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为师生情同父子：李叔同致刘质平
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弟子中名气最大者，无疑是丰子恺了。因为丰子恺书画文章俱佳，是艺术领域的全才，一组“缘缘堂随笔”读之令人无不倾倒，若说句“天下谁人不识丰”，似也算不上是过于夸张吧。然而，李叔同与弟子中最亲近的，却不是才分超拔的丰子恺，而是忠厚淳朴的刘质平。
资深读者大多见过这么一幅著名的照片，即弘一法师出家前与两位弟子的合影，画面上的弘一法师，身披袈裟盘腿居中而坐，其座下两位弟子亦盘腿分左右席地坐之，那就是刘质平和丰子恺。细观此图，弘一法师颔首低眉，仿佛已沉浸于入山修行之中，神态安然；两位弟子则神情庄重，双眸深邃正视前方。师徒仨的神情不一恰恰映示了他们的心态不一，因为在弟子的心目中，老师突然剃度出家，以后受戒茹素，代众生受苦，不免内心为之戚然；而在弘一法师心里，能顺利出家乃是福德圆满的好事，终得大欢喜，等于灵魂有了归属。
这一张照片摄于一九一八年五月的杭州。当时正在日本东京音乐学校留学的刘质平，接到了老师决定披剃的信后，提前结束学业回国。而丰子恺这一年刚好二十岁，正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尚未毕业。此照的传世并流行，也使得刘质平和丰子恺，成了李叔同在浙江一师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两位弟子，我们知道李叔同在浙江一师教音乐和美术两门课，而刘、丰两人正好，一个传承了先生的音乐，一个传承了先生的美术。
当然，李叔同的弟子还有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成名的自然也不少，但这里我们只说一个刘质平。
刘质平家境贫寒，他是一九一二年由海宁来到杭州，考入浙江一师（当时称杭州两级师范学校），这一年，李叔同也因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之邀，由上海来到了杭州执教。在学校里，李叔同结识了同事夏丏尊，又看中了学生刘质平并着意培养他，从此，李叔同予他俩结成了一生的莫逆之交。出家之初，特书“珍重”二字赠予夏丏尊，并有一段题记曰：“余居杭九年，与夏子丏尊交最笃。今将如新城掩关，来日茫茫，未知何时再面？书是以贻，感慨系之矣。”即便到了圆寂之前，弘一法师也将遗嘱一式二份，关照分别寄至夏丏尊和刘质平。
从目前存世的弘一遗墨看，就书信方面，给刘质平无疑是最多的，留存至今的计有一百零二通，当然实际写的信还应更多。书信从一九一五年起，直至一九四二年法师圆寂前的一纸遗嘱止，时间跨度为二十七年。刘质平在浙江一师读书期间，一度因劳累而得肝炎，故回海宁老家休养，此时李叔同则始与之通信，殷切地关心他的身体和学习情况，指导他卧病闲暇时不妨读读《论语》，并开示其许多人生道理。后又有信劝他家庭琐事万勿介意，如病势未减的话应换一僻静处疗养为佳，如稍愈则不妨到杭州来休养……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实非寻常。人们常说，李叔同与弟子刘质平，是“谊为师生，情同父子”。尤其是在李叔同的关爱帮助下，后来刘质平赴日留学，当他经济发生困难思想而困顿时，李叔同又不断写信开导他，为其申请官费事而奔走求人，无果后，又以自己不多的薪资，留出部分以供刘质平在日本继续学业……以下此信，即写于一九一七年刘质平在日本求学的第二年——
质平仁弟：
昨上一函一片，计达览。
请补官费之事，不佞再四斟酌，恐难如愿。不佞与夏先生素不与官厅相识，只可推此事于经先生，经先生多忙，能否专为此事往返奔走，亦未可知。即能任劳力谋，成否亦在未可知之数（总而言之，求人甚难）。此中困难情形可以意料及之也！君之家庭助君学费，大约可至何时？如君学费断绝，困难之时，不佞可以量力助君。但不佞窭人也，必须无意外之变，乃可如愿。因学校薪水领不到时，即无可设法。今将详细之情形述之于下：
不佞现每月入薪水百〇五元。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元（年节另加）。
天津家用二十五元（年节另加）。
自己食物十元。
自己零用五元。
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
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元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将来不佞之薪水，大约有减无增。但再减去五元，仍无大妨碍（自己用之款内，可以再加节省）。如再多减，则觉困难矣！
又不佞家无恒产，专恃薪水养家，如患大病不能任职，或由学校解职，或因时局不能发薪水，倘有此种变故，即无法可设也。
以上所述，为不佞个人之情形。倘以后由不佞助君学费，有下列数条必须由君承认实行乃可。
一、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之，并非借贷与君。因不佞向不喜与人通借贷也，故此款君受之，将来不必偿还。
一、赠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君之家族、门先生等皆不可谈及。家族如追问，可云有人如此而已，万不可提出姓名。
一、赠款期限，以君之家族不给学费时起，至毕业时止。但如有前述之变故，则不能赠款（如减薪水太多，则赠款亦须减少）。
一、君须听从不佞之意见，不可违背。不佞并无他意，但愿君按步就班用功，无太过不及，注意卫生，俾可学成有获，不致半途中止也。君之心高气浮是第一碍物（自杀之事不可再想），必须痛除！
