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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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學理論框架下的東亞“西湖十景”研究

衣若芬

一 “文圖學”概説

“文圖學”(Text and Image Studies)研究文本和圖像。提出“文圖學”概念,是我積累了長年研究“題畫文學”所謂“題畫文學”,向來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界定方式,狹義的“題畫文學”單指被書寫於畫幅上的文字;廣義的“題畫文學”,則泛稱“凡以畫爲題,以畫爲命意,或讚賞,或寄興,或議論,或諷諭,而出之以詩詞歌賦及散文等體裁的文學作品”。詳參衣若芬《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後修訂出版,衣若芬《三絶之美鄭板橋》,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詩意圖”“詩意圖”,又稱“詩畫”或“詩圖”,是以詩文爲題材,表達詩文内涵的繪畫。繪畫以古代典籍或文學作品爲素材,依其取材與表現方式,大約有三種情形:一是作爲整部書或局部篇章的插圖或解説,如“山海經圖”、“大荒經圖”、“爾雅圖”、“搜神記圖”等。二爲圖繪歷史典故或民間傳説,如東漢桓帝建和年間(147—149)山東嘉祥“武梁祠石刻畫”,畫荆軻刺秦王和專諸刺吴王圖等,這一類的繪畫又稱爲“歷史故事畫”或“故事人物畫”。其三則爲“詩意圖”,有特定的文學文本作依據,除了叙説文學作品的内容,並闡發其義涵與意趣,以達畫中物象與詩文情致交融之境。詳參衣若芬《宋代題“詩意圖”詩析論——以題“歸去來圖”、“憩寂圖”、“陽關圖”爲例》:《觀看·叙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266—329。、“文學(詩)美術(畫)關係”等課題的結果衣若芬《游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里仁書局,2012年。

一個語詞的創造發明,背後有著動力與世界觀。創發“文圖學”的動力,在於現當代許多新媒體、新内容無法置於過去的認知架構裏被很好地理解,需要用命名的方式歸納重組,藉以引導延伸出更多的闡述和更新的創意。文圖學的世界觀,是希望用包容、自由的心靈,尋求日常生活、藝文創作、互聯網經濟等等各面向多元的“觀看之道”(The way of seeing),繼而從“觀看之道”裏品味智識樂趣和審美感受。

“文圖學”的中文命名,避開“文學”一詞的既定指涉,所以不稱爲“圖文學”。再者,“文圖學”研究的是文本解讀、文本生産、文本使用等等面向,圖像是文本類型之一,因此語序上是先“文(本)”,後“圖(像)”,故爲“文圖學”。

“文圖學”的觀點吸收學習了符號學、語言學、新批評、結構主義、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乃至於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等學説思想,爲了不讓概念太過糾纏複雜,我只取意義的菁華濃縮提煉。

扼要地説,“文圖學”是一個跨界融合出的語詞,含攝性强,從古代書畫到時下視頻彈幕,都是文圖學希望能助讀者/受衆/用户一臂之力的適用場域。

“文圖學”的“文本”(text)和“圖像”(image)概念範圍很廣,“文本”的提法在於其性質,超越“作品”(article, work),鬆動作者與創作的單向垂直關係,强調的是對所有人開放解釋權、話語權的一種無階級成見的民主。没有被“讀取”的“文本”固然可以説自成、自證、自足,也可以説是自生自滅,就像没有被聽見的喃喃自語被風吹散,終而消逝。所以,文本要以某一種形式存在,並和世界連結。聲音、肢體、圖繪是人類基本的表達方式,也是人和人溝通的媒介,自我“表達”和彼此“溝通”都有内在作用力,自我表達是個體對内心和外在世界的反應;彼此溝通則是“個體”、“他者”、“内外世界”三方的互動,産生趨動文明生發、文化運轉的力量。啟動力量的能源就是文本,是由聲音、肢體、圖繪形成的“聲音/語言文本”(sound/language text)、“文本身體”(textual body)、“文字/文學文本”(word/literary text)和“圖像文本”(image text)。

文本是世界變化成長的能源,能源愈“便宜”,容易取得和使用,功力愈大;相對的,溝通和傳播的“成本”也較低,世界變化成長的速度隨之增快。試看口傳叙事、印刷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時代風貌便能得知。這和以往我們指稱的,偏向於文字書寫的文本不同,利用當代科技,影像、音樂、文字易於拼貼結合成新文本,不僅更豐富,也提供更寬闊的,需要一些説法支撑的空間。文圖學便是試圖爲“不確定”,甚至飛快到“不連續”、“看不懂”的流動力量,觀察底下暗潮的態勢。

文圖學的“文本”從開放詮解的性質上講;文圖學的“圖像”(image),則是從可視性(visible)的形式表現上講。除了傳統認爲的繪畫(painting)、圖畫(picture)之外,還包括符號(symbol)、圖示(icon)、商標(logo)等視覺語言(visual language),以及攝影、影像、綫條、印刷物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創作/製造出的圖像,都帶有先天或後天的複製/再生成份,也就是本身也是“文本”,得以被多次使用和欣賞,並且隨著使用和欣賞的場景變化産生可能迭代或累進的意義。此外,"image"還可以指抽象的心靈圖景,也就是“意象”,研究東亞諸國間的交流互動情形時,“文化意象”是重要的視角之一詳參衣若芬《從文化意象理解東亞文明》,“東亞文明資産和公共性的新規劃”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韓國首爾:延世大學,2014年5月2—3日。

