读着他们的故事，则鲜活在目，仿佛就发生于昨天。
陈独秀先生是百年来一直颇有争议的人物，然而他揭橥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的旗帜，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其伟大功绩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毛泽东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毫无疑问，陈独秀是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自从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先生从黎元洪手上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聘书，为了改变北大的陈腐局面，蔡先生决定先从文科着手，于是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请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那时的陈独秀，正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是蔡元培鼓励并应诺他把《新青年》也一并带到北大来办。这看似一个偶然的决定，却由此而改写了历史。陈独秀携《新青年》杂志北上，随后又请来了留美归来的胡适，于是，被后人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圣”聚首北大。那是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五十岁，陈独秀三十八岁，胡适之二十六岁，说来正巧，“三圣”都是属兔，各大一轮。所谓“三只兔子”一台戏，从此以北大为中心，以《新青年》为平台，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正式上演……
几年前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部厚厚精装两巨册的《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所选二百余件近现代的名人书札多为首次刊布，为我们研究近百年来的人物历史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其中就有一封陈独秀致蔡元培的信札，写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其时也是蔡、陈两人任职北大的第一年，百废待兴，信中主要是举荐胡适到北大任职的事，一信涉“三兔”，且内容包括授课的科目乃至薪酬，都说得非常具体——
孑民先生赐鉴：
前月廿六日手示并演说稿，均已读悉。本月二日书亦收到。书记徐、郑二君，已接谈数次。校中近状，藉以略知。此间报名学生只百余名。工业校校长唐君赴无锡未返，彼曾派书记三人，相助大学招考之事，闻之徐书记去岁招考帮忙，书记只一人，考毕酬劳十五元。此次三人各酬若干，届时再为酌定。独秀因此间尚有琐事料理未清，本月内恐未克动身赴京。顷接尹默兄来书，据云先生日来颇忙，亟需有人相助。鄙意或请胡适之君早日赴京，稍为先生服劳。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为者，皆可令彼为之。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将来必不只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之职，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份起）。彼到京即住校中（鄙意新落成之寄宿舍，宜多请几位久留欧美、起居勤洁之教员居住其中，以为学生之表率）。先生倘以为然，望即赐一电，以便转电适之，来沪乘车北上。专此敬请
道安！
独秀上言 八月九日
陈独秀的书法颇讲究气韵，格也不俗。他主张学书要勤学古人，学古就是为了去俗。民初时他直言沈尹默“诗好字俗”的故事，尽人皆知。即使过了三十年，沈尹默的书法已经到了较高境界了，但在他的眼中仍是“俗”气未脱，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曾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我们从这通书札的墨迹来看陈独秀的书艺，用笔洒脱，不拘绳墨，然而气韵格调皆自然而有法度，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记得二〇一三年嘉德秋拍中有一件陈独秀致陶亢德的两页信札，最终拍出二百三十万的高价，可见史料和艺术的双重价值，在陈独秀身上都有着极高的体现。
然而，上海档案馆这件陈独秀书信墨迹，我以为比书法本身更重要的，则是这封信的内容。我查了一九八七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书信集》，还有同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十二月出版的《独秀文存》，均未见录此信。在二〇〇〇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书信集》中，也未能找到相应的往还书札。可见此信对填补和丰富那一段时期的史料，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正是一九一七年，陈独秀来到北大后，向蔡元培力推胡适之，使胡适来到了北大，然后才有了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大编辑组成的《新青年》编委会，然后又有了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人的强力加盟。《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宣传民主和科学，他们一起携手并肩，向保守的旧文化势力发动猛攻。青年学生受文学革命的影响，遂又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连串因果关联，说到底，莫不和蔡元培把陈独秀及《新青年》请来北京有关。
虽然陈独秀被誉为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但陈独秀却把小他一轮的胡适奉为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因为胡适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就向《新青年》投稿，对于文学革命两人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于《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又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陈独秀赞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写了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加以声援。其实这是令胡适自己也没想到的结果，他写这篇文学改良的试探性文章曾一式三份，一份在他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刊发，并无多大影响；一份则寄给了《新青年》，未料一炮打响。当然这也和陈独秀的“慧眼”有关。在陈氏的大力激赏下，随后胡适又接连在《新青年》上率先发表了白话诗以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因此而“暴得大名”，等到他这年九月正式走上北大讲台，虽年仅二十六岁，但已是名满天下、无人不晓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了。
陈独秀为人豪爽，待人率真，他引胡适为知己，“自恃神交颇契”。其实早在蔡元培请他任文科学长时，他就推荐了胡适。只因胡适那时尚未归国，故陈说自己先暂充之。陈独秀在写这封信时，胡适已经回国，只是还未赴京。信中陈独秀再次向蔡元培鼎力举荐，包括具体到所授课时、薪金待遇等，就是为了给胡适北上做好妥帖安排。信中说适之的“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这“浮筠兄”，就是时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陈独秀此意，即指胡适来北大，不仅仅只是当一个教授，他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胡适到了北大后也不负蔡、陈所望，他开了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并首创了中国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蔡校长给他的薪金比原来陈独秀说的还要高，据胡适十月二十五日给母亲的信中所言：“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二百六十元，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为教授最高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可见胡适非常满意自得。
鲁迅先生有一篇回忆刘半农的文章，在写到《新青年》开编辑会时，曾十分有趣地顺带描写了陈独秀和胡适。他说：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里说到的陈独秀，真是坦诚直率、表里如一。蔡元培请他到北大来改革教学、整顿校风，他上任后自己并不开课，主要就是狠抓教学方针，延聘教授，扩充文科，制定考试制度，整顿课堂纪律等。据说黎元洪的侄子因经常缺课，他也照样给予记大过一次，只是不慎误认为了许德珩，后经发现又只得“收回成命”。虽说是闹了笑话，但说明陈独秀身上所挟带的一股敢做敢当、豪放正直的文人之风。正如他早年批评沈尹默的书法一样，说的正确与否那是另一回事，但对于陈独秀来说，则是直陈己见，说个痛快。幸好这次他遇上的同样也是真诚宽厚的沈尹默，不但不计较，反而在蔡元培入主北大时还向蔡推荐了陈。孟子云闻过则喜，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由于一言不慎，从此好友反目，或由此而一辈子结下了梁子也是常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