以上所说之情形，望君详细思索，写回信复我。助学费事，不佞不敢向他人言，因他人以诚意待人者少也。即有装面子暂时敷衍者，亦将久而生厌，焉能持久？君之家族尚不能尽力助君，何况外人乎！若不佞近来颇明天理，愿依天理行事，望君勿以常人之情推测不佞可也。此颂
近佳
李婴（此函阅后焚去）
弘一法师给弟子的信大多简短，这封也许是最长的一封信了。我每每读之，都非常感慨并感动。弘一法师的人生非常的纯粹，他原先是富家子弟，琴棋书画，诗酒风流；后来当老师，则为人师表，一丝不苟；再后来出家做了和尚，他又是严守戒律，潜心研佛，终成律宗一代高僧。所以，弘一法师将每一段的人生，都发挥到极致，他的出家，是真正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这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坦诚与纯粹。
比较有意思的是，弘一早年给刘质平的信，凡议及人事，或涉及一些并不想让外人知晓的话题，信末都会关照一句“阅后付丙”或“阅后焚去”，此信也是。但忠厚老实的弟子刘质平，对先生的其他嘱托几乎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唯有此事却“有违师嘱”了。刘质平对弘一法师的墨迹十分珍惜，无论片纸只字，都不忍毁弃，而是一一保存。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了抗战逃难、国内战乱以及“文革”劫难，刘质平几近于生命而不顾，从而保全了先生留在其手中的千余件墨宝，弥足珍贵。当然，也正因刘质平未遵从先生“阅后焚去”的指令，才使得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读到如此令人感动的信，如此师生如同父子的情。
尽管弘一法师对弟子的无私帮助并不图任何回报，但当弟子闻听先生即将出家，则提前返国，为报师恩，恳求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允其终身供养。因此我们看到，弘一法师出家后乃至晚年，生活中大小诸事，大到修缮房屋，小到做件布衫，买两盒饼干，大多托付刘质平。他天津虽有自己的儿子，但从未见他写信求办过事。出家人生活简朴，所费并不太多，只是常常为了弘扬佛法而印书，需要刘质平为之募款化缘。法师无以为报，故每每挥毫作书，寄给刘质平分送诸友以结善缘。
弘一法师的书法，灵逸高古，宁静澹远。早年他的书法就有着十分深厚的功力，真草篆隶，如《石鼓文》《峄山碑》《天发神谶碑》以及《张猛龙碑》《爨宝子》《龙门二十品》等，皆用力甚勤。他的楷书，多以北魏龙门一派的书体，尤喜《张猛龙》笔意，落笔重在神趣。马一浮曾在弘一书《华严集联》的跋语中说：“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锋落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要论弘一法师的书风之变，主要还是得自于普陀山印光法师的一语开悟。那是一九一九年弘一出家之初，印光法师看了弘一抄写的经书后回信写道：“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求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这一段话，对弘一书风的改变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后，他逐渐改变自己的书法，力戒六朝习气，转而取以晋人的淡然神韵。
所述的这一封书信，弘一写时尚在浙江一师任教，自然是书风变革之前。其实我们从弘一法师的百余封书信集中，可以明显看出弘一法师书风变化的一路轨迹。早期书法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厚重雄强；后融入楷意，体势变方而秀逸；再后则字体修长而清癯，不有意炫技，正如他自己对友人所言：“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后终于自成一格，创下他那种清澈澄净，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且带有禅意的“弘体书法”。
顺便再说一句，弘一书法近年来已愈来愈受到市场和藏家的关注。二〇一四年的某场拍卖会上，弘一的一幅楷书“放下”二字，竟拍得四百七十余万的高价，可见其字之珍。然而，刘质平不惜以生命保存下来的墨迹书信，却并非为了它的经济价值。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期，刘质平只是一介书生，但当孔祥熙欲以五百两黄金换他手中所藏的法师十六条屏楷书《阿弥陀佛经》时，刘质平却甘于清贫，不为所动。二〇〇〇年，刘质平的长子、耄耋老人刘雪阳先生，根据父亲的遗愿却将家藏的近百通弘一法师信札以及这幅十六屏条《阿弥陀佛经》，无偿捐赠给了法师的故乡平湖市。雪阳老说，父亲历经了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珍迹，如果仅仅只是藏之于秘阁，传之于子孙，岂不埋没了大师的珠玉之辉？唯有展示于世人，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大师的艺术精神。
前辈风范，总是令人感动。刘雪老是我的忘年交，虽然他难比李叔同、刘质平那样的艺术成就，但在他的身上，我同样感受到大师和刘质平那种纯粹无私、永怀感恩之心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