在實際操作時,“文圖學”兼采圖像學(Iconography)、美術史(Art His-tory)、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理論及方法,同樣關注大衆文化(Pop-ular Culture)、圖像意涵、視覺文化等等。不同的是,圖像學重在圖像分析,從圖像的文化脈絡解釋其象徵意義,不一定涉及文字或聲音文本。美術史探究作品(尤其是精緻藝術品)在藝術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位置,析真辨僞的鑑定工作十分關鍵,創作者和作品的生成從屬關係緊密,作品可以被學者“發現”細節,歸整其形式結構的前後傳承,不合適被“發明”意義,而開發文本的多重可能性和可塑性却是文圖學的特色。文化研究處理的文化産生場域之政治、社會、階級、權力、意識形態,可以納入文圖學,不過文圖學還研究具體的文本内涵,不僅止於觀察和批判文化現象。

二 文圖學與東洋古典學

東洋古代的史籍、圖譜、地誌、金石拓片、書法繪畫之類,包含有圖像的文獻材料,也適用以文圖學方法探討。過去這些文獻材料主要被用於歷史學、地理學、美術史等等的研究,亦即用歷史學、地理學、美術史等等的方法論,試圖解釋該方面的問題。“問題”與“方法”二者的共生/互動關係雖然可能有效解決學術疑難,但是假使問題的範圍超出既有的方法規範,便需要尋求多維度的理解途徑,文圖學便是其中之一。

文圖學以“觀看”爲出發點,因“觀看”而“認知”、“感知”,繼而有所“判斷”、“辨識”,終而付諸“行動”。文圖學的“行動”例如消費、賞鑑、收藏、批評、研究等等。在研究方面,可分爲兩點,一是文本周邊脈絡,例如生産機制、使用情形、社會網絡、流通過程等現象。另一則是探討文本自身,提出闡述。東洋古典學的文獻材料並不會由於時代久遠而固化,相反地,更合於被動態地觀察,探知其豐富的内涵。

以東亞的“西湖十景”爲例,過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三方面:

1.“西湖十景”的起源及其影響→韓國和日本的“西湖十景”詩畫。

2.東亞國家對“西湖十景”的受容與變容→韓國和日本的“西湖十景”本地化情形。

3.引導、傳播、接收、普及“西湖十景”於東亞的中介者——人物、物質與地域等→燕行使、書籍和繪畫流傳、對杭州的認識。

然而,如果我們要針對以上三方面深究,例如:

1.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觀魚”,何以朝鮮時代畫家的相關作品題目多作“觀漁”?例如沈師正“花港觀漁”、鄭歚“唐浦觀漁”、“杏湖觀漁”(以上均收藏於澗松美術館)。

2.日本的“西湖憧憬”,將東京上野不忍池比擬爲西湖,仿照西湖設計福岡大濠公園,是爲將“西湖”本地化的作法。然而,朝鮮時代稱漢江或漢江之一段“西江”爲“西湖”,如此“江”、“湖”不分的本地化情形,如何理解?

3.燕行使的行動範圍不及江南,他們如何認識杭州和“西湖十景”?朝鮮的“西湖十景”和中國杭州的“西湖十景”名稱有出入,爲何不是直接繼承的關係?

這些無法僅用歷史學、地理學、美術史方法回答的問題,從文圖學的角度或可得到詮釋。下文便爲文圖學研究東洋古典學之示例。

三 人生見此,死亦無恨

公元1832年,朝鮮文臣金景善(1788—1853)以冬至兼謝恩使書狀官的身份出使清朝。在他的著作《燕轅直指》中,記録了因海難漂流到琉球的濟州島民的琉球和中國見聞,名爲《濟州漂人問答記》。漂人被琉球使臣帶去中國燕京,準備交由朝鮮使臣遣返,他們從琉球出發到福建,然後北上,途經杭州,在杭州停留數日,游覽名勝,他們告訴金景善:

諸勝之中,以西湖錢塘尤稱絶勝。相距八十里,而各有十景。西湖十景:柳浪聞鶯、花港觀魚、兩峰插雲、三潭印月、麴院風荷、平湖秋月、南屏晩鍾〔鐘〕、雷峰夕照、斷橋殘雪、蘇隄春曉,餘則備悉於柳耆卿望海潮詞。錢塘十景:西湖夜月、浙江秋濤、孤山霽雪、西峰白雲、東海朝暾、北關夜市、九里雲松、六橋烟柳、靈石樵歌、冷泉猿嘯。大抵景物之供奇,沿路初見,不可以言語文字形容其萬一也,遂相顧嗟嘆曰:“人生見此,死亦無恨。”金景善《留館録》(上.壬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燕轅直指》卷三,收入《燕行録全集》,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第71册,頁282。

金景善對漂人的陳述半信半疑。首先,“海外漂民之附行外藩使行者,未必許其極意縱觀。”況且“其所言,多與史牒所記差爽,必是得於傳聞者多,而未免浮夸而然耳。”他看漂人們“形貌言辭,狡猾瀏利,全無誠樸之意”同上注,頁285。,這段問答聊爲充數罷了。

濟州漂人是否果真賞玩過“西湖十景”和“錢塘十景”姑且不論,他們能如數家珍地説出十景的名稱,即使是像金景善懷疑的,來自書籍上的知識,也是頗令人稱奇。至少顯示,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讀過一點書,從商的一般朝鮮百姓也曉得中國有“西湖十景”名勝,甚至用“人生見此,死亦無恨”的誇張語氣,强調“西湖十景”的絶境。

由於使行路綫和日程的限制,朝鮮燕行使者一律由都城漢陽(今首爾)出發,終點爲北京,而後原路折返,没有機會探訪江南。“江南”深厚的文學藝術藴涵,使得無緣親歷的朝鮮文人格外傾慕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頁27—29。

在金景善之前,對於江南、杭州、西湖抒發神往之情者大有人在。1765年,以子弟軍官的身份,隨任書狀官的叔父洪檍(1722—1809)出使的洪大容(1731—1783)便是其中之一。

洪大容在北京結識了進京參加進士科考試的杭州舉人:嚴誠(1733—1767)、潘庭筠(1743—?)和陸飛(1720—1786),三位皆能詩文書畫。洪大容和燕行使團的金在行(1719—?)與他們會面筆談,金在行問他們:“貴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風物尚如舊耶?”潘庭筠回答:“不但此而已,西湖風物,爲天下第一。”洪大容、李德懋著,鄺健行點校《朝鮮人著作兩種:乾浄衕筆談 清脾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8。

金在行説:“弟在東國,聞西湖名勝,神往者已久,而每歎無路一見,破此宿願。何幸今日,遇闇、蘭二兄,披襟瀉懷,已至忘形。所謂西湖十景,風斯在下,志氣暢快,其樂無窮。雖不見錢塘,亦無所恨。”同上注,頁81。

洪大容歸國後,致書嚴誠,請求畫西湖景致,以供卧游:

容平生頗喜游覽山水,惟局於疆域,不免坐井觀天。如西湖諸勝,徒憑傳記,寤寐懷想。而自遭逢諸公以來,爬搔益不自禁,顧此心不知幾迴來往于雷峰斷橋之間矣。若賴諸公之力,摹得數十諸景,竟成卧游,則奚啻百朋之賜也。此不須畫格工拙,只務細密逼真,因各題其古迹梗概于其上,且因此而並得見諸公第宅位置,齋居規模,使之隨意披覽,怳然若追奉杖屨於其間,則豈不奇且幸耶。洪大容《與鐵橋書》, 《湛軒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年再版,第248册,頁106。

洪大容希望欣賞的西湖圖繪務在寫實,能够具體呈現西湖的景點古迹和嚴誠等友人的居處,有如風景地圖,使他的卧游有現實的依據。

杭州“西湖十景”和“瀟湘八景”、“武夷九曲”等傳自中國的山水景觀文化類似,對古代韓國人而言,都是可嚮往而不可企及的“概念風景”衣若芬《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收入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允晨出版社,2015年,頁351—388。。“概念風景”的知識從傳聞、書籍、圖繪等途徑獲得,心領神會,融合本國的文學、藝術、學術、政治、審美理想、價值取向等等,形成母題一致但各具特色的文化意象衣若芬《瀟湘八景:東亞共同母題的文化意象》, 《東亞觀念史集刊》第6期(2014年6月),頁35—55。

“瀟湘八景”在高麗時代由出使金朝的宫廷畫家和文臣習得衣若芬《高麗文人李仁老、陳澕與中國瀟湘八景詩畫之東傳》, 《中國學術》第4卷,第4期,總第16輯(2004年),頁158—176。。曾經與趙孟頫(1254—1322)交游的李齊賢(1288—1367)創作“松都八景”爲主題的《巫山一段雲》詞,催熟朝鮮半島許多地方八景衣若芬《李齊賢八景詩詞與韓國地方八景之開創》, 《中國詩學》第9輯(2004年5月),頁147—162。。“瀟湘八景”的八個景觀並無公認的定點,只要掌握基本的原則,即“地點”加上“景色”,四個字一組的規律,很容易再創出各種地方八景。

朱子學興盛的朝鮮時代,朱熹的《武夷櫂歌》被理解成求道的進程衣若芬《游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棹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香港)《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0期(2015年1月),頁53—71。,理學家及其後學門生選取溪流山谷,冠以“九曲”之名,依水流方向逆行列序,作“一曲”、“二曲”至“九曲”之編排,棲隱講學其間,自得其樂。

至於杭州西湖,隨文學、繪畫、人員交流的積累,滲入韓國文化藝術底藴,孕育了有别於“瀟湘八景”和“武夷九曲”的雙重特性——一方面是遐想的“概念風景”;另一方面是實實在在,可居可游的人間勝地。許多古代韓國文人都同洪大容、金在行一樣,喜歡向曾經去過杭州的中國人打聽和印證所知的西湖種種。1537年擔任平壤餞慰使的許沆(? —1537),向朝鮮中宗(1506—1544在位)稟報與明使龔用卿(1500—1563)的交談:

臣又問曰:“西湖之廣幾何?”天使曰:“其廣幾二十里。”臣曰:“其間多植松植花云,果然乎?”天使曰:“然。”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録》卷八四,中宗三十二年(1537)4月3日,東國文化社,第18册,頁58。

李義健(1533—1621)曾經租屋給中國杭州人,便問他西湖風景,聽聞風俗,作詩云:“昔聞杭州勝,今見杭州人。聽説西湖景,使我融心神……”李義健《華人來僦余寓,問其居住,乃杭州也。去西湖纔二十里,問西湖風景,則極稱其勝。因曰:每年二三月,百花盛開,搢紳男女,盛辦游宴之具,填咽湖邊,泛舟行樂云》, 《峒隱稿》卷二,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續》,民族文化推進會,第4册,頁178。

俗謂“天下西湖三十六”,“西湖”概指市集以西的湖泊,地域則不固定,因而便於挪用流轉。古代韓國受“瀟湘八景”影響而生“松都八景”;隨“武夷九曲”而有“谷雲九曲”,“西湖十景”却直接沿襲,稱今首爾漢江楊花渡、西江一帶爲“西湖”,於是有朝鮮版的“西湖十景”。

朝鮮版的“西湖十景”是“概念風景”的實現,含括前述《燕轅直指》和《乾浄衕筆談》都提到的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有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西湖富庶形象,以及隱居孤山的林逋“梅妻鶴子”之處士精神,將之移植與本地化的結果。

關於古代韓國文人與畫家對西湖的嚮往,學者已有論述注1。鄭珉教授注2和金文京教授金文京《西湖在日韓——略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意義》,收入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允晨文化公司,2011年,頁141—166。又增訂發表於《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14年第1/2期,頁2—12。都注意到了朝鮮版“西湖十景”,本文試圖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之上,考察中國“西湖十景”東傳朝鮮,漢江被比擬爲“西湖”的情形,嘗試解釋中韓兩國西湖的歷史文化意涵。

注1(池容瑍)《朝鮮時代西湖圖研究》,高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原題文章發表於《美術史學研究》第269號(2011年3月),頁39—69。(中國杭州西湖十景的變遷與景觀認識樣相)》(首爾市立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注2(鄭珉)《16、7(十六七世紀朝鮮文人知識人層的江南熱與西湖圖)》,(古典文學研究)》,第22卷(2002年),頁281—306。

四 杭州“西湖十景”消息

“西湖十景”成立於南宋晚期,又名“湖山十景”,王洧(1256年入浙江帥幕)[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七,葉一二。、張矩(約1260前後在世)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中華書局,1999年,第5册,頁3908—3911。、周密(1232—1298)同上注,頁4129。、陳允平(1205? —1280)等人皆作過詩詞題詠衣若芬《“江山如畫”與“畫裏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 《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里仁書局,2013年,頁315—364。。“西湖十景”的各景名稱依記載不同,略有出入闕維民《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主要見於《方輿勝覽》及《夢粱録》:

祝穆《方輿勝覽》(成書於1239年)“西湖”下注云:

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鐘、麯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臨安府”,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六下—七上。

吴自牧(約1270前後在世)《夢粱録》(序於1274年)則云:

近者畫家稱湖山四時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蘇堤春曉、麯院荷風、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岸聞鶯、花港觀魚、雷峰落照、兩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二“西湖”,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七下—八上。

“西湖十景”創生之初,主要流行於江南一帶,到過江南游歷的高麗文臣雖然歌詠過西湖,但是並未特别提及“西湖十景”。例如1319年李齊賢隨高麗忠宣王降香,南游過江浙注3。又如李穀(1298—1351)曾在元朝做官,嘗游西湖,有詩數首,描寫西湖風光,其一云:

注3趙鍾業《益齋李齊賢中國紀行詩研究》, 《古詩歌研究》第5輯(1998年),頁573—598。

舟人見客競來迎,笑指荷花多處行。此日泝流應更好,夜來山雨水添生。《六月十五游西湖》, 《稼亭先生文集》,卷一六,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4册,頁420。

在贈别鄭誧(1309—1345,字仲孚,號雪谷)前往杭州的詩作中,李穀提到了愛梅高士林和靖:

梅花風格幾番新,俗物何曾解混真。爲我一過和靖宅,能詩便是愛梅人。《送鄭仲孚游杭州謁丞相五首》, 《稼亭先生文集》卷一七,頁447。

朝鮮時代觀覽過西湖者,例如1488年因海難漂流至浙江台州的崔溥(1454—1504),在其《漂海録》裏記叙道:“西湖在城西二里,南北長,東西徑十里。山川秀發,歌管駢闐之地。”崔溥著,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録校注》卷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頁68。

史料中較早提及“西湖十景”者,爲李甫欽(1397—1457)曾經“和匪懈堂西湖十景詩”朝鮮正祖《正壇三十二人》, 《弘齋全書》卷六〇,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年,第263册,頁453。。匪懈堂即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爲世宗大王第三子,雅好文藝書畫,其兄李瑈(1417—1468,後爲朝鮮世祖)曾經前往中國,帶回書籍圖畫,或許因而傳入“西湖十景”詩詞圖繪。安平大君曾經與文臣唱詠“瀟湘八景”,留世“匪懈堂瀟湘八景詩卷”衣若芬《朝鮮安平大君李瑢及“匪懈堂瀟湘八景詩卷”析論》,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輯(2005年5月),頁113—139。,不過關於“西湖十景”的文字則未見其詳。

綜上所述,十三世紀後半形成的“西湖十景”,到了十五世紀中葉在朝鮮傳布。至於對“西湖十景”各景具體名稱的認識與熱衷,則要到十六世紀擴散開來。

1534年,朝鮮中宗於慶會樓下試抄擇文臣,御題“柳浪聞鶯”七言律詩、“平湖秋月”七言律詩、“雷峰落照”五言律詩等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録》卷七七,中宗二十九年(1534)7月17日,第17册,頁524。。文臣鄭士龍(1491—1570)有詩:

《柳浪聞鶯》

絮飛春去恨茫茫,緜羽調喉趁日長。幽谷乍離聲却澀,江鄉初止語偏忙。無情巧舌饒驚夢,有焕金衣只鬪粧。消得亂啼無意緒,何如閑囀禁林傍。鄭士龍《慶會樓下庭試》, 《湖陰雜稿》卷四,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第25册,頁141。

《平湖秋月》

萬頃寒瑶極目寬,秋歸水國蓼花丹。纖阿恰滿通綃幕,積練輕明浸玉盤。三弄調殘漁笛遠,九皋聲徹露禽寒。憑誰跨得琴高去,紫府朝真問缺完。

鄭士龍在1534年和1544年兩度擔任冬至使出使明朝,並且於1521年、1537年、1539年、1546年等多次擔任遠接使等職務,接待過出使朝鮮的明朝使臣,與他們唱和頻繁。鄭士龍還題詠過沈光彦(1490—1568)寄送的“杭州西湖圖”《鈍庵寄送杭州西湖圖、雪擁藍關圖、商山四皓圖、玉堂春曉梅花圖索詠,雜記一律博笑》, 《湖陰雜稿》,第五卷。這幾幅畫作一説爲蘇世讓1533年出使明朝時帶回,見高裕燮《朝鮮畫論集成》卷下,景仁文化社,1990年,頁309。。金得臣(1604—1684)《終南叢志》記明宗朝(1545—1567)得一幅山水畫,群臣中唯有鄭士龍能指認畫中靈隱寺、湧金門等地點,而知爲“西湖圖”金文京《西湖在日韓——略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意義》。

此外,創建白雲洞書院的理學家周世鵬(1495—1554)有詩《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麯院風荷》、《花港觀魚》、《兩峰插雲》周世鵬《武陵雜稿》卷四,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26册,頁四上—五上。。權濤(1575—1644)有《西湖八詠》,缺少“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鐘”和“兩峰插雲”權濤《西湖八詠》, 《東溪集》卷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民族文化推進會,2006年,第18册,頁107—108。。申欽(1566—1628)的詩:“蟬噪高林雨霽衢,病來人事十分無。芭蕉影静輕陰轉,卧看西湖八景圖。”申欽《患痁卧吟》, 《象村稿》卷二〇,葉一三,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71册,頁504。河弘度(1593—1666)的詩注云:“柳浪觀魚,即西湖八景一也。”河弘度《不赴楊州出鶴灘書懷》, 《謙齋集》卷一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97册,頁179。可知當時對“西湖十景”的理解未必全面,且受八景山水文化的影響,將“西湖十景”認作八景。

學者研究指出:明代嘉靖(1522—1566)至萬曆(1573—1620)時期是西湖旅游繁盛的階段,應運而生許多相關的書籍,例如田汝成(1503—1557)的《西湖游覽志》、《西湖游覽志餘》(初刻於1547)馬孟晶《名勝志或旅游書——明<西湖游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游文化》, 《新史學》第24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93—138。,朝鮮文人簡稱其爲《西湖志》,申欽就有從中國帶回的小本:

余昔奉使赴燕,得田禾叔《西湖志》,愛其事迹備具,山川臨觀之美、游戲詠歌之什,皆摭拾無一遺者。竣事東還,遂購小本,爲橐裏寶裝。暨歸值官閑身暇,心未嘗不於志亹亹,而幾乎案無他書矣。申欽《藍田遺璧跋後稿》, 《象村稿》卷三六,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72册,頁221。

其他隨著使行者輸入朝鮮的西湖相關書籍包括《三才圖會》(1607)、楊爾曾編《海内奇觀》(1609)等,由於内附插圖版畫,直接影響朝鮮的山水畫創作,也使得“西湖十景”在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更爲流行。

朝鮮肅宗朝(1674—1720)命畫院繪製“西湖十景圖”賜仁元王后(1687—1757)之弟,即國舅金後衍(1694—1735)。金後衍命曾經隨通信使赴日本的洪世泰(1653—1725)賦詩題詠,洪世泰作《西湖十景》詩十首,除“南屏晚鐘”作“南屏曉鍾”、“平湖秋月”作“平湖秋色”之外,其餘八景均與中國之題一致《西湖十景》, 《柳下集》卷五,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年再版,第167册,頁401。。其後,同樣依命作《西湖十景》者還有朴永元(1791—1854)《應製録·賡韻·西湖十景》, 《梧墅集》,第五册,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年,第302册,頁317—318。,十景之個别名稱與中國無異,時代已進入十九世紀。

五 朝鮮版“西湖十景”

就在杭州“西湖十景”的個别十景題名在朝鮮有整體而穩定的認識之際,出現了同樣名爲“西湖十景”,歌詠漢江風光的朝鮮版“西湖十景”。金謹行(1713—1784)“西湖十景”詩的十景爲:

鶴灘霞日 鳳洲雪月 鴨島歸鴻 龍湖暮帆 棠山烟花 栗里霜楓 月巖落照 巴陵漁火 桂岫朝嵐 花岑夕烽金謹行《西湖十景》, 《庸齋集》卷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韓國古典翻譯院,2009年,第81册,頁1。

我們可以和“瀟湘八景”相比,發現其間有些相近:

平沙雁落——鴨島歸鴻

遠浦歸帆——龍湖暮帆

洞庭秋月——鳳洲雪月

漁村夕照——月巖落照/巴陵漁火

山市晴嵐——桂岫朝嵐

徐命膺(1716—1786)命名的“西湖十景”則爲:

白石早潮 青谿夕嵐 栗嶼雨耕 麻浦雲帆 鳥洲煙柳 鶴汀明沙 仙峰泛月 籠巖觀漲 鷺梁漁釣 牛岑采樵

同樣也有近似“瀟湘八景”的景題:

遠浦歸帆——麻浦雲帆

瀟湘夜雨——栗嶼雨耕

洞庭秋月——仙峰泛月

山市晴嵐——青谿夕嵐

並有見於“西湖十景”者:

花港觀魚——鷺梁漁釣

柳浪聞鶯——鳥洲煙柳

可以説,金謹行的“西湖十景”襲自“瀟湘八景”;徐命膺的“西湖十景”兼采“瀟湘八景”和杭州“西湖十景”。金謹行的“西湖十景”未見後續者;徐命膺的孫子徐有本(1762—1822)則繼承祖父的創發,次韻賡和徐有本《謹次王考文靖公西湖十景詩韻並序》, 《左蘇山人文集》卷二,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韓國古典翻譯院,2010年,第106册,頁25。

從觀察杭州“西湖十景”被古代韓國接受的歷程,我們可知朝鮮文人並非僅聞“西湖十景”之説而不曉其個别景致名稱。是刻意爲本國的漢江選取十景,又不離中國本有的“西湖”地名。

如果安平大君與文臣唱和“西湖十景”的活動屬實,相近的時間李承召(1422—1484)、姜希孟(1424—1483)等人爲安平大君作“淡淡亭十二詠”便顯示當時所謂“西湖”並非杭州西湖的專稱。淡淡亭在首爾麻浦北岸,本屬安平大君,後歸爲申叔舟别莊。成俔(1439—1504)記云:“匪懈堂以王子好學,尤長於詩文,書法奇絶,爲天下第一。又善畫圖琴瑟之技。”成俔《慵齋叢話》卷二,東方文化書局,1971年,頁46—47。又云:

〔安平大君〕性又浮誕,好古貪勝。作武夷〔按:當作“溪”〕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詠。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占聯,或博奕,絲竹不絶,崇飲醉謔,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業之人,亦多歸之。同上注,頁47。

在“瀟湘八景”概念傳入高麗之初,“八景”即與“八詠”不分衣若芬《蘇軾對高麗“瀟湘八景”詩之影響——以李奎報<虔州八景詩>爲例》,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0期(2004年12月),頁205—229。,“淡淡亭十二詠”乃“十二景”之意,包括:

麻浦夜雨 栗島晴嵐 冠岳春雲 楊花秋月 西湖帆影 南郊雁聲 仍火芳草 喜雨斜陽 龍山漁火 蠶嶺樵歌 盤磯釣雪 甕村新煙李承召《淡淡亭十二詠》, 《三灘集》卷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11册,頁385—386。

“西湖帆影”之“西湖”,指“西江”,即今麻浦至楊花一段。《東國輿地勝覽》(初刻於1530)記曰:“漢江在木覓山南,古稱漢山河。新羅時爲北瀆……高麗稱沙平渡。”盧思慎《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三,國書刊行會,1986年,頁82。木覓山即今首爾南山。1760年代的“漢陽圖”還得見“沙坪[平]”的地名。漢江“西流爲露梁、爲龍山江,又西爲西江”。同上注。“露梁”、“龍山江”、“麻浦”、“西江”的名字和由東到西的位置在1765年“四山禁標圖”中清楚呈現。《東國輿地勝覽》並記載:“龍山江在都城西南十里”,“麻浦在都城西,即龍山江下流”,“西江在都城西十五里”,“楊花渡即西江下流”,可知今所稱“漢江”古時依不同區段而有不同名稱。

接待明朝使臣的朝鮮文人經常陪同游漢江,稱“游西湖”金守温《陪兩天使游西湖,舟中遇雨,率爾成興,伏希電覽》, 《拭疣集》卷四,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9册,頁117—118。徐居正《次日休陪高陽左相游西湖韻》, 《四佳詩集》,卷八,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第10册,頁327—328。,也經常以“西湖”形容江水,尤其是西江和楊花渡一帶。如1457年陳鑑、高閏出使朝鮮,金守温(1409—1481)次韻高閏詩:

十里西湖畫舸浮,使華行樂盡風流。清川芳草黄樓句,桂棹蘭橈赤壁舟。詩酒可供賓主意,笙歌解破古今愁。江山如此人如玉,此會吾應説白頭。金守温《丁丑年陪明使陳内翰鑑高太常閏游於漢江及楊花渡,船中次高韻》, 《拭疣集》卷四,頁117。《足本皇華集》卷三,鳳凰出版社,2013年,頁74。高題爲《舟近楊花渡,被洪禮曹大觥逼酒,立成一律並絶句請教》。

詩中用了黄鶴樓和蘇軾赤壁之游的典故,形容江游之樂。

1476年祁順、張瑾出使朝鮮,徐居正(1420—1488)次韻張瑾詩:

西湖落日泛樓船,人在蒼茫鏡裏天。錦纜牙檣驚鷺夢,鵾絃鐵撥起龍眠。山當鯨海青還盡,水到蠶頭碧更濺。雨散雲離明日事,回頭漢水夢相牽。徐居正《次韻副使游漢江》, 《四佳詩集》補遺二,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11册,頁166。《足本皇華集》卷九,頁277。張題爲《漢江之游,參贊徐君賦律詩二章。既和之矣,然佳景非常,豈宜少詠?因再賦一律置於舟中。次韻》。

詩中所提及的“蠶頭”爲“蠶頭峰”,又名“龍頭峰”,在楊花渡東岸。

雖然陳鑑詩云:“美景良辰留海外,佳山秀水逼江南。”陳鑑《日昨重承游覽,嘉賓良會,世不常有。率成近律三首,聊紀一時之勝,不暇計詩之工拙也。録似同游諸君子,尚希和教焉》, 《足本皇華集》卷三,頁79。明使並不像朝鮮文人那樣把西湖和漢江相提並論。筆者以爲,以最積極將西江比爲西湖的徐居正爲例,如同西湖造就了南宋都城的勝景,西江也可以是朝鮮這個建立未久的朝廷首都的勝景。且看徐居正的“漢都十詠”:

莊義尋僧 濟川翫月 盤松送客 楊花踏雪 木覓賞花 箭郊尋芳 麻浦泛舟 興德賞蓮 鍾街觀燈 立石釣魚

我們比較李齊賢寫高麗首都的“松都八景”:“紫洞尋僧、青郊送客、北山烟雨、西江風雪、白嶽晴雲、黄橋晩照、長湍石壁、朴淵瀑布”,可知“漢都十詠”部份承接“松都八景”:

莊義尋僧——紫洞尋僧

盤松送客——青郊送客

楊花踏雪——西江風雪

“漢都十詠”裏還有部分近於“西湖十景”:

濟川翫月——平湖秋月/三潭印月

興德賞蓮——麯院風荷

立石釣魚——花港觀魚

因此,“漢都十詠”結合了“松都八景”和“西湖十景”,徐居正不僅像李齊賢選出首都的八景,還不讓“西湖十景”專美於前,以十個漢陽的特色景觀,爲都城增添風情。

曾經出使明朝,也接待過明使的蘇世讓(1486—1562)應制作《洞庭秋月》詩,自注:“中廟幸西湖,水戰時命題”,即使正式地理志並無西江稱“西湖”的説法,終朝鮮時代,文人已經習稱,讀者觀前後脈絡及詩文内容,即可分辨是指中國還是韓國的“西湖”。比如姜希孟《西湖蠶嶺契飲序》姜希孟《私淑齋集》卷八,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12册,頁43—45。,蠶嶺即前述楊花渡東岸的蠶頭峰,可知指的是西江。又如李宜茂(1449—1507)《書游西湖圖上》:

西湖弄水洗塵冠,贏得官曹半日閑。忙裏簿書無我溷,醉中觴詠盡君歡。江山滿目情難遣,魚鳥忘形興未闌。移上畫圖非好事,白頭歸老要相看。李宜茂《書游西湖圖上》, 《蓮軒雜稿》卷二,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15册,頁308b。

描述的是官員忙裏偷閒游覽西江的情景被繪成了圖畫。

杭州西湖有林和靖處士棲居過,漢江西湖則有權韠(1569—1612)、成輅、李基卨(1556—1622)被稱爲“西湖三高士”,朴世采(1631—1695)爲之作傳朴世采《西湖三高士傳》, 《南溪集》卷八三,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4年,第141册,頁159。

再如申琓(1646—1707)《題西湖圖並序》:

噫!余匏繫偏邦,地已左矣,雖欲以青鞋布襪,徜徉於湖山之間,安可得也?且江南一片地,久爲戎馬之場,未知今日能保昔日之繁華耶?今觀此圖,不能無感。申琓《題西湖圖並序》, 《絅庵集》卷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民族文化推進會,2007年,第47册,頁202。

詩人痛感明清鼎革,江山易主,擔心繁華盛況也會隨之變色,可知指的是杭州西湖。

總之,雖然同樣名爲“西湖”,中韓兩“西湖”各有千秋。即如崔有淵(1587—1656)所云:

昔有東坡子詠杭州西湖曰:“西湖與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謂春景如濃;秋容如薄也。夫西子萬古國色也,以西湖比之,則西湖景物,爲天下最可想。而我國西湖,亦有爲堂而名之曰“兩宜”。我西湖亦不下杭之西湖也明矣。崔有淵《兩宜堂記》, 《玄巖遺稿》卷四,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民族文化推進會,2006年,第22册,頁551。

六 西江與西湖

朝鮮時代稱“西湖”的地方不只一處,據金允植(1835—1922)記曾於1861年擔任問安副使的朴珪壽(1809—1876)所言,朴珪壽在燕京“逢錢塘舉人,袖中出西湖圖示之”,認爲“察其山水形勢,我國斗陵歸川之間,可以當之,但少人功鋪置耳。”金允植《懷歸川賦在沔陽時作》, 《雲養集》卷七,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年,第328册,頁335。歸川位於京畿道楊州和廣州之間,有南漢江流經。不過,最爲著名且爲人稱道者,還屬漢江西江。

嚴格説來,“江”和“湖”是兩種指涉,難道就是爲了比附杭州西湖,便將西江縮小化了嗎?學者丁若鏞(1762—1836)的分析和批評,顯示了朝鮮“江”、“湖”和“浦”混用的情形:

湖者,大陂也。陂者,澤障也。水形如鳥獸之有胡囊,故曰湖也……西湖、鏡湖之等,皆如吾東之大堤蓄水,以溉田,非流水之名。俗儒錯認以湖爲江,用湖如浦,纛洲曰東湖;冰庫曰冰,悉名爲湖。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一集,卷二四之二,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第281册,頁519。

丁若鏞還提到一些意義上屬於“湖”的地方,却被稱爲“池”、“堤”:“而義林池、空骨池、合德池、碧骨堤、景陽池、南大池,真是湖也,而詩人墨客臨汎游覽,終不敢用一箇湖字,豈不疏哉。”直至今日,韓國有“湖西”、“湖南”的地域,丁若鏞説:“或曰忠清道稱湖西者,以在義林池之西也。全羅道稱湖南者,在碧骨堤之南也,不知然否。”同上注,頁519—520。

前述《東國輿地勝覽》記“龍山江”、“麻浦”、“西江”,此三處(“三江”)被稱爲“三湖”,即“龍湖”、“麻湖”、“西湖”加上“東湖”(今首爾玉水洞附近漢江)、“南湖”(首爾龍山前一帶漢江),稱爲“五湖”。見尹愭(1741—1826)《濯纓亭記》, 《無名子集》文稿册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第256册,頁188。。也就是説,並非僅因杭州西湖之盛名,而將“西江”叫做“西湖”,而是“江”、“湖”通用。稱“麻浦”爲“麻湖”的例子如李安訥(1571—1637)詩:“漁舟晩笛麻湖迥,佛殿晨鍾楮島幽。”自注:“麻湖,乃麻浦。”李安訥《三月十四日丁巳》, 《東岳集》卷一七,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年,第78册,頁280。趙顯命(1691—1752)詩《與柳令,舟還麻湖,疊開字》第五疊:“麻浦柴門到夜開,小孫燈火候吾來。”趙顯命《與柳令舟還麻湖疊開字》, 《歸鹿集》卷二,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年,第212册,頁71。

文學作品裏“西江”和“西湖”交叉使用的例子很多,如金澍(1512—1563)詩《李君天章,從諸君游西江,宿甘露寺。翌日歸來,袖詩示余,仍次韻贈之》:“每想西湖勝,難忘舊日游。”金澍《寓庵遺集》卷三,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33册,頁343。金富倫(1531—1598)詩《西江泛月》:“抽身塵土裏,帶月泛西湖。”金富倫《雪月堂集》,卷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再版,第41册,頁22。李好閔(1553—1634)詩《西湖晩吟》:“盤谷窮冬雪,西江欲暮天。”李好閔《五峰先生集》,卷三,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第59册,頁347。許穆(1595—1682)《樂悟亭記》:“三江之勝,西湖最大。漢水至露梁龍山,中分爲二水,過西江龍首,復合流。”許穆《樂悟亭記》, 《記言》卷一三,中篇,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年,第98册,頁80—81。則“漢江”又被稱爲“漢水”。從這些十六、十七世紀“江”與“湖”混用的例子看來,當時已經普遍如此。往前追溯到朝鮮初期,開國勳臣鄭道傳(1342—1398)、權近(1352—1409)等人爲歌詠新的都城漢陽,進“新都八景”,其中有“西江漕泊”一景,“西江漕泊”的詩篇裏,没有比喻爲“西湖”的形容。因此,十五世紀中葉的安平大君、姜希孟、金守温、徐居正,堪爲西江“西湖化”的推手。

“江”與“湖”混用,“西江”稱“西湖”;而“麻浦”稱“麻湖”也得見“湖”和“浦”不分,今位於北朝鮮境内的“三日浦”,爲“關東八景”之一,其實是個天然湖泊,古代也稱“三日湖”。漢江三湖是三個主要的浦口,韓文爲“”,後來“”主要指麻浦(),稱“”或“注4。“”即“”,指渡船口,寫成漢字即“津”、“渡”或“浦”。所以從水的層面而言是“麻湖”;從渡船口(浦口)的層面而言則是“麻浦”。

注4(通過古地圖所見首爾地名研究)》,2010年),頁63。

順此思維考索,用漢字表記和用韓文表記可能産生轉譯上的落差,漢字的“江”、“河”、“湖”、“浦”、“池”等等,都是有所區别的指涉,否則不必創造出這些不同的字,在韓文裏却未必如此。

創作於1445至1447年的《龍飛御天歌》,是朝鮮世宗大王頒布“訓民正音”時以韓文與漢字書寫的詩歌,其第20章中有“河無舟矣”一句第二十章爲:“維彼四海,肯他人錫,河無舟矣,既冰又釋。維此三韓,肯他人任,海無舟矣,既淺又深。”,“河”字寫作中世韓語的,用現代韓語寫成“”。漢江也稱“”,“”字有寬廣、長、大的意思,故而漢江即大江、長江之意。“”在中世韓語裏和“江”、“河”、“湖”相通注5,漢江的“西江”,用韓語表達,即西段的“”,寫成漢字也是“湖”,於是就成了“西湖”。

注5一説“”的“”來自漢字的“江”,韓文寫成“”。

《龍飛御天歌》創製的時期,正是前述西江“西湖化”的十五世紀中葉,朝鮮文人既用漢字寫作詩文,也采納了新的民族語音表記方式,融入了韓語的内涵。被丁若鏞批評的“俗儒”,以今日的價值觀估量,或許可視爲即使使用漢字,不忘民族主體意識的知識分子。

七 結語

回到本文第二節,針對東亞“西湖十景”提出的三問題,本文探取的文圖學研究方法,方能够清楚解釋既有的歷史學、地理學、美術史所未能全部概括的層面。

杭州“西湖十景”成立於十三世紀後半,十五世紀流傳入朝鮮,對“西湖十景”各景具體名稱的認識與熱衷,到十六世紀擴散開來,逐漸興盛。

十五世紀中期,一方面基於對杭州西湖的興趣,以及與明朝使臣交游的詩賦唱和,朝鮮文人經常稱漢江西部一段的“西江”爲“西湖”。文圖學的“文本”包含聲音、文字、圖像,“西江”和“西湖”在漢字的語境裏,“江”和“湖”、“浦”是不同指涉的概念,但是在表音記號的韓語系統裏,却是同一發音的“”。稱“西江”爲“西湖”,未必完全爲了比附中國的杭州西湖,而是以本國語言標記,指稱本地的西湖。於是,書寫和繪畫“西江”爲“西湖”在朝鮮詩畫裏表現並無違和感。

圖像裏畫漁人捕撈的“觀漁”不但更具運動感、生活味,比“觀魚”還合適江面的風景構設。這和中國畫家例如葉肖巖、藍深畫的“花港觀魚”,傾向於静態的情趣殊異,可視爲朝鮮版“西湖十景”的地方特色。

文圖學的“圖”兼具“意象”之意,融會“瀟湘八景”、“松都八景”、“漢都十詠”、“淡淡亭十二詠”等景觀文化,創造了同名而各景内涵不同,合乎西江風光的朝鮮版“西湖十景”,在十八世紀更爲完整成熟,經由文學作品與繪畫,生發了具有本國風情的朝鮮“西湖十景”,一直流傳到二十世紀初。

(作者單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